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外商在华投资中国企业的新规定

自2016年10月1日起,相关法律的修改从根本上简化了在中国设立和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程序。在此之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必须获得中国商务部事先批准,并完成工商登记。 从审批到备案程序 自去年十月以来,简化的备案程序取代了原有审批程序,其细节规定于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2016年10月8日生效)。只要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活动不属于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则只需事后进行备案登记。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可以参见新发布的“负面清单”,该清单载于7月28日生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可以通过商务部网站的在线系统进行,备案时间为在收到新的或经修改的营业执照之前或在收到后30天之内。提交的文件只需要在线上传,所需文件的数量明显减少。所有文件上传后,相关部门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但是,涉及外资的并购交易根据当时的法律仍需要经历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购交易并未纳入《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适用范围。 新发展:备案制度也可适用于并购交易 7月30日,商务部对《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并将外商投资备案程序扩大适用于并购交易。商务部在发布新订《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同时还一并发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37号公告”)。其中载有执行《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的细节,还包括经修改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申请表(设立申请)》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新规定的颁布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在颁布新规定前的两个月商务部刚刚公布了《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草案。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重大修改 目前,外国投资者收购纯内资企业的项目也适用备案程序,且目标公司的业务活动不属于负面清单规定范围的,该项目不需要经过审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也属于该办法规定的适用备案程序的情况。战略投资包括通过中长期战略并购A股上市公司或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A股股票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易。根据修订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外国投资者收购内资公司和对非外商投资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按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处理。在对公司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进行登记时,投资者须填写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表。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外商投资上市企业的,按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处理。如果并购交易的关键数据如付款方式或购买价格发生变化,也按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的情况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表格,变更必须在30天内报备。 对“返程投资”的强制性审批规定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内企业进行所谓的“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不适用新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这意味着,如果进行收购的公司是由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的,或者是由境内投资者控制,则该交易必须经商务部审查批准。中国政府通过保留对返程投资使用更严格的审批程序,旨在限制资金向境外流失。 新规定实施后的项目执行经验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生效后,申请备案所需要的文件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地方备案机关有权自由裁量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材料。最近的项目经验表明,需要企业额外提供材料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方的备案管理机构。 此外,修改后的备案管理规定也对提交的文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涉及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如股权置换),需提供获得境外公司股权的境内企业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此外需要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股权架构图,该结构图需要显示 “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根据实践经验,中国备案机构要求“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是自然人或上市公司。这个要求对私募基金而言是一个挑战。从至今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的地方备案机构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比如某地方备案机关把私募基金视为上市公司,不要求该私募基金出具持有基金份额的自然人名单;有的地方备案机关则不认同这种做法。如同许多涉及中国的项目一样,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同地方备案机关沟通和是否能说服地方备案机关。 总结 外国投资者对华直接投资的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改革后,审批制度只适用于在负面清单或“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范围内的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备案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并购中国企业或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过程获得极大的简化,而程序的简化和加速有利于交易安全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并购中国企业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中国与北威州之间的新生命科学桥梁

中国与北威州之间的新生命科学桥梁

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年,德国生命科学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8.7亿欧元,其中仅北威州就占了约42%,员工人数增长了16%,达到33,706名员工,而研究及发展的支出则增长了21%,达到17.9亿欧元。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北威州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很庞大,2019年增至427.3亿欧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北威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200多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业,约占德国所有中国公司的一半。其中包括例如华为(西欧总部)(Huawei),中兴通讯(ZTE),三一重工(SANY Heavy)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此外,来自北威州的2700多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在那里进行投资或开设分公司,这大概占了所有德国在华投资的25%。中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之间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起许多桥梁,就像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那样。 对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多元化支持 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的明确目标是可持续扩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生物技术的实力。为此,它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成为青年科学家的联络点,加强技术转让,扩大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网络,并促进与生命科学公司以及中国对话伙伴的联系。为了促进交流,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组织了各种活动模式,例如 BIO.NRW.red的平台会议,BIO.NRW资助活动,BIO.NRW商业天使大会,MEDICA论坛以及在BIO USA和BIO-Europe的北威州代办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扩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生命科学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与中国及其生命科学公司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北威州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力推动地区发展。为此,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与北威州生物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简称BIO CM)合作。2017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将BIO.NRW和BIO CM与合作伙伴国家中国选入了其“前沿集群国际化”的计划中,并资助了“ ChInValue”项目(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新的行业合作。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中国生命科学公司之间的代表团频繁互访也促进了商业活动。总的来说,北威州与中国多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十年以上。遵循这一传统,BIO.NRW和BIO CM现在正努力建立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长期并成功的合作。 BIO CM依靠中国员工,他们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和关系直接访问中国网络和信息源。这样,以北威州为基础的中国生命科学公司将获得最佳的业务发展支持。作为服务提供商,BIO CM还在北威州和中国额外组织了商务研讨会,包括在中国主要活动中拥有展位套票的代表团出访,并帮助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公司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支持。BIO CM根据要求为中国和德国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究,其中包括北威州的高科技开发研究,市场和技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因此,如果在中国和北威州生命科学领域交流框架内有需要,可以找到很多对话伙伴。 贸易战时期与中美开展安全的业务 2020年10月8日,由BIO.NRW出资的BIO CM第二届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主题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方法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这次在线活动首先是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德国商业杂志Handelsblatt的托斯滕·里克(Torsten Riecke)在他的报告“ 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决斗“中阐明了德国企业的影响。他的论点是:德国公司的经济危机和对中国及美国的依赖性已经随着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在脱钩的背景下,也就是西方公司从中国撤离并点燃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技术战争”之时,里克(Riecke)建议将弹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一张新的好牌。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多达40%希望将来生产更接近其市场的产品。弹性供应链将被放到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中国作为市场仍然毫无争议地保持其重要性,尽管地位已经从合作伙伴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入市场的权利和机会比起中国公司来说仍然更少。中国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仍然极度缺乏透明度,这使得他们挤占或收购竞争对手。 在讲座之后的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泰勒·韦辛(Taylor Wessing)的合伙人托马斯·帕特洛赫博士(Dr....
巴伐利亚州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第十届巴伐利亚中国春晚

巴伐利亚州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第十届巴伐利亚中国春晚

4月28日,巴伐利亚州中德经济文化协会举办了第十届巴伐利亚中国春节晚会。而此次春晚首次借助了一个高成本的在线平台,以完全虚拟的形式为主要项目和赞助商提供了不同的区域,甚至还有用于交流的虚拟“吸烟室”等。 邓晓梅国际乐团进行开幕式表演时,就有150多名参与者聚集在了虚拟舞台前。整晚的人数一度上升到了230多位。 巴伐利亚州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的董事总经理施改革(Stefan Geiger)和李楠女士在巴伐利亚经济中心主持了整场节目,并由衷地对参与者表示了欢迎。由于新冠疫情,今年除了主持人、乐队和特邀嘉宾座谈的参与者外,其他人没能到达现场。 中国是一个被包在谜团中的谜中之谜 巴伐利亚中国春节的主旨演讲是由自1997年以来任职巴斯夫中国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中国总代表的伍德克(Jörg Wuttke)在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发表的。他对中国牛年概况的主题是:“中国是一个被包在谜团中的谜中之谜”。这句话援引自丘吉尔对俄罗斯的评价。对于有近40年中国经验的他来说,谜仍是这个国家的魅力所在。 按中国的生肖来说,牛年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根据他的经验,这一点也与上一个牛年2009年的情况相吻合,当时中国已经帮助全球经济摆脱了一次危机。他指出,占全球增长35%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绝不容小觑。 显然,伍德克先生对化工市场的发展尤为感兴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增长份额再次大幅提升,很快将达到60%。他得出结论:如果在中国市场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再在国际上取得成功。这也是巴斯夫在此期间在华投资总额达100亿欧元的原因。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将持续下去。 最后,他也谈到了中德之间近来紧张的关系。双发最近实施的相互制裁造成了一种“隐蔽”的气氛。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承诺“公平竞争环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也许无法在2021年获得批准。 因此,他希望对待中国的政策能多一些相互尊重,少一些冲动。 合作伙伴、竞争者和战略对手 主旨演讲后,巴伐利亚州经济部的国务部长胡伯特·艾旺格(Hubert Aiwanger)、慕尼黑市劳动经济局局长克莱门斯·鲍姆格特纳(Clemens Baumgärtner)以及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张越在特邀嘉宾座谈环节进行交流意见。主题是引用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的一句话:中国是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战略对手”。 艾旺格先生强调了伙伴关系的层面,并且中国是巴伐利亚州最大的贸易伙伴,重要性甚至位于联邦德国之前。特别是在这个困难时期,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巴伐利亚州的出口情况会更糟糕。然而,他也同时注意到,中国通过飞速追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成为了竞争对手。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供应商的生产流程往往比巴伐利亚的企业更有效、更低成本。但是他看待此事十分有体育精神,认为这能激励巴伐利亚和德国的企业做得更好。他认为中国人的态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对所有事情都刨根问底。中国人有时会对九成的解决方案都感到满意,而非拒绝任何方案,这也让他十分欢喜。这样一来就能更快、更贯彻地推进重大课题。 对张总领事来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总领事也强调了关联的要素,双方可以取长补短。这将迎来双赢,而非对抗的局面。即使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百年的目标仍是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根本还未考虑到其他国家是否是制度上的敌人这一问题。将其他各方视为对手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能带来危害。已谈到的制裁也是这种态度的后果。 鲍姆格特纳先生被问及慕尼黑市能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驻地的可能性。他认为这得依赖于持续的相互交流。重要的是保持联系并从而了解中国合作伙伴的需求。与艾旺格先生一样,他强调了伙伴关系中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慕尼黑市提供了专门负责中国企业利益的联系人。慕尼黑市、巴伐利亚州经济部以及中国总领馆共同在此进行了密切合作。 当被问及今年在巴伐利亚中国春节之后是否终于能再次举办十月啤酒节时,他遗憾地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慕尼黑绝对值得一游——中国也同样如此。 牛年将带来什么? 施改革问三位先生,他们对这个牛年有什么工作上的和私人的憧憬。 对鲍姆格特纳先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双方保持联系,这将是继续保持良好业务和维系关系的关键。 张总领事透露自己生于牛年。对他来说,这一年要有雄心壮志。同时,在这个特殊的一年中保持脚踏实地也极为重要。他建议通过新冠疫情下限制进行沉思和反省。 用农场主兼猎人胡伯特·艾旺格自己的话来说,牛是品行良好的牲畜。只有通过持久的努力才能摆脱危机。重要的是,现在要做好工作,种子最终才会发芽。最后,他感谢鲍姆格特纳先生和张先生一直以来的良好合作。 在传统节目“中国巴伐利亚快问快答”正式结束后,参会者被分配到各个虚拟房间。在这里,他们可以自主交流,或在赞助商的“展位”上咨询信息。 虚拟的巴伐利亚中国春节晚会在一些参与者享受着真实的参与者礼包中的青岛啤酒中结束了。

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Symbolbild Chinas erstes Zivilgesetzbuch

聚焦中国首部民法典

总体来看,《民法典》将私法编成法典,调整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涵盖了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婚姻、继承、侵权和合同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公众对立法过程的积极参与,其公布的草案征集到约900,000条公众意见。 《民法典》将现有单独民事法律规范,例如《物权法》、《合同法》等,编订纂修成统一的法律文件。因此,《民法典》的主要影响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且合乎逻辑的民法体系,从而减少了1986年至2009年间颁布的单行民事法律之间的不一致。 民法典简史 中国共产党于1997年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其民事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建立市场经济迫切需要民事法律,而制定民法典在短期内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遵循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制定了深受德国民法典影响的单行民事法律。该进程始于《婚姻法》(1980年),随后是《继承法》(1985年)、《民法通则》(1986年)、《收养法》(1991年)、《担保法》(1995年)、《合同法》(1999年)、《物权法》(2007年)和《侵权责任法》(2009年)。 2014年,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在“两步走”的编撰思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于2017年通过了《民法总则》。随后两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整体审议和拆分审议。2019年12月,由民法总则和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20年5月通过了《民法典》。 实施细则 自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将废止现有单行民事法律,届时包含大量规范的众多实施细则也将废止。如果没有这样的实施细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模糊措辞的《民法典》将缺乏规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表明,其将在2020年底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进一步澄清未解决的问题。 《民法典》概览 《民法典》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本文将重点探讨《民法典》对商业活动的重大影响,因此,人格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编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此外,由于篇幅限制,作者无法深入探讨所有(经修订)段落,而仅能就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最重要的创新进行探讨。 对商业活动的影响 物权 物权编主要以2007年《物权法》为基础,论述了人对物(即动产或不动产)享有的绝对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即抵押权、留置权等)。 物权编带来最实质性的变化涉及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7条引入了居住权,与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享有的合同权利相比,居住权具有绝对性质。相较于公寓房屋所有者和第三方,强化了对于居住权人的保护。 合同 合同编主要以1999年《合同法》为基础,共526条,是《民法典》中最全面的一编。本编由三个分编组成: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其中,《民法典》规定了十九种有名合同,相较于原《合同法》,增加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以及合伙合同。 合同编带来较大变化的规定涉及合同的解除: 持续性义务的终止权:对于涉及一方持续性义务的不定期合同,第563条规定了双方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后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双方可在基础合同中就该解除权达成一致的范围尚需司法解释界定。 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编主要以现行2009年《侵权责任法》为基础编制,该编规定了侵犯民事权利(“侵权”)面临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最后一编中值得注意的一项创新是下述有关环境侵权的条款: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在产品责任或知识产权侵权等特殊领域中,现有侵权法已将对侵犯民事权利行为的所谓“惩罚性赔偿”引入中国侵权法。一般而言,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偿受害方,因此,在这种“补偿性赔偿”之外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则被视为例外。除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外,《民法典》第1232条还规定了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情况下的惩罚性赔偿。 结论 《民法典》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其规范财产权、合同、人身权、家庭、婚姻继承和侵权,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作为广泛而统一的汇编法典外,《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单行民事法律的归并。 由于《民法典》各段的措辞晦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计划将制定并颁布相关司法解释。因此,中国《民法典》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司法解释和后续的实施细则。

国资委对海外并购企业的盈利能力作出规定

中国国资委对100余家中央管理企业进行监管。因而国资委也负责审查这些国企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审查这些投资是否符合国家的投资重点。最新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明确指示,中国经济在某些产业里应成为全球技术的领导者,其中包括环保型汽车、新能源、能源效率、新材料开发、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还有针对性地补充了中国工业全面升级的内容。该战略还特别鼓励国企在这些产业进行海外投资。 对盈利能力的要求 在这个官方规定的策略背后,国资委于数月前对其监管的国企的海外投资设定了额外的要求:这些海外投资的标的企业必须即刻具有盈利能力。国资委就此情况作出回应:过去中国在海外并购中主要聚焦于获取先进技术、收购知名品牌和进入西方市场等方面,而标的企业的盈利能力则没得到足够重视。与之相反:在过去数年的竞标过程中,中国企业常常以高额的收购价,对维持营业点和就业岗位作出大量的保证来保障成功收购海外企业。这样做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投资者想极力摆脱“技术强盗”的恶名,即在西方购买廉价的企业,把生产线搬回中国并在西方裁员。中国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中国的投资者以其可靠性而享誉世界,他们只对海外投资企业进行温和的干预并给当地的管理层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亏损情况加重 从企业经营状况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有时是灾难性的。例如对工作岗位和营业点进行广泛的保证经常会导致标的公司迫切需要的重组推迟数年。个别收购项目的亏损年复一年已达到上亿欧元。 新指标 这种因海外标的企业盈利能力不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状况应该画上句号了。那么国资委对国企境外投资的具体指标是怎样的呢?海外收购企业必须能产生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投资回报。不仅仅要考察标的企业总公司的情况,而且被收购的集团中的所有子公司也会是考量的对象。因而由国资委监管的国企在进行海外并购活动的时候,除了考虑获取技术、知名品牌和市场准入之外,也会越来越重视标的企业实际的盈利能力,而不仅仅是在并购流程中所承诺的盈利能力。 执行问题 对于已进行投资的项目,如果不能满足上述的条件,就意味着要进行重组。而在采取何种重组方式的问题上,国企可自由选择。也就是说,国资委仅会给出指标,但不会干预国企的业务决策。可以考虑的就有典型的成本削减计划,例如整合营业点和/或裁员,又或者是公司法上的措施,例如把一家亏损的公司合并到另一家盈利的公司。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奏效,最终就只能出售或变卖相关的公司。 影响广泛 那么对私企的海外投资以及那些例如省级政府所属的国企又适用哪些规定呢?由于国资委的权力只局限于央企,所以新的国资委指标目前对于这些企业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类新指标表达了国家政府的基本意愿。所以可以预期,这个规定无论如何也会影响到发改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对并购进行审查时实际的判定。大型的国营银行也会在决定是否放出并购贷款时会考虑到新的国资委指标。 结论 新的国资委指标总共表达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国资委规定了国企的投资管理要专业化。对于持续亏损的企业,即使是西方投资者,除非并购后马上采取严厉的重组措施,否则也不会进行投资。其二,通过国资委这个措施,巩固了市场上已经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并购中不再会是困境企业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