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

中国现在基本没有新冠病例。根据官方的说法，几乎所有新出现的感染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都在控制之中。2月初的情况看上去，好像共产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会失败。互联网上有大量指控称中国领导人最初掩盖了这种流行病，并消除了那些警示的声音。如果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人们可以想象那些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将会蔓延到中国的大街小巷。 新冠加强了中国的民族团结 中国的公众舆论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跟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的成功一样引人注目。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将几乎整个国家统一在了一起，并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并战胜了大流行。 在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宣传战中反复讨论了该病毒的起源，习近平主席在这当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二月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危机初期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而出现的不满和挫败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乐观情绪。人们深信，专制的中国体系比起自由的西方社会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从许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中。 个体以及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发挥了作用。在新冠病毒之前，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一定程度上对于个人数据的监视，使用和关联，这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快速轻松地在现有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控制。这可以是用应用程序控制的健康代码之类的东西。这些健康码现在可以作为市郊交通，餐馆，超市或办公室的门票来使用，实际上这些也是中国公民的义务。 国际战线变得无情 当中国在自己国内由于新冠而更加紧密地合作时，国际战线在大流行的进程中也进一步变得更加无情。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崩离析。这个病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现有的贸易争端暂时搁置一边。消除贸易壁垒至少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适当喘息的空间。 全球供应链和创造价值链正在加速解体，而不是相互靠近。同时，美国正在紧急程序中连接新旧联盟。目的是不断孤立中国并使其陷入困境。最近来自北京关于计划中的香港安全法的最新公告，标志着两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新低点。 香港现在也被排入了行政路线。这理所当然是来自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的冷静沉着的实用主义：越早按他的路线恢复议程，将来的结果就会更好。他抓住机遇，将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与此同时，全世界都还在忙于摆脱Covid 19危机。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支持习近平，他毕竟成功领导了“人民抗击新冠之战”。 美国应该停止将中美推向“新的冷战边缘”。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他对一组记者说：“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 他还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时候不要再痴心妄想改变中国，并阻止十四亿人民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当前形势下，内部和外部的实力证明对于北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中国经济，因为共产党领导层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对其本国居民的增长承诺之上。而这个事实在经过四十年的开放，改革和国际互联后，第一次被动摇了。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同比下降6.8％。官方失业率在二月份就升至6.2％，并处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今年还有约900万学生将离开大学，并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 实际上，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的目标是让经济产出比2010年翻一番。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增长6％，目前看来是极不可能了。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将竭尽所能继续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努力。 幸运的是，已经有明显的正面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复苏。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同比增长了3.2％。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重新恢复到50点以上，并以此稳定在了扩展区域内。在二月份，这个指数还处于灾难性的35.7点。其他重要的活动指标，例如每日的煤炭消耗和中国道路上的交通拥堵，现在也已经恢复到了上一年水平的90％左右。 为了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还推出了许多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干预措施的范围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并不大。在国家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中国至少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相对而言，他们为今年余下的时间和以后的情况都做了充分准备。 中国在新冠存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扩大其权力地位 中国尤其是其政府将在新冠引发的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并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以及要求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富有远见的计划遭遇了很大程度上无计划的西方国家。冠状病毒不会阻止中国实现他们到2025年成为所有重要关键技术的创新领导者的目标。这包括中国的能源生产，电动交通，飞机、铁路和船舶制造，以及机器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研发支出目前已经高于整个欧盟，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在国际层面上的目标在于，将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洲际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中国将会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和繁荣的国家。到那时它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最新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全球商业展望》（AHK-World Business Outlook）显示，69％的在华德国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经济将出现好转。该比例是所调查区域中的最高值。但供应链和物流领域仍然存在问题。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调查了其全球成员的业务状况及其短期内的预期。该调查结果发布于德国工商会（DIHK）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2021年春季全球商业展望》中。 总体而言，全球德国企业再次将其业务评为“良好” （45％）。只有14％的企业对其情况表示不理想（“差”）。其中工业领域的满意度最高。 平均而言，47％的受访公司中预计当地经济将会好转，21％预计当地经济会恶化。然而，在持积极态度的企业中只有极少数认为2021年仍有望实现持续的经济复苏。43％的企业预计2022年才能实现复苏，而四分之一的企业甚至预计在2023年才有望实现。而若按地域细分，则有更加差异化的现象：在位于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坚信未来12个月将实现增长的比例达到69％。这一全球最高的比例值与仅有30％而排名最末的东欧和东南欧形成鲜明对比。排在中间位置的欧元区仅有43％，仅次于亚洲（49％）和北美（64％）。 在华德企存在供应链问题 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和亚洲的氛围并非完全开朗。全球面临供应链和物流问题的受访企业平均有40％，而仅在中国就有53％。在平均值以上的还有整个亚太地区（47％）和北美地区（46％）。据企业称，除了生产停工以外，主要原因还有近几个月海运和集装箱短缺问题，这导致了交货时间延长以及运输成本上升。因此，71％的受影响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

据《南华早报》报道，蚂蚁集团计划将其投资平台、信贷平台和保险平台合并为一家控股公司，并由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督。这则消息虽是该报纸援引自一位据说参与此项目却未透露其姓名的人士，但极有可能属实。毕竟《南华早报》自2016年以来就被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收购，而阿里巴巴又拥有蚂蚁集团三分之一的股份。正式的宣布预计要等到下周中央政府最终批准这一程序之后。 成立控股公司前，蚂蚁集团经历了艰难的几个月。首先是去年秋天的上市计划在最后几分钟被喊停。随后，公司创始人马云在公众面前消失了三个月。此外，该集团还被调查是否滥用其市场力量，中国央行也宣布将通过新法规更严格地控​管控支付服务供应商。这些法规包括自动启动反垄断法调查。只要供应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便启动调查。该集团拥有10亿用户的支付服务支付宝很明显符合这一情况。 为何禁止蚂蚁集团上市 暂缓上市的背后是政府担忧该集团的庞大规模可能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些担忧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可能并非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蚂蚁集团上市后可能受到外国投资者的左右，变得更难以控制。 然而，纵观过去几周和几个月的新闻，潜在投资者的兴趣总归会有所下降。根据彭博资讯（Bloomberg）的一份报告，蚂蚁集团的市值自去年宣布上市以来已经从2660亿欧元跌至不到三分之一。成立新控股公司可能是重建信任的明智之举。但与此同时，更为严格的法规可能会严重限制其增长潜力，尤其是其增长速度。如上篇报道的营业额同比增长37％的情况应该不再可能。 上市监管 控股公司成立后，该集团的金融服务将受到与中资银行基本相似的法规约束。对于新成立的控股公司而言，这将意味着建立储备金，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以及改善对客户数据的保护措施。此外还有来自金融监管机构更为严格的管控。 作为回报，监管机构可能会批准蚂蚁集团再次尝试上市。上市是否且何时可以进行还有待观察。前提还得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内容属实。

中国政府宣布的监管措施在媒体中引发了对其持续发展的担忧。股市反应非常强烈。此外，有传言称正在计划进一步的法规，可能会影响更多的行业。一些观察家认为改革是对某些行业的打击，比如所谓的新经济，而其他的人甚至觉得监管热潮让中国变得“没法再投资”。是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市场评估了。 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趋势上升以及中国政府大力监管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增长轨迹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目前也在增加。然而，这种突然的观点转变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许多新法规可能只会对房地产行业、食品配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公司造成有限的影响。原则上，大多的法规只是重复了过去已有的法规。政府和国家媒体多年来已经宣布过这些消息，中国公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在讨论。唯一真正受到严重影响的是私人补习机构，所谓的课后辅导，简称AST。 教育：补习机构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年初以来就预计会有针对课后辅导的监管。最初的迹象是通过改变学费来减少财政压力，还有禁止为课后辅导机构打广告。政府越来越觉得，课后辅导的高额费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们没有改善教育的整体质量，反而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时间和费用压力。这使得生育率下降，也给社会流动性造成了经济障碍。中国对课后辅导的需求非常高，与日本和韩国类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他们以考试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以及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课后辅导行业预计会萎缩，但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将受到政府的继续监控，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管理。 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可预见的反应 一些专家将最近的监管措施解释为一种惩罚。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适用于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公司。特别是考虑到可变利益实体(VIEs)的结构。它为一些行业在境外上市提供了便利，并代表了一种构成中国科技行业上市基础的公司结构。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风险正在增加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VIE结构。因为大多最近的监管措施都不会因为上市地点或公司结构而影响其效力。因此，中国的监管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府更多的是在应对这里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行业越大，其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越多。过去有很多监管方面的变化对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然而，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很多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大型成长性公司和行业，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不能继续其发展之路。 在其他国家，新法律法规的通过可能是非常公开和漫长的，与之相比，中国的程序显得不那么透明。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当更深入地对此做出研究以预测风险。可以预见，那些拥有动态管理结构并能够对快速变化的框架条件做出反应的公司才是长期的赢家。 中国不是孤例 整体来看，中国现在发生的事与其他国家的活动很相似。世界各地媒体一直在报道关于“一些公司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不可持续的做法”，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些公司将盈利置于其供应商和员工的福利之上。而科技公司在欧洲和美国也备受批评，甚至有人酝酿将这些公司拆分。说到这里，人们就会想到欧盟与全球以及美国科技公司之间关于数据保护的争端。 超越“新经济”的潜力 如果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些监管问题，那也会以相应的谨慎态度来观察最近几年来的新商业模式。食品配送服务美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最担心的是，盈利会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人们应该自问，面对改善员工工作条件的社会压力，未来的利润增长能有多稳定。结论：相当不确定。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想要在一个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话。 一个完全整合了ESG标准的投资方法可以在分析的一开始就以这些社会经济学及政治风险为主题。人们必须对监管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完全规避它。人们更应该将它尽可能地纳入投资决策中。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是有可以关注的行业。在过去几年中，除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像家具制造商或医疗保健这样的公司几乎都不属于“新经济”的范畴。

在两个国家相互理解和认识各自资本市场文化的过程中，许多中国商人始终对德国全体股东大会的法律基础和流程感到非常惊异。经所谓的“公众股”（­如大众、拜耳或巴斯夫）发展形成的长期的德国股东文化，使德国全体股东大会明显区别于其它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全体股东大会。只要股东以及股份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正式的规定以及流程方案不熟悉，则可能在几年内被禁止作出重要的公司决策。对于在德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只能建议其及早了解这些主题。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德国商业银行向其企业客户针对人民币对业务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年底将有大部分受访企业使用中国货币开具发票。 德国商业银行已第五次与调查机构forsa合作，向其220多家欧洲企业客户询问亚洲的业务情况。调查显示，人民币对德国商业银行的企业客户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于年销售额在2.5亿欧元以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货币意义重大。该规模的企业中有57%（2019年为46%）已在中国业务上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此外还有20%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采取调整。在年销售额为5千万欧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2%的企业在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26%的企业计划在一年内使用。对冲汇率风险仍然是开具发票的主要原因（64%）。对于受访企业来说有两大不相上下的优势。第一是“在中国开拓市场的优势”，其次是“价格谈判的优势”（各占50%左右）。 人民币的“常规”外币之路 新冠疫情给大多数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约四分之三的企业称其营业额下降幅度高达25%。但大部分的跌幅在这一年里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预计中国业务将呈现积极的发展趋势。约20%的企业表示，复苏后的水平仍将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目前，德国商业银行四分之三的客户都是通过欧洲网点开展中国业务。亚洲最受欢迎的驻扎点是上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明确的指示：人民币正日益成为企业客户的‘常规’外币，逐渐被这些企业的欧洲总部所使用。”德国商业银行的亚洲专家Michael Rugilo解释说道。

Der Wind bei deutsch-chinesi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wird rauer. Datenschutz, Engagement in sensiblen Regionen, internationale Spannungen… In der Vergangenheit betraf dies insbesondere große Konzerne und Unternehmen...

对于众多德国中小企业来说，通往中国的投资道路是充满挑战的。为了建立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和经销商网络，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况且，并非每一家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必要资源。对于这些中小型家族企业来说，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让精通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予以协助不失为一个诱人的选择。而合作在实务中究竟情况如何？曼达林基金法兰克福办事处的负责人Inna Gehrt女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阐述了她的观点。

在Covid-19爆发之后，入境中国变得很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从3月28日起，中国将所有居留证均设为“休眠”状态。当时在中国境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再进入中国，即使从技术上来说，他们仍然拥有有效的签证。 从那时起任何想进入中国的人都需要新的签证。而只有在被归类为急需的专家或出于特殊的人道主义原因时，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新签证。对于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官方正式的邀请（“ PU邀请”）。即使这样，入境中国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的空中交通几乎完全停滞。因此，AHK大中华区从5月开始组织包机飞行。首先到上海，然后到青岛，其目的是让急需的专家能够入境中国。如果没有他们，一些公司是不可能在封锁之后重启生产的。后来的航班也让家庭成员有机会重新入境。 在不断对之前的安全利益进行考虑之后逐渐出现了适当的放松政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针对某些欧洲公民执行了“快速通道”程序。 直到8月才首次对入境法规进行了简化：从那时起，一些欧洲公司的员工不再需要PU邀请就能入境中国。 入境中国不再需要额外签证 现在，中国再次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拥有有效居留许可（基于工作，个人事务或家庭团聚）的任何人都可以再次入境而无需进一步签证。3月28日之后基于以上理由的居留许可已到期的任何人，只要相关理由继续适用，要申请新的居留证都没有任何问题。鉴于健康保护可能出现的义务，例如安装跟踪应用程序，Covid-19阴性测试结果或者14天的隔离，这些都不受新法规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MFA）关于入境中国新规定的原始信息可以在此处找到英文版和中文版。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