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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完全恢复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但3月份的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再次改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2月份的历史最低点35.7上升至3月的52.0，从而略高于50的扩展阈值。服务业领域的指数从2月的29.6点升至3月的52.3。但是，整个2020年第一季度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萎缩，国内生产总值（BIP, 译者注: GDP）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这是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季度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更低一些，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1月至3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4％。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如此的情况，同比下降16.1％。（www.iwkoeln.de) 中国经济景气期望值有所上升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情况改善的前景似乎正变得明朗起来。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上海复旦大学4月份的民意调查中，经济景气期望值正在强劲增长。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数有所上升，并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中国未来十二个月的景气期望值，目前为36.5点，比前一个月高25.4点（2020年3月：11.1点）。然而，接受采访的专家们对2020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也降到了仅2.0％，而之前还是4.2％。“国民生产总值预测的下降归因于第一季度令人难以相信的糟糕发展。而在第三季度，中国的经济表现应当会再次增长4.2％。”来自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施罗德(Michael Schröder)这样解释到。此外，对2021年的增长预测降至5.1％，与上个月的预测相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在各行业层面反映出来的积极期望是有差异的：对重要工业部门（化学/制药，电子，机械工程和IT）的评估持续下降，而对汽车，消费/零售和建筑业则有更好的预期。 （www.zew.de）

中国通信、媒体和科技（TMT）行业的私募股权（PE）投资和风险（VC）投资在2020年下跌之后，又在第二季度迎来反弹。然而，无论是投资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创下了三年新低。中国TMT行业在2020年上半年共有1187笔PE/VC投资交易，较2 019年下半年下降了34％。披露投资价值的交易总额计139.6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2％。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只有25笔。其中，技术行业的投资量居四大TM T行业之首，因为中国在近几年出台了促进增长，支持技术创新的措施。2020年上半年共完成760笔交易，价值79.19亿美元，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有14笔。相比之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以3 8 0起交易量和4 8亿的交易额创下三年新低，与2 019年下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33％和56％。中国的投资者也许正在等待未来的投资良机。通信行业有最终只有19笔交易，有趣的是，总投资额却大幅上升至10.85亿美元。另一方面，娱乐和媒体行业遭受了COVID-19疫情最具毁灭性影响。中国各地的电影、娱乐节目、体育竞赛和文化活动都被中断，从而导致广告需求下降。该行业共28笔交易，投资额共计172万美元，与2019年下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71％和52％。 www.pwc.com

面对疫情危机，信任是管理层及其团队彼此良好合作的基础。全球新冠大流行危机下，企业如何建立信任机制，保障业务稳定运行，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因疫情及相应防疫措施的影响，企业如何跨国招聘本地员工和外派专家成为中德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德国管理层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下属员工进行面对面交流。他们认为仅仅通过候选人远程线上云面试的表现，即电话或者视频面试，不足以决定该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入职。针对企业高管或经理人、专家职位，德国公司仍旧坚持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现场面试； 相比之下中资企业针对同等职位的招聘决策则更灵活机动、更果断。疫情危机下中德企业如何招聘和培训管理岗人才，基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相关行业经验， 企业内外信任挑战可通过以下五个策略解决。 运营成效和信息透明度是信任的前提 建立及扩大信任需要两个要素。 第一：公平竞争，提升运营成效。以绩效考核为尺度，建立公平考核机制，增强团队竞争意识，从而提升提升运营成效。例如，通过团队或部门之间的商业创意竞争，借由平等的考核制度统一评判（绩效考评审核委员会）。相较于于德国，中国的教育系统更侧重于针对学生的 “强记忆式“的知识传递，而不倾向于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竞争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对于解决危机下企业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员工即使在七千公里以外，也能够理解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员工应该清楚了解工作内容的三个「W」原则（三问：Warum为什么，Wie怎么做，Was做什么）。特别是中国员工在这里需要针对工作内容，获得相对更清晰、更全面的结构。因为他们在工作时会因为不了解整体项目框架，往往会针对项目细节进行主管判断，进行更多的微观调整（micro-management）。在这一点上德国本地的招聘管理人员在领导来自中国的员工时需要尤其注意。此外信息透明度在与中资业务相关的招聘过程中非常重要。相较德国公司中资企业参与人才就职过程的决策者要更多。在德国的中小企业，高管人才的招聘有时仅由常务董事或者公司所有者一次性决定。 企业氛围的安全性是员工信任的基石 在危机情况下，企业氛围和企业环境的安全是企业发展的重心。关于如何提供安全的企业氛围，中德员工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举例而言，针对负面信息中国员工和德国同僚相比时常会表现得更加负面。必要时中国员工会更早或提前表达离职意愿。因此疫情危机期间相比德国而言，中方员工如何表述和传递负面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一种透明、乐观和前瞻性的沟通方式更为重要。 “人”始终是信任的核心 如果管理岗候选人符合相应职位要求，德国公司通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招聘过程。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招聘经理级别或高管的职位过程中，由于双方在信任构建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招聘过程所花的时间则比德国公司多很多。 这样耗时较长的多轮招聘过程对于德国的候选人来说通常是比较少见的。中资企业在德国的高管或管理岗位候选人招聘的过程中，需要提早构建信任体系，尽早让相关职位候选人与中方员工团队接触。 当前新冠危机下，德国当地的经理人在远程领导中国团队的时候，需要考虑中国当地的具体情况，例如如何与中国当地员工更紧密，更乐观地沟通？ （在新冠疫情阴影下，人们应适当地询问员工父母健康及其亲属的状况）。员工和他的亲属有什么担忧？新冠疫情中员工个人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等。在中国个人受“单位”原则的指导，管理层作为“一家之主”式的人物，全面把控员工相关事宜。关于远程线上员工管理，经理人则需增加与中国员工交流的频率，灵活使用中国本地的远程沟通渠道，诸如微信等。 协作共赢是信任的目标 与德国的流行企业情境文化相反，中国员工团队更习惯于私下一起做很多事情。为了构建其乐融融的团队氛围，同事聚餐，团建活动和参与公司年会表演几乎是强制性活动。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工作或者领导中国团队的德国经理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中国团队更倾向于通过一个快速的集体式成功来激发团队士气。相比德国团队集体庆祝项目成功能够更明显激发中国团队的积极情绪。团队成员能够更有归属感；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 （比如周末主动加班）。而线上视频，如虚拟云庆祝则很难达到类似的员工激励效果。 对未来关键问题的研判决定信任可否持续 新冠疫情危机情境下，企业想要谋求发展必须以客户为导向。 与疫情前相比，我们的客户当下更需要什么？哪些行业领域将不再重要？ 在危机期间如何激发在华德企的本地员工的创新性？都是涉及企业信任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后针对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中德企业运营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中德两地团队发展创新驱动技术的密封技术的经验；云平台不断涌现，为全球形式变化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当下疫情隔离期间，中德两国项目合作参与者已通过微软的Zoom和Teams或微信已进行了五个月以上的接触。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表明德国公司也可以通过线上云技术手段，促进必要的工作创新提高工作效率。 结语 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危机时期，企业内外信任的构建与维系是企业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中德双方团队推动企业前进发展的温床。前文提及的五个中心要素，即运营绩效和信息透明，企业氛围安全，“人”的因素，合作共赢和针对未来的展望，需要企业管理层人员针对中德两国人文差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适当采用。企业管理层将该五大要素合理实践，针对性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有望摆脱因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招聘危机。

世界最大的造船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拥有约3 1 万名员工。它即将收购一家船舶内饰的工业服务提供商Rheinhold＆Mahla GmbH（R＆M）。 Rheinhold＆Mahla成立于1887年，总部位于汉堡和维斯马，拥有550名员工，营业额为1.37亿欧元，是德国海军，渡轮和游轮公司的老牌船用装备之一，还曾承包过多艘艾达（A id a）游轮的内部装饰业务。 四年来，R＆M的多数股权掌握在Deutsche Beteiligungs AG手中。 由于邮轮业的危机，目前约有2 0％的德国职工从事短期工作。中方的入股反而可能会为结构性增长的中国市场带来更多选择。R＆M老板Thomas Töpfer称其在德国和中国的投资项目早已经在计划中。此次交易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此外，卡特尔还尚未批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五月份首次提出了双循环的新理论。中国人民的高消费需求未来将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将计划在国际大循环中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进行转变。为此不仅需要覆盖整个价值链，而且要接手以前由外国承包的高科技产品，从而促进中国的出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位来自四川牌坊村的小个子伟人不仅更加相信私有制和个人负责制，还通过其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深远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对此，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大趋势也对他有所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概念。大型公司通过授权将自己的部分产品外包，从而从世界其它地区的低薪条件和更具吸引力的生产条件中受益。因为中国不仅在这一方面上对外开放，而且还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所以该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分析师王健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型创造了“国际大循环”（ Great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一词。接下来的几十年便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成功历史。中国目前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在微薄的3千亿美元——去年已超过15万亿美元，在此期间，总贸易额从5百亿美元增长到约4.7万亿美元。 增长瓶颈 然而，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已逐步接近极限。中国的薪资上涨导致外商在成本角度上渐渐有其它选择——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理所当然地引人模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将中国当作榜样并开始复制商业模式。家具行业正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类似的情况也正在皮革行业中发生。更廉价的人工和更宽松的环境标准使东南亚邻国更具吸引力。这些结果也能轻易被察觉到：中国生产 的商品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出口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一发展趋势也反应在许多数据中：增长率已持续下降了多年，贸易顺差也在下降。2008年的净出口额还约占GDP的10％，但在2018年已下降到1％左右。北京肯定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尝试以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模式取代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便早已明确：“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变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进行新的尝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央政治局的每月例会上首次提出王建首创的“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概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同往常的中国治理新理念一样，这不是一个全面制定的计划，而是一个粗略的概述。但目前已明确的是，该双循环将构成将于202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政治框架。 何为双循环？ 习近平认为，现在应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外”循环中增加内循环，以加强中国国内市场，尤其是促进消费。这一因素使中国GDP一直维持在35％至38％之间。这与GDP在65％至70％之间的发达经济体——美国GDP甚至更高——相差甚远。而这一目标并非不切实际。促进内需也理应能帮助中国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随着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北京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覆盖价值链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将中国在该价值链的高端找到更好的定位。 以正在转移基地的家具业为例，这就意味着中国如今提供相关的生产机器，而非像从前那样提供家具。另一个例子是钢铁业逐渐将重心从结构钢等大宗商品转移到了较难生产的特殊钢上。同时，整个加工链应将位于中国。例如，更大型的世界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vale）最近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年产能为2500万吨的矿石厂，采用特别环保节能的方法专为中国市场生产该公司最先进的产品。淡水河谷的竞争对 手力拓（Rio Tinto）早已宣布，不久将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工厂。 之后，未来的出口将在质量方面寻求增长，而不是集中在数量方面。换句话说，用创新的高科技代替廉价的无需任何技术知识的大宗商品。例如由中国全权生产的隧道掘进机。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明确将其制造的这款盾构机定位为与海瑞克竞争的产品。同时，中国也能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摆脱其他经济区域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危机。此外，也能在高科技领域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 双循环的概念从而延续了李克强于2015年5月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设想中国到2025年拥有十大战略领域上的市场领军地位，其重点也在高科技和面向未来的领域。而中国也确实拥有有利的起跑点。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率约为60％。将近4亿人达到中产阶级。该倡议的发布时间还考虑了其它两个令呼声不断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更加日益紧迫的因素：一个是新冠疫情，另一个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再次尖锐的中美贸易冲突。 中国国内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 安娜·霍尔兹曼（Anna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Merics) 研究员 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 由特朗普总统宣布的中美经济脱钩将使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更加困难。虽然该国仍然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国个体，但目前更多商品入口欧盟，且东盟成为中国商品去年最大的出口国集团。此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处于相对欠发达阶段——美国便针对该点果断采取抵制，从而进行威胁。例如在计算机芯片行业，美国禁止任何供应商继续向华为手机出售中央处理器（CPU），并且该手机上不再能下载谷歌应用，华为因而受到中美贸易战极大的影响。中芯国际由于被禁止出口商品到美国丢失了庞大的业务。 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计划且决心要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证明了全球经济在国际物流链中断时的脆弱性。尽管中国在危机中的整体表现似乎好于其它地区，但疫情后的整顿工作仍未开始。特别是大公司在供应链方面不仅应该做到不断拓宽，还要在区域性上进行改善，以便更好地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可能尤受其害。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的律师兼合伙人以及丰伟驻上海代表处的负责人海德（Patrick Heid）认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减少中国在近几个月来比以前更明显的对进出口的依赖，中国政府还把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宣布为迫切的短期目标。” 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成为了中国政府迫切的短期目标。 海德（Patrick Heid）, 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兼合伙人（上海）   拒绝贸易保护主义 这一理念在未来几年中具体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这并非是180度的转变，且中国正致力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习近平主席在九月份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解释了他的这一理念，这些 建议将用以起草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资金渴望 为此最重要的将会是：资本。目前受青睐的通过银行贷款或国家投资的融资方法将不再适用。中国也将因此继续对外资开放，并同时更善于利用国内正大量捆绑在房地产领域的私人资产。 相关方面的举措早已清晰明确。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 FII）的种种限制几乎已被取消。首次公开发行的相关规定已大幅简化且整体上更加透明，特别是对于侧重于半导体产业或生物技术等朝阳产业的中国创业板（深圳）和科创板（上海）的细分市场。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通道将尤其能缓解那些渴望资金的初创企业。而外国金融机构如今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全资分支机构（例如安联）的事实正如明年明确为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债券市场的计划一样都是这一方向上的明确信号。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储蓄，进一步的国内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必须改善对大约2亿“民工”的管理。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但由于他们的户口（一种家庭记录簿）通常在农村的家乡且与之绑定，他们在城市的权利便受到了限制。他们和家人几乎没有获得教育和医疗的途径，户口迁移也十分困难。而在这方面也早能看见初步改革。在广州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其它城市，如果能通过相应的考试并具有某些行业的专家资格便有落户的机会。 德国扮演何种角色？ 双循环给德国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延续下行趋势。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分析师霍尔兹曼（H olz m a n n）却认为投资将朝更具战略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内 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就该点而言，中国的政治和企业将来会十分谨慎，以确保海外投资符合这一目标，并购也尤其需要有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法兰克福办事处的律师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认为，从中期角度看来，德国尤其可能从中受益：“当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大幅下降时，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其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其中的受益者。中国制造2025战略，特别是中国要成为高科技先锋大国的目标离不开收购和进口专有技术。”因此，从中期来看，中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将加剧，这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定位与德国经济相似— —侧重于汽车制造、机械工程以及（特殊）化学。如果这里的重点是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则必然导致与“老牌”企业 更加激烈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商机。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以在供应商和设备商领域进一步发掘增长潜力。例如，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大其芯片产业，就可能从德国进口相应生产线中用于光刻工艺 的特殊光学或曝光系统。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市场找到定位，德国公司甚至可能加强在中国的收购和投资。德国汽车制造商可能成为这里的引领者——最近几年，他们都增持了其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或完全收购 相关的合资企业。然而，丰伟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却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将来自然会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感兴趣，但我们早在近几年来就注意到，外国投资的总体环境变得更加艰难。一方面可归咎于日新月异的法律法规造成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仍需要外国投资的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挑剔。外交政策的形势终将越来越严峻，而本国政府（被误解）的不当行为可能会突然给商业活动造成困难。” 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双循环的受益者。 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丝绸之路——听上去像一场奇遇之旅，让人不禁联想到异域香料、稀有材料、珠光宝石。通过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希望再创历朝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辉煌。除贸易利益和经济发展外，资源战略以及地缘政治的争权夺利同样是重点所在，但重中之重还是金钱，大笔金钱。数十亿资金正预备着流入到集装箱码头、航站楼、铁路线、道路、发电站和炼制厂的建造中。预计不久就能达到起初计划的9千亿美元投资规模；在2020年之前，资金需求甚至可能超过7万亿美元。 数字，唤醒欲望。尽管德国目前还不在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上百个国家之列，但其国内众多公司也希望能分到一块蛋糕。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对在华经商的德国成员公司所作的一份调查表明，2018年中有49%的受访者认为所谓的丝绸之路能对其产生积极影响。但目前为止，事实却事与愿违。十分之九的项目订单都分配给了中国公司——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的最新数据如此表明道。 中小企业迄今受忽视 就算有德国公司能抓住机遇参与其中，也只可能是大型企业。例如，西门子仅在2018年就与中国国企签署了十多项工业4.0和能源生产方面的合作协议；德国施瓦宾的机械制造商福伊特（Voith）为重建巴基斯坦水力发电厂以2亿欧元的价格提供了三台470兆瓦的涡轮机以及机电设备，而水坝工程正是连接中国西部和瓜达尔港口的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想在传统中小企业中找寻类似的成功案例，只能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当西门子为探讨全球范围内潜在的丝绸之路项目而经营着其“一带一路”北京工作小组时，小一些的企业却只有抱怨招标制度不够透明、缺乏公正的份。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晏思（Jens Hildebrandt）时常批评，中小企业由于完全没有获取项目信息的渠道而难以参与其中。他要求，规划局应在网上清楚公布待承接的订单，并提供更多信息。 然而，历经之路极为坎坷。尽管透明度有希望得以提高，但迄今为止中国能在集体协议中规避固定的制度规则也并非巧合。相反，中国依赖双边协议。通过利用其经济及政治实力，这些协议通常都被附加上了严苛的条件。德国政府批评这种行为并希望欧洲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从最近中国和意大利签订合同一事看来，期盼的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遥遥无期。这使得中小企业越发狐疑不决——无论如何，机械制造商的积极评价在2019年四月下降至30%。 成功案例及行动建议 尽管有再多的猜忌怀疑，仍旧有个别不同的案例。例如，克诺尔集团在争取订单方面就略有收获。至少从该倡议中争取到了刹车产品的订单。该慕尼黑制动系统专家起初就是中国新一代铁路车辆制造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外还希望参与更多项目。 来自纽伦堡的基础设施服务商GAUFF GmbH & Co. Engineering KG同样也有丰富的中德合作经验。在一个作为海上新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大型项目中全权负责质量及实施监控。而设计和施工则由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中国道路桥梁公司（CRBC）把控。在非洲建立起的长期可靠、值得信任的形象以及与主要国家客户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赢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总而言之，可总结出四项对中小型公司的行为建议： 联手大型企业 尽管几乎只有华企能担任总承包商，但德国中小企业可以作为供应商、服务提供商或合作伙伴主要通过联盟形式共同参与项目。最佳渠道是联合中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作伙伴，但作为西门子等全球玩家的分包商同样也能得到很好的机会。 构架政治网络 恰恰是那些已经在中国活跃的企业更有必要参与进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并与地方决策者建立起关系网络。每个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常都掌握着项目信息，且大多时候也参与分配订单的任务。 寻求有的放矢 中小企业在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参与的项目中拥有更多的机会。亚投行由于其国际结构——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已加入这一由中国成立的银行——能够确保招标的透明性。此次合作倡议的项目虽然并不享受优先权，但其潜在目标是提供信贷。 缔结利益联盟 部分公司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BVDSI），以协调利益关系并更敏锐地捕捉招标信息。此外，还能对德国政策施压，使其密切关注新丝绸之路相关项目，从而为中小企业铺路，争取更多机会。   最后，大型发电厂、铁路路线或者机场所在之处很大几率都有德国参与。无论如何，德国经济有必要搭上”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之帆——毕竟，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众多企业最重要的销售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弗伦斯堡和罗森海姆之间的数据也同样反映出了增长趋势。运输速度的提升催生了新的价值链。公司无需额外经营工厂，而在德国就能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例如，保时捷最近通过货运列车每周两次将汽车从不来梅港运往中国大都市重庆，同样，戴姆勒也在试点项目中利用到了铁路。一艘货船需要五周时间，而通过铁路运输大约只需14天。 展望——为何向前看？ 众多德国城市地区由于新的物流中心将其紧密相连而从中获益——杜伊斯堡尤为受益匪浅。作为新丝绸之路的终端，鲁尔区大都市在中国的知名度远大于柏林。中欧间约30%的贸易都经杜伊斯堡中转后再继续运往西欧各国。对于这个深受结构变化影响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长机遇。自2011年第一辆火车开通起，在当地驻扎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翻倍至上百家。不久，在港口附近将成立一个由300多家企业构成的中德贸易中心，约可创造2000余工作岗位。 若蔚来电动汽车等华企现在在德国致力研发智能驱动系统，则有一丝古丝绸之路神话再现的感觉。毕竟，造纸术、印刷术或火药等重大技术曾今都是经由古丝绸之路从亚洲传播至了西方。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法》”）于2020年12月1日生效。该法已于2020年10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通过。《出口管制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针对出口管制出台的全面法律规则——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重大影响。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两用”（如密码技术或人工智能领域产品）或“核”领域的各类物项及诸如生物或化学物项的出口管制，以及对有关物项清单均有所规定。新《出口管制法》现将出口管制并入一部法律，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其范围，并强化了管制与实施机关的地位。建议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深入考察自身作为中国出口管制物项的出口商、进口商或最终用户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必要调整。 涵盖的出口业务 该法不仅规定了从中国境内出口相关物项，其还包括向外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供应这些物项，以及这些物项的过境、转运和再出口。同时，只有在出口商事先获得相应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出口管制物项的出口业务才被允许进行。作为出口许可申请的一部分，出口商等有义务提交关于受管制物项的预期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文件。 出口管制物项 出口管制物项首先是指所有属于《出口管制法》第2条所列类别之一的物项（包括技术资料和其他数据）。除军事、核和“两用物项”（既用于民事，又用于军事）等外，还包括所有“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货物、技术和服务。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给了主管机关很大的裁量权。由于《出口管制法》本身未就所提及的物项清单作出（除一般定义以外）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如果公司想在具体的出口交易中评估是否遵守了《出口管制法》的规定，遇到的情况则更加复杂。特别是，该法并未对参见的出口管制物项目录作出具体规定。 相反，《出口管制法》第4条笼统地提及出口管制物项清单和目录。对于《出口管制法》生效后特定物项的出口管制规定（如针对两用物项）是否会继续适用，以及《出口管制法》和现有的特定物项出口管制清单是否重合的问题，只有主管机关的应用实践和公布的实施细则才能予以明确。但是，或许可以认为，至少在过渡时期，此前针对个别出口管制物项目录的特别规定仍会继续适用，而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复杂性。 根据《出口管制法》第12条，除《出口管制法》第2条界定的普遍受出口管制的物项外，根据《出口管制法》第9条的规定仅受临时出口管制的物项（不超过两年）也需获得出口许可（例如为实施针对特定国家的禁运）。更让公司头痛的是《出口管制法》第12条的额外规定，根据该条，出口商知道或应当知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物项，也应当视为出口管制物项。因此，即使公司在出口交易中因疏忽而未认识到安全风险或对中国利益的潜在损害，也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  域外效力 新《出口管制法》的核心要素是其域外效力范围。对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希望在出口管制领域也能与美国比肩。违反出口许可规定、改变出口管制物项最终用途或未经主管机关同意向第三方转售的最终用户（和间接进口商），将被列入“管控名单”。如果最终用户和进口商一般性地“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出口商和出口代理商因而不得与列入这份“管控名单”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交易。只有在存在正当理由的个别情况下，才能受到豁免。 此外，《出口管制法》第44条还包含一条其范围至今尚难以评估的域外效力条款。根据该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违反《出口管制法》的规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妨碍履行与个别武器制度相关的防扩散义务及其他国际义务的，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该等责任尚未明确。 管制权限与制裁 《出口管制法》赋予主管机关广泛的管制和调查权限，以发现、制止和制裁（潜在的）违反出口管制行为。其措施包括营业场所检查和对涉事公司雇员进行询问，对有关商业文件进行检查和复印，以及扣押出口货物。 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涉事的出口交易企业将面临重罚，罚款金额可高达出口营业额的十倍。此外，涉事的出口企业今后将被普遍禁止从事出口贸易。最后，如果出口企业与此前因违反《出口管制法》而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最终用户和进口商进行出口交易，则其将面临重罚。借此，中国任何类型产品的最终用户和进口商将被事实上切断。 对实践的影响 新《出口管制法》扩大了中国的出口管制，并通过“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这类模糊的法律概念赋予主管机关在适用法律时以广泛的裁量权。这给出口商、进口商及最终用户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法的不确定性。他们都面临着潜在的严重制裁。希望《出口管制法》能够在主管机关的实践及由此公布的更详细的实施细则中得以清晰化。在此之前，建议公司最好考虑《出口管制法》对其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交易的潜在影响，并相应调整其合规措施。

自2016年10月1日起，相关法律的修改从根本上简化了在中国设立和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程序。在此之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必须获得中国商务部事先批准，并完成工商登记。 从审批到备案程序 自去年十月以来，简化的备案程序取代了原有审批程序，其细节规定于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2016年10月8日生效）。只要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活动不属于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则只需事后进行备案登记。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可以参见新发布的“负面清单”，该清单载于7月28日生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可以通过商务部网站的在线系统进行，备案时间为在收到新的或经修改的营业执照之前或在收到后30天之内。提交的文件只需要在线上传，所需文件的数量明显减少。所有文件上传后，相关部门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但是，涉及外资的并购交易根据当时的法律仍需要经历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购交易并未纳入《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适用范围。 新发展：备案制度也可适用于并购交易 7月30日，商务部对《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并将外商投资备案程序扩大适用于并购交易。商务部在发布新订《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同时还一并发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37号公告”）。其中载有执行《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的细节，还包括经修改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申请表（设立申请）》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新规定的颁布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在颁布新规定前的两个月商务部刚刚公布了《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草案。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重大修改 目前，外国投资者收购纯内资企业的项目也适用备案程序，且目标公司的业务活动不属于负面清单规定范围的，该项目不需要经过审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也属于该办法规定的适用备案程序的情况。战略投资包括通过中长期战略并购A股上市公司或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A股股票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易。根据修订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外国投资者收购内资公司和对非外商投资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按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处理。在对公司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进行登记时，投资者须填写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表。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外商投资上市企业的，按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处理。如果并购交易的关键数据如付款方式或购买价格发生变化，也按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的情况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表格，变更必须在30天内报备。 对“返程投资”的强制性审批规定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内企业进行所谓的“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不适用新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这意味着，如果进行收购的公司是由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的，或者是由境内投资者控制，则该交易必须经商务部审查批准。中国政府通过保留对返程投资使用更严格的审批程序，旨在限制资金向境外流失。 新规定实施后的项目执行经验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生效后，申请备案所需要的文件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地方备案机关有权自由裁量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材料。最近的项目经验表明，需要企业额外提供材料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方的备案管理机构。 此外，修改后的备案管理规定也对提交的文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涉及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如股权置换），需提供获得境外公司股权的境内企业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此外需要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股权架构图，该结构图需要显示 “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根据实践经验，中国备案机构要求“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是自然人或上市公司。这个要求对私募基金而言是一个挑战。从至今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的地方备案机构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比如某地方备案机关把私募基金视为上市公司，不要求该私募基金出具持有基金份额的自然人名单；有的地方备案机关则不认同这种做法。如同许多涉及中国的项目一样，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同地方备案机关沟通和是否能说服地方备案机关。 总结 外国投资者对华直接投资的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改革后，审批制度只适用于在负面清单或“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范围内的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备案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并购中国企业或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过程获得极大的简化，而程序的简化和加速有利于交易安全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并购中国企业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预防和控制措施 中国的“公共部门”颁布了大量永久生效的法律法规，以在国家、省份和地方各层面遏制病毒扩散，进一步采取预防措施，保护雇员，减轻雇主负担等。而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也需履行特殊义务，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确诊或疑似感染的员工，必须监测所有员工的健康状况（尤其需要关注体温），撰写健康报告，并将员工出行记录告知当局。雇主必须确保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消毒，并准备充足的防护及卫生用品。不遵守规定可能会被严厉处罚。 员工保护措施 规定的停工休假日期过去之后，受限于旅行限制或其他措施，部分员工无法返工，这是许多公司面临的挑战。于是有了用以保护员工和避免裁员的法规，这些法规的效力大于雇主权利和劳动合同。因此，雇主无权召回或辞退正在隔离的员工。同理，雇主也不能向未感染的员工承诺更稳定的工作。如若员工出行受限，则在技术允许和组织安排合理的情况下，雇主可要求在家办公。如果员工对此拒绝，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工作岗位，雇主则可根据相应的内部规定采取纪律措施，轻则口头警告，重则解雇等。若劳动合同在治疗、隔离或其它国家紧急措施执行期内到期，则合同期限将自动延长至治疗或国家措施结束。 工资及病假工资 在国家规定的停工休假时间内，员工获得了也一直有权获得劳动合同中承诺的报酬。若在这几天内有工作，员工则有权获得加倍报酬（休息日加班）。若雇主的业务在此之后仍处于停工状态，则这些停工日期也将被视为工作日，且雇主需要发放第一薪酬期间（通常是当月）的工资，而从第二个薪酬期开始则可以降薪：例如，若无其它规定（休假规定等），则只需向员工支付能维持当地生活的最低薪资。这也适用于由于政府措施而在第二个薪酬期内无法返工的员工。 重新恢复业务时，雇主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报酬支付按规定所完成的​​工作。若雇主由于新冠肺炎而遇到经济困难，则可以在咨询并与相关员工达成协议后对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必须接受隔离或相关治疗的确诊或疑似感染员工通常有权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而无需隔离但需定期接受治疗的员工则仅能得到相应的病假工资，除非劳动合同中另有约定。 可以免除合同双方履行劳动义务的不可抗力的中国法律法规不适用于劳动合同。因此，雇主不得因新冠疫情——（在更多前提下）在中国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而拒绝支付工资，也不得终止雇佣合同。 为雇主减压 为了减轻雇主的经济负担，相关法律规定为雇主进行了减压，尤其是在社会保险上。根据要求，中小型公司以及湖北的公司最长可免缴五个月的养老金、失业险和意外险。大公司可申请三个月的折扣以及最多六个月的延期缴款。而医疗保险则可申请最多五个月的半折折扣。地方一级基本上采取了上述国家措施，但有时会存在其它规定，例如，2020年二月份的社会保险缴款需要之后补交以及其它行业可继续延期交款。 结论 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劳动法的相关措施减轻疫情造成的后果。这是介于避免（大规模）裁员且保护工人和经济停滞之间的艰难举措。正如中国大多数的法律规定，各种概念非常含糊，不能精确定义，且可能因地而异。因此，公司在当前这一危机时刻应该比平时更加密切关注法律变动，遇到不清楚的地方立即寻求法律建议。

作为一家投资银行，林肯国际股份公司（Lincoln International AG）为企业主在结构化销售过程中给予支持，同时也为中国的潜在买家提供服务。服务范围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到国有企业。董事长Michael Drill博士在这次采访中谈到了中德并购市场的发展。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收购公司的势头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从中期来看，他认为该势头将持续上涨。 中德投资平台：中方参与的公司收购近来呈现放缓迹象。德国并购市场上还有多少中国买家？ Drill：我们预计中德间的并购交易将再次显著增加。我们具体估计持续每年都有约40家德国企业被中国收购。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资本输出进行了管制，并十分重视对国内的大力投资，以克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朝着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目标迈进。也由于与美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和2019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终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然而，中国的经济景气度自入秋以来出人意料地迅速从新冠危机中复苏过来。2021年的GDP预计将增长8%。这一强劲的涨势--加上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将极大地增加政策和大企业对拥有特殊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欧洲公司进行收购的意愿。 就另一方面而言，会不会出现中国国企买空德国经济的情况？ 不会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中方在德国进行的公司收购和直接投资总共花费了约100亿欧元——相比之下，德国企业同期在中国的投资是这一额度的九倍左右，尤其是绿地工厂和合资企业。 德国企业目前在中国是否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企业更受欢迎？ 对的。我们观察到工业企业的吸引力仍尤其强劲。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和特种机械制造商克劳斯玛菲的收购绝对只是一个开始。两年半前，我本人为萨克森飞机制造供应商COTESA出售给中国安泰科技提供咨询服务。在这项交易中，高质量纤维复合材料部件的生产技术和专业知识是关键所在。 但德国政府难道不希望通过收紧对外贸易条例来阻止此类收购的发生吗？ 政客们担心“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操控的投资项目将助力中国经济崛起，有损德国利益。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于2020年12月禁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收购通信技术公司IMST也因而不足为奇。德国政府于2018年也利用否决权禁止了中国投资者对Leifeld Metal Spinning的收购。 您认为对外贸易条例在哪些情况下会带来交易问题？ 如果目标公司属于真正关键技术领域，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供应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对维护我国内部安全有决定性贡献，就很难得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必要批准。但这实际上只对少数交易有影响。   个人简介 Michael Drill博士是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Lincoln International AG的董事长，也是德语国家地区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地区的战略和运营业务主管。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活跃于并购、公开收购、公平意见和分拆公司领域。他的客户包括大型企业、中型家族企业和私募股权集团。

5G世界市场中的股份之争正在进行中。除了像华为(HUAWEI)和中兴(ZTE)这些中国企业，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诺基亚(Nokia)和爱立信(Ericsson)等公司以外，像德国电信等等德国公司也试图能赢取到这个市场的一块蛋糕。 这次事件满是联盟，高投资以及各种争斗，例如，美国对华为(HUAWEI)和中兴(ZTE)的抵制，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在诺基亚(Nokia)下的订单，还有中国所有宝马工厂升级至5G服务。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MSA)称，到2025年，5G网络能够达到供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使用，并且6G的初始工作也将在后台进行。来自格奥尔格·冯·斯坦(Georg von Stein)的专家调查 中国的5G计划发展得如何？ Claudio Chiandussi,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 中国目前正在以比以往更高的速度推动5G的标准化。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5. 76亿个5G终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预测，由5G带来的经济增长将达到29亿人民币，相当于3. 63亿欧元。中国将拥有41％的份额成为5G应用在全球最大的市场。此外，还有更多因素有利于中国5G的发展：首先，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快5G的在实际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其次，通过改装加强现有的4G基础设施，满足5G网络对于设备的要求。第三，中国有非常普及的光纤网络以及小型便携式基站（ “small cells” ）。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限制5G发展的因素：5G设备生态系统还不成熟，相应设备的入门价格也很高。5G技术更多地被认为是一项适合大城市发展的技术，因为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普及光纤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Dr. Roland Rohd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香港和西南地区首席代表: 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大型服务提供商将进行些微的技术调整和升级， 同时他们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国供应商的依赖会降低。 美国已经对这两家公司采取了出口禁运。这事关未来技术的竞争，而中国考虑得非常长远。 因此美国和台湾的半导体出口将追回差距，但这是一个漫长、风险大、且成本高、未知结局的一件事。 美国和台湾的公司可不会吃亏。而且它们的 半导体企业自身累积了巨大的、超过中国财务能力的投资额。 现在中国企业的负债是亚洲最高的。我认为，他们从长期来看会聚焦于6G，以便能对全球标准制定产生大的影响。 罗兰德·罗德博士(Dr. Roland Rohd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香港和西南地区首席代表 罗兰德·罗德博士（Dr. Roland Rohde）在香港为GTAI（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做关于中国行业与市场的报道已有12年，重点是电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他获得了“东亚奇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精通中文。     现在中国已经成立了关于6G的研究实验室和团队。估计到2030年6G才会成为现实。而5G在此期间将提供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特别是各领域的虚拟现实和扩增现实。 李静, 优品国际总经理: 国家或政党永远是中国的推动力，确立框架，定义技术标准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中国人称之为“统一思想”，这种观点在生活中许多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已委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推进中国的5G网络，例如，整个行业内的立法变更或发展计划的提案。该委员会在各个地区都设立当地办事处，以落实计划并向中央政府报告5G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信通院也十分重要。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IMT-2020 5G）推进组和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其带领下对华为和中兴的5G基站和核心网设备进行了安全保障测试。 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大型服务供应商有什么计划呢？ Dr. Beckmann,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