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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dsgesellschaft sieht China weiter auf Wachstumskurs

超越新经济的中国在不断发展

中国政府宣布的监管措施在媒体中引发了对其持续发展的担忧。股市反应非常强烈。此外,有传言称正在计划进一步的法规,可能会影响更多的行业。一些观察家认为改革是对某些行业的打击,比如所谓的新经济,而其他的人甚至觉得监管热潮让中国变得“没法再投资”。是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市场评估了。 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趋势上升以及中国政府大力监管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增长轨迹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目前也在增加。然而,这种突然的观点转变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许多新法规可能只会对房地产行业、食品配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公司造成有限的影响。原则上,大多的法规只是重复了过去已有的法规。政府和国家媒体多年来已经宣布过这些消息,中国公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在讨论。唯一真正受到严重影响的是私人补习机构,所谓的课后辅导,简称AST。 教育:补习机构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年初以来就预计会有针对课后辅导的监管。最初的迹象是通过改变学费来减少财政压力,还有禁止为课后辅导机构打广告。政府越来越觉得,课后辅导的高额费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们没有改善教育的整体质量,反而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时间和费用压力。这使得生育率下降,也给社会流动性造成了经济障碍。中国对课后辅导的需求非常高,与日本和韩国类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他们以考试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以及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课后辅导行业预计会萎缩,但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将受到政府的继续监控,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管理。 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可预见的反应 一些专家将最近的监管措施解释为一种惩罚。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适用于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公司。特别是考虑到可变利益实体(VIEs)的结构。它为一些行业在境外上市提供了便利,并代表了一种构成中国科技行业上市基础的公司结构。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风险正在增加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VIE结构。因为大多最近的监管措施都不会因为上市地点或公司结构而影响其效力。因此,中国的监管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府更多的是在应对这里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行业越大,其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越多。过去有很多监管方面的变化对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然而,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很多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大型成长性公司和行业,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不能继续其发展之路。 在其他国家,新法律法规的通过可能是非常公开和漫长的,与之相比,中国的程序显得不那么透明。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当更深入地对此做出研究以预测风险。可以预见,那些拥有动态管理结构并能够对快速变化的框架条件做出反应的公司才是长期的赢家。 中国不是孤例 整体来看,中国现在发生的事与其他国家的活动很相似。世界各地媒体一直在报道关于“一些公司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不可持续的做法”,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些公司将盈利置于其供应商和员工的福利之上。而科技公司在欧洲和美国也备受批评,甚至有人酝酿将这些公司拆分。说到这里,人们就会想到欧盟与全球以及美国科技公司之间关于数据保护的争端。 超越“新经济”的潜力 如果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些监管问题,那也会以相应的谨慎态度来观察最近几年来的新商业模式。食品配送服务美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最担心的是,盈利会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人们应该自问,面对改善员工工作条件的社会压力,未来的利润增长能有多稳定。结论:相当不确定。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想要在一个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话。 一个完全整合了ESG标准的投资方法可以在分析的一开始就以这些社会经济学及政治风险为主题。人们必须对监管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完全规避它。人们更应该将它尽可能地纳入投资决策中。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是有可以关注的行业。在过去几年中,除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像家具制造商或医疗保健这样的公司几乎都不属于“新经济”的范畴。

中国投资领域——差异与特点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