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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案再次增加

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自2020年受新冠大流行的影响而陷入低迷之后,在2021年交易数量再次增加:从132宗增加到155宗。交易量也有所上升:投资和收购的价值从15亿美元增加到了124亿美元,有8倍之多。 中国公司在德国的收购案从28个增加到35个 中国投资者也再次在德国频繁出现:在2020年只统计到28宗中国公司的交易之后,2021年这类投资或收购的交易达到了35宗。交易量从4亿上升到了20亿美元。这一数据不包括2021年对德国初创企业高达19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在这些交易中,中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者团队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其中。 这是审计和咨询公司安永(EY)对中国公司在德国和欧洲的投资进行研究的结果。 “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总的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安永合伙人及欧洲西部地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奕观察到:“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仍然是在2021年也继续造成麻烦的新冠大流行,也是因为旅行限制、对从国外入境中国的人员实施严格的隔离规定、欧洲以及中国本身的封锁等等遏制措施。大多已经在国外收购企业的中国公司,近年来更关注在欧洲推进重组,而不是进一步扩张——尤其是在汽车零部件以及机械工程领域。” 孙奕认为,目前外国投资的高门槛,尤其是在某些关键领域,还有来自资金雄厚的金融投资者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都产生了抑制作用。“并购市场上的购买价格最近急剧上升,在某些收购案中,中国的利益方不再愿意配合。尤其是已经上市的中国公司,害怕通过高昂的收购活动使得自己的股价受到压力。”孙奕说:“此外,一些潜在的收购对象在美国建有生产设施和研发中心。在这些收购案中可能会担心被美国投资委员会(CFIUS)拒绝,潜在的中国竞标者可能根本不会被邀请。” 对工业企业的兴趣减少 传统的工业公司仍占交易的大部分,尤其是在德国:35宗在德国的交易中有12宗,155宗在欧洲的交易中有30宗,都是工业领域的收购案。 然而,这一数量正在减少:2020年欧洲范围内还统计了36宗工业领域的交易。“中国投资者的兴趣仍然对欧洲汽车供应商以及机械制造商感兴趣——但现在也更多地关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以及高科技材料等子行业,”孙奕说。 但是,孙奕也发现,对于其他方面的兴趣有显著增加:“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活跃。去年德国就有几宗非常大的针对初创公司的投资,中国投资者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德国的工程技能外,对电子商务专业技能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高科技/软件公司去年在整个欧洲进行了27宗交易(前年:20)。“我们看到,对游戏开发员和软件程序员的兴趣越来越大。去年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腾讯公司,最近也大量参与了这个领域的投资,”孙奕说。 健康行业的投资和收购数量也有所增加:从16宗交易增加到了26宗。“健康行业——不管是医药、生物技术还是医疗技术——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中最重要的目标行业之一,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需要追补的需求,尤其是在研究和开发方面。” 英国取代了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目标国 去年交易记录最多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以36宗收购及投资交易排名略高于德国(35宗交易),并远远超过第三位的荷兰(13宗)。 在头一年前两名的顺序还是颠倒的:2020年德国以28宗交易领先于英国的21宗。 “随着中国投资者的兴趣从传统的工业企业转向科技、软件及媒体企业,英国的目标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孙奕说。然而,她相信德国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市场:“很多中国公司通过他们在德国的投资获得了良好的经验。此外,现在中国和德国在很多层面上都建立了密切且富有弹性的联系。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会看到更多中国人在德国的交易——尤其是当新冠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逐渐消退时,”孙奕这样预计。 去年欧洲最大的投资是飞利浦公司(Philips)将家用电器部门以44亿美元出售给了位于香港的投资公司高瓴资本集团(Hillhouse Capital)。 第二大的交易是腾讯以11亿美元收购了英国开发工作室相扑数字(Sumo Digital),其次是中集集团(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同样以11亿美元收购了丹麦冷藏集装箱制造商马士基装箱工业有限公司(Maersk Contain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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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中国金融投资者 —— 一份现状分析”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私募股权(PE)投资者以及以中国为焦点的PE投资者在德国交易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和2021年间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除了疫情以外,还有其它的原因。但这一发展对于2022年及以后是否有决定性的意义呢?文׀ Moritz Freiherr Schenck和Fabian Walisch 近年来中国PE行业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的最初几年,中国主要推出了风险投资(VC)基金,数量和价值都持续增加。从2015年起,随着本地市场的日趋成熟,筹资活动也从2014年推出的不到300支基金激增到2015年的400多支。2016年新推出的基金数量甚至达到了近500支。然而,这一筹资集会在2018年后由于中国的新法规而严重放缓,而2021年更是由于新冠疫情达到了890亿美元的暂时最低点——相比之下,2014年的筹资额为1170亿美元。尤其是首次成立的基金越来越难以在中国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一发展目前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提高到了3.6亿美元。这样的基金规模主要由中信银行(CITIC)、高瓴资本集团(Hillhouse Capital)或者太盟投资集团(PAG Asia)等老牌私募基金设立。 2020年筹集的资金大约有近一半投在了中国四个大都市的公司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然而,近年来有向更广泛区域发展的趋势,因为这四个地区在交易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不过,大宗交易还是更有可能发生在这“四大区域”。 在中国PE投资者所青睐的行业中,可以找到明显的热门行业:医疗行业,尤其是医药行业,目前位居热门行业榜首。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从2019到2020年,其数量从275个增加到了403个项目。一家新成立的芯片公司要为建立芯片工厂筹集资金的时间,目前平均为一年零四个月。中国政府的工业战略以及世界市场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引发了高度的投资势头。其他的重点行业有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然而,人工智能行业的交易从2018到2020年急剧下降——从648宗下降到了338宗。这主要是由于新法规的出台,在总体上降低了PE行业的吸引力,特别是限制了通过外国资本市场的退出机会。 然而,中国以外的投资在中国PE行业中仍然处于次要的地位——毕竟国内市场提供的投资机会已经绰绰有余。不过,即使是相对整个PE市场而言,PE基金的海外活动在可控范围内的份额也不应该因为绝对规模而被低估。中国以外的投资为PE基金提供了机会,能够将中国专业知识引入公司战略中,以及可以投资于在国内市场受到更严格监管并因此缺少吸引力的行业,尤其是科技及数字领域。同时,他们开辟了更广泛的退出选择机会,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中。 中国投资者在德国的交易活动 2016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投资者在德国进行的并购交易数量下降了近40%。2019年以来又逐渐上升,因此,2021年的交易量只比2016年的水平低了25%。这一增长主要是来源于VC环境的交易。与2016年只有一笔VC交易相比,2021年飙升到了11笔交易,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腾讯(Tencent)对CLARK、Gorillas、N26、Scalable Capital几家公司的投资,以及Lilium公司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进行的私人投资公开股票(PIPE)交易。如果不算这些VC交易的话,2021年的交易量几乎比2016年的水平低50%。尤其是PE基金的活动在德国显著下降。与2016年的六笔交易以及2017年的十笔交易相比,2021年仅剩了三笔。就目标领域而言,尤其是汽车和工业行业多年来对于PE基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消费品行业从2019年以来则一直受到更多的关注。 放缓的活动 按百分比计算,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量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PE交易量(从2016年的17项减少到了2021年的14项)。私营企业的活动也明显减少(从2016年的20项减少到了2021年的14项)。   交易价值上也有相似的情况。2016年,所有中国投资者在德国所发布交易的总价值为137亿欧元,2017年为107亿欧元。2020年,这一数值由于新冠疫情以略低于12亿欧元达到了最低点。2021年有小幅回升,达到了46亿欧元。然而,这个数值几乎完全由价值40亿欧元的VC交易组成,约占2021年所有交易价值的86%。单是Gorillas的C轮融资和N26的E轮融资就各自达到了大约8亿欧元。除了腾讯外,还有其他的全球投资者支持了这两轮融资,因此,实际符合条件的金额只有一小部分。在VC领域活跃的还有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他们分别在2019、2020和2021年参与了Agile Robots的几轮融资,还在2019年参与了粒界科技(GritWorld)的A轮融资以及2018年Omio和GoEuro的D轮融资。2021年还有几个其他的投资者活跃在德国: 无锡创投(Wuxi VC)以及民银资本(CMBC Capital)对GritWorld 吉利(Geely)对Volocopter 宜信(CreditEase)对wefox Skynet Trading对holoride 数码天空科技(DST Global)和和玉资本(MSA Capital)与腾讯一起对Gorillas的几轮融资 数码天空科技(DST Global)和和玉资本(MSA Capital)与腾讯一起对Gorillas的几轮融资 2016年是PE基金以近21亿欧元创纪录的一年,而2021年德国仅有三笔PE交易的投资额不足两亿欧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的群欣投资(Kwanyan Investment)对Hawema...

中国投资领域——差异与特点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
勃林格殷格翰战胜危机

勃林格殷格翰战胜危机

该制药公司在2020疫情之年中提升了营业额。人用药品部门的涨幅最大。在该领域中,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仅在中国就实现了10.4%的增长。 这家着传统的制药公司勃林格殷格翰是少数在新冠疫情期间实现营业额增长的公司之一。2020财年的总营业额也同比增长3%,达到195.7亿欧元。增长动力是人用药品领域。该领域的全球营业额增长了5.8%,达到144.2亿欧元。虽然美国以56.6亿欧元的营业额仍然保持着最强劲的销售市场的地位,但只实现了3.4%的增长。相比之下,勃林格殷格翰在中国增长了10.4%达到28.4亿欧元,在日本增长了6.2%达到13.3亿欧元。该公司在EUCAN地区(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营业收入增长6%到达45.9亿欧元。(所有数值均与去年进行对比且排除外汇汇率影响。) 在营业额上涨的同时,勃林格殷格翰的研发投入也上涨了7%。该公司在2020年共为此投入37亿欧元。其中在人用药业领域就投入了32.8亿。该公司从2020年第一季度起就已在该领域开始对抗新冠感染疗法进行针对性研究,自12月以来就在进行抗体临床试验。这种抗体可以被吸入并能直接在呼吸道中抵抗感染。 勃林格殷格翰在华投资 并非2020年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新冠疫情。例如勃林格殷格翰在华入股了专注于家养宠物医疗服务的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该公司在去年九月通过这一步完善了其在华的产品组合,其中包括猪用疫苗。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市场。该国家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与德国相似——但人口却多得多。随着非洲猪瘟的消退,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在华猪用疫苗的营业额增长了14.9%。 中国的宠物药品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因为不仅中国养宠物的人数在急剧上升,而且中国在动物福利方面的支出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立于1993年的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在这个市场上十分活跃。该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兽医诊所遍布80多个城市,在全国共拥有1.6万名员工。微信服务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也入股了该公司

应加强对支付宝(Alipay)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的控制

据财新全球报道,中国中央银行提出了针对支付服务第三方供应商的新规定草案。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对非银行业的管控,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力。草案中所提出的管控措施的加强对于两家最大的供应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个是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集团的支付服务支付宝,另外一个是腾讯的微信支付。 根据Statista提供的数据,这两家供应商在2019年的综合市场份额达到了近94%。其中,支付宝占了中国所有移动金融交易的54.2%。微信占到了39.5%。作为比较:第三大供应商壹钱包(1qianbao)所占的1.5%简直微不足道。 进行调查的具体条件 新规定首次包含了关于供应商何时会成为调查目标的具体条件。例如,非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在市场份额达到50%或以上时会被认定为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电子交易,不管是移动支付还是网上银行,都会被计入调查中。尚不清楚交易量或交易次数是否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支付宝作为最大的市场参与者很有可能在两种情况下都属于被调查的范围。毕竟它是中国最大的在线交易市场淘宝网(Taobao)的支付服务供应商。而微信支付至少也会受到监管调查。如果两家供应商共同占有市场份额超过50%,这个调查项目就会被引入。 这项草案尚未获得批准,在2月19日前还可以对此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但是,该草案一旦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得不针对其市场地位进行反垄断调查。如果监管人断定,某一个供应商或者两个供应商都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力,那它们在极端情况下会遭受很大的打击。 对支付宝的怀疑 该提议显然是2019年底支付宝所受指控的结果。指控称,支付宝滥用其市场支配力迫使商家建立业务关系。在由此导致的调查中出现的亮点是支付宝所属蚂蚁集团在最后一刻被紧急叫停的上市计划。这也很有可能是该企业创始人马云失踪三个月的原因。在不久前马云通过视频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在一次会议中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批评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法规形成障碍 新规定并不是央行第一次试图加强对数字支付服务供应商的管控。在2018年初,对于日益增长的金融稳定风险的担忧就已经导致了对各项规定的收紧。像商报(Handelsblatt)所报道的那样,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将最低客户备付金从12%提高到了42%。而那时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已经以93%的共同市场份额占据了主导地位。各种新规以及由此产生的进入市场的障碍可能是为什么没有其他供应商能够成功地坚持反对双寡头垄断的原因。 用央行数字货币应对支付宝及微信支付等 一个有可能在不摧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前提下应对其当前市场支配地位的措施就是在刚过去的十一月里宣布推出的数字货币。该央行数字货币(CBDC)将使得传统的银行机构能够与这些大型供应商进行竞争。

智能投顾市场正快速增长

中国消费者对智能投顾兴趣正浓。Kagan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人中约有3 8%的互联网成人用户都在使用智能投顾进行金融投资— —而非产品用户中甚至有6 8%的人对此感兴趣。Betterment LLC和Wealthfront Corp等公司于2 0 0 8 年便开始在美国运营,而中国首家智能投顾公司在2 015 年才成立。除了金融科技公司外,目前市场上的运营商还有中国的银行和中间商。 而中国的智能投顾也受到更多管制:虽然它们通常会提出投资组合建议,但由于受到监管限制,最终的投资决定必须由用户拍板。据中国新闻社报道,至少有18家金融机构已经获得了向国内投资者提供公募基金咨询服务的许可证。截至7月底,中国公民大约向公开发行的公募基金投资了17.7万亿元人民币(2.6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因此,先锋领航集团有限公司(Va n g u a rd Gro u p In c.)和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去年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启动智能投顾“帮你投”。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进行投资,从而10亿以上的支付宝用户都能使用它的建议。最低投资门槛仅为8 0 0元人民币(116美元)。仅在前10...

后台运行中的引擎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Chinas erfolgreichste Unternehmer

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们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Digitale Plattformen für Chinas Industrie

中国工业未来的平台经济

中国希望最迟到2049年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之际成为科学技术创新领导者,在实现这个 目标的道路上,工业生产数字化起着重要的 作用。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估计,2018年 中国在IT技术领域的支出为3370亿欧元,其 中软件和数据中心设施的份额达到了320亿 欧元。据市场观察家称,到2025年,全球三分 之一,也就是41亿的工业物联网(IIoT)联接 将出现在中国。西门子(Siemens),SAP和博世 (Bosch)等德国公司也致力于中国的数字工 业平台。百度的Apollo是全球第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平台,已经有超过 130个企业合作伙伴,其中也包括了德国的大 型汽车制造商。 电子产品制造商海尔(Haier) 和阿里巴巴(Alibaba)共同开发的工业应用数 字平台也使用得越来越多。来自海尔的COSMOPlat 是私营部门中最成功的平台之一,已在 十二个行业中使用,从纺织业到电子业再到 陶瓷业,据称可以为35,000家公司的3.2亿终 端用户提供服务。消费者行为数据对于优化 工业生产和建立工业4.0至关重要。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Tencent),华为(HUAWEI)和 百度(Baidu)等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公司都可以 访问大量的互联网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优...
Neue Kooperationen in Chinas Automobilsektor

中国汽车行业的全新合作

发生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中国人更愿意拥有自己的汽车,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受到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此外,在公共区域扩大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车队也被认为是市场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目前的数据证实了这一上升趋势。中国的机动车(不包括电动汽车)销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暴跌40%之后,从4月份以来又已经出现了增长。 针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所采取的特殊援助措施包括在某些城市(例如:上海,杭州和深圳)增加新车注册,以及将对替代驱动汽车(新能源汽车NEV)的补贴延长至2022年或免除10% 的销售税。 在中国的德国汽车生产商和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汽车制造商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商。2019年,市场领导者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创造了其全球销量的40%左右; 对于宝马和戴姆勒而言,中国市场也至关重要,这里的销售额大约占到30%。德国汽车供应商在国外同样也获得了其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约占65%),其中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合资企业。 中国的合资企业:从“强迫婚姻”到“恋爱婚姻”? 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汽车行业外商设立合资企业的约束逐步废除。2018年7月以来,外商就可以设立新能源汽车和特种车辆的全资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WFOE),今年开始也允许外商设立商用车的全资子公司。2022年起,对乘用车生产的限制也将取消。但是,与中国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形式进行合作仍然可以继续保持优势,例如,为了更好地与电动汽车制造商接触。尽管宣布了终止合资企业约束,2018年仍掀起了一轮中德合资企业设立的浪潮,其中包括汽车供应商本特勒集团(Benteler)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FAW),采埃孚公司(ZF)和安徽合力(HELI),海拉公司(HELLA)和海纳川公司(BHAP)以及博世(Bosch)和中联汽车电子(Zhong-Lian Automotive Electronics)之间的合作。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FIL)于2020年生效,废除了先前的三部有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法律(所谓的FIE法),以便使公司法现在适用于在中国的所有投资形式。《外商投资法》主要的革新包括了改变合资企业的组织结构,增强拥有至少三分之二股份的大股东的决策权,以及与自然人合资的可能性。即使新的《外商投资法》现在正式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仍继续对(技术)合作施加影响。根据《外商投资法》第22条,技术合作原则上应基于双方之间公平和自由的谈判。对此还没有做出实际的检验。 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关键市场 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替代驱动汽车的最大销售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包括了电动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包括了氢燃料电池以及合成燃料等等。在这个领域的成长是基于中国政府的定向补贴,目的是让城市交通中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带有替代驱动装置的汽车,此外,政府需求也促进了大量的购买。自2014年以来,中国通过销售奖金和税收优惠为这个领域提供了支持(本该到2020年截止,现延长至2022年)。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的目标是,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应占到所有售出汽车的20%。随着国际原始设备制造商大规模进入电动汽车领域,以及中国政府对国家资金使用的集中和减少,这一部分有可能将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减少初创企业、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数量。在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有许多中德合作和合资企业。 “数字化vs马力”: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和技术巨头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新能源汽车相似,中国也是除德国以外有着明确战略目标的智能网联汽车(ICV)先驱。中国也希望到2030年成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外国投资者只能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ICV市场服务,例如大型互联网集团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或腾讯(Tencent),他们必须与这些合作伙伴一起研发在中国运作的系统,或者必须与中国合作伙伴共享自己的系统。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百度运营的Apollo平台,有100多家国内外公司参与,其中还包括戴姆勒(Daimler),博世(Bosch),大陆集团(Continental)和宝马(BMW)。替代方案可能是完全依靠在中国开发的软件,但是即使那样,很大一部分的ICV技术基础设施也必须来自希望从外国汽车制造商或供应商的专业知识中受益的本地公司,当然还得愿意为使用他们的系统而付费。 为了阐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监管限制,我们选取四个对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构成特殊挑战主要类别: 增值电信服务(VATS):中国所有类型电子通信的监管框架都很复杂,且往往不明晰;对颁发许可证有很高的资本要求和严格的前提条件。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领域,通常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 导航系统:中国的地理数据访问受到国家安全法律的严格管制,只有在非常严苛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许可证;外国投资者无法进入中心区域,特别是电子导航系统的自行开发。 数据保护:中国对此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中国的数据收集尤其对于外国公司而言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向国外传输数据是由职责范围很广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进行管控。 道路交通测试:这个方面对外国制造商(包括持有许可的宝马和戴姆勒)同样有很高的要求,这实际上与上述各领域密切相关 总结 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大量与行业内部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的合作。中国正处于从使用带内燃机的传统运输工具向按需出行主导的市场(滴滴出行)转变的过程中。此外,在中国正发生从燃油发动机到新型驱动器的转换,例如电动或氢气发动机,而且这个转换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大型市场都要快。谁想加入这个市场,就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是考虑到成本和复杂性,还鉴于中国的监管框架。

在华布局充电桩

昨日(6月3日),即本周三,宝马(中国)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国网电动汽车在上海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进一步扩建中国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宝马将通过合作接入国网高速公路快充网络,拓广其充电基础设施分布。现有的充电桩规模将一举实现翻倍,提升至27万根,其中包括8万根直流快充电桩。宝马和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合作运营的充电网络将覆盖5万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通过此次合作,宝马还成为了国有企业合作伙伴中首家全球汽车制造商。 两家公司还计划在研发方面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各式各样的充电领域前瞻技术,制定大功率充电技术标准,研究车-桩-网互动技术。宝马希望能将纯电动车充满电的时间控制在10-20分钟内。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还希望为客户提供“数字化一站式充电体验”。 宝马用户将能通过宝马云应用程序进行搜索充电桩,监控充电过程以及付款等操作。因此,该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商希望进一步个性化这些服务,从而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以满足其各自需求。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腾讯的成功合作正为这些计划奠定了基础。 斥资数十亿美元的研发 根据协议,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将在今年内再建设7.8万根充电桩,从而确保中国公路网的充电桩覆盖范围更大更广。宝马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表示,宝马计划在2025年前共投资300亿欧元以上进行研发。迄今为止,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已交付了约50万辆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他们预计该数字到明年年底能够翻倍。而宝马与国家电网电动汽车之间的合作使中国现有的充电站规模翻了一番,这是实现目标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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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出租车开发商Lilium获2.4亿美元投资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