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工 - search results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私募股权(PE)投资者以及以中国为焦点的PE投资者在德国交易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和2021年间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除了疫情以外，还有其它的原因。但这一发展对于2022年及以后是否有决定性的意义呢？文׀ Moritz Freiherr Schenck和Fabian Walisch 近年来中国PE行业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的最初几年，中国主要推出了风险投资(VC)基金，数量和价值都持续增加。从2015年起，随着本地市场的日趋成熟，筹资活动也从2014年推出的不到300支基金激增到2015年的400多支。2016年新推出的基金数量甚至达到了近500支。然而，这一筹资集会在2018年后由于中国的新法规而严重放缓，而2021年更是由于新冠疫情达到了890亿美元的暂时最低点——相比之下，2014年的筹资额为1170亿美元。尤其是首次成立的基金越来越难以在中国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一发展目前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提高到了3.6亿美元。这样的基金规模主要由中信银行(CITIC)、高瓴资本集团(Hillhouse Capital)或者太盟投资集团(PAG Asia)等老牌私募基金设立。 2020年筹集的资金大约有近一半投在了中国四个大都市的公司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然而，近年来有向更广泛区域发展的趋势，因为这四个地区在交易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不过，大宗交易还是更有可能发生在这“四大区域”。 在中国PE投资者所青睐的行业中，可以找到明显的热门行业：医疗行业，尤其是医药行业，目前位居热门行业榜首。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从2019到2020年，其数量从275个增加到了403个项目。一家新成立的芯片公司要为建立芯片工厂筹集资金的时间，目前平均为一年零四个月。中国政府的工业战略以及世界市场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引发了高度的投资势头。其他的重点行业有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然而，人工智能行业的交易从2018到2020年急剧下降——从648宗下降到了338宗。这主要是由于新法规的出台，在总体上降低了PE行业的吸引力，特别是限制了通过外国资本市场的退出机会。 然而，中国以外的投资在中国PE行业中仍然处于次要的地位——毕竟国内市场提供的投资机会已经绰绰有余。不过，即使是相对整个PE市场而言，PE基金的海外活动在可控范围内的份额也不应该因为绝对规模而被低估。中国以外的投资为PE基金提供了机会，能够将中国专业知识引入公司战略中，以及可以投资于在国内市场受到更严格监管并因此缺少吸引力的行业，尤其是科技及数字领域。同时，他们开辟了更广泛的退出选择机会，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中。 中国投资者在德国的交易活动 2016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投资者在德国进行的并购交易数量下降了近40%。2019年以来又逐渐上升，因此，2021年的交易量只比2016年的水平低了25%。这一增长主要是来源于VC环境的交易。与2016年只有一笔VC交易相比，2021年飙升到了11笔交易，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腾讯(Tencent)对CLARK、Gorillas、N26、Scalable Capital几家公司的投资，以及Lilium公司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进行的私人投资公开股票(PIPE)交易。如果不算这些VC交易的话，2021年的交易量几乎比2016年的水平低50%。尤其是PE基金的活动在德国显著下降。与2016年的六笔交易以及2017年的十笔交易相比，2021年仅剩了三笔。就目标领域而言，尤其是汽车和工业行业多年来对于PE基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消费品行业从2019年以来则一直受到更多的关注。 放缓的活动 按百分比计算，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量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PE交易量（从2016年的17项减少到了2021年的14项）。私营企业的活动也明显减少（从2016年的20项减少到了2021年的14项）。   交易价值上也有相似的情况。2016年，所有中国投资者在德国所发布交易的总价值为137亿欧元，2017年为107亿欧元。2020年，这一数值由于新冠疫情以略低于12亿欧元达到了最低点。2021年有小幅回升，达到了46亿欧元。然而，这个数值几乎完全由价值40亿欧元的VC交易组成，约占2021年所有交易价值的86%。单是Gorillas的C轮融资和N26的E轮融资就各自达到了大约8亿欧元。除了腾讯外，还有其他的全球投资者支持了这两轮融资，因此，实际符合条件的金额只有一小部分。在VC领域活跃的还有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他们分别在2019、2020和2021年参与了Agile Robots的几轮融资，还在2019年参与了粒界科技(GritWorld)的A轮融资以及2018年Omio和GoEuro的D轮融资。2021年还有几个其他的投资者活跃在德国： 无锡创投(Wuxi VC)以及民银资本(CMBC Capital)对GritWorld 吉利(Geely)对Volocopter 宜信(CreditEase)对wefox Skynet Trading对holoride 数码天空科技(DST Global)和和玉资本(MSA Capital)与腾讯一起对Gorillas的几轮融资 数码天空科技(DST Global)和和玉资本(MSA Capital)与腾讯一起对Gorillas的几轮融资 2016年是PE基金以近21亿欧元创纪录的一年，而2021年德国仅有三笔PE交易的投资额不足两亿欧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的群欣投资(Kwanyan Investment)对Hawema...

在由中国化工集团(Chemchina)收购之后，先正达公司(Syngenta)被撤出了股市，但现在可以重返交易大厅并在中国首次上市。 农用化工集团先正达公司可能会在今年重回股市。“商报”希望从内部人士那里得到答案。据称，这家中瑞集团公司的估值约在5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之间。这样，先正达公司将与总部位于勒沃库森的拜耳(Bayer)集团持平，其市值目前为580亿美元。 由于其他原因，这一发展可能会在勒沃库森受到密切关注：拜耳在2018年以63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了孟山都(Monsanto)，而现在，先正达的市值据说与拜耳制药及农业业务的总和一样高。此外，孟山都的收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回报，只招致了许多股东的批评。由于针对孟山都产品草甘膦的诉讼所导致的数十亿费用以及农业部门的折旧，给拜耳造成了超过100亿欧元的损失。 先正达有望在中国证券交易所首次上市 先正达公司可从新的上市中受益：投资者们对备受关注的公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该集团将自己定义为全球最大的农用化学品供应商，231亿美元的销售额高于拜耳的销售额。直到五年前，瑞士先正达公司曾有过一次在股市上市的经历。2016年，中国化工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了该公司并将其从证券交易所撤下。从收购以来，新东家就有一个主要目的：合并中国化工集团与中化集团(Sinochem)。在这项计划中，两家集团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种子和作物保护活动植入新的先正达集团。中国有关部门发出了批准合并的信号——先正达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比想象的来得要早。 先正达公司的首次上市有可能是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到现在为止，上海和香港是最有可能的两个候选交易所。之后有可能会在伦敦、纽约或者苏黎世进行二次上市。在问及上市计划时，先正达公司发言人告诉“金融和经济”杂志，计划在2022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这是先正达集团入市的可能时间段。入市的时机取决与市场条件，但是我们仍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亚太地区的并购交易在2 0 2 0财年第三季度达到2369亿美元，共计819宗交易，涨势十分乐观。交易量与去年相比上涨了76.3％。2020年的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共达成24 0 6笔并购交易，总交易额为4 9 2 8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宗交易，而这都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导向型转型。仅八笔交易就达到了1243亿美元。其中，第三季度的两大交易之一是中国化工与中化集团的交易。一个1466亿美元规模的能源巨头由此诞生。这笔交易的实现也得归功于中国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自由化。这些改革措施还旨在改善小型非国有油气生产商和贸易商的市场准入环境，同时还促成了国有石油公司将资产转移到新成立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于是，2020年最大的一笔交易便诞生了：中国石油以491亿美元将最重要的管道资产出售给国家管网。石油化工公司中石化也宣布将分别以67亿美元、59亿美元和44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三个油气管道公司股权出售给国家管网。由此，国家管网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国新控股等六个股东手中获得了348亿美元的注资。 www.mergermarket.com

近几年，尤其是2015年至2016年，中方投资者的投资收购额度在德国（2000-2016年近190亿欧元）、奥地利和瑞士达到峰值。中方在的德语地区使用的并购融资策略的方法大有不同，按照投资者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由那些为加深或扩大其德语区影响力而投资德国公司的大型中国公司和企业集团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化工集团在瑞士收购瑞士先正达股份公司（Syngenta AG）（约400亿欧元）以及在德国收购克劳斯玛菲集团(KraussMaffei)（9.25亿欧元），此外，还有复星投资德国富尔达（Fulda）的FFT制造系统（未公开收购价），还有中国海航集团收购瑞士空港（Swissport）、Gate Group和Dufry以拓宽其航空业内业务领域，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战略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提高了海航的知名度。 第二类 由那些因具体产品和技术或为了入驻德国以及欧洲市场而投资德国公司的中国公司组成。例如，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股份公司（Kuka AG），同样的还有万达集团（以10亿欧元）收购瑞士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传媒（Infront Sports＆Media）以及中方投资者合伙组成的财团（以5亿欧元）收购了欧司朗前子公司朗德万斯（Ledvance）。 第三类 由专门投资基础设施公司、基础设施相关公司或基础设施类似公司的中方投资者组成。其中包括全球最大水力发电运营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收购海上风电场Meerwind（未公开收购价），中国的北京控股集团（以14亿欧元）收购E.ON的前子公司EEW Energy from Waste和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以45亿欧元）收购能源服务提供商Ista。 正如我们所见，每位中方投资者都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标进行收购和投资。因而，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也相应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基本融资方案和结构 出于保密原因，部分融资细节尚未公开，但根据经验，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且在今后将意义非凡： 权益融资：中方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进行收购融资 所投入股本的金额和结构通常能代表投资者的可持续战略利益。例如前文提及的海航集团就极大程度地利用复杂的保证金贷款以及衍生品结构来为部分股权投资提供资金。这种具有风险且非完全透明的股权融资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战略方针。 同样可行却没有那么强侵略性的还有短期的“过渡融资”，它能为投资者提供股权投资的资金，并在之后通过长期的后续融资（例如增资）进行再融资。通常来说，这种过渡性融资至少得到了中国银行的部分支持，因为他们通常与中方投资者保持着长期密切的业务关系。 企业风格融资：企业不进行大幅收购融资，但对现有融资进行必要的再融资 中方投资者投资或收购公司往往要求对现有的融资进行调整或再融资，这通常是考虑到了“控制权变更”条款，或是为了维持公司的银行策略和融资策略的可持续性。例如：用银团贷款取代单一的短期双边授信额度，这或许能为公司的投资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必要时还能提供股息，正如前文提及的中国化工在收购克劳斯玛菲时就在Natixis和UniCredit安排了约5亿欧元的新信贷额度。 杠杆融资：企业进行收购融资 这种情况利用贷款提供部分收购资金，再利用被收购的公司在相应的“债务下推”之后，在现金流量中获得的利息和还款进行付息。公司必须偿还的债务额度不等。万达收购盈方体育传媒时使用了约4.5亿欧元的融资额度，这笔资金由瑞银集团（UBS）和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提供，之后又被联合到其他债务水平中等的银行。这种收购融资也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的相关交易中。 此外，海航在2015年以约25亿欧元收购了瑞士空港，其中至少贷款了15亿欧元,接着又通过次级债券进行了再融资。在海航集团收购之时，作为航空服务商的瑞士空港已被穆迪（Moodys）评为糟糕的B3级别，不久前还被其降级为Caa2级别，据媒体报道，其原因是该公司正在对抗资金流动性问题。 收购融资过程复杂繁琐的大宗投资及收购 对此，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然是中国化工斥巨资收购先正达股份公司。这笔金额不仅涵盖了先正达股份公司现有的贷款和债券，还包括了价值约200亿欧元的收购融资，这远远在先正达公司的价值水平上。此外，还有约50亿欧元的过渡融资用于部分股权注入，过渡融资在结构上次于收购融资。两种融资均由一个国际和中资银行团队提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收购融资在债券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再融资。 展望 目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局势也较为动荡，本就一直不稳定的融资市场也更为敏感谨慎，中方投资者尤其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收购融资。为了降低潜在的依赖性，理想情况下应准备数种融资方案，这不仅适用于初始阶段，也适用于之后的实行阶段。即使在危急情况下，这也可以确保比其他潜在竞标者和购买者具有更大的优势。 过去，部分融资方式十分富有侵略性，主要体现在信用状况不佳、债务水平高、相当不透明或机会主义投资策略以及高度依赖银行。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这些情况将极大程度地受到限制，只可能在收取高额手续费和利息的情况下出现。因此，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市场条件变得更加艰难，但具有良好信用状况、适度负债比率和合理投资策略的融资仍可以成功进行，并且在理想情况下，不仅能获得传统的银行融资，还有获得资本市场和其他融资产品，以及其他类型投资者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融资策略都应尽早与投资策略以及一般并购流程进行紧密充分的协调。更重要的是以统筹兼顾且可持续的方式说服卖家和目标公司。

中德公司之间目前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该怎么样来克服当前的挑战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在线会议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有时也可以通过Zoom进行，但它经常被封锁。这期间还有更多用于虚拟设计工作流程的应用程序得到使用，例如Trello，Slack等，以及用于数字合法签名的工具。这里必须考虑到，书面协议通常对中方并不那么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此类和其他中国特色，安排有中国当地员工的德国公司是具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安排。因此，即使在危机过后，德国公司仍将加强对中国本地管理人员的雇用。这需要建立信任，尤其是对他们的服务。这两者在简化为虚拟通信的交流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德国的员工可以和大家分享从生日或度假照片到新的厨柜等许多私人物品。该平台促进了人际关系，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交流只能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情况下。 王紫云 公司中的参与者很难估计所有当前流程在将来的势头和造成的结果。战略互动也因此已尽可能被抑制。交流几乎完全涉及对危机的即时应对，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建立可靠的进出口渠道。危机开始时，许多专家还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通过这次大流行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许多公司会将放在中国的生产重心带回欧洲，现在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迅速地并且以对商业友好的方式控制住了这场危机。如今，中国的生产重启也帮助在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免受COVID-19感染。尽管如此，危机中经历的脆弱性将引起对德国以及中国生产链的再三考虑，并且更加看重自给自足的话题。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中国在危机应对方面领先几周，因此德国公司要以中国的经验为指导。 一份佑思(UNICEPTA)在对危机爆发后前四周里中国媒体上的公司报告做出的分析向在德国的交流负责人表明了，主题的焦点是如何从旅行经由捐赠转移到危机的影响上来的。例如，汽车公司虽然都已停产，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捐赠和现场销售活动获得加分。但是，如果向错误的目标群体进行了捐款或捐款太少，声誉就会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在企业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德国南部的一个技术集团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中使用。这场危机凸显了首席执行官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交流可以减轻恐惧感，显示出可靠性，甚至给人希望。例如一家中国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在网上(shangzhibo.tv)直播业务成果，并参加了通过Zoom进行的关于商业道德的小组讨论。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头和视频会议，一家德国北部科技公司的控股经理就很担心，首席执行官和一些董事会成员会随便散漫或者临时安排出现在会议里——这里更多是指的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如何塑造这样的虚拟交流，以使得中德双方的公司能够在例如合同谈判，旅行限制等方面继续工作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首先：必须预先为虚拟会议花很多时间来考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哪些限制或放松等等这些问题。第二，虚拟空间隐藏了文化障碍，建立信任，距离等这样的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大，良好的音响效果和可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如果连接断开，则需要更多的理解。第三，如果虚拟会议速度较慢，那就需要耐心和更多的时间来提问以及更详细地解释那些内容。你应该向中国人表明，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会议开始时，请留出空间进行真诚感兴趣的交流，询问中方合作伙伴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条件。在会议结束前留出时间，用来确认大家的状况都一致。中国人的交流通常都比较间接，许多人在提出问题这方面都比较谨慎。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视频还是聊天，每个人都要明白，希望大家都来提问。同时，当人们在中国进行家庭办公时，有祖父母在镜头前走过，你也不应该感到反感。 王紫云 这目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小企业的大多数外贸订单已被取消，许多公司正在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其他公司则试图快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旅行限制，目前与德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谈判主要都通过Zoom或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许多德国公司而言，却不一样。相互的交流毕竟只能在拥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持续保持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任是所有沟通的关键。正常情况下已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大流行之后，公司也应牢记这一点。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销售人员抱怨很难感知到许多非语言符号，而这些符号通常会有助于销售谈判中对对方做出评估。此外，当时装公司在中国采购面料时，有些东西是图片不能代替的，这里关系到最细微的色差和触感。一家德国南部时装公司的中国经理描述了这些困难：缺乏联系会阻碍设计团队的灵感和创造力，决策过程会被延迟。而中国子公司也感觉到，在德国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也导致了他们与总部的距离更加遥远。甚至现在都与中国的同事在线上进行“Flurfunk”。一家施瓦本地区的通讯社有着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现在，他们一起在微软的Team会议中一起享用。矛盾的是，居家隔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促成了更强烈的国际认同和合作。不断增加的超越国界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将特定国家邮件清单替换成共同的国际通讯组列表——这样就没有人会被遗漏掉。 中德公司之间可能会在将来出现哪些新的最佳交流实践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今后，公司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以及协作工具上开发适当的虚拟结构，以便简化双方的合作。在培训跨文化技能时，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虚拟空间和在线会议中的行为上。为此，应该采用中国人很喜欢的游戏化手段，例如，可以通过Trello建立看板桌面来插入要执行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这样，项目工作也可以通过相互间的接触获得有激励作用的游戏性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清晰的基本规则有意识地将企业文化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去。 王紫云 通过目前的大流行，人们也学习到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许多业务谈判。这种经验可以使将来的交流效率变得更高，例如，不断减少不必要的私人会面谈话次数。当然，这种合作方式要求有高度的互相信任。这点在工作中也适用。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意味他们需要在数字化谈判形式中更紧密地遵循结构化流程，准备好的步骤以及商榷好的细节，而不要过于频繁地改变职位，从而阻碍项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德国公司需要更多的学习使用Zoom，微信，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数字平台。只有双方都准备好了，它才能对未来的合作以及商业文化的相互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这场危机像催化剂一样推动了变革，尤其是在数字化方面。例如，德国南部的科技集团将本来在今后才切换Microsoft Office 365的计划迅速提前完成了，这使得现在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从任何一个终端设备上进行工作。数百名“大使”帮助解决了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并展示了使用案例。例如：所有培训课程现在都将在线进行并记录下来。同声传译应用程序让大家能够以任何一种语言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视频会议平台上能够在德国使用的系统并不是都可以在中国使用。反之，德国的IT经理担心在像DingTalk，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中国解决方案中的数据安全性。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经济研究员于2019年中期分析称，与德企合作或对德企进行的并购交易项目（M&A）大幅走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四月份发布的并购指数创下其自2005年首次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五月份指数也紧随其后成为历史第二低值。德国经济在2019年也仅增长了0.6％，为六年来最低。但至少去年共达成了219笔交易，仅比2018年减少了十笔，且交易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笔规模为E.ON集团收购INNOGY，该笔交易规模估计可高达245亿美元。 五年拉力赛急刹车 并购市场上的涨势在五年后停滞不前并非意料之外——尤其是当中国公司在前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后，如中国化工收购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或美的收购库卡（KUKA）。 对醒目数据//图表的猜想：8.8％中国并购交易（包括香港）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11.4％降至2019年的8.8％。中国并购交易所占份额从去年的11.4％下降至2019年的8.8％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国国内及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十分艰难——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也是原因之一。其二，当前急缺满足以下要求的收购候选人：（a）能为当前产品组合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b）在允许范围内迎合中国政府目前支持的外商投资方向。此外，卖方对估值期待值提高也使投资者（包括中国）比在2016年景气时期变得更加挑剔。 德国外商收购壁垒更为森严 尽管如此，中国仍对德国的专有技术感兴趣。戴姆勒和吉利近期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以计划在中国生产纯电动汽车Smart，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中方竞标者也有时候根本没有决定权，除了对价格的预期值不同之外，这还归因于联邦政府如今愈发频繁地使用其否决权。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主要涵盖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当该清单对收购库卡一事的说明仍含糊不清，德国政府便从安全政策出发，禁止中国入股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当前关于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供应商名单之外的争论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时尚及体育用品：消费主导行业被看好 日益增多且乐于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希望在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减少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并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投资项目是受中国政府鼓励的。 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时尚及体育用品、旅游服务和包装业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知名品牌在2019年也很受欢迎。例如中国综合性企业集团复星上头条的收购项目：该集团收购了时尚品牌TOM TAILOR以及英国旅行社托迈酷客（Thomas Cook）的冠名权和两家连锁酒店。传统的巴黎老牌时装屋卡纷（Carven）、瑞士奢侈鞋履制造商巴利（Bally）、法国时装品牌浪凡（Lanvin）以及奥地利纺织品商WOLFORD都已在去年被中国纳入麾下。 展望：2020年有何期待？ 尽管欧洲和德国的并购市场环境在“具有挑战性”一项被评估为“不足”，但2020年仍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1. 并购交易将在2020年升温 几宗较大型的并购交易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制药业和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形势正发生扭转。所有非未来核心业务将抓住机会，争取在2020年找到匹配的新买家。如慕尼黑的广告门户网站运营商Scout24于年前出售了其二手车分类信息平台Autoscout24和贷款中介平台FINANZCHECK。巴斯夫（BASF）将其颜料业务转让给了中国人，拜耳（Bayer）和朗盛（LANXESS）将化工园区运营商科伦塔（Currenta）出售给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的子公司MIRA；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也将启动电梯业务出售流程未来几个月内，大多数在德并购活动的出发点都可能是认识到了合作伙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出于该原因，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和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Citroën）最近进行了合并，两家化工巨头杜邦（DuPont）和陶氏（Dow）同业也进行了合并。 强制出售：属于金融投资者的时刻 放缓的经济增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英国退欧等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媒体领域。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中型公司常常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焦点。这些金融投资者得益于利率水平而腰包鼓鼓。此外，许多私募股权公司在2019年发行了大型基金。因此，有大笔的资金正在寻求投资机会。 3. 收购复杂程度增高 鉴于交易规模、复杂程度或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等因素，并购交易不仅愈发频繁地受到卡特尔监管部门批判性的审视，涉及到跨境收购时，也愈发频繁地受到投资管制——且不仅针对目标公司的总部，有时还针对该公司活跃的其他地区。国际投资管制很快将不再是个例，交易双方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4. 中国买家的回归 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开始缓解，中国买家将再次关注国内市场。在寻找专有技术和知名名牌的同时，他们除了将注意力放到德国技术公司和汽车公司外，也更加关注时尚界、食品业和制药业的潜在投资对象——因为德国技术完美地契合了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正是要在以上这些领域推动创新发展。从并购的角度来看，2020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这辆德国经济的火车头位于南部。巴伐利亚州与巴登符腾堡州共占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巴伐利亚州的经济业绩本身就超越了欧盟28个成员国中的21个国家。较高的教育标准和优秀的基础设施是该州成功的基石。这两项都是工业领域强大的先决条件，令中小型企业与大型集团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 以中小型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 中小型企业是支撑巴伐利亚经济的中梁砥柱。中小企业贡献该州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50%的投资。凭借其创新力，中小型企业塑造了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作为隐形冠军，众多企业晋升为行业中的市场主导企业。在巴伐利亚的工业中，有超过半数的员工在高科技领域工作。该领域对研发的要求特别高，投入的经费占超过3%的经济业绩。因此该联邦州勇夺全球之冠。 在巴伐利亚州谋求发展 就算国际集团也首推巴伐利亚州作为营业据点。除了本地的大型企业如阿迪达斯、奥迪、安联、宝马、慕尼黑再保险公司、西门子等等以外，国际的品牌如空中客车、通用电气、谷歌、微软都在这里设有分公司。中国最大的集团之一，华为也立足该州。这家来自深圳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在魏耳海姆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工厂，并在慕尼黑设有研发中心。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分公司也落户在这座伊萨尔河畔的大都市。此外还有不少电动出行领域的中国新创公司选择慕尼黑作为第二故乡。两家电动汽车的先锋企业，拜腾与蔚来汽车就在这个州首府运营各自的设计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聘用大量受过卓越培训的和高度专业的人才。 高科技领域合作 中国投资者当然也对巴伐利亚州的高科技企业感兴趣。该州在汽车工业、机械制造、自动化、传感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或是医疗技术等等领域顶尖的水准都无疑极具吸引力。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计划特别将这些行业作为重点。为此来自中国的企业买家尤为乐意到德国的南部转一圈。例如国有集团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近10亿欧元收购机械制造商克劳斯玛菲，以及佛山的私营企业美的，以45亿欧元公开并购奥格斯堡专营机器人的库卡，都属于德国过去数年中最为轰动的并购交易。 对投资者的支援 期间已有近400家中国企业活跃于该州。2000家巴伐利亚企业与中国有着业务关系。中国与巴伐利亚州之间的交易量达300亿欧元。1970年代，在当时的州总理Franz Josef Strauss访问北京之际，该联邦州便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关系。1987年，山东省与巴伐利亚州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十年之后深圳与纽伦堡建立了首个友好城市关系，这还只是一个开端。州政府继续积极促进经济交流：继青岛和深圳之后，该州于2018年7月中旬又在成都设立了代表机构。在德国方面，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特别支持巴伐利亚的中国投资者。同时，一家代表在德中资企业利益的机构也在慕尼黑成立。去年，德国中国商会在慕尼黑开设了自己的办事处。  

2018年7月17日，由国新国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德国中国商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欧论坛”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届时，近300位受邀嘉宾齐聚慕在尼黑宝马世界。 除了关于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精彩论坛外，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基金之一的首席执行官也给出了自身独到的见解。

“对我们而言，中国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阿迪达斯董事会主席Kasper Rorsted作为众多知名演讲人之一在此次论坛发言道。2月28日，来自德国各地的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齐聚杜塞尔多夫德亚经济论坛，以便获悉中国和亚洲企业最新发展趋势。与会期间，不仅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和EEW等德国领军企业的高管分享了他们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经验，而且戴姆勒首席执行官Hubertus Troska也对吉利入股德国最负盛名的汽车制造商的投资行为发表了评论。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将推进德国子公司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在上海证券交易的上市计划。为此，克劳斯玛菲将成为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公司的子公司。青岛天华院也是中国化工的子公司，并已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来自德国慕尼黑的克劳斯玛菲集团从事橡塑机械制造，并希望通过上市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加速企业增长。克劳斯玛菲在中国交易所获得的估价远高于德国。此次交易也已获得了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汉德资本收购激光设备公司Fotona的全部股权。对于这家斯洛文尼亚的公司而言，所有权的变更为其创造了亚洲和中国市场的新机遇。卖家是美国投资集团The Gores Group，汉德并未透露收购价格。本次投资是这家两年前由蔡洪平创立的私募股权公司所进行的第三项投资，也是其第二次作为单独投资者。

中国对整个欧洲的并购活动在去年达到了新的最高峰。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2016年中方共进行了309项交易，相比2015年增长了48%。交易总额则更加引人注目：在2015年中国对欧洲的并购总额还是300亿美元，去年却激增了187%，总额达到了860亿美元。然而在16年下半年，交易额又有了明显的下降。 安永的并购专家们在去年上半年登记了176笔交易，下半年则只有133笔交易被记录在案。以下的交易数据更明显地展现了交易走势：上半年交易总额达到730亿美元，下半年却仅为130亿美元。巨型交易出现的时间点对下半年交易的疲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大的三项交易都是在六月末之前公布的：中国化工集团以44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业集团先正达，位列并购榜首位，这是中方投资者迄今为止进行过的最大型的跨境交易。排在第二位的是网络巨头腾讯对芬兰游戏开发者超级细胞（“部落冲突”）86亿美元的收购。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南部家用电器集团美的对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47亿美元的收购。 产业聚焦 工业（72项交易）、高科技（42项交易）、能源技术和发电技术领域（29项交易）成为被中方追求次数最多的欧洲投资目标。除此之外，原料供应商（28）和健康领域公司（26）也受到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青睐。得到同样垂青的还有消费品、金融服务和媒体娱乐领域的公司，中国与这三个领域的公司都进行了24项交易。 并购在德国 德国是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进行并购交易次数第四多的国家（68次）。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美国（162次），紧接着是瑞士的88次和法国的70次。按照安永的数据显示，中德并购交易总量达到了126亿美元（合117亿欧元）。然而数据中的三峡集团收购北海风电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估价19亿美元计算的，后来表明，北海风电场的收购价只有6.3亿欧元（合6.7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