中国制造2025 - search results

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传说：可以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差距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稳固健全的经济作为共同富裕的基础。为了创造这种共同繁荣，未来的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害处，但实际上是一个突然的转折。 一句格言和它的历史 “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1953年人民日报用这个概念作为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论据。报纸上曾警告说，资本主义会让少数一些人富裕起来，而绝大多数的人民将仍然贫穷。 三十年后，邓小平颠覆了这个论据，转而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切实政策。”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加剧。共产党开始与贫困作斗争。必须承认，中国的极端贫困到2021年初已经消除。但是，仍然有6亿劳动人民靠每月154美元或更少的工资生活。这一人群的数量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他们与一批第一代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生活在一起，而这些人几乎消费了全球一半的奢侈品。这使得中国的社会凝聚力成为一项复杂的任务。 习近平坚信中国政府模式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是重新分配财富、创造平等的晋升机会以及减少社会不平等。人们可以通过比如财产税、更进一步的收入所得税或者遗产税等措施来实现，但是这些措施可能会在党内引起争议。党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了建设新的，必须先打碎旧的。 方向的改变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近几个月来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政府正艰难地朝着贯彻加强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国家控制的方向迈进。继2020年11月针对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在上海和香港入市做出令人意外的决定后，中国当局对科技巨头、富人、教育服务提供商、名人甚至针对青少年的视频游戏发起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打击行动。北京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似乎没有了界限。 2021年秋季，有14项同时对公司、行业和个人发起的“突击行动”。其中很多措施都可以用“共同富裕”来解释。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上将“共同富裕”表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必要平衡增长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会后呼吁要“适当调整协定”，并鼓励高收入个人和企业“回报社会”。 这些监管措施的涉及面很广，在中国引起了少有的公开争论。一方面是有人支持采取大胆的措施，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以纠正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是以建制为导向的改革倡导者，旨在不断推进社会进步以及同时促进创新和创业的框架结构。双方对峙相当激烈，也不回避与几十年前的失败改革做尖锐的对比。 这样大范围突击行动的决定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2021年9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严肃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多。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性正在增加。“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这里可以解释为试图让人们适应未来挑战不断增长的可能性。 中国领导人似乎希望能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应对未来的挑战。电子商务平台、视频游戏或者食品配送服务的改善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更多的是建设人才和资本，重点加强在战略性关键行业中的国家竞争地位，例如高端制造、绿色科技、半导体生产、电动汽车以及在“中国制造2025”纲领和十四五规划中所描述的其他国家优先项目。 西方国家的反应以及中国的调整 近年来，西方国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明显恶化。北京近期的打击浪潮可能会增加国外对于中国整体发展的不安，此外，也会使得一贯积极支持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国际商界感到担心。 也许是作为对此的回应，中国高级官员在2021年秋天试图对收紧监管以及“共同富裕”做出新的阐述。高级干部韩文秀在2021年8月指出：“共同富裕指的是，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我们绝不会杀富济贫”。同一天，国家媒体机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关于“共同富裕”的英文解释文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它绝不是像有些西方媒体错误解读的劫富济贫。” 随后，习近平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进一步澄清了这一点。 现在要说这种监管打击会在哪里结束还为时过早。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将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公众的沟通，而是实际上政府措施的规划。我们将继续对此进行观察。 下一篇文章：积极加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具体在做什么，哪些行业从中受益？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几周，我与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进行了一次相当长的通话。这位联邦议院副议长是“中国之桥”协会的发起人。该协会成立于2019年，旨在通过中德对话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为共同面临的挑战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大意说道，尽管德国和欧洲各党派都满怀希望，但新总统仍将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他说得多么在理。拜登正继续贯彻其前任的政策，但自然使用了更老套的话语进行了包装。没有了特朗普式的聒噪，取而代之的是拜登式的笼络。但发条仍越上越紧，局势剑拔弩张。 拜登让其政府批准了一个两千多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整顿美国国内高科技水平，从而更配得上“高科技”的头衔。数月前还讨论过用几十亿美元支持企业将生产从中国迁回美国。这笔福利金当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这些项目让那些声称“按国际经济规则”行事的国家被自己打脸。中国企业不是一再因为得到了国家补贴且国外业务得到了政府贷款的支持而被指责不公平竞争吗？我们不谈究竟是谁来定义“公平”——拿扭曲的竞争当论点更成问题。 这套计划一出台，美国总统就启程前往欧洲，旨在结成联盟对抗亚洲这位强大的竞争者。啊哈，难道拜登在意的不也只是美国人那被当成是上帝赋予的领导角色吗？非也。因为他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决不能容忍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平等的高度上和他们“斗”，甚至在技术竞争中超越他们。为此，他现在想让欧洲人共同为其效力，不论这是否也有利于欧洲人。不同于前任的是，拜登吸取了教训：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更强大。应该补充一点：为了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他看起来几乎毫不在乎欧洲的利益。 原则上，一个国家奉行帮扶企业、促进科技进步的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无可厚非。但分外显眼的是这一理念：我们必须劝中国人收敛。相似的还有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三年前提出的工业政策倡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想起备受西方国家批评的“中国制造2025”项目。(阿尔特迈尔的倡议发展究竟如何？) 中国人不应在“中国制造2025”中表明要成为重要技术领域的“全球先锋”，这是一个经常被指责的问题。为什么争取名列前茅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需要一个解释。每个运动员训练和参加比赛都是为了最终站能站上奖台高处。没有人争当第二、第三或第四。但是，一个在四十年中实现了数次科技飞跃，不甘继续只给发达国家当廉价工厂的国家，显然没有资格处处获取顶级成就。中国制造2025与拜登的投资倡议和阿尔特迈尔的工业政策之间的区别，即便对盲人来说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想摘星揽月，而拜登、阿尔特迈尔等人想阻止中国摘星揽月，并且他们也这么表达出来了——直接、公开，且没有任何能稍稍掩饰意图的礼貌。 恐怕欧洲人为了让跨大西洋的天空重放光芒，真的会愿意为美国人效劳。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五月份提交的立场文件读起来像一本给德国经济政治家——他们可能在联邦议院选举后掌管德国命运，并计划尽早劝中国收敛——的指导手册。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要求自然并不新鲜：不要忽视亚太地区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增长市场，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德国创新能力等要求本就无可反驳。然而仔细琢磨，这些要求还是泛出一股陈腐枯燥的味道。毕竟，如果框架条件并非如中国承诺和欧洲要求的那样改变，这基本上是一个反对扩展中国业务的呼吁。而单凭在国内市场的潜力而言，中国对德国企业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基地和营业基地，这也是不变的事实。 我们不要让自己被骗了：无论是拜登还是欧洲的议员和政客都无法成功阻止中国驶向未来的科技道路——列车早已离站，这还是一辆高速列车。外界的压力越大，中国追求的目标就越发雄心勃勃。互相鞭策、共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将是更明智的做法。而无动于衷的论点将如同上文阐述的那样越来越单薄。

作为一家投资银行，林肯国际股份公司（Lincoln International AG）为企业主在结构化销售过程中给予支持，同时也为中国的潜在买家提供服务。服务范围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到国有企业。董事长Michael Drill博士在这次采访中谈到了中德并购市场的发展。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收购公司的势头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从中期来看，他认为该势头将持续上涨。 中德投资平台：中方参与的公司收购近来呈现放缓迹象。德国并购市场上还有多少中国买家？ Drill：我们预计中德间的并购交易将再次显著增加。我们具体估计持续每年都有约40家德国企业被中国收购。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资本输出进行了管制，并十分重视对国内的大力投资，以克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朝着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目标迈进。也由于与美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和2019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终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然而，中国的经济景气度自入秋以来出人意料地迅速从新冠危机中复苏过来。2021年的GDP预计将增长8%。这一强劲的涨势--加上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将极大地增加政策和大企业对拥有特殊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欧洲公司进行收购的意愿。 就另一方面而言，会不会出现中国国企买空德国经济的情况？ 不会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中方在德国进行的公司收购和直接投资总共花费了约100亿欧元——相比之下，德国企业同期在中国的投资是这一额度的九倍左右，尤其是绿地工厂和合资企业。 德国企业目前在中国是否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企业更受欢迎？ 对的。我们观察到工业企业的吸引力仍尤其强劲。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和特种机械制造商克劳斯玛菲的收购绝对只是一个开始。两年半前，我本人为萨克森飞机制造供应商COTESA出售给中国安泰科技提供咨询服务。在这项交易中，高质量纤维复合材料部件的生产技术和专业知识是关键所在。 但德国政府难道不希望通过收紧对外贸易条例来阻止此类收购的发生吗？ 政客们担心“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操控的投资项目将助力中国经济崛起，有损德国利益。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于2020年12月禁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收购通信技术公司IMST也因而不足为奇。德国政府于2018年也利用否决权禁止了中国投资者对Leifeld Metal Spinning的收购。 您认为对外贸易条例在哪些情况下会带来交易问题？ 如果目标公司属于真正关键技术领域，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供应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对维护我国内部安全有决定性贡献，就很难得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必要批准。但这实际上只对少数交易有影响。   个人简介 Michael Drill博士是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Lincoln International AG的董事长，也是德语国家地区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地区的战略和运营业务主管。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活跃于并购、公开收购、公平意见和分拆公司领域。他的客户包括大型企业、中型家族企业和私募股权集团。

在一份政治文献中，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新冠疫情对中国在德国投资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仍具有吸引力。 简而言之，德国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投资者最看重的目标国家之一。以中国在海外的资本存量为衡量标准，德国在中国所有的投资国中排名第十。近几年来，中国投资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运输领域和科技领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重点并没有影响德国企业对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重要性。 "中国对德国进行境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政府的范式转换，即计划主要通过创新和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来提高国内经济增长，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来实现增长。IfW研究员Wan-Hsin Liu指出："对德国进行直接投资是中国获取国外专有技术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手段。 中国投资者重点关注物流和技术 在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中，中国投资者近期的重点是德国的运输领域和科技领域。因此，在过去的15年里(到2019年)，共有超过21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运输业。其中近65亿美元都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有九成以上都来自过去五年内的投资。这一涨势与2015年宣布的 "中国制造2025 "战略不谋而合。 在同一时间段内流入德国科技领域的资金将近达到60亿美元。与运输行业不同的是，该领域内大部分的投资并非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但该领域内也有近九成的资金来自最近五年的投资。 中国对房地产行业则没那么感兴趣。自2005年以来，投资总额下降到65亿美元，国有企业投资的58亿美元是其中的最大份额。能源领域的情况类似，该领域内共有36亿美元来自中国投资者，其中多达30多亿美元来自国有企业。 德国在投资者青睐排行榜中位列第十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海外资本存量达到21万亿美元，成为目前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在2019年，中国就有117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国外，而在2000年，中国仅对外投资了9亿美元。以中国在海外的资本存量来衡量，德国在中国投资者青睐度方面排行第十，落后于排行第七的荷兰和排行第八的英国，但领先于排行第十二的卢森堡和排行第十五的瑞典。 “德国作为中国投资目的国的重要性还会继续增加。到目前为止，对新的五年计划的消息表明，中国计划进一步加强国内企业的创新实力和专有技术。为此，中国十分需要包括德国在内的国外的知识和技术的转移。” 在对新冠疫情进行研究的同时，IfW对德国咨询公司也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德国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受疫情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应该十分短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五月份首次提出了双循环的新理论。中国人民的高消费需求未来将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将计划在国际大循环中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进行转变。为此不仅需要覆盖整个价值链，而且要接手以前由外国承包的高科技产品，从而促进中国的出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位来自四川牌坊村的小个子伟人不仅更加相信私有制和个人负责制，还通过其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深远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对此，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大趋势也对他有所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概念。大型公司通过授权将自己的部分产品外包，从而从世界其它地区的低薪条件和更具吸引力的生产条件中受益。因为中国不仅在这一方面上对外开放，而且还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所以该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分析师王健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型创造了“国际大循环”（ Great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一词。接下来的几十年便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成功历史。中国目前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在微薄的3千亿美元——去年已超过15万亿美元，在此期间，总贸易额从5百亿美元增长到约4.7万亿美元。 增长瓶颈 然而，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已逐步接近极限。中国的薪资上涨导致外商在成本角度上渐渐有其它选择——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理所当然地引人模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将中国当作榜样并开始复制商业模式。家具行业正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类似的情况也正在皮革行业中发生。更廉价的人工和更宽松的环境标准使东南亚邻国更具吸引力。这些结果也能轻易被察觉到：中国生产 的商品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出口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一发展趋势也反应在许多数据中：增长率已持续下降了多年，贸易顺差也在下降。2008年的净出口额还约占GDP的10％，但在2018年已下降到1％左右。北京肯定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尝试以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模式取代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便早已明确：“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变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进行新的尝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央政治局的每月例会上首次提出王建首创的“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概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同往常的中国治理新理念一样，这不是一个全面制定的计划，而是一个粗略的概述。但目前已明确的是，该双循环将构成将于202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政治框架。 何为双循环？ 习近平认为，现在应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外”循环中增加内循环，以加强中国国内市场，尤其是促进消费。这一因素使中国GDP一直维持在35％至38％之间。这与GDP在65％至70％之间的发达经济体——美国GDP甚至更高——相差甚远。而这一目标并非不切实际。促进内需也理应能帮助中国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随着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北京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覆盖价值链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将中国在该价值链的高端找到更好的定位。 以正在转移基地的家具业为例，这就意味着中国如今提供相关的生产机器，而非像从前那样提供家具。另一个例子是钢铁业逐渐将重心从结构钢等大宗商品转移到了较难生产的特殊钢上。同时，整个加工链应将位于中国。例如，更大型的世界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vale）最近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年产能为2500万吨的矿石厂，采用特别环保节能的方法专为中国市场生产该公司最先进的产品。淡水河谷的竞争对 手力拓（Rio Tinto）早已宣布，不久将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工厂。 之后，未来的出口将在质量方面寻求增长，而不是集中在数量方面。换句话说，用创新的高科技代替廉价的无需任何技术知识的大宗商品。例如由中国全权生产的隧道掘进机。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明确将其制造的这款盾构机定位为与海瑞克竞争的产品。同时，中国也能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摆脱其他经济区域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危机。此外，也能在高科技领域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 双循环的概念从而延续了李克强于2015年5月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设想中国到2025年拥有十大战略领域上的市场领军地位，其重点也在高科技和面向未来的领域。而中国也确实拥有有利的起跑点。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率约为60％。将近4亿人达到中产阶级。该倡议的发布时间还考虑了其它两个令呼声不断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更加日益紧迫的因素：一个是新冠疫情，另一个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再次尖锐的中美贸易冲突。 中国国内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 安娜·霍尔兹曼（Anna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Merics) 研究员 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 由特朗普总统宣布的中美经济脱钩将使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更加困难。虽然该国仍然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国个体，但目前更多商品入口欧盟，且东盟成为中国商品去年最大的出口国集团。此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处于相对欠发达阶段——美国便针对该点果断采取抵制，从而进行威胁。例如在计算机芯片行业，美国禁止任何供应商继续向华为手机出售中央处理器（CPU），并且该手机上不再能下载谷歌应用，华为因而受到中美贸易战极大的影响。中芯国际由于被禁止出口商品到美国丢失了庞大的业务。 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计划且决心要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证明了全球经济在国际物流链中断时的脆弱性。尽管中国在危机中的整体表现似乎好于其它地区，但疫情后的整顿工作仍未开始。特别是大公司在供应链方面不仅应该做到不断拓宽，还要在区域性上进行改善，以便更好地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可能尤受其害。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的律师兼合伙人以及丰伟驻上海代表处的负责人海德（Patrick Heid）认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减少中国在近几个月来比以前更明显的对进出口的依赖，中国政府还把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宣布为迫切的短期目标。” 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成为了中国政府迫切的短期目标。 海德（Patrick Heid）, 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兼合伙人（上海）   拒绝贸易保护主义 这一理念在未来几年中具体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这并非是180度的转变，且中国正致力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习近平主席在九月份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解释了他的这一理念，这些 建议将用以起草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资金渴望 为此最重要的将会是：资本。目前受青睐的通过银行贷款或国家投资的融资方法将不再适用。中国也将因此继续对外资开放，并同时更善于利用国内正大量捆绑在房地产领域的私人资产。 相关方面的举措早已清晰明确。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 FII）的种种限制几乎已被取消。首次公开发行的相关规定已大幅简化且整体上更加透明，特别是对于侧重于半导体产业或生物技术等朝阳产业的中国创业板（深圳）和科创板（上海）的细分市场。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通道将尤其能缓解那些渴望资金的初创企业。而外国金融机构如今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全资分支机构（例如安联）的事实正如明年明确为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债券市场的计划一样都是这一方向上的明确信号。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储蓄，进一步的国内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必须改善对大约2亿“民工”的管理。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但由于他们的户口（一种家庭记录簿）通常在农村的家乡且与之绑定，他们在城市的权利便受到了限制。他们和家人几乎没有获得教育和医疗的途径，户口迁移也十分困难。而在这方面也早能看见初步改革。在广州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其它城市，如果能通过相应的考试并具有某些行业的专家资格便有落户的机会。 德国扮演何种角色？ 双循环给德国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延续下行趋势。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分析师霍尔兹曼（H olz m a n n）却认为投资将朝更具战略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内 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就该点而言，中国的政治和企业将来会十分谨慎，以确保海外投资符合这一目标，并购也尤其需要有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法兰克福办事处的律师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认为，从中期角度看来，德国尤其可能从中受益：“当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大幅下降时，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其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其中的受益者。中国制造2025战略，特别是中国要成为高科技先锋大国的目标离不开收购和进口专有技术。”因此，从中期来看，中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将加剧，这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定位与德国经济相似— —侧重于汽车制造、机械工程以及（特殊）化学。如果这里的重点是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则必然导致与“老牌”企业 更加激烈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商机。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以在供应商和设备商领域进一步发掘增长潜力。例如，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大其芯片产业，就可能从德国进口相应生产线中用于光刻工艺 的特殊光学或曝光系统。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市场找到定位，德国公司甚至可能加强在中国的收购和投资。德国汽车制造商可能成为这里的引领者——最近几年，他们都增持了其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或完全收购 相关的合资企业。然而，丰伟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却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将来自然会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感兴趣，但我们早在近几年来就注意到，外国投资的总体环境变得更加艰难。一方面可归咎于日新月异的法律法规造成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仍需要外国投资的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挑剔。外交政策的形势终将越来越严峻，而本国政府（被误解）的不当行为可能会突然给商业活动造成困难。” 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双循环的受益者。 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

历经漫长的审查程序，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局于2020年4月27日批准了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对欧洲调车机车市场领导者德国福斯罗集团机车业务部门（Vossloh Locomotives）的收购案，该交易于2020年5月31日完成了交割。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批准决定中首次对中国国有企业收购行业竞争对手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中资企业可以通过该决定了解到未来在对并购项目在德国以及欧盟进行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反垄断部门在审查时关注的重点问题。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批准决定令人欣慰的是，该局在对此次交易进行审查时顶住了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将审查焦点集中在了竞争法层面的问题上。 近年来德国福斯罗集团一直在为其机车业务目标物色合适买家。该公司机车业务部门是欧洲市场上调车机车行业的领导者，拥有40%-50%的市场份额。然而，近年来福斯罗机车部门在创新推进技术方面缺乏投资。收购方中车株洲机车是上市公司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国家持有其51%的股份。中车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车辆制造商，迄今为止，其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市场。在欧洲市场，中车也只是刚刚要进军调车机车领域。 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被视为同一家集团公司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批准决定中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可以施加间接性控制影响，中车与其他中国国有企业被视为德国《反垄断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同一家企业集团。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多家关联公司被视为反垄断意义上的单一实体。在中国国家间接持有中车公司的多数股权的背景下，德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控制权的假设推定要件构成。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调查中发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国有企业重要经济行为可以施加影响。此外，内部文件还显示，中车严格执行国家五年计划设定的目标。 德国法律规定，在经营者集中申报时需要对集团公司的信息进行完整申报，德国联邦卡特局进行审查的法定期限只有在企业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后才被启动。在提交申报材料时，经营者需要提交完整的参股企业名，特别是对案件评估重要领域的参股企业，尤其是相关行业和上下游市场的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情况。在对中车的审查程序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多次要求经营者补交参股其他企业的相关信息。经营者已于2019年9月13日向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提交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此外，在进行实体法审查时，基于集团公司产生的关联优势效应时反垄断部门考虑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特殊性，特别是实施低价策略的可能性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明确表示，虽然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问题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这种争论的许多方面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无关。但是，来自中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的参与，使得反垄断的法律分析呈现出特殊性。 该特殊性的一个表现之一是关联集团公司的规模。首先，国有关联企业集团的大幅垂直整合可以引起规模经济效应。另外。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其企业集团中的纵向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因为许多初期产品，甚至供应链的上游产品，可以在集团内部生产。 此外，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还分析了实施低价和倾销策略的危险性，以及由于国家支持中车在许多其他市场扩张而带来的成本优势。低价策略是竞争性的矛盾，通过低价进入市场或扩大自己的市场地位是竞争理念的内在要求。但是，没有比较成本优势支撑的低价策略会在中期内破坏市场结构。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实施适当的低价战略的可能性和激励措施。 在这方面，获得融资和补贴以及中车的初期行为是考察的重点因素。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为，作为中国两大重要产业战略—“中国制造2025”和“新丝绸之路”支持下的国有企业，中车拥有良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渠道包括公共和隐蔽的国家补贴，这些补贴将会对市场竞争条件造成严重扭曲。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还考虑了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以非市场利率获得贷款的可能性。 在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看来，中车在实施低价策略方面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从中车以往在国外市场的行为以及内部文件来看，该公司也会有针对性地利用低价策略来扩大其在国外市场的市场地位。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也有更强的动力去推行低价策略，因为这些策略不仅着眼于创造利润，也着眼于产业政策目标。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综合各方因素基础上对未来市场的预测 然而，即使考虑到上述提及的这些特殊因素，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也没有得出应禁止该交易的结论。决定性因素是，福斯罗的市场地位不可能足够强大到让中车足以扩大其市场支配地位。 相关市场的具体情况在对市场的预测评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调车机车行业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市场，国家铁路的大订单数量多少会对市场容量有很大影响，因此市场份额有时会有强烈的波动。此外，由于车队车龄较高，以及技术向更经济的驱动技术转变，市场容量有望增加。市场的动态发展导致预测的不确定性提高，尤其是对各方的历史市场地位不能简单推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考虑到了新的竞争者以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以及福斯罗多年来没有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未来两到四年是福斯罗未来的疲软阶段，竞争对手有可能会在市场上强势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至于事后无法改变该市场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中车可实施低价战略的可能性也无法再导致市场状况的实质性改变，因为新的竞争者对客户来说已经变得过于重要。 结论 在国有企业参与收购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多个方面的特殊因素。从营业额分配的角度看，经营者与其他国有企业组成的集团，对是否达到营业额门槛、是否有申报义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申报中提供国家参股企业的完整信息，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以及审查期限有重要影响，至少是这些参股在反垄断评估的相关行业范围内。 在实体法层面上，德国联邦联邦卡特尔局并没有忽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德国收购的公开讨论，而是专门关注反垄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扩大市场竞争范围的可能性。例如，市场准入缺乏对等性，就不是反垄断法层面的问题。在欧盟委员会对西门子/阿尔斯通案作出禁止决定后，政客们要求“虚构实际上不存在的世界市场”，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也拒绝了这一要求。 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是，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关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扩大竞争范围的分析，特别是现有(和中央控制的)资源和补贴的范围，以及成本优势和由此产生的实施低价战略的潜力。但是，行政法上的证明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这种策略的效果预判。 本文首次发表于M&A REVIEW， 2020年第10期，第332页。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长期以来，中方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青睐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这支经典的中国控股的D股值得拥有。新年初始前不久，有关中方将增持股份的传闻不绝于耳。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北汽集团迟早将成为该斯图加特集团的最大股东。 北汽计划以此在该施瓦本集团的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戴姆勒的合伙人，北汽才在2019年7月宣布持有该汽车制造商5％的股权，之后显然又在英国主流银行汇丰银行的支持下计划扩大持股，将至少拥有戴姆勒10％的股份。这将超过其本国竞争对手吉利：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大约在两年前购买了9.69％的股份，且长期以来因结构问题违反了现行的申报义务。早在收购沃尔沃一案时，吉利便或多或少拥有话语权。 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优势 此次新冠肺炎危机可能有利于这两位中国大股东的扩张计划。由于股市的抛售潮，戴姆勒股价自年初以来时而下跌超半成，其市值目前还不到300亿欧元。暂时停产以及车厂关闭将在上半年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危机偏巧碰上戴姆勒集团还面临着重大挑战、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经费问题以及柴油丑闻负面后果的阶段。 在此期间，许多上述问题似乎成为了影响股价的因素，此外戴姆勒目前为止还未接受国家援助，同时2月份宣布每股0.90欧元的股息也计划保持不变——但也不排除其改变主意。即使今年销量下降30％，该斯图加特汽车制造商的收益仍将达到1200亿欧元左右。这将相当于0.25的市销率。         戴姆勒小结 这两位中国投资者自然有可能以当前的优惠价增持股份， 该施瓦本集团将必须与他们进行协商。 追随财富——目前看来，投资戴姆勒似乎很有吸引力。 饶有兴趣的中国投资者 戴姆勒并不是唯一值得投资的一支中国控股的D股。仅2017年一年，中国公司就向德国公司投资了近121亿欧元。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统计共计40例投资并购项目。德国的技术知识似乎对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极有价值：联邦经济部在几个月前就宣布将收紧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或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法规。目前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法规已经相当严格。德国政府现已准备了价值高达十亿元的救助基金，用以避免股市崩盘后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单位被廉价出售。 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中国公司似乎由于国际贸易冲突而变得相对谨慎起来。而从去年年底起，购买兴趣再次明显攀升。 2019年前六个月仅登记了14笔交易，而下半年则登记了25笔，这39笔交易的总投资额为46亿欧元。而去年共进行了35笔交易，交易额总计107亿欧元。在欧洲范围内，德国是中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英国（31笔）、法国（18笔）和意大利（14笔）名列其后。 “投资大项目的热情明显在升温，”安永德语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轶表示道，“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当前也有很大的需求——不管是对于欧洲强大的利基供应商，还是对于成长缓慢的公司，中国都是他们的战略投资者。”孙轶认为投资率还不算高，但她也观察到中国公司的“学习曲线十分陡峭”。 反例：库卡 中国公司也将从先前的交易中吸取教训。尽管对许多公司来说，交易目的重在技术转让而非盈利。但一部分事实是，中方投资者此前对德国的投资和收购也并非全部走运。最好的例子是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中国公司美的自2017年起持有其94.5％的股份。这家来自远东的家用电器制造商斥资45亿欧元（合每股115欧元）高价购买股份。 大约三年后，库卡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的其放缓的迹象：2018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大幅下降之后，其董事会下调了2019财年的年度目标。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管理层目前无法对2020年进行展望。整个集团目前的股票市值不到12亿欧元，与收购价相比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三。         库卡小结 目前？）无需着急进行投资。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库卡就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而这些问题如今可能将发展为海啸之势。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投资者也尚未找到战略投资的秘籍。 汽车供应行业必须面对利润空间小的问题，因而在好天气时与航天业相差甚远。但对航天业来说，每次暴风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海航集团在德意志银行的短暂客座 中方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事业也不容乐观。海航集团在2007年初以高达7.55亿欧元的首笔投资额购买了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足足3％的股份，随后将其持股比扩大至9.9％。中方的加入从一开始就饱受非议——一方面是因为该集团的主业在航空、旅游业和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因为政、商两界担心中国对德国最重要的信贷机构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而今，这些担忧已不复存在了：中方于2019年底彻底退出了。官方说法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但决定性原因当然还在于，海航集团近来不得不进行金融扩张，但其在德投资到目前为止几乎无利可图：与2017年初刚投资时相比，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市值到2019年底蒸发了近60％。         迷失在转变中？ 然而，管理层认为目前这种情况还远不能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我们的股本比超过13％，流动资金达2000亿欧元，没有外债，今年开了个好头。”首席执行官Sewing在3月中旬表示道。根据去年12月份在资本市场日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前景以及来自美国的新的大股东的演讲称，股价可在此期间上涨近60％，并能在2月份再次达到10欧元以上，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好成绩——当然，这是在没发生新冠肺炎的前提下。而目前的情况，股价自然又是介于5到6欧之间。 德意志银行小结 有理由认为，中方与该德国先锋行业进行的买卖遇上了不利的时机。该法兰克福集团目前的市值仅为114亿欧元（！），是热门的收购对象。德国的政策也永远不会允许德意志银行破产——第二大银行商业银行便是一个例子。如此分析看来，该股票绝对值得购买：不论是否有中国投资者。当然，也可经由（其他）中国投资者购买。 有转机潜能的二线股 在过去几年中，并不是所有中方投资者的投资都像投资德国银行业巨头那样饱受怀疑。例如2017年春季，汽车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对中国宁波继峰敞开怀抱。当时，中方持6千万欧元的可转换债券入股格拉默，向这家正陷入媒体斗争中的来自巴伐利亚东部安贝格的公司伸出了援手。一年之后，宁波吉峰提出了全面收购要约，自此便掌控了84％以上的股份——然而考虑到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这笔交易目前再次处于详细的审查中。 但目前，让格拉默愁颜不展的不仅仅是检察院的调查：在去年营业终于恢复增长之后，如今又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后果，管理层预计2020年的增长将明显放缓。格拉默去年的营业额上涨了近10%达到20亿欧元，净收益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350万欧元（合每股3.56欧元）。 格拉默概要：无精确判断 而今年要达到这一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行业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以及全球范围内爆发的COVID-19疫情导致尚无法预料的后果已经给我们202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席执行官Thorsten Seehars解释道。尽管前段时间暂时停工的中国工厂如今已经恢复生产了，但目前大部分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却关闭了。然而，与宁波继峰在采购领域的强化合作还是令人振奋的。两家公司都期待在未来几年内能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支。       海德堡印刷机械的最后生机？ 作为中方投资者在德国新一批投资对象之一的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Heidelberger Druckmaschinen）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转型。多年来，该印刷机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印刷产品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淘汰危机。为了对抗这一趋势，该传统企业更换了管理层并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尽管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新上任的CEO于三年前在第一次总结性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至少30亿欧元营业额和1亿欧元以上利润额的中期预测目标应该在去年春季已经达成——这算是给了中国长荣集团一个的奇怪的见面礼。该集团于2019年初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每股2.68欧元，是过去八年来最高估价之一——购买了海德堡印刷公司8.5％的股份。大约一年后，该股下跌了80％，至0.58欧元。因此，3月中旬宣布的重组可能是这家传统型公司扭转趋势的最后机会。         为给目前预计将达到3亿欧元收益的2019/20财年计划提供资金，并偿还1.5亿欧元的高息债券，需从成立于2005年的海德堡养老金信托的信托基金中取回3.75亿欧元的流动性资金。目前市值不到2亿欧元。 海德堡印刷机械小结 这个例子又一次印证了中国人在数字变革方面并不一定比“老欧洲”更在行。抛开市销率等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又将在2020年下滑——印刷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并非一日两日。该股的股价处于20年来的最低点，这也并非毫无道理。 BioNTech：抗击新冠肺炎的生物技术项目 当大部分经济体遭受疫情重挫时，BioNTech等生物技术股却给人们在抗击病毒方面取得医学突破带来希望。这家位于美因茨的初创公司目前不仅在研发针对Covid-19的有效疗法，也在研发可预防感染的疫苗。该公司计划在获得卫生局批准后，从4月底起在人体上开展名为BNT162的mRNA疫苗候选物临床试验。         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的分析师Shanshan Xu认为 BioNTech凭借广阔的发展平台，在全球疫苗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许多大型制药公司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兴趣。与美国，BioNTech能与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共同合作，在中国也有复星医药与其并肩作战。复星医药对中国市场上药物的临床开发、批准和商业化有丰富的经验，而这对于这家年轻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而言将是极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方面。在此次交易中，复星将提供高达1.2亿欧元的合作研发资金。作为回报，复星除了获得疫苗在中国市场上的商业化权外，还将获得158万股股票，合计4400万欧元，0.7％的股份。这相当于不足28欧元每股的价格。 而目前，该股票的交易价格几乎是其两倍——J.P.摩根等许多咨询公司认为该股票中被提前赋予了众多期望。据专家称，所有货币化选项已得到确定。BioNTech的市值约为120亿欧元，超过了一些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或在DAX上市的德意志银行。 BioNTech小结 一般而言，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比那些多年来历经改革斗争的行业——如上述印刷行业或汽车供应商行业——更有价值。等其股价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在45欧元以下，甚至40欧元以下——BioNTech是一直值得推荐的股票。预计该股自2019年上市后仍有一段上升趋势。 总结 与2019年年初的中美关税冲突一样，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可能也将暂时抑制中国在德国的活跃度。全年的交易数量和规模取决于全球范围内有效控制病毒的时间。若在未来几个月内一切能恢复正常，中国公司的购买意愿也会升温。再加上如今急剧下跌的股价为并购和投资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这比过去几年彻底克服2008/09年金融危机后的“Superbooms”阶段更有优势。这不仅是对于中国财务实力雄厚的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有战略导向的投资者。我们的统计也表明，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都无法在糟糕的时机或对行业前景的错误判断中全身而退。而这些挫折也应该能鼓舞每个私人投资者和企业家，或激发他们去思考。

经济研究员于2019年中期分析称，与德企合作或对德企进行的并购交易项目（M&A）大幅走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四月份发布的并购指数创下其自2005年首次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五月份指数也紧随其后成为历史第二低值。德国经济在2019年也仅增长了0.6％，为六年来最低。但至少去年共达成了219笔交易，仅比2018年减少了十笔，且交易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笔规模为E.ON集团收购INNOGY，该笔交易规模估计可高达245亿美元。 五年拉力赛急刹车 并购市场上的涨势在五年后停滞不前并非意料之外——尤其是当中国公司在前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后，如中国化工收购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或美的收购库卡（KUKA）。 对醒目数据//图表的猜想：8.8％中国并购交易（包括香港）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11.4％降至2019年的8.8％。中国并购交易所占份额从去年的11.4％下降至2019年的8.8％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国国内及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十分艰难——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也是原因之一。其二，当前急缺满足以下要求的收购候选人：（a）能为当前产品组合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b）在允许范围内迎合中国政府目前支持的外商投资方向。此外，卖方对估值期待值提高也使投资者（包括中国）比在2016年景气时期变得更加挑剔。 德国外商收购壁垒更为森严 尽管如此，中国仍对德国的专有技术感兴趣。戴姆勒和吉利近期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以计划在中国生产纯电动汽车Smart，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中方竞标者也有时候根本没有决定权，除了对价格的预期值不同之外，这还归因于联邦政府如今愈发频繁地使用其否决权。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主要涵盖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当该清单对收购库卡一事的说明仍含糊不清，德国政府便从安全政策出发，禁止中国入股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当前关于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供应商名单之外的争论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时尚及体育用品：消费主导行业被看好 日益增多且乐于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希望在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减少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并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投资项目是受中国政府鼓励的。 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时尚及体育用品、旅游服务和包装业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知名品牌在2019年也很受欢迎。例如中国综合性企业集团复星上头条的收购项目：该集团收购了时尚品牌TOM TAILOR以及英国旅行社托迈酷客（Thomas Cook）的冠名权和两家连锁酒店。传统的巴黎老牌时装屋卡纷（Carven）、瑞士奢侈鞋履制造商巴利（Bally）、法国时装品牌浪凡（Lanvin）以及奥地利纺织品商WOLFORD都已在去年被中国纳入麾下。 展望：2020年有何期待？ 尽管欧洲和德国的并购市场环境在“具有挑战性”一项被评估为“不足”，但2020年仍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1. 并购交易将在2020年升温 几宗较大型的并购交易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制药业和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形势正发生扭转。所有非未来核心业务将抓住机会，争取在2020年找到匹配的新买家。如慕尼黑的广告门户网站运营商Scout24于年前出售了其二手车分类信息平台Autoscout24和贷款中介平台FINANZCHECK。巴斯夫（BASF）将其颜料业务转让给了中国人，拜耳（Bayer）和朗盛（LANXESS）将化工园区运营商科伦塔（Currenta）出售给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的子公司MIRA；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也将启动电梯业务出售流程未来几个月内，大多数在德并购活动的出发点都可能是认识到了合作伙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出于该原因，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和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Citroën）最近进行了合并，两家化工巨头杜邦（DuPont）和陶氏（Dow）同业也进行了合并。 强制出售：属于金融投资者的时刻 放缓的经济增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英国退欧等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媒体领域。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中型公司常常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焦点。这些金融投资者得益于利率水平而腰包鼓鼓。此外，许多私募股权公司在2019年发行了大型基金。因此，有大笔的资金正在寻求投资机会。 3. 收购复杂程度增高 鉴于交易规模、复杂程度或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等因素，并购交易不仅愈发频繁地受到卡特尔监管部门批判性的审视，涉及到跨境收购时，也愈发频繁地受到投资管制——且不仅针对目标公司的总部，有时还针对该公司活跃的其他地区。国际投资管制很快将不再是个例，交易双方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4. 中国买家的回归 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开始缓解，中国买家将再次关注国内市场。在寻找专有技术和知名名牌的同时，他们除了将注意力放到德国技术公司和汽车公司外，也更加关注时尚界、食品业和制药业的潜在投资对象——因为德国技术完美地契合了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正是要在以上这些领域推动创新发展。从并购的角度来看，2020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创新和研究 中德两国之间的桥梁 – 中德科教园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创新和知识中心，来自中德两国德学者和企业家聚集在海德堡的高科技园区，共同研究、开发产品并且辅助合资公司发展壮大。 中德两国的科技园 作为中德两国之间首个在生命科学、电动汽车、智能工厂、智慧城市、环境保护技术和教育领域的科学技术园区，中德科教园是一个涵盖跨国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的创新平台。基于它在莱茵内卡大都市区的地理位置优势，直接同一个由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和成功跨国企业集团组成的聚集区连接，在前瞻性的发展计划“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框架下推动创新发展和企业进步。中德两国在2014年制定了创新型伙伴关系，目的是深化双边经济关系、推进以技术为导向的未来合作。德国的学术机构在中德科教园的平台上可以找到专业和经济实力强劲的研究伙伴，同他们一起开拓亚洲市场；而中国的工业园区和高科技企业也可以直接在德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科技大厦 – 合作平台 中德科教园的运营者及投资人是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一个位于海德堡的中德投资及发展集团。它是中德两国之间的连接点，提供两个双边合作平台：可至多容纳20个中国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德国离岸中心”以及为德国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的“中国门户中心”。两个平台皆位于集团中心海德堡的、拥有超过一万平方米面积办公区的18层大楼 – 科技大厦。2019年起将开启位于海德堡创新园的二期建设，为企业打造一座集实验室、现代化办公区和产房车间于一体的、超过6万平方米使用面积的创新园区。 创新公司孵化器 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共享工作、共享生活”的整体理念之上，将建立起一个商用面积4万平米的创业公司孵化器 。作为德国园区的桥头堡，在中国建立多个中德科教园的计划酝酿已久，德国的企业家和机构可以选择在那里落户，直接同中国市场对接。

2019年2月19日，慕尼黑  周二晚上，沈阳汽车供应商大会首次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经济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德科技教园与沈阳中德高端装备制造园德国离岸中心共同举办。中德(沈阳)高端装备产业园位于沈阳，是中国东北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为德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以及极具吸引力的条件。 来自汽车和供应商行业的50多位公司代表在此次特别活动中就中德装备园的商机进行深入交流。德国方面，在中德装备园中毗邻的两家公司宝马和劳士领汽车零部件的发言人分享了他们成功入驻沈阳的经验，特别强调了该市的支持，畅通的高素质人才引进渠道，以及优越的物流位置和基础设施。宝马在沈阳的生产基地是其全球范围内最大基地之一，本地供应商网络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目前，宝马对沈阳基地的进一步投资超过30亿欧元，并计划逐步将产能从每年49万辆增加到每年65万辆。此外，默勒公司进行自我介绍，并呼吁与中方加深合作。巴州经济联合会对外事务部负责人约祺姆•费德曼先生以及中德科教园董事长周松波教授在演讲中倡导中德企业相互加深信任。周教授指出，沈阳市及其市长非常乐意帮助德国企业尽可能方便地落户沈阳。 中国方面，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裴领事作了一些介绍性发言，并强调中国仍不断致力于为外国公司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随后，沈阳市市长亲自阐述了沈阳市的发展目标:首要任务是巩固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并保持发展，于2023年实现生产150万辆汽车。同时，也应该放宽对公司股份的规定及对合资企业的限制。此外，应进一步简化公共审批程序。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沈阳中德装备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郭先生介绍了中德装备园的优良条件。该园区目前已有47家汽车供应商落户，并设立了各类机构以确保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引入高素质人次，加快并简化德国公司的审批程序。例如，园区内已设立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援助体系和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以保护知识产权。除了众多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外，还有以德国职业学校为范例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共同为中德装备园培养合格人才。 会后，中德装备园分别与蒂森克虏伯及苏尔赫装备技术公司的两家子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在之后的合作关系网中，他们将能够相互交流想法并建立有价值的联系，深化其在德国和沈阳的业务关系。   中德科教园 中德科教园（SGHTP）是首个位于德国的中德经济科技园，为企业家，商业协会，政治和科研机构提供双边合作的创新平台。 在日新月异的关系网中，两国的专家和决策者将汇集专业知识，探讨合作交流，推动创新发展。中德科教园为合作伙伴合理分配利益、协调活动，打造双赢新模式。智能工厂，数码科技，电动汽车和生命科学是其重点领域。 中德科教园通过海德堡的两个连接点提供两个双边合作平台： 涵盖中国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德国离岸中心”以及为德国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的“中国门户中心”。两个平台皆位于拥有超过12,000平方米面积办公区的18层大楼的海德堡科技大厦。2020年起将开启位于海德堡创新园的二期建设，为企业打造一座集现代化办公区、实验室和产房车间于一体的、超过6万平方米使用面积的创新园区，为中德两国的国家战略“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搭建桥梁。

第一届中德生命科学论坛 8:30 – 12:00，中德科技园，TechTower, Forum 7, 69126 Heidelberg BioMed＆TCM 2.0：海德堡的生命科学基地为德中合作伙伴关系作出哪些贡献 第四届中德高科技对话论坛 下午2:30 – 6:00，SAP Auditorium Walldorf 工业4.0 | 中国制造2025：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自治系统的联合技术开发 “中国之夜” 19:00，Königssaal des Heidelberger Schlosses 香槟招待会及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