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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共赢是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劳恩海姆（Raunheim）和凯尔斯特巴赫（Kelsterbach）三个城市为打造共同的充满前景的商业圈和生活区而进行的联合。三方共赢的事务主任毕安妮（Anja Warnecke-Bi）十分清楚，如何在新冠时代创造这些地方和中方公司之间的全新凝聚力和双赢局面。 采访记者Georg von Stein 中德投资平台：新冠疫情对三方共赢有 何影响？ 毕安妮：好的合作伙伴在紧急情况下会抱 团取暖。位于劳恩海姆的中德创新中心和 三方共赢的发展协会早在二月份就向内 江、成都和重庆运送了医疗防护用品。然 后，我们也在劳恩海姆得到了中方的支持。 吉利创始人李书福的基金会向该市捐赠了 六位数欧元的医疗用品，例如防护口罩、 防护眼镜、防护手套或防护服。这帮助了诊 所、老年人机构或救援人员，并通过当地药 房也直接帮助了市民。吉利才在2018年驻 扎在了劳恩海姆，如今却已与劳恩海姆市 保持着密切关系。 新冠疫情是否促进了与中国 及中国合作 伙伴建立新的数字关系？ 对的。例如，我们现在通过在线模式更加 集中地展示这三个城市。我们在四月份的 时候通过在线研讨会用中文告知了中国公 司代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新冠应急援 助计划。100多个注册的反响使我们不知所 措。我们正计划在九月再举办一场类似的 在线研讨会，其中将包含许多基本信息：从...

早在1982年，杜伊斯堡和武汉就建立了中德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两城间的友好情谊，即使在新冠危机的冲击下也未经历“停摆”。疫情之初，杜伊斯堡积极筹集防疫物资，是第一个向武汉捐赠的德国城市。武汉的紧急状态结束后不久，从武汉始发的中欧班列“汉欧”恢复运营，装载着来自中国的防疫物资，于4月14日重新抵达杜伊斯堡港。疫情之初，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货运量显著下降；而目前这种情况正逐渐回归常态化。往返于杜伊斯堡与中国各城市间的中欧班列也已恢复到每周约40个班次；它们的运输速度是海运的两倍，运输成本是空运的一半。凭借着这一物流节点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和欧洲中心的枢纽区位，杜伊斯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目光。 这些区位优势也是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简称“中铁集”或CRCT），最终选择杜伊斯堡设立其欧洲分公司的主要原因。中铁集在落户过程中得到了杜伊斯堡市政府和当地机构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市属机构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GFW Duisburg）的全程协助。杜堡经促局局长莫雨勒先生（Ralf Meurer）表示，随着这家行业龙头的落户，杜伊斯堡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供应商和客户落地于此。目前，杜伊斯堡已成功吸引约100家中资企业，其中特别聚集了一批有海外仓需求的跨境电商、物流配套服务供应商以及与数字化初创企业等。 自2017年以来，一直负责杜堡经促局中国区事务的于凯女士已成功促成了约40家中国企业的落户，她当然也全程跟踪支持了中铁集的落地。 “作为市政府所属的官方企业服务机构，我们与企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提供全程的落地支持，如提供物业或土地信息以帮助企业选址，与外管局沟通公司员工的签证事宜，以及协调各种官方行政手续和官方许可等。”她介绍到经促局的工作重心时指出，“只要是与企业落户或发展相关的事宜，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在中铁集的选址考察中成功引荐了位于杜伊斯堡内港（Innenhafen）的人民银行（Volksbank）办公楼。这是第5家成功入驻杜堡内港的中国公司！”2015年杜伊斯堡迎来了全球齿轮箱和传动技术的领军企业——南高齿集团（NGC），这是第一家入驻内港区的中资企业，也是至今为止在该市最大的中国绿地投资。同样位于内港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项目——今年刚刚开张的铂涛集团旗下知名品牌，7天连锁酒店。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杜伊斯堡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杜堡经促局在其定期举办的GIMDU商业地产展上特意增加了中文环节，以帮助中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未来城市规划和旗舰项目信息，以及在德投资地产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 同样发生在杜伊斯堡内港的还有 “德国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 （简称CBND）于2016年在PKF大楼举办的成立大会。PKF是德国知名的审计税务法律事务所，同时也是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和理事单位。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事务专员约翰内斯·普弗鲁克先生（Johannes Pflug）是CBND的联合创始人和主席，他指出，杜堡商协的目标是战略性地、可持续地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杜伊斯堡与中国间的合作往来。 “我们旨在为中国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优化杜伊斯堡当地对华合作资源体系和配套服务。通过打造本地强大的中国商务网络，CBND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人脉和信息资源。”除了杜伊斯堡市政府，商协会员还包括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杜伊斯堡市政公共服务公司、下莱茵地区工商会、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以及代表性的当地企业杜伊斯堡储蓄银行和莱茵-鲁尔人民银行等。杜堡经促局的于凯女士同时兼任杜堡商协秘书长。 企业除了能够在杜伊斯堡获得组织协调方面的帮助，还可以得到财政补贴类的官方支持。例如，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子公司可获得北威州政府颁发的3000欧元欢迎礼包；又或者在投资额、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以及行业内容符合要求时，企业可申请最多达到投资额20％的补贴。如想进一步了解杜伊斯堡的经济政策，您还可以关注杜伊斯堡市副市长、经济长官安德里·哈克（Andree Haack）先生。他目前正与大学以及相关的中国专家一起，制定杜伊斯堡未来的“中国战略”。智慧城市应该是该战略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伊斯堡市政府、杜伊斯堡市政公共服务公司、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华为公司已经开展了三年多的合作，以期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推动市政服务各方面数字化转型。市长林克（Sören Link）肯定了与华为的合作，他认可华为是一个可靠而且执行力强的合作伙伴。同时，杜伊斯堡市常务副市长、数字化长官马丁·穆拉克（Martin Murrack）先生指出，与华为的合作并不存在过度依赖，比如杜伊斯堡市政厅的新电话系统就是由另一家供应商提供的。杜伊斯堡市对中国始终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和开放的态度，在此背景下，2019年秋季，林克市长率领政商学界代表团已连续第五次访华。 全力助推初创企业 此外，杜伊斯堡市经促局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了针对留德华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创业公开课ESCID。要知道，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多达约2200名。同时，创业者还可以利用周边丰富的商务活动拓展网络、收获资源。例如一年一度的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中国商务与投资论坛”，轮流在莱茵兰地区三大城市——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举办；同时，三城市政府还共同决定在论坛期间，同城联合举办“三城中国节”。 回到杜伊斯堡美丽的内港，这里定期举办的PKF China Talk系列讲座有声有色，企业家可以获得中文讲解的关于德国税收和法律的重要资讯。另外，除了每年一度的传统项目“杜伊斯堡中国春节”越办越红火，内港河畔的趣味龙舟赛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首次带领中国企业家组建了中国龙舟队。这一切都表明，杜伊斯堡正日益成为德国的“中国城”。 个人简介 约翰内斯·普弗鲁克 (Johannes Pflug)现任杜伊斯堡市中国事务专员、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CBND）联合创始人和主席。同时还担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孔子学院荣誉会员等要务。他曾担任德国联邦议院德中议会小组主席长达15年。

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年，德国生命科学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8.7亿欧元，其中仅北威州就占了约42％，员工人数增长了16％，达到33,706名员工，而研究及发展的支出则增长了21％，达到17.9亿欧元。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北威州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很庞大，2019年增至427.3亿欧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北威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200多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业，约占德国所有中国公司的一半。其中包括例如华为（西欧总部）(Huawei)，中兴通讯(ZTE)，三一重工(SANY Heavy)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此外，来自北威州的2700多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在那里进行投资或开设分公司，这大概占了所有德国在华投资的25％。中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之间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起许多桥梁，就像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那样。 对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多元化支持 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的明确目标是可持续扩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生物技术的实力。为此，它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成为青年科学家的联络点，加强技术转让，扩大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网络，并促进与生命科学公司以及中国对话伙伴的联系。为了促进交流，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组织了各种活动模式，例如 BIO.NRW.red的平台会议，BIO.NRW资助活动，BIO.NRW商业天使大会，MEDICA论坛以及在BIO USA和BIO-Europe的北威州代办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扩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生命科学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与中国及其生命科学公司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北威州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力推动地区发展。为此，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与北威州生物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简称BIO CM)合作。2017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将BIO.NRW和BIO CM与合作伙伴国家中国选入了其“前沿集群国际化”的计划中，并资助了“ ChInValue”项目（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新的行业合作。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中国生命科学公司之间的代表团频繁互访也促进了商业活动。总的来说，北威州与中国多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十年以上。遵循这一传统，BIO.NRW和BIO CM现在正努力建立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长期并成功的合作。 BIO CM依靠中国员工，他们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和关系直接访问中国网络和信息源。这样，以北威州为基础的中国生命科学公司将获得最佳的业务发展支持。作为服务提供商，BIO CM还在北威州和中国额外组织了商务研讨会，包括在中国主要活动中拥有展位套票的代表团出访，并帮助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公司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支持。BIO CM根据要求为中国和德国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究，其中包括北威州的高科技开发研究，市场和技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因此，如果在中国和北威州生命科学领域交流框架内有需要，可以找到很多对话伙伴。 贸易战时期与中美开展安全的业务 2020年10月8日，由BIO.NRW出资的BIO CM第二届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主题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方法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这次在线活动首先是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德国商业杂志Handelsblatt的托斯滕·里克(Torsten Riecke)在他的报告“ 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决斗“中阐明了德国企业的影响。他的论点是：德国公司的经济危机和对中国及美国的依赖性已经随着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在脱钩的背景下，也就是西方公司从中国撤离并点燃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技术战争”之时，里克(Riecke)建议将弹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一张新的好牌。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多达40％希望将来生产更接近其市场的产品。弹性供应链将被放到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中国作为市场仍然毫无争议地保持其重要性，尽管地位已经从合作伙伴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入市场的权利和机会比起中国公司来说仍然更少。中国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仍然极度缺乏透明度，这使得他们挤占或收购竞争对手。 在讲座之后的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泰勒·韦辛（Taylor Wessing）的合伙人托马斯·帕特洛赫博士（Dr....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五月份首次提出了双循环的新理论。中国人民的高消费需求未来将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将计划在国际大循环中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进行转变。为此不仅需要覆盖整个价值链，而且要接手以前由外国承包的高科技产品，从而促进中国的出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位来自四川牌坊村的小个子伟人不仅更加相信私有制和个人负责制，还通过其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深远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对此，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大趋势也对他有所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概念。大型公司通过授权将自己的部分产品外包，从而从世界其它地区的低薪条件和更具吸引力的生产条件中受益。因为中国不仅在这一方面上对外开放，而且还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所以该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分析师王健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型创造了“国际大循环”（ Great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一词。接下来的几十年便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成功历史。中国目前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在微薄的3千亿美元——去年已超过15万亿美元，在此期间，总贸易额从5百亿美元增长到约4.7万亿美元。 增长瓶颈 然而，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已逐步接近极限。中国的薪资上涨导致外商在成本角度上渐渐有其它选择——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理所当然地引人模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将中国当作榜样并开始复制商业模式。家具行业正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类似的情况也正在皮革行业中发生。更廉价的人工和更宽松的环境标准使东南亚邻国更具吸引力。这些结果也能轻易被察觉到：中国生产 的商品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出口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一发展趋势也反应在许多数据中：增长率已持续下降了多年，贸易顺差也在下降。2008年的净出口额还约占GDP的10％，但在2018年已下降到1％左右。北京肯定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尝试以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模式取代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便早已明确：“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变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进行新的尝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央政治局的每月例会上首次提出王建首创的“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概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同往常的中国治理新理念一样，这不是一个全面制定的计划，而是一个粗略的概述。但目前已明确的是，该双循环将构成将于202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政治框架。 何为双循环？ 习近平认为，现在应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外”循环中增加内循环，以加强中国国内市场，尤其是促进消费。这一因素使中国GDP一直维持在35％至38％之间。这与GDP在65％至70％之间的发达经济体——美国GDP甚至更高——相差甚远。而这一目标并非不切实际。促进内需也理应能帮助中国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随着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北京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覆盖价值链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将中国在该价值链的高端找到更好的定位。 以正在转移基地的家具业为例，这就意味着中国如今提供相关的生产机器，而非像从前那样提供家具。另一个例子是钢铁业逐渐将重心从结构钢等大宗商品转移到了较难生产的特殊钢上。同时，整个加工链应将位于中国。例如，更大型的世界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vale）最近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年产能为2500万吨的矿石厂，采用特别环保节能的方法专为中国市场生产该公司最先进的产品。淡水河谷的竞争对 手力拓（Rio Tinto）早已宣布，不久将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工厂。 之后，未来的出口将在质量方面寻求增长，而不是集中在数量方面。换句话说，用创新的高科技代替廉价的无需任何技术知识的大宗商品。例如由中国全权生产的隧道掘进机。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明确将其制造的这款盾构机定位为与海瑞克竞争的产品。同时，中国也能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摆脱其他经济区域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危机。此外，也能在高科技领域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 双循环的概念从而延续了李克强于2015年5月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设想中国到2025年拥有十大战略领域上的市场领军地位，其重点也在高科技和面向未来的领域。而中国也确实拥有有利的起跑点。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率约为60％。将近4亿人达到中产阶级。该倡议的发布时间还考虑了其它两个令呼声不断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更加日益紧迫的因素：一个是新冠疫情，另一个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再次尖锐的中美贸易冲突。 中国国内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 安娜·霍尔兹曼（Anna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Merics) 研究员 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 由特朗普总统宣布的中美经济脱钩将使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更加困难。虽然该国仍然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国个体，但目前更多商品入口欧盟，且东盟成为中国商品去年最大的出口国集团。此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处于相对欠发达阶段——美国便针对该点果断采取抵制，从而进行威胁。例如在计算机芯片行业，美国禁止任何供应商继续向华为手机出售中央处理器（CPU），并且该手机上不再能下载谷歌应用，华为因而受到中美贸易战极大的影响。中芯国际由于被禁止出口商品到美国丢失了庞大的业务。 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计划且决心要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证明了全球经济在国际物流链中断时的脆弱性。尽管中国在危机中的整体表现似乎好于其它地区，但疫情后的整顿工作仍未开始。特别是大公司在供应链方面不仅应该做到不断拓宽，还要在区域性上进行改善，以便更好地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可能尤受其害。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的律师兼合伙人以及丰伟驻上海代表处的负责人海德（Patrick Heid）认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减少中国在近几个月来比以前更明显的对进出口的依赖，中国政府还把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宣布为迫切的短期目标。” 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成为了中国政府迫切的短期目标。 海德（Patrick Heid）, 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兼合伙人（上海）   拒绝贸易保护主义 这一理念在未来几年中具体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这并非是180度的转变，且中国正致力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习近平主席在九月份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解释了他的这一理念，这些 建议将用以起草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资金渴望 为此最重要的将会是：资本。目前受青睐的通过银行贷款或国家投资的融资方法将不再适用。中国也将因此继续对外资开放，并同时更善于利用国内正大量捆绑在房地产领域的私人资产。 相关方面的举措早已清晰明确。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 FII）的种种限制几乎已被取消。首次公开发行的相关规定已大幅简化且整体上更加透明，特别是对于侧重于半导体产业或生物技术等朝阳产业的中国创业板（深圳）和科创板（上海）的细分市场。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通道将尤其能缓解那些渴望资金的初创企业。而外国金融机构如今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全资分支机构（例如安联）的事实正如明年明确为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债券市场的计划一样都是这一方向上的明确信号。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储蓄，进一步的国内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必须改善对大约2亿“民工”的管理。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但由于他们的户口（一种家庭记录簿）通常在农村的家乡且与之绑定，他们在城市的权利便受到了限制。他们和家人几乎没有获得教育和医疗的途径，户口迁移也十分困难。而在这方面也早能看见初步改革。在广州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其它城市，如果能通过相应的考试并具有某些行业的专家资格便有落户的机会。 德国扮演何种角色？ 双循环给德国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延续下行趋势。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分析师霍尔兹曼（H olz m a n n）却认为投资将朝更具战略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内 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就该点而言，中国的政治和企业将来会十分谨慎，以确保海外投资符合这一目标，并购也尤其需要有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法兰克福办事处的律师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认为，从中期角度看来，德国尤其可能从中受益：“当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大幅下降时，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其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其中的受益者。中国制造2025战略，特别是中国要成为高科技先锋大国的目标离不开收购和进口专有技术。”因此，从中期来看，中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将加剧，这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定位与德国经济相似— —侧重于汽车制造、机械工程以及（特殊）化学。如果这里的重点是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则必然导致与“老牌”企业 更加激烈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商机。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以在供应商和设备商领域进一步发掘增长潜力。例如，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大其芯片产业，就可能从德国进口相应生产线中用于光刻工艺 的特殊光学或曝光系统。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市场找到定位，德国公司甚至可能加强在中国的收购和投资。德国汽车制造商可能成为这里的引领者——最近几年，他们都增持了其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或完全收购 相关的合资企业。然而，丰伟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却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将来自然会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感兴趣，但我们早在近几年来就注意到，外国投资的总体环境变得更加艰难。一方面可归咎于日新月异的法律法规造成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仍需要外国投资的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挑剔。外交政策的形势终将越来越严峻，而本国政府（被误解）的不当行为可能会突然给商业活动造成困难。” 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双循环的受益者。 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

中国禾赛是一家激光雷达（LiDAR）技术领域的公司，在其C轮融资中共筹集了1.73亿美元。在光速（Lightspeed）和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GmbH）的领投下，该公司刷新了激光雷达行业内迄今为止最高的单笔投资记录。共同投资者包括 安森美半导体（ON Semiconductor）、启明创投（Qiming Venture Partners）、德同资本（DT Capital Partners）和启元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司（Axiom Asia Private Capital）。激光雷达是与雷达类似的一种可进行光距测量和速度测量以及大气参数远程测量的方法。禾赛使用激光代替无线电波研发各应用领域内的产品，例如感知系统可用于自动驾驶车辆领域进行距离测量。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

中国出色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物质主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所显现出的另一面是操纵，投机以及巨大的灰色资本市场。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是否合适遏制住经济成功的黑暗面呢？ Wirecard公司的丑闻在2020年震撼了德国金融市场，而且还在持续发酵。前董事扬·马萨莱克(Jan Marsalek)作为至少19亿欧元财务造假案的主要嫌疑人自去年六月以来已在逃。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让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仅在试点阶段就有1750万次机票订票请求和550万次铁路长途票预订因其过低社会信用值被拒绝。 当然， 让金融犯罪分子更难逃脱，并不是中国政府在2014年采用数据化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动机。在经济层面上，除了不可否认的控制因素外，还有试图解决许多个体行为者之间在家庭和关系等小圈子之外社会信任度过低的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公平并可预见的经济环境。原本计划于2020年强制实施的该信用体系由于新冠而被推迟，但综合系统提供的透明度使其难以操纵单个数字甚至整个资产负债表--就像Wirecard一案的情况。 三重簿记和获利的道德 目前，很多中国的公司实际上通常都有三本账簿：一本是给银行和投资者看的，一本是给税务局看的，还有一本是给老板看的，这里意思是“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以及总经理。在一起非常严重的丑闻中，一间公司从上市到欺诈曝光整整八年的时间都是在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里，甚至还为虚拟的收益缴纳了“真实”的税。 诸如此类的案例是中国在30年飞速发展中出现的获利道德所导致的：聪明的商人可以为了取得成功不折手段。失败者只是不够聪明，没能认识到风险。精明的投机商几乎可以一夜致富，而朋友和熟人则会注意到并加以模仿。因此，公司的库存现金没有安全的投资形式，而是经常流入灰色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最典型的投机目标是房地产和股票。预期的利润率通常明显超过20%年利率，甚至经常会出现投资成倍增长。 如果有机会投资地产、酒店或者有前景的上市公司，那诱惑还是大到足以忽视灰色市场的高利率而将钱借出去。许多公司会因为预期的高利润率而逐步改变商业模式，通常以老板的个人投资开始。在2005年到2010年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时期）大约有40个上市公司从他们最初的主营业务转入了房地产行业。 灰色资本市场的高压 只要交易是有利的，那任何参与者都不会有损失。相反，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原则上债权人可以在每年春节要求偿还贷款，然而，每年的还款威胁还是使得中国的灰色资本市场变得很脆弱。债务人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筹资，如果没有别的选择，那资产将会以低廉的价格被出售。年复一年，这在灰色资本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现金或者流动资金会突然变得更有价值。 在2012到2013年间，中国发展速度自千年之交以来第一次下滑到8%以下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房产价格停滞不前，二线城市甚至轻微下滑。资本市场也暂时失去了曾经让人欣喜的利润。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内地不允许新股上市。从外表上看起来完全没有崩溃或泡沫破灭的迹象，但是却严重打击了灰色资本市场，从而影响到了投机商。 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最重要的潜在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对获取信贷途径的改善。最理想的情况下，成长型公司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长期的为自己融资，每年的再融资压力会减小或者完全消除。由于还将会评估产品质量、环境保护或社会标准等因素，所以，特别是对于创新型公司来说，理论上甚至会获得超额好处。 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这些公司为榜样 由于私人投机交易首次出现在了公司环境中，因此投资者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如果他们不担心公司资金被挪用于私人交易，那么投资意愿就会增加。如果银行、股东和税务机关首先关注社会信用评分，那公司自己的簿记则对于不同的接收人来说都是无效的。当然，这些数据是可以被操纵的，但很少有公司会冒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风险。 通过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政府正试图将易贝(Ebay)、亚马逊(Amazon)、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这些企业的成功模式放在国家层面上来实施。这些平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数据的评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交易所必须的信任。与亚马逊相对应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参与建立评级系统也并非偶然。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可持续的社会资本只能通过自愿行为来创建，但是如果规则透明并不受歧视地发挥作用，那新系统将有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条件。 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的违规行为被发现或预防，人际关系和制度信任得到加强。 最糟糕的情况是，操纵从运营层面转移到系统层面，社会资本遭到破坏。不管是哪种情况，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将对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公司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文摘录自斯普林格·加布勒(Springer Gabler)在2020年出版的《Social Credit Rating: Reputation und Vertrauen beurteilen》纲要中的一篇专业文献。(ISBN: 978-3658296520)

中德并购交易平台: 请问您如何评价拜腾这轮融资的成功呢？ 马峻: 拜腾B轮融资的成功，我相信对于拜腾和投中都是意义非凡的。从合作之初，我们坚信从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融资计划的安排及投资人的沟通合作。最后的结果远超于之前的预期，本轮多元化战略投资人的加入反映了对公司团队、技术和产品的高度认可，更会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带来重要的资源。对于投中资本来说，我们也通过拜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宽了行业视野，坚定了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 投中资本和拜腾在这轮融资中面临哪些挑战？ 投中和拜腾的合作有很多的契合之处，首先我们双方的团队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而投中对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行业理解也是拜腾信任和选择我们的基础。本轮融资初期，投资人对于拜腾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德国制造和硅谷科技如何融合中国市场，等等这些问题还是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知道，拜腾生产总部在南京，而研发中心在硅谷和慕尼黑，而投中资本在这三地有紧密合作的团队。在本轮融资的过程中，我们和公司一起经历了拜腾品牌发布，美国CES概念车首发，北京车展等重要进程。这让我们对公司的研发、团队、产品和技术等等都有了非常全面，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即做到了对接全球范围的潜在投资人，也能给未能有机会前往海外实地考察的中国投资人更好的解答。 本轮融资当中主要投资者是一汽， 另外还有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以及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这些投资者为什么对拜腾感兴趣，愿意斥资几亿美元入股一家初创企业？ 第一是投资人对于拜腾来自德国制造业的基因还是很认可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汽。一汽作为一个中国汽车主机厂（OEM）能够领投，肯定是对拜腾技术与产品的高度认同，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拜腾顶尖的管理团队是完全受到投资人认可的，包括德国汽车的制造经验和硅谷的UI/UX研发经验。拜腾的供应商也都是相当顶尖的。OEM的核心优势并不是能把各种各样最尖端的零件拼凑到一起，就可以造出最好的车。因为这些车的零件，从硬件到软件，是需要相互匹配的，集成能力是需要多年经验沉淀的。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高水平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技能的。这个也是投资人比较看重，比较喜欢的点。 拜腾在本轮融资中募集到了5亿美元资金。这对于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在中国和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就市场运营来讲，中国现在做电动车的融资还是比较活跃的，包括拜腾的一些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地融资。因为接下来大家都要上生产线，都要开始进量产环节了。这次拜腾的融资，投资人都很积极，是超募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减少一些投资人的额度。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投资人对拜腾还是非常认可的。同时也帮拜腾准备了充分的子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拜腾在下一步顺利进入一个量产环节。而且从这轮融资来看，拜腾的定位还是很受到市场认可的。这对于拜腾今后的融资和国外市场的扩张，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中国，有许多初创企业活跃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并希望研发引领未来的智能交通。跟中国及国际许多其他的“探索新方向的初创企业”相比，拜腾具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拜腾的特点就是在设计和工艺制造上显然比一些其他的车企有优势。另外，在众多的初创企业中，拜腾的关注点是中高端的SUV。蔚来汽车也在重点布局这个领域。 但是中国有很多的EV Startup，目前在初始阶段每一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有些企业在做A0级的小车，还有些做经济型的SUV，和拜腾并不形成竞争。 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进一步融资和交易中，投中资本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吗？  首先，我们对电动车和新时代的出行方式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电动车本身，而是整个跟车相关的先进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包括跟电池、激光雷达、无人驾驶以及高精地图等相关的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目前正在为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客户服务。 投中资本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 第一，投中资本的行业定位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消费品以及数字新媒体产业。先进制造业包括像汽车和机械制造这样的传统工业。第二个定位是全球化，因为很少有中国投行像我们一样，不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欧洲范围内也在德国慕尼黑，美国的硅谷都设有办公室。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以色列非常活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初创企业融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当然，我只能说在目前我们在全球化方面是领先的，但我们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德国市场对于作为中国领先投资银行的投中资本意味着什么？ 投中资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呢？ 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对投中资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先进制造领域，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工业基础。所以说德国和中国的业务是有很多协同点的。很多德国企业也在考虑，该怎样发展自身的中国业务。这个时候，投中资本就可以给予这些企业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们对接中国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或者作为投资方或者合资方，给打算在中国落户的德国企业和中国当地政府牵线搭桥。 马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 投中资本管理合伙人马峻先生负责投中资本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布局，他拥有近20年金融投资从业经历，具有多年的企业融资、并购、上市及退市经验。自2012年加入投中资本以来，马峻先生领导完成了多笔并购和融资重要交易，其中包括凤凰旅游集团C轮战略融资、黑石集团收购环球资源、携程战略投资海鸥假期及纵横集团、百视通收购艾德思奇、蓝色光标收购亿动、去哪儿战略投资旅游百事通等。加入投中资本前，马峻先生任ROTH Capital美国罗仕证券中国首席代表六年，对中国企业境外IPO、增发和私有化有大量经验，并在此前服务于AIG及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位于上海的投资银行投中资本目前已完成超过120亿美元的交易。 自2017年初以来，投中资本在慕尼黑开设了办事处。Ernst Ludes博士是投中资本欧洲团队的负责人。 www.cvcapital.com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在中国获得一项交易的合并审查批准只需一个月——这是德国买方收购一家在中国运营的公司时在交易交割前对审查程序所需时间的设想。实际情况是，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查，有关机构才决定批准交易。如果一项交易必须进行合并审查申报，则未经执法机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批准不得交割，鉴于此，中国合并审查程序可能对交割时间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合并审查程序拖延较久，主要原因在于审查程序的特殊性，这些特别之处需要在实务中格外注意。 准备工作需要时间 合并审查申报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执法当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并审查申报表要求提供与公司和交易相关的广泛信息以及详细的竞争分析。同时，全球和欧洲经济区的市场数据也需要计算并提交。否则，执法当局可能提出的极为耗时的数据提交要求。同时，当局一般还会要求提供第三方独立数据——因此如果您的中国顾问建议您进行“市场研究”，请一定不要感到惊讶。最后，全部文件都需以中文提交，而翻译工作也需要时间。 预审查阶段 提交合并审查申报后，程序还可能被进一步延迟：除实质审核阶段，中国合并审查还规定了预审查阶段。在该阶段，执法当局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检查申报是否完整。为此，当局往往会要求提供额外信息，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实务中可以注意到，执法当局的工作量（特别是在公众假期期间）对预审时间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预审查设置了内部时限：办案人员承担压力，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预审查。但如果实际情况不允许（见上文），实务中通常需要当事人撤回原申报并再次提交新申报，其后果是程序时限需要重新开始计算，并且已经过的时间期限在计算时会被排除在外。这又需要花费时间。 如果执法当局对材料满意，会以书面形式确认合并审查申请已完成。这时，实际审查阶段的时间期限才开始计算。正式审查阶段可持续长达180天，根据执法当局审查所需时间，审查最多可能包含三个连续进行的阶段：第一阶段（30天），第二阶段（额外90天）和第三阶段（额外60天）。 批准决定通常在第二阶段才会做出 在许多交易中，执法当局不会在第一阶段审查中就做出批准决定，而是要等当第二阶段才做出。无需经过各方当事人同意，当局就可以决定开启第二阶段审查。相反，第三阶段审查则需要各方当事人同意才可以开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般都会等待各方当事人申请才开始审查。通常，由于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保持良好关系对特定交易和未来的审查申报十分重要，因此各方通常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开启审查。 第三阶段审查中的决定 在特殊情况下，即使进入第三阶段审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可能无法得出审查结果。根据我们的经验，当事人只能选择接受禁止交易的决定或撤回并重新提交申请。这会导致所有经过的时间期限清零，新的审查阶段重新开启，这样就又可能需要180天。当然，在新的正式审查之前仍然有一个预审查阶段。执法当局通常会在第三阶段结束时承诺，若当事人各方撤回申请，当局将很快接受新申请。 那么，实务中合并审查又有哪些具体特色呢？ 第三方意见 多数情况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会因为反对某项交易而开启第二阶段审查。程序延期通常是因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需要征求第三方（如市场参与者、中国行业协会、其他相关中国政府）的意见。而这些往往不能获得及时合作。行业协会和其他当局内部存在层级制。仅批准一项已经形成的意见就要耗时很久。如果当事人各方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关系对当局施加影响，会对程序很有帮助。同时，当局放假的时间（例如中国农历新年或黄金周）也要在时间规划时予以考虑。 执法当局内部层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内部也有层级结构。负责的办案人需要得到其主管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其他部门的批准才能开启批准交易的投票程序。这之后，才能在通常每周进行一次的更高层级会议上对是否批准该交易进行讨论。如果会议的参与者同意批准，则必须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领导签字。该程序同样需要花费时间。 其他司法管辖区 实务中，中国与美国目前的紧张关系似乎也可能导致对涉及美国公司的交易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此外，在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而言特别重要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内（如欧盟）同时进行的合并审查程序也可能对在中国的审查造成延误。在结束中国境内的审查程序之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常会等待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当局还可能征求当事人各方同意，主动联系欧盟委员会。例如，如果欧盟审查程序因义务承诺而延长，则在中国进行的程序也会受到影响。中国执法当局希望确保他们不会忽视任何相关方面，并会在必要时要求收购方对中国达成与对欧盟层面上一致的承诺。 合资企业 另一个可能特别耗费时间并给当事人带来负担的中国特色是，即使交易仅涉及直接收购一家在相关市场没有经营活动的生产型合资企业50%的股权，中国合并审查程序仍将合资企业的合资方作为完全申报义务人看待。这样，相关收购方就有义务负责将该合资企业中其他未参与交易、甚至反对交易的合资方的必要申报信息（如客户、营业额等）在时限内提交给执法当局。这一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会为不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提供机会，使其能在交易中获得许多利益，因为如果不满足第三方要求，交易就可能整体受到阻碍。若果缺少不参与交易的第三方的有关信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很可能认为合并审查申报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全球性交易就不可能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交割。同时，合资伙伴的市场份额在会以不利于收购方的方式在计算收购方市场份额时被考虑在内。这种做法急需改变。特别是，如果收购方在被收购股权的合资企业所处的市场的上没有经营活动，其收购不会改变相关市场情况，上述做法会对当事人造成不适当的困难。 总结 如果在中国进行合并审查是公司交易的必要部分，交易合作伙伴应尽早针对需要进行的审查程序做好战略准备。特别地，对在中国进行合并审查的特殊之处以及审查的各个阶段需要特别注意并在时间规划上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