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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并购交易平台: 请问您如何评价拜腾这轮融资的成功呢？ 马峻: 拜腾B轮融资的成功，我相信对于拜腾和投中都是意义非凡的。从合作之初，我们坚信从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融资计划的安排及投资人的沟通合作。最后的结果远超于之前的预期，本轮多元化战略投资人的加入反映了对公司团队、技术和产品的高度认可，更会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带来重要的资源。对于投中资本来说，我们也通过拜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宽了行业视野，坚定了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 投中资本和拜腾在这轮融资中面临哪些挑战？ 投中和拜腾的合作有很多的契合之处，首先我们双方的团队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而投中对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行业理解也是拜腾信任和选择我们的基础。本轮融资初期，投资人对于拜腾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德国制造和硅谷科技如何融合中国市场，等等这些问题还是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知道，拜腾生产总部在南京，而研发中心在硅谷和慕尼黑，而投中资本在这三地有紧密合作的团队。在本轮融资的过程中，我们和公司一起经历了拜腾品牌发布，美国CES概念车首发，北京车展等重要进程。这让我们对公司的研发、团队、产品和技术等等都有了非常全面，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即做到了对接全球范围的潜在投资人，也能给未能有机会前往海外实地考察的中国投资人更好的解答。 本轮融资当中主要投资者是一汽， 另外还有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以及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这些投资者为什么对拜腾感兴趣，愿意斥资几亿美元入股一家初创企业？ 第一是投资人对于拜腾来自德国制造业的基因还是很认可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汽。一汽作为一个中国汽车主机厂（OEM）能够领投，肯定是对拜腾技术与产品的高度认同，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拜腾顶尖的管理团队是完全受到投资人认可的，包括德国汽车的制造经验和硅谷的UI/UX研发经验。拜腾的供应商也都是相当顶尖的。OEM的核心优势并不是能把各种各样最尖端的零件拼凑到一起，就可以造出最好的车。因为这些车的零件，从硬件到软件，是需要相互匹配的，集成能力是需要多年经验沉淀的。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高水平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技能的。这个也是投资人比较看重，比较喜欢的点。 拜腾在本轮融资中募集到了5亿美元资金。这对于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在中国和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就市场运营来讲，中国现在做电动车的融资还是比较活跃的，包括拜腾的一些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地融资。因为接下来大家都要上生产线，都要开始进量产环节了。这次拜腾的融资，投资人都很积极，是超募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减少一些投资人的额度。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投资人对拜腾还是非常认可的。同时也帮拜腾准备了充分的子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拜腾在下一步顺利进入一个量产环节。而且从这轮融资来看，拜腾的定位还是很受到市场认可的。这对于拜腾今后的融资和国外市场的扩张，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中国，有许多初创企业活跃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并希望研发引领未来的智能交通。跟中国及国际许多其他的“探索新方向的初创企业”相比，拜腾具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拜腾的特点就是在设计和工艺制造上显然比一些其他的车企有优势。另外，在众多的初创企业中，拜腾的关注点是中高端的SUV。蔚来汽车也在重点布局这个领域。 但是中国有很多的EV Startup，目前在初始阶段每一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有些企业在做A0级的小车，还有些做经济型的SUV，和拜腾并不形成竞争。 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进一步融资和交易中，投中资本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吗？  首先，我们对电动车和新时代的出行方式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电动车本身，而是整个跟车相关的先进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包括跟电池、激光雷达、无人驾驶以及高精地图等相关的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目前正在为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客户服务。 投中资本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 第一，投中资本的行业定位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消费品以及数字新媒体产业。先进制造业包括像汽车和机械制造这样的传统工业。第二个定位是全球化，因为很少有中国投行像我们一样，不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欧洲范围内也在德国慕尼黑，美国的硅谷都设有办公室。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以色列非常活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初创企业融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当然，我只能说在目前我们在全球化方面是领先的，但我们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德国市场对于作为中国领先投资银行的投中资本意味着什么？ 投中资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呢？ 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对投中资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先进制造领域，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工业基础。所以说德国和中国的业务是有很多协同点的。很多德国企业也在考虑，该怎样发展自身的中国业务。这个时候，投中资本就可以给予这些企业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们对接中国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或者作为投资方或者合资方，给打算在中国落户的德国企业和中国当地政府牵线搭桥。 马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 投中资本管理合伙人马峻先生负责投中资本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布局，他拥有近20年金融投资从业经历，具有多年的企业融资、并购、上市及退市经验。自2012年加入投中资本以来，马峻先生领导完成了多笔并购和融资重要交易，其中包括凤凰旅游集团C轮战略融资、黑石集团收购环球资源、携程战略投资海鸥假期及纵横集团、百视通收购艾德思奇、蓝色光标收购亿动、去哪儿战略投资旅游百事通等。加入投中资本前，马峻先生任ROTH Capital美国罗仕证券中国首席代表六年，对中国企业境外IPO、增发和私有化有大量经验，并在此前服务于AIG及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位于上海的投资银行投中资本目前已完成超过120亿美元的交易。 自2017年初以来，投中资本在慕尼黑开设了办事处。Ernst Ludes博士是投中资本欧洲团队的负责人。 www.cvcapital.com

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汇顶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对萨克森州加布森的Dream Chip Technologies GmbH（DCT）的收购。DCT目前在德国和荷兰拥有100多名工程师。汇顶科技收购专注于汽车系统，尤其是视觉系统的DCT旨在为提供汽车应用和智能移动设备的解决方案作准备。DCT致力于芯片和嵌入式解决方案的图像信号处理团队将为汇顶科技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其中，用于车辆中自动驾驶和舒适性设备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将会十分有吸引力。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自2016年10月1日起，相关法律的修改从根本上简化了在中国设立和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程序。在此之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必须获得中国商务部事先批准，并完成工商登记。 从审批到备案程序 自去年十月以来，简化的备案程序取代了原有审批程序，其细节规定于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2016年10月8日生效）。只要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活动不属于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则只需事后进行备案登记。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可以参见新发布的“负面清单”，该清单载于7月28日生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可以通过商务部网站的在线系统进行，备案时间为在收到新的或经修改的营业执照之前或在收到后30天之内。提交的文件只需要在线上传，所需文件的数量明显减少。所有文件上传后，相关部门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但是，涉及外资的并购交易根据当时的法律仍需要经历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购交易并未纳入《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适用范围。 新发展：备案制度也可适用于并购交易 7月30日，商务部对《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并将外商投资备案程序扩大适用于并购交易。商务部在发布新订《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同时还一并发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37号公告”）。其中载有执行《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的细节，还包括经修改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申请表（设立申请）》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新规定的颁布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在颁布新规定前的两个月商务部刚刚公布了《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草案。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重大修改 目前，外国投资者收购纯内资企业的项目也适用备案程序，且目标公司的业务活动不属于负面清单规定范围的，该项目不需要经过审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也属于该办法规定的适用备案程序的情况。战略投资包括通过中长期战略并购A股上市公司或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A股股票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易。根据修订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外国投资者收购内资公司和对非外商投资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按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处理。在对公司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进行登记时，投资者须填写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表。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外商投资上市企业的，按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处理。如果并购交易的关键数据如付款方式或购买价格发生变化，也按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的情况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表格，变更必须在30天内报备。 对“返程投资”的强制性审批规定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内企业进行所谓的“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不适用新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这意味着，如果进行收购的公司是由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的，或者是由境内投资者控制，则该交易必须经商务部审查批准。中国政府通过保留对返程投资使用更严格的审批程序，旨在限制资金向境外流失。 新规定实施后的项目执行经验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生效后，申请备案所需要的文件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地方备案机关有权自由裁量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材料。最近的项目经验表明，需要企业额外提供材料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方的备案管理机构。 此外，修改后的备案管理规定也对提交的文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涉及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如股权置换），需提供获得境外公司股权的境内企业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此外需要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股权架构图，该结构图需要显示 “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根据实践经验，中国备案机构要求“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是自然人或上市公司。这个要求对私募基金而言是一个挑战。从至今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的地方备案机构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比如某地方备案机关把私募基金视为上市公司，不要求该私募基金出具持有基金份额的自然人名单；有的地方备案机关则不认同这种做法。如同许多涉及中国的项目一样，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同地方备案机关沟通和是否能说服地方备案机关。 总结 外国投资者对华直接投资的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改革后，审批制度只适用于在负面清单或“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范围内的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备案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并购中国企业或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过程获得极大的简化，而程序的简化和加速有利于交易安全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并购中国企业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很多公司并购的交易双方造成了打击。受疫情影响，对标的公司的估值及相关收购价格对买方而言可能不再合理。鉴于中德间并购交易多为中国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对于已签约的交易，投资者需要关注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寻求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或能够行使其他合同权利（如合同解除权）以保护自身利益。而有计划在德并购的中国投资者也应注意，未来哪些合同条款在中德并购交易中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调整 通常，公司收购协议会排除适用法定条款。因此，是否可以在签约后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主要取决于合同约定。如果并购协议中已经约定收购价格调整机制——通常通过约定所谓的交割账户——则卖方一般需承担标的公司在交割前财务状况恶化的风险。对投资者而言，若标的公司在交割前财务情况因新冠疫情受到不利影响，则上述机制可以对收购价格作出对其有利的调整。不过，一般情况下，作为最终收购价格计算基础一部分，投资者对标的公司商业发展机会的判断和商业预期并不能通过交割账户进行调整。在此前的并购交易实践中，德国卖方大多会要求固定收购价格，中国投资者在签约后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的空间很小。新冠疫情的出现可能改变这一交易实践。目前，已经可以在市场中观察到，中国买方使用交割账户条款的意愿更强烈。 未能满足交割条件 除调整收购价格外，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投资者何时可以解除整个收购协议。一种可能是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无法满足。若交割条件中包含取得政府批准（如反垄断许可或外商投资审查许可）或中国投资者公司内部决议批准，则未能获得该项批准可能导致相关交割条件无法满足。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交易完成最后期限日”，则一个或多个成交条件截至该日期仍未满足时，买方（或双方）可解除合同。 援引重大不利变化条款解除合同 最近几个月，所谓的 "MAC"（重大不利变化）条款被广泛讨论。并购协议中的这一规定使买方（或双方）在交易的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有机会在签约后和交割前解除合同。尽管此前在欧洲大陆公司并购协议中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很少见，现在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协议中加入该条款。从买方角度看，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应尽可能设置得宽泛和全面一些，既包括整体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包括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但在拟定条款时应注意，中国买方能否成功地援引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取决于相关连结点及其影响的设定是否足够宽泛，同时又能被具体证明。仅仅提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并不足以成为合同解除理由，也不能自动被解释为包含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适用范围内。不过，预计这类条款在今后中德并购交易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违反卖方陈述与保证 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可能影响卖方针对目标公司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例如，一般情况下，标的公司不存在申请破产的理由属于卖方基本保证，在交割时这项保证仍需成立。如果在此期间标的公司因疫情出现财务困难，不能排除潜在破产风险，则根据协议条款具体规定，卖方违反相关陈述与保证可能导致（事实上）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或成为买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中国投资者可能寻求将这类违反卖方陈述与保证的情形作为（调整收购价格的）谈判砝码。 违反“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条款 若交易从签约到交割相隔时间较长，则买方一般会要求卖方保证在这段时间内标的公司管理得当，且管理措施在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但近几个月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许多企业被迫采取了非常措施，如临时关闭工厂、大范围采取短期工作制，乃至申请国家补贴等。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违反并购协议规定的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条款、此类违约是否可以构成买方解除合同的理由，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判断。未来，对此类条款的谈判将变得更加重要，以确保一方面卖方仍可针对突发危机采取合理措施，另一方面买方在该条款下获得足够保护免受异常变化的影响。 总结 除非已经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权或收购价格调整机制，现有的公司收购协议中的条款无法为中国买方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提供更多谈判砝码。不过，这在事实上并不能阻止投资者寻求重新谈判。对此，德国卖方应有所准备。未来，预计中国投资者可能会要求在并购协议中加入重大不利变化条款等在此前的交易中较少使用的合同条款。

三方共赢是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劳恩海姆（Raunheim）和凯尔斯特巴赫（Kelsterbach）三个城市为打造共同的充满前景的商业圈和生活区而进行的联合。三方共赢的事务主任毕安妮（Anja Warnecke-Bi）十分清楚，如何在新冠时代创造这些地方和中方公司之间的全新凝聚力和双赢局面。 采访记者Georg von Stein 中德投资平台：新冠疫情对三方共赢有 何影响？ 毕安妮：好的合作伙伴在紧急情况下会抱 团取暖。位于劳恩海姆的中德创新中心和 三方共赢的发展协会早在二月份就向内 江、成都和重庆运送了医疗防护用品。然 后，我们也在劳恩海姆得到了中方的支持。 吉利创始人李书福的基金会向该市捐赠了 六位数欧元的医疗用品，例如防护口罩、 防护眼镜、防护手套或防护服。这帮助了诊 所、老年人机构或救援人员，并通过当地药 房也直接帮助了市民。吉利才在2018年驻 扎在了劳恩海姆，如今却已与劳恩海姆市 保持着密切关系。 新冠疫情是否促进了与中国 及中国合作 伙伴建立新的数字关系？ 对的。例如，我们现在通过在线模式更加 集中地展示这三个城市。我们在四月份的 时候通过在线研讨会用中文告知了中国公 司代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新冠应急援 助计划。100多个注册的反响使我们不知所 措。我们正计划在九月再举办一场类似的 在线研讨会，其中将包含许多基本信息：从...

面对疫情危机，信任是管理层及其团队彼此良好合作的基础。全球新冠大流行危机下，企业如何建立信任机制，保障业务稳定运行，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因疫情及相应防疫措施的影响，企业如何跨国招聘本地员工和外派专家成为中德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德国管理层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下属员工进行面对面交流。他们认为仅仅通过候选人远程线上云面试的表现，即电话或者视频面试，不足以决定该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入职。针对企业高管或经理人、专家职位，德国公司仍旧坚持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现场面试； 相比之下中资企业针对同等职位的招聘决策则更灵活机动、更果断。疫情危机下中德企业如何招聘和培训管理岗人才，基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相关行业经验， 企业内外信任挑战可通过以下五个策略解决。 运营成效和信息透明度是信任的前提 建立及扩大信任需要两个要素。 第一：公平竞争，提升运营成效。以绩效考核为尺度，建立公平考核机制，增强团队竞争意识，从而提升提升运营成效。例如，通过团队或部门之间的商业创意竞争，借由平等的考核制度统一评判（绩效考评审核委员会）。相较于于德国，中国的教育系统更侧重于针对学生的 “强记忆式“的知识传递，而不倾向于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竞争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对于解决危机下企业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员工即使在七千公里以外，也能够理解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员工应该清楚了解工作内容的三个「W」原则（三问：Warum为什么，Wie怎么做，Was做什么）。特别是中国员工在这里需要针对工作内容，获得相对更清晰、更全面的结构。因为他们在工作时会因为不了解整体项目框架，往往会针对项目细节进行主管判断，进行更多的微观调整（micro-management）。在这一点上德国本地的招聘管理人员在领导来自中国的员工时需要尤其注意。此外信息透明度在与中资业务相关的招聘过程中非常重要。相较德国公司中资企业参与人才就职过程的决策者要更多。在德国的中小企业，高管人才的招聘有时仅由常务董事或者公司所有者一次性决定。 企业氛围的安全性是员工信任的基石 在危机情况下，企业氛围和企业环境的安全是企业发展的重心。关于如何提供安全的企业氛围，中德员工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举例而言，针对负面信息中国员工和德国同僚相比时常会表现得更加负面。必要时中国员工会更早或提前表达离职意愿。因此疫情危机期间相比德国而言，中方员工如何表述和传递负面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一种透明、乐观和前瞻性的沟通方式更为重要。 “人”始终是信任的核心 如果管理岗候选人符合相应职位要求，德国公司通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招聘过程。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招聘经理级别或高管的职位过程中，由于双方在信任构建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招聘过程所花的时间则比德国公司多很多。 这样耗时较长的多轮招聘过程对于德国的候选人来说通常是比较少见的。中资企业在德国的高管或管理岗位候选人招聘的过程中，需要提早构建信任体系，尽早让相关职位候选人与中方员工团队接触。 当前新冠危机下，德国当地的经理人在远程领导中国团队的时候，需要考虑中国当地的具体情况，例如如何与中国当地员工更紧密，更乐观地沟通？ （在新冠疫情阴影下，人们应适当地询问员工父母健康及其亲属的状况）。员工和他的亲属有什么担忧？新冠疫情中员工个人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等。在中国个人受“单位”原则的指导，管理层作为“一家之主”式的人物，全面把控员工相关事宜。关于远程线上员工管理，经理人则需增加与中国员工交流的频率，灵活使用中国本地的远程沟通渠道，诸如微信等。 协作共赢是信任的目标 与德国的流行企业情境文化相反，中国员工团队更习惯于私下一起做很多事情。为了构建其乐融融的团队氛围，同事聚餐，团建活动和参与公司年会表演几乎是强制性活动。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工作或者领导中国团队的德国经理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中国团队更倾向于通过一个快速的集体式成功来激发团队士气。相比德国团队集体庆祝项目成功能够更明显激发中国团队的积极情绪。团队成员能够更有归属感；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 （比如周末主动加班）。而线上视频，如虚拟云庆祝则很难达到类似的员工激励效果。 对未来关键问题的研判决定信任可否持续 新冠疫情危机情境下，企业想要谋求发展必须以客户为导向。 与疫情前相比，我们的客户当下更需要什么？哪些行业领域将不再重要？ 在危机期间如何激发在华德企的本地员工的创新性？都是涉及企业信任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后针对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中德企业运营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中德两地团队发展创新驱动技术的密封技术的经验；云平台不断涌现，为全球形式变化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当下疫情隔离期间，中德两国项目合作参与者已通过微软的Zoom和Teams或微信已进行了五个月以上的接触。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表明德国公司也可以通过线上云技术手段，促进必要的工作创新提高工作效率。 结语 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危机时期，企业内外信任的构建与维系是企业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中德双方团队推动企业前进发展的温床。前文提及的五个中心要素，即运营绩效和信息透明，企业氛围安全，“人”的因素，合作共赢和针对未来的展望，需要企业管理层人员针对中德两国人文差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适当采用。企业管理层将该五大要素合理实践，针对性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有望摆脱因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招聘危机。

您随即便可在新一期的电子杂志中阅读所有当前文章： 在本次的封面故事《买家时刻》中，我们分析了令人担忧的收购潮并未出现的原因。 其一，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托马斯·魏德利希（Thomas Weidlich）深入分析新法规，并列举了制定日益宽松，注释却越发严格的法规对德国经济的后果。 相反，收购中国公司的法规依旧未变。如果您作为中国集团的德国子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收购公司，那么您必须了解如何获得帮助：特思通集团收购安徽中鼎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中国的人事状况就有其特殊之处。邱少荣和克里斯蒂娜·霍巴赫（Kristine Horbach）在他们的文章《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中提到了需要对此多加留意的地方。此外，塞巴斯蒂安·温德克（Sebastian Wiendieck）还补充了在新冠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权的相关知识。 隐藏在当前危机的一个机会很有可能是更快地转型成现代在线交流模式。在专家访谈中，总编辑Georg von Stein与中国专家们就新冠危机中的商业交流进行了探讨。 即使与新冠肺炎无关也始终最前沿的话题：并购后重组。德国破产法在此处为中国投资者埋下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陷阱。倪思昊博士（Nils Krause）和Mirjam Rüve博士将告诉您在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 愿您读有所享，品有所悟！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店中轻松订购或订阅您的个人杂志。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