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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随即便可在新一期的电子杂志中阅读所有当前文章： 在本次的封面故事《买家时刻》中，我们分析了令人担忧的收购潮并未出现的原因。 其一，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托马斯·魏德利希（Thomas Weidlich）深入分析新法规，并列举了制定日益宽松，注释却越发严格的法规对德国经济的后果。 相反，收购中国公司的法规依旧未变。如果您作为中国集团的德国子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收购公司，那么您必须了解如何获得帮助：特思通集团收购安徽中鼎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中国的人事状况就有其特殊之处。邱少荣和克里斯蒂娜·霍巴赫（Kristine Horbach）在他们的文章《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中提到了需要对此多加留意的地方。此外，塞巴斯蒂安·温德克（Sebastian Wiendieck）还补充了在新冠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权的相关知识。 隐藏在当前危机的一个机会很有可能是更快地转型成现代在线交流模式。在专家访谈中，总编辑Georg von Stein与中国专家们就新冠危机中的商业交流进行了探讨。 即使与新冠肺炎无关也始终最前沿的话题：并购后重组。德国破产法在此处为中国投资者埋下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陷阱。倪思昊博士（Nils Krause）和Mirjam Rüve博士将告诉您在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 愿您读有所享，品有所悟！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店中轻松订购或订阅您的个人杂志。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世界最大的造船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拥有约3 1 万名员工。它即将收购一家船舶内饰的工业服务提供商Rheinhold＆Mahla GmbH（R＆M）。 Rheinhold＆Mahla成立于1887年，总部位于汉堡和维斯马，拥有550名员工，营业额为1.37亿欧元，是德国海军，渡轮和游轮公司的老牌船用装备之一，还曾承包过多艘艾达（A id a）游轮的内部装饰业务。 四年来，R＆M的多数股权掌握在Deutsche Beteiligungs AG手中。 由于邮轮业的危机，目前约有2 0％的德国职工从事短期工作。中方的入股反而可能会为结构性增长的中国市场带来更多选择。R＆M老板Thomas Töpfer称其在德国和中国的投资项目早已经在计划中。此次交易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此外，卡特尔还尚未批准。

中国可能将成为第一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大国。其目的是更好地控制流通中的货币并提高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便最终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这将对未来的货币政策运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首席中国经济师王一对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如此表示道。他预测，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将成为官方货币部门引入的第一种数字货币。“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将使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与支付宝或微信等第三方支付网络提供商进行竞争，而后者占中国所有移动支付交易的90％以上。”，普华永道加密货币团队的Galen Law-Kun说道。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就在四大城市测试了数字人民币。该测试也算是为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做准备。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尚未宣布引入数字货币的正式日期。据国际清算银行一月份的一份报告称，20％的中央银行都希望在未来六年中引入自己的数字货币。

2020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完全恢复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但3月份的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再次改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2月份的历史最低点35.7上升至3月的52.0，从而略高于50的扩展阈值。服务业领域的指数从2月的29.6点升至3月的52.3。但是，整个2020年第一季度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萎缩，国内生产总值（BIP, 译者注: GDP）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这是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季度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更低一些，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1月至3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4％。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如此的情况，同比下降16.1％。（www.iwkoeln.de) 中国经济景气期望值有所上升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情况改善的前景似乎正变得明朗起来。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上海复旦大学4月份的民意调查中，经济景气期望值正在强劲增长。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数有所上升，并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中国未来十二个月的景气期望值，目前为36.5点，比前一个月高25.4点（2020年3月：11.1点）。然而，接受采访的专家们对2020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也降到了仅2.0％，而之前还是4.2％。“国民生产总值预测的下降归因于第一季度令人难以相信的糟糕发展。而在第三季度，中国的经济表现应当会再次增长4.2％。”来自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施罗德(Michael Schröder)这样解释到。此外，对2021年的增长预测降至5.1％，与上个月的预测相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在各行业层面反映出来的积极期望是有差异的：对重要工业部门（化学/制药，电子，机械工程和IT）的评估持续下降，而对汽车，消费/零售和建筑业则有更好的预期。 （www.zew.de）

中德公司之间目前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该怎么样来克服当前的挑战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在线会议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有时也可以通过Zoom进行，但它经常被封锁。这期间还有更多用于虚拟设计工作流程的应用程序得到使用，例如Trello，Slack等，以及用于数字合法签名的工具。这里必须考虑到，书面协议通常对中方并不那么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此类和其他中国特色，安排有中国当地员工的德国公司是具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安排。因此，即使在危机过后，德国公司仍将加强对中国本地管理人员的雇用。这需要建立信任，尤其是对他们的服务。这两者在简化为虚拟通信的交流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德国的员工可以和大家分享从生日或度假照片到新的厨柜等许多私人物品。该平台促进了人际关系，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交流只能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情况下。 王紫云 公司中的参与者很难估计所有当前流程在将来的势头和造成的结果。战略互动也因此已尽可能被抑制。交流几乎完全涉及对危机的即时应对，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建立可靠的进出口渠道。危机开始时，许多专家还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通过这次大流行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许多公司会将放在中国的生产重心带回欧洲，现在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迅速地并且以对商业友好的方式控制住了这场危机。如今，中国的生产重启也帮助在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免受COVID-19感染。尽管如此，危机中经历的脆弱性将引起对德国以及中国生产链的再三考虑，并且更加看重自给自足的话题。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中国在危机应对方面领先几周，因此德国公司要以中国的经验为指导。 一份佑思(UNICEPTA)在对危机爆发后前四周里中国媒体上的公司报告做出的分析向在德国的交流负责人表明了，主题的焦点是如何从旅行经由捐赠转移到危机的影响上来的。例如，汽车公司虽然都已停产，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捐赠和现场销售活动获得加分。但是，如果向错误的目标群体进行了捐款或捐款太少，声誉就会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在企业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德国南部的一个技术集团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中使用。这场危机凸显了首席执行官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交流可以减轻恐惧感，显示出可靠性，甚至给人希望。例如一家中国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在网上(shangzhibo.tv)直播业务成果，并参加了通过Zoom进行的关于商业道德的小组讨论。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头和视频会议，一家德国北部科技公司的控股经理就很担心，首席执行官和一些董事会成员会随便散漫或者临时安排出现在会议里——这里更多是指的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如何塑造这样的虚拟交流，以使得中德双方的公司能够在例如合同谈判，旅行限制等方面继续工作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首先：必须预先为虚拟会议花很多时间来考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哪些限制或放松等等这些问题。第二，虚拟空间隐藏了文化障碍，建立信任，距离等这样的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大，良好的音响效果和可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如果连接断开，则需要更多的理解。第三，如果虚拟会议速度较慢，那就需要耐心和更多的时间来提问以及更详细地解释那些内容。你应该向中国人表明，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会议开始时，请留出空间进行真诚感兴趣的交流，询问中方合作伙伴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条件。在会议结束前留出时间，用来确认大家的状况都一致。中国人的交流通常都比较间接，许多人在提出问题这方面都比较谨慎。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视频还是聊天，每个人都要明白，希望大家都来提问。同时，当人们在中国进行家庭办公时，有祖父母在镜头前走过，你也不应该感到反感。 王紫云 这目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小企业的大多数外贸订单已被取消，许多公司正在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其他公司则试图快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旅行限制，目前与德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谈判主要都通过Zoom或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许多德国公司而言，却不一样。相互的交流毕竟只能在拥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持续保持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任是所有沟通的关键。正常情况下已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大流行之后，公司也应牢记这一点。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销售人员抱怨很难感知到许多非语言符号，而这些符号通常会有助于销售谈判中对对方做出评估。此外，当时装公司在中国采购面料时，有些东西是图片不能代替的，这里关系到最细微的色差和触感。一家德国南部时装公司的中国经理描述了这些困难：缺乏联系会阻碍设计团队的灵感和创造力，决策过程会被延迟。而中国子公司也感觉到，在德国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也导致了他们与总部的距离更加遥远。甚至现在都与中国的同事在线上进行“Flurfunk”。一家施瓦本地区的通讯社有着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现在，他们一起在微软的Team会议中一起享用。矛盾的是，居家隔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促成了更强烈的国际认同和合作。不断增加的超越国界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将特定国家邮件清单替换成共同的国际通讯组列表——这样就没有人会被遗漏掉。 中德公司之间可能会在将来出现哪些新的最佳交流实践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今后，公司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以及协作工具上开发适当的虚拟结构，以便简化双方的合作。在培训跨文化技能时，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虚拟空间和在线会议中的行为上。为此，应该采用中国人很喜欢的游戏化手段，例如，可以通过Trello建立看板桌面来插入要执行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这样，项目工作也可以通过相互间的接触获得有激励作用的游戏性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清晰的基本规则有意识地将企业文化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去。 王紫云 通过目前的大流行，人们也学习到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许多业务谈判。这种经验可以使将来的交流效率变得更高，例如，不断减少不必要的私人会面谈话次数。当然，这种合作方式要求有高度的互相信任。这点在工作中也适用。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意味他们需要在数字化谈判形式中更紧密地遵循结构化流程，准备好的步骤以及商榷好的细节，而不要过于频繁地改变职位，从而阻碍项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德国公司需要更多的学习使用Zoom，微信，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数字平台。只有双方都准备好了，它才能对未来的合作以及商业文化的相互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这场危机像催化剂一样推动了变革，尤其是在数字化方面。例如，德国南部的科技集团将本来在今后才切换Microsoft Office 365的计划迅速提前完成了，这使得现在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从任何一个终端设备上进行工作。数百名“大使”帮助解决了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并展示了使用案例。例如：所有培训课程现在都将在线进行并记录下来。同声传译应用程序让大家能够以任何一种语言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视频会议平台上能够在德国使用的系统并不是都可以在中国使用。反之，德国的IT经理担心在像DingTalk，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中国解决方案中的数据安全性。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经济研究员于2019年中期分析称，与德企合作或对德企进行的并购交易项目（M&A）大幅走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四月份发布的并购指数创下其自2005年首次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五月份指数也紧随其后成为历史第二低值。德国经济在2019年也仅增长了0.6％，为六年来最低。但至少去年共达成了219笔交易，仅比2018年减少了十笔，且交易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笔规模为E.ON集团收购INNOGY，该笔交易规模估计可高达245亿美元。 五年拉力赛急刹车 并购市场上的涨势在五年后停滞不前并非意料之外——尤其是当中国公司在前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后，如中国化工收购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或美的收购库卡（KUKA）。 对醒目数据//图表的猜想：8.8％中国并购交易（包括香港）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11.4％降至2019年的8.8％。中国并购交易所占份额从去年的11.4％下降至2019年的8.8％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国国内及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十分艰难——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也是原因之一。其二，当前急缺满足以下要求的收购候选人：（a）能为当前产品组合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b）在允许范围内迎合中国政府目前支持的外商投资方向。此外，卖方对估值期待值提高也使投资者（包括中国）比在2016年景气时期变得更加挑剔。 德国外商收购壁垒更为森严 尽管如此，中国仍对德国的专有技术感兴趣。戴姆勒和吉利近期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以计划在中国生产纯电动汽车Smart，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中方竞标者也有时候根本没有决定权，除了对价格的预期值不同之外，这还归因于联邦政府如今愈发频繁地使用其否决权。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主要涵盖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当该清单对收购库卡一事的说明仍含糊不清，德国政府便从安全政策出发，禁止中国入股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当前关于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供应商名单之外的争论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时尚及体育用品：消费主导行业被看好 日益增多且乐于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希望在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减少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并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投资项目是受中国政府鼓励的。 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时尚及体育用品、旅游服务和包装业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知名品牌在2019年也很受欢迎。例如中国综合性企业集团复星上头条的收购项目：该集团收购了时尚品牌TOM TAILOR以及英国旅行社托迈酷客（Thomas Cook）的冠名权和两家连锁酒店。传统的巴黎老牌时装屋卡纷（Carven）、瑞士奢侈鞋履制造商巴利（Bally）、法国时装品牌浪凡（Lanvin）以及奥地利纺织品商WOLFORD都已在去年被中国纳入麾下。 展望：2020年有何期待？ 尽管欧洲和德国的并购市场环境在“具有挑战性”一项被评估为“不足”，但2020年仍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1. 并购交易将在2020年升温 几宗较大型的并购交易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制药业和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形势正发生扭转。所有非未来核心业务将抓住机会，争取在2020年找到匹配的新买家。如慕尼黑的广告门户网站运营商Scout24于年前出售了其二手车分类信息平台Autoscout24和贷款中介平台FINANZCHECK。巴斯夫（BASF）将其颜料业务转让给了中国人，拜耳（Bayer）和朗盛（LANXESS）将化工园区运营商科伦塔（Currenta）出售给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的子公司MIRA；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也将启动电梯业务出售流程未来几个月内，大多数在德并购活动的出发点都可能是认识到了合作伙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出于该原因，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和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Citroën）最近进行了合并，两家化工巨头杜邦（DuPont）和陶氏（Dow）同业也进行了合并。 强制出售：属于金融投资者的时刻 放缓的经济增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英国退欧等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媒体领域。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中型公司常常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焦点。这些金融投资者得益于利率水平而腰包鼓鼓。此外，许多私募股权公司在2019年发行了大型基金。因此，有大笔的资金正在寻求投资机会。 3. 收购复杂程度增高 鉴于交易规模、复杂程度或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等因素，并购交易不仅愈发频繁地受到卡特尔监管部门批判性的审视，涉及到跨境收购时，也愈发频繁地受到投资管制——且不仅针对目标公司的总部，有时还针对该公司活跃的其他地区。国际投资管制很快将不再是个例，交易双方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4. 中国买家的回归 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开始缓解，中国买家将再次关注国内市场。在寻找专有技术和知名名牌的同时，他们除了将注意力放到德国技术公司和汽车公司外，也更加关注时尚界、食品业和制药业的潜在投资对象——因为德国技术完美地契合了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正是要在以上这些领域推动创新发展。从并购的角度来看，2020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中德并购交易平台: 请问您如何评价拜腾这轮融资的成功呢？ 马峻: 拜腾B轮融资的成功，我相信对于拜腾和投中都是意义非凡的。从合作之初，我们坚信从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融资计划的安排及投资人的沟通合作。最后的结果远超于之前的预期，本轮多元化战略投资人的加入反映了对公司团队、技术和产品的高度认可，更会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带来重要的资源。对于投中资本来说，我们也通过拜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宽了行业视野，坚定了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 投中资本和拜腾在这轮融资中面临哪些挑战？ 投中和拜腾的合作有很多的契合之处，首先我们双方的团队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而投中对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行业理解也是拜腾信任和选择我们的基础。本轮融资初期，投资人对于拜腾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德国制造和硅谷科技如何融合中国市场，等等这些问题还是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知道，拜腾生产总部在南京，而研发中心在硅谷和慕尼黑，而投中资本在这三地有紧密合作的团队。在本轮融资的过程中，我们和公司一起经历了拜腾品牌发布，美国CES概念车首发，北京车展等重要进程。这让我们对公司的研发、团队、产品和技术等等都有了非常全面，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即做到了对接全球范围的潜在投资人，也能给未能有机会前往海外实地考察的中国投资人更好的解答。 本轮融资当中主要投资者是一汽， 另外还有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以及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这些投资者为什么对拜腾感兴趣，愿意斥资几亿美元入股一家初创企业？ 第一是投资人对于拜腾来自德国制造业的基因还是很认可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汽。一汽作为一个中国汽车主机厂（OEM）能够领投，肯定是对拜腾技术与产品的高度认同，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拜腾顶尖的管理团队是完全受到投资人认可的，包括德国汽车的制造经验和硅谷的UI/UX研发经验。拜腾的供应商也都是相当顶尖的。OEM的核心优势并不是能把各种各样最尖端的零件拼凑到一起，就可以造出最好的车。因为这些车的零件，从硬件到软件，是需要相互匹配的，集成能力是需要多年经验沉淀的。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高水平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技能的。这个也是投资人比较看重，比较喜欢的点。 拜腾在本轮融资中募集到了5亿美元资金。这对于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在中国和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就市场运营来讲，中国现在做电动车的融资还是比较活跃的，包括拜腾的一些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地融资。因为接下来大家都要上生产线，都要开始进量产环节了。这次拜腾的融资，投资人都很积极，是超募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减少一些投资人的额度。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投资人对拜腾还是非常认可的。同时也帮拜腾准备了充分的子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拜腾在下一步顺利进入一个量产环节。而且从这轮融资来看，拜腾的定位还是很受到市场认可的。这对于拜腾今后的融资和国外市场的扩张，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中国，有许多初创企业活跃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并希望研发引领未来的智能交通。跟中国及国际许多其他的“探索新方向的初创企业”相比，拜腾具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拜腾的特点就是在设计和工艺制造上显然比一些其他的车企有优势。另外，在众多的初创企业中，拜腾的关注点是中高端的SUV。蔚来汽车也在重点布局这个领域。 但是中国有很多的EV Startup，目前在初始阶段每一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有些企业在做A0级的小车，还有些做经济型的SUV，和拜腾并不形成竞争。 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进一步融资和交易中，投中资本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吗？  首先，我们对电动车和新时代的出行方式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电动车本身，而是整个跟车相关的先进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包括跟电池、激光雷达、无人驾驶以及高精地图等相关的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目前正在为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客户服务。 投中资本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 第一，投中资本的行业定位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消费品以及数字新媒体产业。先进制造业包括像汽车和机械制造这样的传统工业。第二个定位是全球化，因为很少有中国投行像我们一样，不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欧洲范围内也在德国慕尼黑，美国的硅谷都设有办公室。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以色列非常活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初创企业融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当然，我只能说在目前我们在全球化方面是领先的，但我们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德国市场对于作为中国领先投资银行的投中资本意味着什么？ 投中资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呢？ 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对投中资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先进制造领域，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工业基础。所以说德国和中国的业务是有很多协同点的。很多德国企业也在考虑，该怎样发展自身的中国业务。这个时候，投中资本就可以给予这些企业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们对接中国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或者作为投资方或者合资方，给打算在中国落户的德国企业和中国当地政府牵线搭桥。 马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 投中资本管理合伙人马峻先生负责投中资本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布局，他拥有近20年金融投资从业经历，具有多年的企业融资、并购、上市及退市经验。自2012年加入投中资本以来，马峻先生领导完成了多笔并购和融资重要交易，其中包括凤凰旅游集团C轮战略融资、黑石集团收购环球资源、携程战略投资海鸥假期及纵横集团、百视通收购艾德思奇、蓝色光标收购亿动、去哪儿战略投资旅游百事通等。加入投中资本前，马峻先生任ROTH Capital美国罗仕证券中国首席代表六年，对中国企业境外IPO、增发和私有化有大量经验，并在此前服务于AIG及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位于上海的投资银行投中资本目前已完成超过120亿美元的交易。 自2017年初以来，投中资本在慕尼黑开设了办事处。Ernst Ludes博士是投中资本欧洲团队的负责人。 www.cvcapital.com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