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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年的谈判，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于2020年底达成。该协议将确保中欧经济伙伴之间的投资环境更加平衡。德国和中国企业都将从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监管框架中受益。 尽管受到新冠危机影响，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仍持续增加，5860亿欧元的年贸易额也使中国超越美国，自欧盟成立以来首次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使得新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其中包含的公平、促进贸易关系的规则，该协定对参与双边经贸的各方均为重要进步。 放宽市场准入 协定旨在减少中欧在市场准入方面现有的不对称问题。在中国，多个行业领域中严格的中外合资要求将被取消。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汽车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德国企业将可获得全面准入。同时，近几年中国已经逐步开放的金融服务行业内的中外合资及外资股权上限要求也将取消，包括银行、证券交易、保险和资产管理等领域。此外，中国还承诺解除医疗（私立医院）、环保服务、研发（生物资源）、电信和云服务、商业服务和国际海运等领域的投资限制。 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一半以上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都可从此次协定达成的扩大市场准入中获益，特别是在汽车和制造业，包括化工、电信设备、运输设备和医疗设备生产等领域。现在，这些行业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企业未来可以100%拥有其中国子公司的股权并提取利润，而无须与中国合资方分享利润。 公平竞争环境 除了中欧之间市场准入的不均衡，竞争条件的不平衡也是另一个讨论焦点。对此，协定向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迈出重要一步。这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市场行为的约束、提高政府补贴透明度以及防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定。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被要求今后完全以经济标准为基础进行决策。在其进行买卖货物或提供服务时，应对德国公司一视同仁。同时，协定还对中国政府提出透明度要求，以确保更好的计划性及更高的法律确定性。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为评价特定国有企业市场行为而进行的信息交流、关于补贴的磋商程序和为外国公司提供平等进入标准制定机构的机会。 协定还禁止未来各种强迫技术转让的投资要求，如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对研究机构的本地化要求或在技术许可中干涉合同自由。此外，协定还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防止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披露其在商品或服务认证过程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机遇 在中国企业过去多次对德国掀起并购风潮之时，德国企业主要以绿地投资而非并购交易的方式在中国投资。鉴于协定在大量行业领域取消合资要求、允许外资并购，中德之间上述投资行为差异预计将在未来有显著转变。 市场竞争条件的改善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机会。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从新冠疫情影响中迅速恢复的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增长，德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交易量也将随之增加。例如，巴斯夫集团在中国华南地区进行总额高达十亿美元建设投资项目进行同时，巴斯夫创投又于近日宣布投资位于中国杭州的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清洁高效的工业合成生物技术。 对中国在德直接投资的影响 与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相比，协定只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中国投资者承诺了少量的额外开放，因为在协定出台之前，欧盟市场已经基本对中国投资者全面开放。不过，各成员国实行的外商投资审查与控制措施不受协定影响。 尽管缔结协定对中国在欧投资条件没有重大直接影响，但其仍然向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发出积极信号，中国对德投资活动有望再次活跃起来，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的中德并购交易市场带来转机。 总结 协定为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为中德间的双向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对中国在协定框架下所作的逐步开放仍须结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来审视。中国政府正日益加强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工智能及重大设备制造等战略相关行业的控制，以确保技术自主权。而最近出台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规定及其他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措施意味着德国企业未来在中国的经营中仍将面临障碍。

在并购交易中，企业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唯独有关软件的话题却很少有人提及。但它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造成高昂的费用。因此，企业应当在交易准备阶段就仔细检查与软件供应商的合同以及使用许可。

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标继三月份下降之后近来又再次上升了。 曼海姆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在其最近的报告中称，其自2013年起与上海复旦大学共同在中国收集的CEP指标于三月份再次上升至46.3，同比上月增长3.5。然而，对比目前为止在二月份达到的最高值（64）还相差甚远。CEP指标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未来12个月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估情况。 在为制作指标而展开的调查中，受访专家也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评估。该指标在四月份轻微下降了0.3至42.6。但中国的经济前景依旧十分乐观。 因此，中国今年以及2022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测值也再次大幅上升。目前，2021年的GDP预测值是6.8%，同比上月增长0.8。2022年的预测值也再次从5.2%上升至5.6%，但上升幅度较小。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预测值的变动并不出人意料。毕竟，中国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其2021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同比去年创下了18.3%的增长纪录。“然而这一增长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中国在一年前遭受了众所周知的经济滑坡。”负责ZEW“国际金融市场及金融管理”研究部调查问卷的Michael Schröder博士说道。在他看来，尤其有说服力的是对比上季度的增长速度。例如，自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增长仅达到0.6%。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个季度已经放缓了。“因此，2020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的高季度增长率是否会在2021年再次实现，还有待观察。” Schröder补充道。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在德国入驻的外国公司有所减少。德国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量下降并不让人吃惊，不过，比人们担心的幅度要小。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最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包裹显示，2020年一共有1684家外国公司在德国落户。GTAI与各联邦州的经济发展机构共同编制了这个报告。2020的1684个新项目比较起2019年的1851个项目减少了9%。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新冠危机，这个数量有所下降是不足为奇的，比起GTAI最初的预计还是要低些。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总经理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n)表示：“考虑到全球新冠危机，这样的下降并不让人吃惊。但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曾预测在欧盟的投资将下降15%，因此，9%终究是个好消息。” GTAI认为，这9%新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带来超过35000个工作岗位。2020年德国境内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国首先是美国，有254个投资项目，然后是瑞士，有219个项目，以及中国，有154个项目。 对德国的电子类外商直接投资增多 GTAI在其外商直接投资报告中发现了德国的另一个趋势：2020年，德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一方面是针对德国汽车业的竞争对手（比如特斯拉Tesla），另一方面是针对像中国电池制造商蜂巢能源(Svolt Energy Technology)这样的供应商。该公司去年秋天在萨尔州宣布建立了一个生产基地，仅此一项就可以创造2000个工作岗位。 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n)解释说：“在这里将会修建起一个超现代的生产基地，并创造出几千个工作岗位，更确切地说，仅在这一区域就有大约15000个岗位。令人欣喜的是，大概20%的企业希望将德国用作研发基地。” 总体而言，国际公司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广泛，并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众多行业。投资重点首先是信息通信技术和软件(19%)，其次是企业和金融服务(17%)，以及消费品(10%)和机械工程(9%)。

随着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并且公司寻求立足海外，越来越多的跨国投资正在发生而这并非秘密。历史上，投资主要从西方或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因此，欧洲、美国等地的高科技或知识公司进入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是尝试在一个小环境中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 但最近投资也开始反向流动，因为快速发展的国家渴望在西方投资。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从2004到2008年的仅10亿美元激增到2011年的100亿美元。此活动的证据包括中国建筑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吞并了德国南部的混凝土泵制造商Putzmeister，以及多品牌企业潍柴动力收购德国叉车制造商Kion的多数股份。中国政府已宣布，计划到2020年向欧洲投资约5千亿美元。巴西、土耳其和它们的同类企业必定追随类似的采购狂欢。

中国现在基本没有新冠病例。根据官方的说法，几乎所有新出现的感染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都在控制之中。2月初的情况看上去，好像共产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会失败。互联网上有大量指控称中国领导人最初掩盖了这种流行病，并消除了那些警示的声音。如果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人们可以想象那些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将会蔓延到中国的大街小巷。 新冠加强了中国的民族团结 中国的公众舆论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跟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的成功一样引人注目。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将几乎整个国家统一在了一起，并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并战胜了大流行。 在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宣传战中反复讨论了该病毒的起源，习近平主席在这当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二月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危机初期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而出现的不满和挫败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乐观情绪。人们深信，专制的中国体系比起自由的西方社会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从许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中。 个体以及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发挥了作用。在新冠病毒之前，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一定程度上对于个人数据的监视，使用和关联，这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快速轻松地在现有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控制。这可以是用应用程序控制的健康代码之类的东西。这些健康码现在可以作为市郊交通，餐馆，超市或办公室的门票来使用，实际上这些也是中国公民的义务。 国际战线变得无情 当中国在自己国内由于新冠而更加紧密地合作时，国际战线在大流行的进程中也进一步变得更加无情。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崩离析。这个病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现有的贸易争端暂时搁置一边。消除贸易壁垒至少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适当喘息的空间。 全球供应链和创造价值链正在加速解体，而不是相互靠近。同时，美国正在紧急程序中连接新旧联盟。目的是不断孤立中国并使其陷入困境。最近来自北京关于计划中的香港安全法的最新公告，标志着两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新低点。 香港现在也被排入了行政路线。这理所当然是来自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的冷静沉着的实用主义：越早按他的路线恢复议程，将来的结果就会更好。他抓住机遇，将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与此同时，全世界都还在忙于摆脱Covid 19危机。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支持习近平，他毕竟成功领导了“人民抗击新冠之战”。 美国应该停止将中美推向“新的冷战边缘”。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他对一组记者说：“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 他还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时候不要再痴心妄想改变中国，并阻止十四亿人民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当前形势下，内部和外部的实力证明对于北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中国经济，因为共产党领导层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对其本国居民的增长承诺之上。而这个事实在经过四十年的开放，改革和国际互联后，第一次被动摇了。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同比下降6.8％。官方失业率在二月份就升至6.2％，并处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今年还有约900万学生将离开大学，并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 实际上，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的目标是让经济产出比2010年翻一番。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增长6％，目前看来是极不可能了。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将竭尽所能继续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努力。 幸运的是，已经有明显的正面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复苏。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同比增长了3.2％。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重新恢复到50点以上，并以此稳定在了扩展区域内。在二月份，这个指数还处于灾难性的35.7点。其他重要的活动指标，例如每日的煤炭消耗和中国道路上的交通拥堵，现在也已经恢复到了上一年水平的90％左右。 为了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还推出了许多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干预措施的范围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并不大。在国家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中国至少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相对而言，他们为今年余下的时间和以后的情况都做了充分准备。 中国在新冠存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扩大其权力地位 中国尤其是其政府将在新冠引发的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并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以及要求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富有远见的计划遭遇了很大程度上无计划的西方国家。冠状病毒不会阻止中国实现他们到2025年成为所有重要关键技术的创新领导者的目标。这包括中国的能源生产，电动交通，飞机、铁路和船舶制造，以及机器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研发支出目前已经高于整个欧盟，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在国际层面上的目标在于，将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洲际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中国将会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和繁荣的国家。到那时它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总体来看，《民法典》将私法编成法典，调整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涵盖了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婚姻、继承、侵权和合同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公众对立法过程的积极参与，其公布的草案征集到约900,000条公众意见。 《民法典》将现有单独民事法律规范，例如《物权法》、《合同法》等，编订纂修成统一的法律文件。因此，《民法典》的主要影响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且合乎逻辑的民法体系，从而减少了1986年至2009年间颁布的单行民事法律之间的不一致。 民法典简史 中国共产党于1997年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其民事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建立市场经济迫切需要民事法律，而制定民法典在短期内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遵循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制定了深受德国民法典影响的单行民事法律。该进程始于《婚姻法》（1980年），随后是《继承法》（1985年）、《民法通则》（1986年）、《收养法》（1991年）、《担保法》（1995年）、《合同法》（1999年）、《物权法》（2007年）和《侵权责任法》（2009年）。 2014年，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在“两步走”的编撰思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于2017年通过了《民法总则》。随后两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整体审议和拆分审议。2019年12月，由民法总则和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20年5月通过了《民法典》。 实施细则 自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将废止现有单行民事法律，届时包含大量规范的众多实施细则也将废止。如果没有这样的实施细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模糊措辞的《民法典》将缺乏规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表明，其将在2020年底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进一步澄清未解决的问题。 《民法典》概览 《民法典》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本文将重点探讨《民法典》对商业活动的重大影响，因此，人格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编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此外，由于篇幅限制，作者无法深入探讨所有（经修订）段落，而仅能就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最重要的创新进行探讨。 对商业活动的影响 物权 物权编主要以2007年《物权法》为基础，论述了人对物（即动产或不动产）享有的绝对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即抵押权、留置权等）。 物权编带来最实质性的变化涉及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7条引入了居住权，与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享有的合同权利相比，居住权具有绝对性质。相较于公寓房屋所有者和第三方，强化了对于居住权人的保护。 合同 合同编主要以1999年《合同法》为基础，共526条，是《民法典》中最全面的一编。本编由三个分编组成：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其中，《民法典》规定了十九种有名合同，相较于原《合同法》，增加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以及合伙合同。 合同编带来较大变化的规定涉及合同的解除： 持续性义务的终止权：对于涉及一方持续性义务的不定期合同，第563条规定了双方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后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双方可在基础合同中就该解除权达成一致的范围尚需司法解释界定。 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编主要以现行2009年《侵权责任法》为基础编制，该编规定了侵犯民事权利（“侵权”）面临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最后一编中值得注意的一项创新是下述有关环境侵权的条款：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在产品责任或知识产权侵权等特殊领域中，现有侵权法已将对侵犯民事权利行为的所谓“惩罚性赔偿”引入中国侵权法。一般而言，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偿受害方，因此，在这种“补偿性赔偿”之外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则被视为例外。除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外，《民法典》第1232条还规定了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情况下的惩罚性赔偿。 结论 《民法典》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其规范财产权、合同、人身权、家庭、婚姻继承和侵权，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作为广泛而统一的汇编法典外，《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单行民事法律的归并。 由于《民法典》各段的措辞晦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计划将制定并颁布相关司法解释。因此，中国《民法典》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司法解释和后续的实施细则。

三月份在中国收集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财新PMI）再次下跌。从二月份的50.9跌到目前的50.6。 行业服务商财新报道称其2021年三月份调查的PMI指数继续下降，目前仅为50.6，成为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指数。高于50以上的财新PMI指数表示受访中国企业经济呈增长态势，指数低于50则表示衰退。财新PMI在过去11个月持续上升，但现在却越来越接近50，这就说明受调查的经济情况停滞不前。 财新PMI指数低于中国其他指数 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PMI不同，财新PMI关注的是民营中小企业。《环球时报》已经公布了中国国家统计局三月份可喜的调查结果。例如，主要涵盖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PMI的指数为51.9，与二月份相比，仍增长1.3%。 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增长幅度更为明显，从二月份的51.4上升到三月份的56.3。

综观德国和中国的法律框架，您会发现德国和中国劳动法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对员工的保护力度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本文无意对德国劳动法进行全面概括，而旨在强调一些重要的基本规定。中国投资者可能非常熟悉这些规定，而且通过当地法律咨询可以很好地进行处理。

对于每一个跨国界（尤其是跨文化）的合同签订场合来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谈判、合同签订以及合同本身是否需要或应在多大程度上迁就一方或另一方的国家习俗。在缔约对方来自中国时，应在合同当中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企业都雇佣了外勤人员。对于需要大量实地工作人员的经营模式，正式注册的销售或服务分支机构的投资及维护成本也随之增加。企业需要通过这些分支机构才能在外省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因此企业一般都会尽量降低这笔费用，或者让员工在家办公。然而，2021年8月24日出台的一项新法规要求企业原则上都要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原则上，所有在中国的企业都需要营业执照，这样才能在中国各地从事其注册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然而，企业只被允许在其正式注册的企业地址开展业务。 如果企业在中国只有一个注册地址，那么无论经营活动是否应该或必须在外地进行，包括外勤员工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必须在该注册地工作。员工禁止在注册地以外的地方从事永久性或长期性的经营活动。因此，以租用办公室或在其它地区、城市或省份部署销售人员为形式的“销售或服务分支机构”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无论员工在自己的办公室、租用的商业场所还是在家办公。 原则上在中国必须设立分支机构 自2020年年底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对那些长期在外省未注册分支机构却雇用员工的企业加强管理。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强制设立分支机构相关的明确统一的准则。因此，目前仍不清楚当局如何评判哪些属于正式注册地以外被禁止的永久性经营活动。这因省而异，且在很大程度上视个别情况而定。 例如，一家企业的服务人员在外省客户处安装一条生产线——即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还是可能得到允许。而一家企业的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或省份经营的服务型工作室可能从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的。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供的服务明显是无限期的。 地方当局之前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就形成了这种习俗：企业让员工在家办公或租用办公室，从而让员工在当地工作。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为这些员工在当地设立自己的销售或服务办事处。 收紧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于2021年8月24日公布。该条例将于2022年3月1日生效，它规范了市场主体注册分支机构的义务。 注册分支机构的义务取决于该分支机构是否进行“经营行为”。然而，生效的法律法规并不包含这一术语的法律定义。若参照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对“经营者”的定义，则“经营活动”包括所有“以营利为目的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 此外，当局在实际中还考虑到分支机构是否进行与企业业务相关的“副业”。这包括广告、促销活动、以销售为目的的商品存储或展示，或为签署合同而向分支机构提供场所等。如果既借助“经营者”这一概念来理解“经营行为”这一概念，又参考当局对“副业”一词的解释，那么涉及到的范围将十分宽泛，从而登记分支机构的义务也十分普遍。尽管在本文发表时，法规尚未在国家层面生效，但一些省份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实施该法规。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受到了立法和政府做法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当局要求登记其经营活动。 由于在规定时间内建立分支机构的期限往往太短，当局的要求往往导致企业不得不暂时停止在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业务活动。今后可以预见，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如发现未登记的“销售或服务分支机构"，也将作出处罚。 当局有权对违反规定的公司处以最高50万元人民币（约67,000欧元）的罚款。此外，当局可以责令关闭未注册的销售和服务办事处，并没收其“违法”所得利润——如办事处的销售收入。为此，当局可以不经通知就进入办公室，复制文件并带走。而同时需要考虑到的是：违规行为也会在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替代方案？ 因此，如果一个公司决定在中国投资，它应该从一开始就在其（财务）规划中考虑到设立分支机构是在全国进行经营行为的前提。虽然这不像成立一个独立公司那样昂贵，但确实会造成额外的费用。企业尤其该仔细考量，如何能通过最少的分支机构覆盖到中国最多的地方，或者与企业相关的部分。此时还应该注意的是，不同省份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企业还应确认是否可以将业务直接分包给当地的服务商，或者服务和销售人员是否可以作为个体户，从而避免设立分支机构的义务。 人力资源服务商或“伙伴”公司往往会因此提出为企业雇用员工。 但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会在公司法上产生问题，而且会在税法和社会保险法上带来麻烦。 总结 对于投资者来说，文中所述的局势进展意味着，如果企业业务有大量外勤经营行为的需求，公司未来应该考虑到设立分支机构的必要性，并在财务规划中考虑进建设和组织成本。但与此同时，也应研究委托当地服务供应商或雇用服务和销售人员作为个体户的可能性。

中国投资者将他们的触角伸到了德国，但是零星的大型交易报道并不能掩盖真实的状况：无论数量还是规模，收购的潜能尚未得到挖掘，而同时很多谈判在初始阶段便已经宣告失败。许多中国投资者在德国对目标公司的找寻给人造成一种“隔着橱窗欣赏商品”的感觉，这一点对于潜在的德国出售方来说往往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