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两种文化之大成

许多德国和中国的企业在跨境并购中, 习惯将交易的法律和金融安全作为考量的首要因素。这很容易让整个投资里最重要的资源在眼皮底下流失: 那就是自己的以及对方的领导层和员工。 要确保避免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必须得有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战略。

人民币结算:新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 法兰克福

香港贸易发展局与当地的商会合作,分别在法兰克福 (2014年9月9号)和慕尼黑(2014年9月11号)举行两场题为“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德国商业发展的金融中心”的推广活动。 在推广活动举办之前, 香港贸易发展局对作为此次推广活动的特邀演讲嘉宾, 中国银行( 香港) 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裁和广北先生进行了独家采访。
Wir bauen Brücken nach China für Life Science Start-ups

我们为生命科学初创企业搭建通往中国的桥梁

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来说,中国市场脱颖而出。北威州生物产业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简称BIO CM)的董事总经理Garthoff博士在访谈中介绍了他们如何帮助这些初创企业驻扎中国,并在中国开拓业务。 中德投资平台: BIO CM具体做哪些工作,在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Garthoff:我们为北威州的生物科技行业提供帮助,搭桥牵线,并与BIO.NRW紧密合作。BIO.NRW是北威州的官方联合机构,受州政府委托执行该任务。我们主要协助BIO.NRW为有中国业务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及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为此,BIO CM每年三月份都组织BIO.NRW投资天使大会,今年举办了第十届大会,也首次在中国进行了直播。 对于BIO CM而言,与中国的互动并不新鲜。自2015年起,我们就与BIO.NRW一起积极参与由联邦教育及研究部资助的项目,以在中国培养国际卓越集群。尤其是德国企业通过该项目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得到了BIO CM的支持。自2021年起,BIO CM和BIO.NRW加入EIT Health 正开始实行的全球桥头堡项目,能接触到更多想进入中国市场的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等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 该项目进展如何?您在此项目中承担何种角色? Garthoff:该项目帮助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领域的欧洲初创企业更轻松地进入新市场。桥头堡欧洲项目能帮助进入欧洲的新市场,桥头堡全球项目能帮助进入全新的非欧洲市场。初创企业可以在春夏两季申请参与该项目,期限为12个月。该项目的核心是通过精心挑选的“催化剂”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支持。 什么是“催化剂”?这对中国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有何帮助? Garthoff:催化剂就是集群、网络或孵化器,例如BIO CM。他们是各目标国的专家,通过知识和当地(例如在中国)的联系帮助初创企业进入市场。催化剂将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高达4万欧元(全球)或3万欧元(欧洲)的资助。BIO CM就是桥头堡全球项目针对中国市场的催化剂。我们为初创企业提供他们各自的需求,并为他们解答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监管方面、财务方面还是文化方面。 我们在市场准入和人事法、公司成立、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上提供帮助,同时也提供与合作伙伴的联系方式。BIO CM包括中国员工在内的专家在中国和德国都有本地办事处。欧洲和远东地区之间的这种联系使员工对双方的市场和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他们从而能更有效地帮助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十分感谢能采访您,Garthoff博士。   人物介绍 Bernward Garthoff博士曾是北威州的生物技术集群经理,目前是BIO CM的董事总经理。此前,他曾在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制药公司拜耳股份公司中担任过各种职务。 此外,他还领导了拜耳股份公司收购安万特作物科学公司,并且曾是拜耳作物科学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德国出口持续上涨

德国出口持续上涨

德国三月份的出口依旧继续上涨,现仅比2020年危机前的水平低0.9%。 鉴于2020年三月起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联邦统计局(Destatis)在其最新公布的2021年三月份外贸数据中指出,在另行通知前,暂时将2020年二月的危机前水平作为参照值。 这显然与以下事实有关:同比去年,进口和出口都分别达到了最高的名义月度值。例如,2021年三月的出口增长了16.1%,进口增长了15.5%。按绝对值计算,德国于2021年三月出口货物价值1265亿欧元,进口货物价值1059亿欧元。 这相当于与上个月,即2021年二月相比,增长了1.2%。这意味着德国对外贸易正持续增长。然而,出口值仍比2020年二月的出口值低0.9%。 另一方面,进口值为972亿欧元,远超2020年二月(910亿欧元)。 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对华出口额达到103亿欧元,这不仅与去年相比,而且直接与上个月相比都有显著的增长。2020年二月的出口额还曾只是85亿欧元。 第一大出口市场仍是美国,出口额为111亿欧元。但进口方面情况却截然不同:2021年三月,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7亿欧元的货物。而同一时期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价值为67亿欧元。 总体而言,2021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顺差205亿欧元。2020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的差额已达172亿欧元。经日历和季节性因素调整后,2021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顺差143亿欧元。
Deutsche Finanz-Manager blicken nach Asien

德国财务经理将目光投向亚洲

在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都很担心COVID-19对他们在本国以外地区增长计划的影响。所有受访者还一致表明,流动性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涉及到销售,融资或利润返还。22%的受访者认为供应链故障和中断是个问题,这在COVID-19危机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21%的受访者还预测收入将会下降。德国财务经理在流动性问题上特别敏感,并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 然而,32%的受访者表示,在危机时期对于本国以外监管框架相关信息和建议的需求仍然是最大的挑战。39%的首席​​财务官对此特别关注,而接受调查的其他财务经理中只有29%对此表示关注。 德国财务经理专注于优化营运资金 当被问及什么是国内市场以外的增长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时,德国首席财务官比其他受访者(占12%)更频繁地提到对冲汇率风险(占20%)。对于德国经理而言,商业模式的转型比整体而言更为重要。但是,在被问及前三大挑战时,商业模式转型在德国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从25%降至17%。这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据首位。 确保流动性对于德国财务经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11%的德国经理表示,收入下降并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而这个比例在所有受访者中是21%。但是,在收入方面,德国受访者明显比整个受访群体敏感得多。例如,有31%的德国经理表示,逾期应收债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在所有受访者中只占17%)。这说明了德国财务经理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其中74%的人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希望与供应商重新协商付款协议(总体为61%)。 由于新冠危机,建立与纯优化运营资源相关的稳健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德国公司现在应避免过多增加供应商的成本压力。否则,供应链会有再次被中断的危险。新冠危机导致许多公司更加专注于为运营资源建立区域或全球融资计划。这包括了例如供应链融资(反向保理),它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欧洲人更喜欢银行贷款 与美国同行相比,在对本土市场以外的增长进行融资时,欧洲公司更加依赖银行贷款。75%的欧洲公司会使用银行贷款为国际扩张提供资金。与美国同行相比,这个比例要高出12个百分点。44%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将公司现金用于国际扩张。对于欧洲公司来说,只有39%是这样进行的。同样,在美国,像私募和私人股权投资这样的风险资本使用分布得更为广泛,这个市场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成熟。 32%的受访者表示,在接下来的6-12个月中,他们的头等大事是将其供应商基础分散到本国市场以外。他们想以此提高供应链的抵抗力和灵活性。此外,诸如贸易数字化,汇率波动管理以及为改善对供应链的控制而进行的纵向一体化等等目标也被升级为高度优先事项。 一共采访了300名财务经理,他们平均分布在欧洲(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土耳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美洲(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个小组由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30%)以及区域/全球财务经理(70%)组成。他们所在公司的销售额在5亿美元及以上。其中有28%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行业中(没有金融服务提供商)出现最多的是制造业(19%),医疗保健(14%)和技术(10%)。 总结 德国财务经理的想法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是不同的。渣打银行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将来必须在优化运营资源和建立弹性供应链之间找到有益的平衡。因为Covid-19危机已经表明,供应链中断不仅仅是会造成高昂的成本,还可以动摇整个商业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工作重点必须放在重组供应链以及比以前更有力地约束供应商上面,而这也将带来更高的成本。
Leerer Flughafen

中国发布全面入境限制

在COVID-19持续传播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于上周末宣布了针对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全面入境限制。自3月28日(星期六)起,禁止外国公民进入中国。这也适用于所有持有有效签证,APEC商业名片或有效居留证的人。该禁令还涉及到过境和其他短期免签证停留。只有外交、官方、礼节或C签证的持有人才可免于入境禁令。 尽管该禁令不会影响到2020年3月28日之后签发的入境签证,但是中国使领馆目前显然仅针对必要的经济,贸易,科学或技术活动目的,以及基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所需的入境签发入境签证。这些措施本质上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按照目前形势的要求一直有效。 同时,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空运输受到严格限制。从3月29日(星期日)起,中国各航空公司每周只有一架航班能执行去往一个国家中一个城市的一条航线。同时,外国航空公司每周只能运营一次飞往中国的航班。因此,往返中国的空中交通减少到了每周约130架次。所有的航班只能装载75%,以此将每天入境的乘客数量从大约25,000人次减少到大约5,000人次。中国民航总局已明确表示保留进一步削减航班的权利。 中国政府通过不断增加的感染COVID-19的入境者人数来证明这些严厉措施是合理的。尽管在整个湖北省包括武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该病毒,并且据报道,此次流行病在中国其他地区已得到控制,但政府仍然担心会通过“输入COVID-19”造成第二次的流行病传播。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输入病例在两周内从88例(3月12日)增加到了一共595例(3月26日)。 但是,根据中国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增加的病例中,外国人只扮演了次要角色,因为90%的受感染入境者是中国公民,其中40%是回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些严格的措施与在国内所宣传的恢复经济活动以及看似逐渐回归的日常生活相抵触。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需尽快地重新促进在2020年第一季度被严重摧毁的经济。 外国人无法回到在中国的岗位工作,以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际商务旅行的无限期限制,将使期望恢复经济活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入境中国的旅游业几乎停滞了,并且与中国的设想相反,在这种流行病于欧美蔓延之前逃往中国的“新冠难民”实际上是没有的。入境禁令反而首先影响了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所谓的侨民,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受雇于外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并且大多在那里担任高级职位。外资公司一如既往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比例很大的份额。目前尚不清楚在没有负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将如何尽快完全恢复其业务运转。由外国人输入病例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让入境禁令的均衡性对这一人群来说显得更成问题。 由于外国人现在因其国籍而不可以再进入中国,让空中交通管制最终只能以尽可能防止大量的中国公民回国为目的。这项措施同时影响到在中国有业务的德国公司以及在德国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在德国的许多持中国护照的雇员将无限期无法实现去中国出差的安排。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在完全没有这些参与者的情况下走上正常的道路,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中国计划占领机器人市场

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成为世界领先的机器人供应商。中国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一项规划提出,2020年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将达10万台。《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还明确了销售目标,即用于医疗和养老的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将超300亿元人民币(合40亿欧元)。 这项最新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覆盖整个机器人行业的产业链。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包括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控制器在内的关键零部件取得突破。中国此举剑指国际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解释说:“我们不仅要把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抢抓先机。”该规划将机器人视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志。中国现在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其机器人市场的发展蕴藏无限可能。因此,提早布局未来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组建机器人创新中心是实现该规划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外,中国政府在规划中还明确了三个自动化产业未来需要强化的重点领域,即实现机器人质量可靠性、市场占有率和龙头企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德国劳动法概要——与中国劳动法究竟有何不同?

综观德国和中国的法律框架,您会发现德国和中国劳动法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对员工的保护力度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本文无意对德国劳动法进行全面概括,而旨在强调一些重要的基本规定。中国投资者可能非常熟悉这些规定,而且通过当地法律咨询可以很好地进行处理。

中国欧盟商会调研:COVID-19背景下的在华欧洲公司

大部分在华欧洲公司在2020年都实现了盈利。这是欧盟商会一项调查的结果,根据这项调查,有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在这一年业绩良好。因此,大部分的受访公司对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结果出人意料:2020年初中国欧盟商会和德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受访公司预计2020年的销售额将低于上一年。只有0.5%的受访公司认为有望增长。 而目前的结果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报告了销售额下降。相反,有42%的受访公司在2020财年实现了增长。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公司在2020年盈利,并与过去五年持平。在华欧洲公司做到了在困难时期做出相应调整并防止销售额下降。 欧洲公司愿意扩大在华业务 调查显示,欧洲公司希望在中国进一步立足。约有60%的受访者计划在中国市场扩大其业务活动。与上一年相比,相当于增加了8%。在中国的参与度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只有9%的受访公司正考虑减少当前及计划的投资。据欧盟商会称,这是自年度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值。总体而言,对在中国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公司比例已经上升至68%。同期相比增加了20个百分点。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欧洲公司带来风险 为了防止因地缘政治发展和贸易壁垒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在华欧洲公司越来越依赖本地供应链。四分之一以上的受访公司计划继续将生产线集中在国内。同时,欧洲企业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中不断加强其地位。根据调查,有27%的受访公司计划增持股份,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公司打算收购其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和全部所有权。 这项针对585家受访公司进行的调查是与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咨询公司合作进行的。
欧盟停止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欧盟停止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由于外交关系紧张,欧盟暂时不会批准与中国签订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中国和欧盟谈判了七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暂时不会获得批准。根据媒体的一致报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洛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其背景是由于相互施加制裁而导致最近的外交关系紧张局势加剧。 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伯迈尔教授(Prof. Gabriel Felbermayr)在一份有关当前发展的声明中对这一步措施表示遗憾。他认为,外交部长阿尔特迈尔(Altmeier)在2020年12月将该协定称为“贸易政治里程碑”时是正确的。“它(这项协定)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不过,这将使得欧洲公司在中国也同样享有中国投资者在欧盟早就享有的自由,而中国多年来对此是持否认态度的。就连在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领导下的美国也和中国签订了具有类似内容的协议,该协议已生效一年多,并且现任美国政府也将其保留了下来。相对于欧洲投资者,它说明了美国投资者明显的偏好,比如在金融服务领域。” 因此,希望中国和欧盟在螺旋式上升的制裁中找到一条路,能够让双方都保留面子。尤其是根据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的观点,中国不太可能受到制裁的影响。这也是前外交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所表示的观点。在接受Phoenix电视台采访中他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国家会改变自己,但不会因为别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而改变。” 停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可能会对欧盟造成损害 我们的专栏作家彼得·蒂查尔(Peter Tichauer)在四月就警告了相互制裁会产生的后果。他认为制裁带来的损害更多的会出现在欧盟方面。正如中国德国商会(AHK China)在今年年初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恰好是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对该协定寄予了厚望。尤其是该协定强调了进入市场将更容易以及所承诺的平等待遇。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也将为并购领域开辟新的机会。 此外,有合资企业约束的工业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但是,正如费尔伯迈尔教授(Prof. Felbermayr)在他为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的那样,损害仍然是有限的。反正欧盟议会还没有计划会在2021年底之前批准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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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应链的重新评估

从1月底到3月初,中国工厂相继关闭,3月底开始,欧洲工厂相继关闭,这导致了部分存在了多年的供应链突然中断。很多必要的零件不能再生产。这种生产中断主要出现在密切沟通协作或伙伴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维护的地方。而彼此之间沟通密切的地方,通过购买已生产的零件及其付款使得供应链之间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毕竟,过去几个月的经历是乐观的,伙伴关系重新恢复了增长。供应商应当主动要求代工工厂做出一些让步,例如将付款期限从60天减少到30天,以便增强自己的资金流动性。 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 作为大流行带来的后果,现在必须对已有的供应链,尤其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供应链进行重新审视,因为就算是新冠也不能遏制或逆转全球化进程。仅仅是在“新丝绸之路”项目上就将进一步缩短交货时间和运输路线。同时将会再次加强单个产品和组件在欧洲的采购。在经济生产委员会对250名德国企业领导人和供应链专家进行的调查中,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欧洲以及德国国内的采购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许多中型汽车供应商已经在亚洲开办了工厂,那么,对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则可以明显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样,如果金属部件或生产图纸中出现的材料变化只存在可忽略的微小差别时,便可以将它们统一标准化。这些中国工厂的产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运到欧洲,反之亦然。但是,汽车制造商为此必须接受他们要“自由操控”两个工厂,并且每个生产这些零件的地点都经过了认证和批准,以便能够为每个OEM工厂提供产品。根据这次大流行的经验,这种额外的灵活性能够在将来得到比过去更多的重视。由于汽车供应商基本上是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因此还得考虑与预防新冠相关的问题,例如“安全库存”以及紧密的沟通,或者像例如博世与宁德时代(CATL)之间基于伙伴关系的合作,乃至合并。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为欧洲、德国和中国之间供应关系提供的法律框架是绝对足够的。目前在美国以及中国部分地区所能看到的封闭,长远看来是供应链和经济的死亡。 经济稳定基金可以增强自有资本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那里大多数工厂又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产量,并且也重新开始盈利。相反,在欧洲供应商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损失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开销有所增加。出于必要并且为了获取现金,有些公司会在个别情况下考虑出售中国子公司。大流行造成的损失会让自有资本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许多中型公司的自有资本已经缩水到了很严峻的程度。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和国家担保可以对此提供急救。类似自有资本的资金,例如经济稳定基金(WSF)提供的资金也同样非常适合相关的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也是这样被稳定下来的。相反,在建立新的供应链时,经典银行融资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因为银行法规使融资决策变得极为繁琐。通过像公司债券这样不涉及银行的融资也将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汽车供应商施洛特集团(Schlote)或者Neue Zahnradwerke Leipzig公司几年前所成功发行的公司债券。这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公司债券筹集的部分资金来将其作为供应商的业务扩大到未来的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领域。 将交付安全性作为评级的一部分 目前,交付安全性对公司的评级会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将来会进一步增加。交货量下降对公司的价值和信誉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已发行债券的公司应当在季度报告中不断更新其供应链当前的情况,从而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总结 目前能感觉到在中国开设新工厂的意愿在大幅下降。由于在中国建立工厂的主要动机仍然是整个亚洲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汽车市场和相关的供应链最迟将在来年得到复苏。为此,必须对供应链进行重新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对于零部件的认证和许可进行统一标准化,例如 通过中国和德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可以获得必要的灵活性,而这不仅仅是在新冠时期才需要。

中国投资领域——差异与特点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