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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石(Livingstone)是一家知名的国际并购咨询公司，为企业的收购与出 售以及私募股权交易提供专业的财务顾问服务，单个项目交易金额高达 2.5亿欧元。我们的咨询项目侧重于商业服务、医疗健康、消费品、工业以 及传媒与技术等领域。除了在欧洲和北美的公司外，我们在北京和香港设 有分支机构。 我们立石德国团队为中国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投资 者投资欧洲的公司提供咨询。作为专业的并购顾问团队，我们拥有多年来 积累的丰富的行业经验，而我们的客户正受益于此，并在整个并购过程中 获得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优质服务。 我们不仅要让交易完成，还要让交易完美。 联系人 成立: 2008 公司驻地: 北京、芝加哥、杜塞尔多夫、汉堡 阿姆斯特丹、伦敦、洛杉矶、马德里 巴伦西亚、斯德哥尔摩 行业重点: 并购和私募股权交易 公司规模: 高达2.5亿欧元 联系方式 Livingstone Partners GmbH Speditionstraße 21 40212 Düsseldorf 电话: +49 211 300 495 0 传真: +49 211 300 495 10 baoshan@livingstonepartners.de www.livingstone.de   联系人 鲍宝山 合伙人 中国业务负责人 baoshan@livingstonepartners.de

鸿鹄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领先的商业律师楼，在欧洲、中东、亚太地区 和北美的22个国家31家分所拥有超过1400名专业律师。我们的律师咨询涵 盖经济法及公司法的整个范畴，尤其在技术、数据、监管以及知识产权保 护发挥特殊作用的领域中独树一帜。凭借我们在德国的中国事务部、在亚 洲市场超过20年的经验以及我们在欧洲的办事处，我们是中国公司的最佳 合作伙伴，可以为中国公司在德国和欧洲的投资和业务提供全面的建议。 公司 业务: 法律咨询 成立年份: 2002 (德国) 地点: 杜塞尔多夫, 法兰克福, 汉堡, 慕尼黑 公司规模: 跨国公司, 中型企业 参考项目: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信Gorenje德 国有限公司, 华为集团 专职人员: 超过240人 联系方式 Carl-Theodor-Str. 6 40213 Düsseldorf T: +49 211 20056000 Fax: +49 211 20056011 duesseldorf@twobirds.com www.twobirds.com   联系人 Matthias Meyer 博士 Stephan Kübler 王茜梦 博士 合伙人, 中国事务部主任 合伙人, 中国事务部 法律顾问, 中国事务部 电话: +49...

大陆(Continental)集团的子公司纬湃科技(Vitesco)在中国将其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商用车业务部门进行出售。买家是在中国已上市的艾可蓝环保有限公司(ActBlue)，中国尾气后处理系统领域的市场领军者。交易包括了收购Vitesco Technologies Faulquemont S.A.S.100%的股份，以及Vitesco Technologies集团的其他资产。 纬湃科技出售了生产设备等资产，还有专利以及长期许可和供应协议。此次收购使得艾可蓝公司能够直接进入欧洲和美国的废气后处理系统市场。同时，该公司正在优化其现有的研发能力。艾可蓝公司需要这样做，以便从2021年7月1日起引入中国排放标准CN-VI之时也能在中国加速其发展。 然而，交易的完成还有待中国主管部门的批准。 这次出售的背景原因是，原本要作为“大陆集团动力总成事业群”推出的Vitesco Technologies公司将要从大陆集团分离出来。根据媒体的报道该公司可能会上市。 纬湃科技在出售给艾可蓝公司后仍然会活跃在中国市场 纬湃科技，直到2019年还被称为“大陆集团动力总成事业群”，已经在中国活跃了25年，并拥有三家工厂。自2019年以来，该公司一直在天津生产完全集成的电动轴驱动系统。客户包括例如来自韩国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Hyundai)和中国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直到2020年10月，这家拥有50个研发和生产基地，雇佣了大约4万名员工的全球活跃汽车供应商才宣布在中国成立新的研发中心。纬湃科技在2019年的销售额总计为78亿欧元。 这意味着，纬湃科技/大陆集团在中国活跃的时间比本土买家艾可蓝公司活跃的时间更长。这家公司是在2009年才由一支来自北美的博士团队建立的。艾可蓝公司专注于针对柴油、汽油和天然气发动机的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开发和生产。该公司也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有一年了，目前市值近10亿欧元。他们作为市场领军者的地位仍然是毫无疑问的：艾可蓝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专注于开发和生产尾气后处理系统的上市公司。 艾可蓝公司方面由陆德律师有限责任公司（陆德）领导的国际顾问团队陪同收购了纬湃科技在中国的业务部门。陆德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为艾可蓝公司提供了全面的咨询。从针对尽职调查和合同谈判以及中国、法国和德国的监管要求进行结构设计开始。除了陆德工业集团移动与物流行业的专家以及陆德中国事务部的专家外，法国Fidal律师事务所还因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以及法国法律规定的所有交易问题也被列入其中。为此，两家公司最近还成立了全球性组织unyer.

德国是中国境外并购投资中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之一。通过收购德国目标公司，中国投资者希望获得进入欧洲或西方市场和现有客户的机会，并获得技术和管理知识。他们还希望通过收购知名和高质量的高端品牌来提高自己在国内和国外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德国公司正在寻找一个具有长期战略目标的经济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与他们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并在中国和亚洲开辟增长市场。一个完美的搭配--或者说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然而，与此同时，德中收购似乎隐藏着许多风险，尤其是在合并后的企业内部整合方面，交易方需要事先考虑到这些风险。 德国奥托贝森商学院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其中研究者考察了63家中国公司在德国的收购及其2021年前的盈利能力发展状况。报告显示，被中国公司收购的公司的盈利能力明显低于收购前，甚至几年后也是如此。在与奥地利投资者的比较研究中，在被奥地利公司收购的公司却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并购后的整合对于并购交易的整体成功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实现交易预期目标和发掘目标企业潜力的阶段。在国际交易中，失败的风险通常非常高。这是因为在跨国企业收购中有很多额外的风险因素。下面的文章提请大家注意这些风险，并对德中合并后成功整合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 系统化的协同管理 咨询公司德勤在2017年采访了众多中国首席执行官，并在《扩大的并购环境中的整合挑战--中国对外活动和交易后整合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认为实现协同效应是最大的困难之一。因此，系统化的协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协同效应的潜力往往根本没有被识别和量化。 此外，中国买家应在交易前进行严格的自我分析。重要的是，要确定在自己的公司内实现所确定的协同作用的前提条件和框架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为此，中国买家必须分析是否结构、系统和流程、资源以及专家和管理人员必要的个人素质、专业、语言和跨文化交流技能满足实现（跨公司或跨境）合作的要求。在合并后的阶段，必须对协同效应进行优先排序并迅速实施。 整合规划 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德国公司与中国投资者的经验之收购的过程》，整合计划在德国的大多数中国收购案中很少发生。然而，整合过程的早期规划和整合任务的一致实施是合并后整合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具体的整合措施只有在合并有法律效力（结束）后才被允许实施，但在对特定的目标公司作出决定后或最迟在签署意向书后，就应该开始进行整合规划。这是因为两家公司的合并总是意味着经营业务的减损，并给所有相关方带来重大挑战。 因此，德方应要求中国买方积极进行整合规划和透明沟通。然后，它可以帮助引导相关的准备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增加德中合并后整合的成功几率。在中国买家和德国目标公司之间确定明确的责任和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融合的程度 除了整合目标（协同效应目标），整合规划还应该考虑到整合程度、整合速度和整合团队等问题。整合的程度是决定如何进行整合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在早期阶段确定。原则上，在选择整合程度时，目标应该是实现尽可能低的整合程度，而不是尽可能高的整合程度。当然，前提条件是仍有可能实现收购目标。在德中合并后的整合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中国投资者继续将德国公司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经营。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经理、员工和客户都会迁移。德国员工习惯于扁平的等级制度、共同决定权和广泛的决策自由。一般来说，他们不接受中国上级的专制管理方式。购买包括德国管理团队和员工在内的公司似乎是中国公司进入德国市场或西方市场的较容易的方式。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一切都应该保持不变，这样就可以平静地了解西方的管理方法和市场结构，而不会破坏公司的价值。很多企业可能已经从以前的中国公司并购交易中了解到，中国企业不能简单地将一家德国公司 "移植 "到中国，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员工和特定的企业文化，它将失去相当大的价值。 整合速度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公司在合并后的整合方面比较落后。只有67%的中国公司会在正式宣布后一年内完成并购交易。这一数字明显低于西欧和美国公司的数字。然而，这是否一定是一个缺点，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交易重点是无形资产，或者不同的文化要逐渐相互适应，建议采用更适度的整合速度。这使双方都能慢慢建立起可持续的信任。因此，来自中国的新业主通常选择相当低的整合程度和相对缓慢的整合速度。这有助于文化适应和信任的建立，有利于有效的知识交流。 项目团队 由于任务的多样性，德中合并后的整合需要各种能力。因此，应该为整合成立一个项目小组，由来自所有相关部门以及两家公司的关键人物和管理人员组成。这是因为成功的整合需要对两家公司或两种文化有广泛的了解，因此需要一个混合的团队。为了避免在从交易阶段向整合阶段过渡期间的信息不对称，关键人物和外部顾问应在早期阶段参与交易过程。 战略整合：联合定义而不是永久冲突 战略整合构成了对所有要进行整合的领域采取措施的基础。其目的是使两家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并确定未来的公司战略方向和目标。这也包括对业务部门、产品和品牌的延续、合并或停产进行决定。此外，双方还对战略资源和技术诀窍的转让和使用进行规范。 关于新的公司战略和目标的制定，中国的母公司应首先定下基调。然而，中国投资者通常对欧洲饱和市场的经验相对较少。同时，中国买家往往对目标公司的行业和具体业务领域不熟悉。所以，他们往往把增长目标定得很高。因此，为了避免德中两国高管之间的持久冲突，最好从一开始就共同确定现实的战略目标，争取实现双方的长期共赢。同时，除了德国和中国市场之外，其他核心市场也不应被忽视。 结构整合：双重领导是或不是？ 关于管理结构，必须仔细考虑并决定被收购或合并的公司在未来如何管理。是由一个人负责还是由双重领导--由卖方和买方公司的总经理组成？双重领导结构一般是有自己的问题的，因为许多领导人都倾向于孤军奋战。他们的决定很难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他们不愿意寻求他人的认可。尽管如此，双重领导可以发挥作用，成为一种成功的领导模式。 例如，可能出现的优势是，可以分担任务和责任，可以从不同方面考虑决策。然而，这只有在相关人员真的想要这种领导结构并能很好地合作时才会成功。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是非常相似的，在他们的方法和决策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然而，他们也可能非常不同，并具有互补的技能。在中国投资者收购的情况下，德国管理层通常完全保持不变，继续负责日常的运营业务。中方通常在监事会中担任监督职能，或被派为助理，以克服语言障碍。在某些情况下，新业主为德国首席执行官提供了一个中国首席财务官。这个人向中国母公司介绍公司的关键人物，并充当文化和语言的调解人。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必要的良好信任关系，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组合。 将被收购的公司纳入整个公司的结构是结构整合的任务。为此，要建立一个组织结构，避免职能重叠。为此，必须建立明确分离的决策权和指导权。在德中公司交易的情况下，通常会设立一个额外的部门或所谓的“中国办公室”或 “中国事务部”。作为德中合并后整合的交流和文化平台，它旨在促进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 人事整合：员工保留和沟通管理 劳动法的规定也为人事整合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通常有不同类型的职业养老金需要调整，以实现统一。然而，需要协调的不仅仅是对老年雇员的规定。即使在这之前，也必须在劳动法的层面上考虑很多问题。如果不同的公司相互融合，通常会有不同的关于假期、加班或工作时间范围的规定。以前适用的关于设定工作时间、灵活工作时间的可能性或使用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公司规定必须进行审查，并使之相互一致。因此，合并后的整合中的法律问题是非常多样化的，必须在整合阶段之前的法律尽职调查中予以涵盖。同时，收购的决定最开始也会影响员工的情绪，如震惊、不确定和压力；这也被称为 "合并综合症"。员工担心失去工作或来之不易的特权，最初对接管者也是持敌视态度。特别是在中国投资者的情况下，许多员工最初想到的是裁员，就像收购欧司朗子公司Ledvance时的情况一样。 然而，情况往往恰恰相反：许多中国业主投资于德国工厂的扩建，并在那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此外，中国投资者还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创造新的机会，这可以极大地改善德国公司的订单情况。这些积极的影响应该明确地与员工沟通，以便也让员工清楚地知道为他们在并购后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机会。然而，最好把与德国劳动力的沟通留给德国专家。中国投资者通常缺乏与劳资委员会和工会打交道的必要经验。 在收购过程中，中国公司通常不仅对品牌和市场准入感兴趣。他们还希望保留管理知识或技术专长。因此，关键人员和技术人员应在早期阶段被告知他们的机会和未来前景，并通过适当的保留奖金、提前延长合同或其他非货币奖励是他们继续留在公司。这样可以避免高素质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因收购有关的不确定性而寻找新的雇主。 可能的 突破点 如果无法赢得员工、劳资协议会已经工会的支持，并且他们的反应是拒绝和抵制，这就德中合并后大大增加了的整合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导致整合失败。通常情况下，造成阻力的不是员工的 "不愿意"，而是 "没有能力"。因此，在前瞻性的人员发展过程中，使员工能够完成未来的任务也很重要。应及时在培训课程和讲习班中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诀窍以及基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 避免或至少减轻 "合并综合症 "的一个重要成功因素是主动的沟通管理。这是因为信息不互通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并分散了员工对日常业务的注意力。正确使用，良好的沟通管理可以保持公司的稳定，以及员工的积极性和忠诚度。因此，特别是在合并后的头几个月，重点应放在系统和持续的沟通上。许多公司在正式宣布收购后立即通知各利益集团，但在进一步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定期沟通。 文化整合：文化尽职调查而不是文化冲突 在合并过程中，员工往往面临着他们必须采用新的企业文化的事实。以前的共同文化因此逐渐失去额价值。被收购公司的员工在多大程度上准备采用新的企业文化，主要取决于两个标准。 买方公司的文化的吸引力和 保护自己原公司文化的强烈愿望。 例如，可以进行文化尽职调查，以确定文化变革的需要或潜力。这涉及到系统地记录（企业）文化差异。然后，通过适当的措施和研讨会，确定新的目标文化并在公司内扎根。这种两种企业文化的协调在非跨国并购中已经很困难了。在德中合并后整合的情况下，要增加各自的民族文化成分。 霍夫斯泰德六个文化维度：德国和中国的比较 权力距离：与德国相比，中国的数值非常高。因此，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在中国社会被广泛接受。与德国相比，等级制度和权威几乎不受质疑。 个人价值：中国在这方面的价值很低。自我决定和个人责任起着从属的作用。中国社会是重视集体主义的，并组织成群体。个人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或团体的利益之下。自己群体以外的个人往往被冷漠对待。在团体中，个人得到照顾，并期望得到忠诚的回报。 男子气概：中国和德国在这方面处于同等地位。这不仅关系到男女平等，也关系到所谓的 "典型的男性 "价值观对社会的塑造，例如在物质上力争成功和愿意竞争。这两个国家都被描述为相当男性化的国家。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中国在这里再次显示出低值。这意味着，中国人比德国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他们更灵活地处理变化，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其特点是有许多规则和法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少有较为繁琐的规则，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处理。 计划长远：在中国和德国，规划的时间跨度看起来非常相似。两国都将长期目标置于短期目标之上。这种对长期的定位也反映在节俭和坚持不懈等价值观上。 工作生活平衡：这一方面描述了社会满足自己的需求和享受生活的程度。两个国家在这里都显示出低于平均水平的价值，但中国甚至比德国更明显。闲暇、乐趣和休闲起着从属的作用。因此，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中国甚至不如在德国那么明显。 被低估的困难：文化差异是一个风险因素 在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德国公司与中国投资者的经验》中，德方首先提到了不同的管理和沟通方式，缺乏对当地习俗和法律的了解，以及在目标和决策结构方面缺乏透明度，这些都是合作中的困难。中国经济文化门户网站（China-Portal für...

基于去年同期较低的数据，福斯油品集团在中国实现了46%的季度增长。 总部位于曼海姆的润滑剂制造商福斯油品集团今天公布了他们2021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董事长斯蒂芬·福克斯(Stefan Fuchs)非常满意地表示：“我们都很期待福斯集团在新财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6.97亿欧元的销售额以及1.01亿欧元的利润，这样一个令人欣喜的开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推动这一积极发展的是中国。中国创下了破纪录的季度销售额，为亚太地区的盈利比去年翻一番做出了重大贡献。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以及北美和南美也取得了非常积极的发展，收益分别增长了14%和33%，尤其是去年同期对比亚太地区的盈利，那时他们还没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对于未来的几个月，我们保持乐观的态度，也因此提高了我们对前景的展望。(…)。” 福斯油品集团在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增加到了2.13亿欧元，不仅仅是在百分比上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都强劲，而且在中国的销售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从绝对数字来看，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市场价值为4.19亿欧元，对于福斯集团来说仍然是比中国更重要的市场，但是增长比较温和，增长率为5%。北美和南美的销售额几乎保持不变，为1.11亿到1.10亿欧元。 福斯油品集团前景乐观多亏了中国和美国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福斯油品集团对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持乐观态度。因此，销售目标将谨慎地从目前2021年的26亿欧元增加到27至28亿欧元。谨慎的原因是，预计原材料价格上涨，这将导致自身价格上涨，还有今年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影响仍不完全清楚。所以，预测的必要条件是，对于福斯油品很重要的地区不再被封锁，供应链将保持稳定。 福斯油品可能会特别关注中国的汽车市场。据公司自称，福斯油品中国公司在OEM润滑油市场中占的市场份额为20%，是中国汽车行业最重要的润滑油供应商。 该公司在中国的核心业务是2019年建立的位于上海以西的苏州吴江工厂，厂址靠近众多OEM工厂以及汽车制造商。

自动化领域专家库卡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十分可喜。仅在中国的销售额就同比增长了122.9%。 继格拉默股份公司和福斯油品集团之后，位于奥格斯堡的自动化集团库卡（KUKA）也公布了其2021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该公司自2016年起便属于中国的美的集团，在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此后持续稳步恢复。因此，目前同比去年的增长率也十分惊人。“系统”业务部门以约141%的销售额增长成为了内部的领先者。紧接其后的是对库卡非常重要的中国市场，其订单量增长了122.9%，达到1.103亿欧元。 整个公司的季度销售额增长了29.2%，达到8.905亿欧元。这意味着库卡暂时克服了危机，但仅仍稍微低于2019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当时同期的订单额为8.952亿欧元。 “市场完全恢复到新冠前和经济周期性衰退前的水平还需要时间。尽管新冠造成了不确定因素，但我们仍期望今年的业绩将十分喜人。”库卡公司首席执行官Peter Mohnen说道，“我们尽早地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并改善了我们的成本结构。这对我们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经济形势困难，但我们仍可以对我们的新发展进行投资，例如我们新的操作系统。” 除了库卡公司的股东外，奥格斯堡的员工应该也对这一好消息感到高兴。因为已决定好的裁员人数低于原计划的人数。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近几年，尤其是2015年至2016年，中方投资者的投资收购额度在德国（2000-2016年近190亿欧元）、奥地利和瑞士达到峰值。中方在的德语地区使用的并购融资策略的方法大有不同，按照投资者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由那些为加深或扩大其德语区影响力而投资德国公司的大型中国公司和企业集团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化工集团在瑞士收购瑞士先正达股份公司（Syngenta AG）（约400亿欧元）以及在德国收购克劳斯玛菲集团(KraussMaffei)（9.25亿欧元），此外，还有复星投资德国富尔达（Fulda）的FFT制造系统（未公开收购价），还有中国海航集团收购瑞士空港（Swissport）、Gate Group和Dufry以拓宽其航空业内业务领域，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战略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提高了海航的知名度。 第二类 由那些因具体产品和技术或为了入驻德国以及欧洲市场而投资德国公司的中国公司组成。例如，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股份公司（Kuka AG），同样的还有万达集团（以10亿欧元）收购瑞士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传媒（Infront Sports＆Media）以及中方投资者合伙组成的财团（以5亿欧元）收购了欧司朗前子公司朗德万斯（Ledvance）。 第三类 由专门投资基础设施公司、基础设施相关公司或基础设施类似公司的中方投资者组成。其中包括全球最大水力发电运营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收购海上风电场Meerwind（未公开收购价），中国的北京控股集团（以14亿欧元）收购E.ON的前子公司EEW Energy from Waste和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以45亿欧元）收购能源服务提供商Ista。 正如我们所见，每位中方投资者都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标进行收购和投资。因而，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也相应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基本融资方案和结构 出于保密原因，部分融资细节尚未公开，但根据经验，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且在今后将意义非凡： 权益融资：中方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进行收购融资 所投入股本的金额和结构通常能代表投资者的可持续战略利益。例如前文提及的海航集团就极大程度地利用复杂的保证金贷款以及衍生品结构来为部分股权投资提供资金。这种具有风险且非完全透明的股权融资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战略方针。 同样可行却没有那么强侵略性的还有短期的“过渡融资”，它能为投资者提供股权投资的资金，并在之后通过长期的后续融资（例如增资）进行再融资。通常来说，这种过渡性融资至少得到了中国银行的部分支持，因为他们通常与中方投资者保持着长期密切的业务关系。 企业风格融资：企业不进行大幅收购融资，但对现有融资进行必要的再融资 中方投资者投资或收购公司往往要求对现有的融资进行调整或再融资，这通常是考虑到了“控制权变更”条款，或是为了维持公司的银行策略和融资策略的可持续性。例如：用银团贷款取代单一的短期双边授信额度，这或许能为公司的投资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必要时还能提供股息，正如前文提及的中国化工在收购克劳斯玛菲时就在Natixis和UniCredit安排了约5亿欧元的新信贷额度。 杠杆融资：企业进行收购融资 这种情况利用贷款提供部分收购资金，再利用被收购的公司在相应的“债务下推”之后，在现金流量中获得的利息和还款进行付息。公司必须偿还的债务额度不等。万达收购盈方体育传媒时使用了约4.5亿欧元的融资额度，这笔资金由瑞银集团（UBS）和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提供，之后又被联合到其他债务水平中等的银行。这种收购融资也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的相关交易中。 此外，海航在2015年以约25亿欧元收购了瑞士空港，其中至少贷款了15亿欧元,接着又通过次级债券进行了再融资。在海航集团收购之时，作为航空服务商的瑞士空港已被穆迪（Moodys）评为糟糕的B3级别，不久前还被其降级为Caa2级别，据媒体报道，其原因是该公司正在对抗资金流动性问题。 收购融资过程复杂繁琐的大宗投资及收购 对此，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然是中国化工斥巨资收购先正达股份公司。这笔金额不仅涵盖了先正达股份公司现有的贷款和债券，还包括了价值约200亿欧元的收购融资，这远远在先正达公司的价值水平上。此外，还有约50亿欧元的过渡融资用于部分股权注入，过渡融资在结构上次于收购融资。两种融资均由一个国际和中资银行团队提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收购融资在债券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再融资。 展望 目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局势也较为动荡，本就一直不稳定的融资市场也更为敏感谨慎，中方投资者尤其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收购融资。为了降低潜在的依赖性，理想情况下应准备数种融资方案，这不仅适用于初始阶段，也适用于之后的实行阶段。即使在危急情况下，这也可以确保比其他潜在竞标者和购买者具有更大的优势。 过去，部分融资方式十分富有侵略性，主要体现在信用状况不佳、债务水平高、相当不透明或机会主义投资策略以及高度依赖银行。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这些情况将极大程度地受到限制，只可能在收取高额手续费和利息的情况下出现。因此，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市场条件变得更加艰难，但具有良好信用状况、适度负债比率和合理投资策略的融资仍可以成功进行，并且在理想情况下，不仅能获得传统的银行融资，还有获得资本市场和其他融资产品，以及其他类型投资者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融资策略都应尽早与投资策略以及一般并购流程进行紧密充分的协调。更重要的是以统筹兼顾且可持续的方式说服卖家和目标公司。

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与荣鼎咨询确定，2020年前五个月内的中国境外并购活动与往年相比明显下降许多。 已公布的并购交易数量从2016年至2018年高峰期的每月约90宗下降至2020年一月至五月的每月近30宗。与2019年同期相比，中国的境外并购交易数量下降了71％，交易金额下降了88％。 中国境外投资的下跌是一种全球现象。2020年迄今公布的所有中国公司的海外收购交易量大致相当于2016年海航集团对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的投资（即65亿美元）。亚洲的交易量下降了65％，而欧洲的交易量从195亿美元下降了93％至14亿美元，此时，北美的交易量也从60亿美元下降了89％至7亿美元。 与繁荣时期相比，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初始地位已完全改变了。关键原因包括公司债务增加，更严格的资本往来管制和国际贸易限制。此外，欧美国家对外商投资的管制也让要求越来越高。 低需求，高门槛 尽管如所说的那样，外国投资在下降中，但各国政府仍收紧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控。这与G20峰会中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背，并未做到在新冠疫情期间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例如，欧盟于2020年3月更新了外商直接投资筛选指南，呼吁成员国支持欧洲公共安全。这旨在保护医疗保健行业的公司和重要资产免受外国收购。 许多国家和欧盟限制外商投资 德国扩大了对医疗保健行业外商投资的外贸管制程序。英国、瑞典、新西兰和波兰也宣布了筛查立法的计划。 而在欧盟方面，欧盟委员会最近发布了有关新监管手段的提案。其中包括对非欧盟成员国的公司用国家补贴进行收购的申报义务。因此，委员会将能首先对这些公司进行审核。如果欧盟内部市场出现竞争失衡，委员会应该就能颁布条例。 中国公司的收购 然而，对中国在国外的境外并购活动的关注不应掩盖一个事实，即在过去的18个月中，欧美公司的在华收购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例如，2020年前五个月，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收购总额为90亿美元。从而，外国公司收购中国公司的数量和价值数十年来首次超过中国境外收购数量和价值。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CBIRC）已批准德国再保险公司汉诺威再保险（Hannover Rück）为其上海的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从而，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5.5亿元人民币（约3.3亿欧元）增长了75％以上到45.1亿元人民币（约5.85亿欧元）。这已是短短一年内的第二次增资。2019年9月，其上海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当时还是15.5亿元人民币，汉诺威再保险为其增加了约60％的注册资本。 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家下萨克森州唯一的中国子公司便一直不断发展壮大。仅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再保险业务的销售额就增长了46％，达到约139亿元人民币（约合18亿欧元）。母公司2019年的总收入达226亿欧元，合并净利润为12.8亿欧元。 再保险业务的成长市场 总体而言，中国的再保险市场在近些年来正稳步快速地发展。中国银保监会将这一发展归因于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且监管机构不断推动着市场开放。 2019年12月，韩国的再保险公司大韩再保险公司（Korea Re）被批准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在华运营的外国再保险公司便从此增加到了7家。此外，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了德、美的通用再保险公司（Gen Re）和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为其在上海和北京的分公司进行增资。 中国银保监会作出这一系列决定，并指出外国保险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正不断增长，也因此需要增资。只有这样，这些公司才足以应付中国市场和业务发展的要求。总体而言，中国保险市场发展迅速，在2013年还位居全球第四，而2016年就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长期以来，中方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青睐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这支经典的中国控股的D股值得拥有。新年初始前不久，有关中方将增持股份的传闻不绝于耳。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北汽集团迟早将成为该斯图加特集团的最大股东。 北汽计划以此在该施瓦本集团的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戴姆勒的合伙人，北汽才在2019年7月宣布持有该汽车制造商5％的股权，之后显然又在英国主流银行汇丰银行的支持下计划扩大持股，将至少拥有戴姆勒10％的股份。这将超过其本国竞争对手吉利：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大约在两年前购买了9.69％的股份，且长期以来因结构问题违反了现行的申报义务。早在收购沃尔沃一案时，吉利便或多或少拥有话语权。 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优势 此次新冠肺炎危机可能有利于这两位中国大股东的扩张计划。由于股市的抛售潮，戴姆勒股价自年初以来时而下跌超半成，其市值目前还不到300亿欧元。暂时停产以及车厂关闭将在上半年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危机偏巧碰上戴姆勒集团还面临着重大挑战、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经费问题以及柴油丑闻负面后果的阶段。 在此期间，许多上述问题似乎成为了影响股价的因素，此外戴姆勒目前为止还未接受国家援助，同时2月份宣布每股0.90欧元的股息也计划保持不变——但也不排除其改变主意。即使今年销量下降30％，该斯图加特汽车制造商的收益仍将达到1200亿欧元左右。这将相当于0.25的市销率。         戴姆勒小结 这两位中国投资者自然有可能以当前的优惠价增持股份， 该施瓦本集团将必须与他们进行协商。 追随财富——目前看来，投资戴姆勒似乎很有吸引力。 饶有兴趣的中国投资者 戴姆勒并不是唯一值得投资的一支中国控股的D股。仅2017年一年，中国公司就向德国公司投资了近121亿欧元。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统计共计40例投资并购项目。德国的技术知识似乎对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极有价值：联邦经济部在几个月前就宣布将收紧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或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法规。目前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法规已经相当严格。德国政府现已准备了价值高达十亿元的救助基金，用以避免股市崩盘后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单位被廉价出售。 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中国公司似乎由于国际贸易冲突而变得相对谨慎起来。而从去年年底起，购买兴趣再次明显攀升。 2019年前六个月仅登记了14笔交易，而下半年则登记了25笔，这39笔交易的总投资额为46亿欧元。而去年共进行了35笔交易，交易额总计107亿欧元。在欧洲范围内，德国是中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英国（31笔）、法国（18笔）和意大利（14笔）名列其后。 “投资大项目的热情明显在升温，”安永德语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轶表示道，“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当前也有很大的需求——不管是对于欧洲强大的利基供应商，还是对于成长缓慢的公司，中国都是他们的战略投资者。”孙轶认为投资率还不算高，但她也观察到中国公司的“学习曲线十分陡峭”。 反例：库卡 中国公司也将从先前的交易中吸取教训。尽管对许多公司来说，交易目的重在技术转让而非盈利。但一部分事实是，中方投资者此前对德国的投资和收购也并非全部走运。最好的例子是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中国公司美的自2017年起持有其94.5％的股份。这家来自远东的家用电器制造商斥资45亿欧元（合每股115欧元）高价购买股份。 大约三年后，库卡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的其放缓的迹象：2018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大幅下降之后，其董事会下调了2019财年的年度目标。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管理层目前无法对2020年进行展望。整个集团目前的股票市值不到12亿欧元，与收购价相比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三。         库卡小结 目前？）无需着急进行投资。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库卡就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而这些问题如今可能将发展为海啸之势。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投资者也尚未找到战略投资的秘籍。 汽车供应行业必须面对利润空间小的问题，因而在好天气时与航天业相差甚远。但对航天业来说，每次暴风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海航集团在德意志银行的短暂客座 中方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事业也不容乐观。海航集团在2007年初以高达7.55亿欧元的首笔投资额购买了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足足3％的股份，随后将其持股比扩大至9.9％。中方的加入从一开始就饱受非议——一方面是因为该集团的主业在航空、旅游业和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因为政、商两界担心中国对德国最重要的信贷机构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而今，这些担忧已不复存在了：中方于2019年底彻底退出了。官方说法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但决定性原因当然还在于，海航集团近来不得不进行金融扩张，但其在德投资到目前为止几乎无利可图：与2017年初刚投资时相比，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市值到2019年底蒸发了近60％。         迷失在转变中？ 然而，管理层认为目前这种情况还远不能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我们的股本比超过13％，流动资金达2000亿欧元，没有外债，今年开了个好头。”首席执行官Sewing在3月中旬表示道。根据去年12月份在资本市场日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前景以及来自美国的新的大股东的演讲称，股价可在此期间上涨近60％，并能在2月份再次达到10欧元以上，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好成绩——当然，这是在没发生新冠肺炎的前提下。而目前的情况，股价自然又是介于5到6欧之间。 德意志银行小结 有理由认为，中方与该德国先锋行业进行的买卖遇上了不利的时机。该法兰克福集团目前的市值仅为114亿欧元（！），是热门的收购对象。德国的政策也永远不会允许德意志银行破产——第二大银行商业银行便是一个例子。如此分析看来，该股票绝对值得购买：不论是否有中国投资者。当然，也可经由（其他）中国投资者购买。 有转机潜能的二线股 在过去几年中，并不是所有中方投资者的投资都像投资德国银行业巨头那样饱受怀疑。例如2017年春季，汽车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对中国宁波继峰敞开怀抱。当时，中方持6千万欧元的可转换债券入股格拉默，向这家正陷入媒体斗争中的来自巴伐利亚东部安贝格的公司伸出了援手。一年之后，宁波吉峰提出了全面收购要约，自此便掌控了84％以上的股份——然而考虑到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这笔交易目前再次处于详细的审查中。 但目前，让格拉默愁颜不展的不仅仅是检察院的调查：在去年营业终于恢复增长之后，如今又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后果，管理层预计2020年的增长将明显放缓。格拉默去年的营业额上涨了近10%达到20亿欧元，净收益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350万欧元（合每股3.56欧元）。 格拉默概要：无精确判断 而今年要达到这一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行业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以及全球范围内爆发的COVID-19疫情导致尚无法预料的后果已经给我们202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席执行官Thorsten Seehars解释道。尽管前段时间暂时停工的中国工厂如今已经恢复生产了，但目前大部分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却关闭了。然而，与宁波继峰在采购领域的强化合作还是令人振奋的。两家公司都期待在未来几年内能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支。       海德堡印刷机械的最后生机？ 作为中方投资者在德国新一批投资对象之一的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Heidelberger Druckmaschinen）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转型。多年来，该印刷机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印刷产品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淘汰危机。为了对抗这一趋势，该传统企业更换了管理层并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尽管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新上任的CEO于三年前在第一次总结性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至少30亿欧元营业额和1亿欧元以上利润额的中期预测目标应该在去年春季已经达成——这算是给了中国长荣集团一个的奇怪的见面礼。该集团于2019年初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每股2.68欧元，是过去八年来最高估价之一——购买了海德堡印刷公司8.5％的股份。大约一年后，该股下跌了80％，至0.58欧元。因此，3月中旬宣布的重组可能是这家传统型公司扭转趋势的最后机会。         为给目前预计将达到3亿欧元收益的2019/20财年计划提供资金，并偿还1.5亿欧元的高息债券，需从成立于2005年的海德堡养老金信托的信托基金中取回3.75亿欧元的流动性资金。目前市值不到2亿欧元。 海德堡印刷机械小结 这个例子又一次印证了中国人在数字变革方面并不一定比“老欧洲”更在行。抛开市销率等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又将在2020年下滑——印刷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并非一日两日。该股的股价处于20年来的最低点，这也并非毫无道理。 BioNTech：抗击新冠肺炎的生物技术项目 当大部分经济体遭受疫情重挫时，BioNTech等生物技术股却给人们在抗击病毒方面取得医学突破带来希望。这家位于美因茨的初创公司目前不仅在研发针对Covid-19的有效疗法，也在研发可预防感染的疫苗。该公司计划在获得卫生局批准后，从4月底起在人体上开展名为BNT162的mRNA疫苗候选物临床试验。         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的分析师Shanshan Xu认为 BioNTech凭借广阔的发展平台，在全球疫苗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许多大型制药公司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兴趣。与美国，BioNTech能与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共同合作，在中国也有复星医药与其并肩作战。复星医药对中国市场上药物的临床开发、批准和商业化有丰富的经验，而这对于这家年轻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而言将是极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方面。在此次交易中，复星将提供高达1.2亿欧元的合作研发资金。作为回报，复星除了获得疫苗在中国市场上的商业化权外，还将获得158万股股票，合计4400万欧元，0.7％的股份。这相当于不足28欧元每股的价格。 而目前，该股票的交易价格几乎是其两倍——J.P.摩根等许多咨询公司认为该股票中被提前赋予了众多期望。据专家称，所有货币化选项已得到确定。BioNTech的市值约为120亿欧元，超过了一些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或在DAX上市的德意志银行。 BioNTech小结 一般而言，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比那些多年来历经改革斗争的行业——如上述印刷行业或汽车供应商行业——更有价值。等其股价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在45欧元以下，甚至40欧元以下——BioNTech是一直值得推荐的股票。预计该股自2019年上市后仍有一段上升趋势。 总结 与2019年年初的中美关税冲突一样，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可能也将暂时抑制中国在德国的活跃度。全年的交易数量和规模取决于全球范围内有效控制病毒的时间。若在未来几个月内一切能恢复正常，中国公司的购买意愿也会升温。再加上如今急剧下跌的股价为并购和投资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这比过去几年彻底克服2008/09年金融危机后的“Superbooms”阶段更有优势。这不仅是对于中国财务实力雄厚的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有战略导向的投资者。我们的统计也表明，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都无法在糟糕的时机或对行业前景的错误判断中全身而退。而这些挫折也应该能鼓舞每个私人投资者和企业家，或激发他们去思考。

经济研究员于2019年中期分析称，与德企合作或对德企进行的并购交易项目（M&A）大幅走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四月份发布的并购指数创下其自2005年首次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五月份指数也紧随其后成为历史第二低值。德国经济在2019年也仅增长了0.6％，为六年来最低。但至少去年共达成了219笔交易，仅比2018年减少了十笔，且交易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笔规模为E.ON集团收购INNOGY，该笔交易规模估计可高达245亿美元。 五年拉力赛急刹车 并购市场上的涨势在五年后停滞不前并非意料之外——尤其是当中国公司在前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后，如中国化工收购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或美的收购库卡（KUKA）。 对醒目数据//图表的猜想：8.8％中国并购交易（包括香港）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11.4％降至2019年的8.8％。中国并购交易所占份额从去年的11.4％下降至2019年的8.8％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国国内及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十分艰难——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也是原因之一。其二，当前急缺满足以下要求的收购候选人：（a）能为当前产品组合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b）在允许范围内迎合中国政府目前支持的外商投资方向。此外，卖方对估值期待值提高也使投资者（包括中国）比在2016年景气时期变得更加挑剔。 德国外商收购壁垒更为森严 尽管如此，中国仍对德国的专有技术感兴趣。戴姆勒和吉利近期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以计划在中国生产纯电动汽车Smart，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中方竞标者也有时候根本没有决定权，除了对价格的预期值不同之外，这还归因于联邦政府如今愈发频繁地使用其否决权。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主要涵盖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当该清单对收购库卡一事的说明仍含糊不清，德国政府便从安全政策出发，禁止中国入股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当前关于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供应商名单之外的争论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时尚及体育用品：消费主导行业被看好 日益增多且乐于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希望在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减少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并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投资项目是受中国政府鼓励的。 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时尚及体育用品、旅游服务和包装业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知名品牌在2019年也很受欢迎。例如中国综合性企业集团复星上头条的收购项目：该集团收购了时尚品牌TOM TAILOR以及英国旅行社托迈酷客（Thomas Cook）的冠名权和两家连锁酒店。传统的巴黎老牌时装屋卡纷（Carven）、瑞士奢侈鞋履制造商巴利（Bally）、法国时装品牌浪凡（Lanvin）以及奥地利纺织品商WOLFORD都已在去年被中国纳入麾下。 展望：2020年有何期待？ 尽管欧洲和德国的并购市场环境在“具有挑战性”一项被评估为“不足”，但2020年仍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1. 并购交易将在2020年升温 几宗较大型的并购交易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制药业和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形势正发生扭转。所有非未来核心业务将抓住机会，争取在2020年找到匹配的新买家。如慕尼黑的广告门户网站运营商Scout24于年前出售了其二手车分类信息平台Autoscout24和贷款中介平台FINANZCHECK。巴斯夫（BASF）将其颜料业务转让给了中国人，拜耳（Bayer）和朗盛（LANXESS）将化工园区运营商科伦塔（Currenta）出售给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的子公司MIRA；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也将启动电梯业务出售流程未来几个月内，大多数在德并购活动的出发点都可能是认识到了合作伙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出于该原因，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和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Citroën）最近进行了合并，两家化工巨头杜邦（DuPont）和陶氏（Dow）同业也进行了合并。 强制出售：属于金融投资者的时刻 放缓的经济增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英国退欧等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媒体领域。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中型公司常常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焦点。这些金融投资者得益于利率水平而腰包鼓鼓。此外，许多私募股权公司在2019年发行了大型基金。因此，有大笔的资金正在寻求投资机会。 3. 收购复杂程度增高 鉴于交易规模、复杂程度或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等因素，并购交易不仅愈发频繁地受到卡特尔监管部门批判性的审视，涉及到跨境收购时，也愈发频繁地受到投资管制——且不仅针对目标公司的总部，有时还针对该公司活跃的其他地区。国际投资管制很快将不再是个例，交易双方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4. 中国买家的回归 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开始缓解，中国买家将再次关注国内市场。在寻找专有技术和知名名牌的同时，他们除了将注意力放到德国技术公司和汽车公司外，也更加关注时尚界、食品业和制药业的潜在投资对象——因为德国技术完美地契合了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正是要在以上这些领域推动创新发展。从并购的角度来看，2020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