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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有德国和中国参股的并购交易数量大幅下降，但未来几年，交易活动应该会突破地缘政治的障碍再次显著增加。文| Michael Drill博士   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由此导致的供应链瓶颈和能源成本飙升，以及中国政府的地缘政治定位，这些因素对2022年中德之间跨境并购交易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中资企业在德的收购交易数量较去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一共有13笔交易。艾迈斯欧司朗公司(ams OSRAM)将数字系统业务部门出售给全球LED电子供应商上市公司英特飞集团(Inventronics Group)，以及威轼创集团(Westron Group)收购汽车供应商Allgaier ，这些是为数不多可见的交易。德国公司在中国的收购情况也如此。少量可见的交易包括像德之馨(Symrise)收购翼邦宠物食品(Wing Pet Food)或者宝马将其合资企业华晨宝马（BMW Briliance Automotive/BBA）的股份增至75%。   除了普遍困难的宏观经济环境外，旅行限制也是造成交易低迷的重要因素。毕竟，与中国人的并购交易不能仅仅通过视频电话和虚拟工厂参观来实现。买家、卖家和管理层亲自见面相互年初以来，要与中国商业伙伴做到这一点完完全不可能。另外，中国政府规范了资本输出，而且他们一直注意确保大量资金在国内投资，以支持走下坡路的国内经济。   此外 ， 很 一 段 时间 时间 德国 反对 越来越 将 德国 企业 出售...

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自2020年受新冠大流行的影响而陷入低迷之后，在2021年交易数量再次增加：从132宗增加到155宗。交易量也有所上升：投资和收购的价值从15亿美元增加到了124亿美元，有8倍之多。 中国公司在德国的收购案从28个增加到35个 中国投资者也再次在德国频繁出现：在2020年只统计到28宗中国公司的交易之后，2021年这类投资或收购的交易达到了35宗。交易量从4亿上升到了20亿美元。这一数据不包括2021年对德国初创企业高达19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在这些交易中，中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者团队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其中。 这是审计和咨询公司安永(EY)对中国公司在德国和欧洲的投资进行研究的结果。 “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总的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安永合伙人及欧洲西部地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奕观察到：“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仍然是在2021年也继续造成麻烦的新冠大流行，也是因为旅行限制、对从国外入境中国的人员实施严格的隔离规定、欧洲以及中国本身的封锁等等遏制措施。大多已经在国外收购企业的中国公司，近年来更关注在欧洲推进重组，而不是进一步扩张——尤其是在汽车零部件以及机械工程领域。” 孙奕认为，目前外国投资的高门槛，尤其是在某些关键领域，还有来自资金雄厚的金融投资者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都产生了抑制作用。“并购市场上的购买价格最近急剧上升，在某些收购案中，中国的利益方不再愿意配合。尤其是已经上市的中国公司，害怕通过高昂的收购活动使得自己的股价受到压力。”孙奕说：“此外，一些潜在的收购对象在美国建有生产设施和研发中心。在这些收购案中可能会担心被美国投资委员会(CFIUS)拒绝，潜在的中国竞标者可能根本不会被邀请。” 对工业企业的兴趣减少 传统的工业公司仍占交易的大部分，尤其是在德国：35宗在德国的交易中有12宗，155宗在欧洲的交易中有30宗，都是工业领域的收购案。 然而，这一数量正在减少：2020年欧洲范围内还统计了36宗工业领域的交易。“中国投资者的兴趣仍然对欧洲汽车供应商以及机械制造商感兴趣——但现在也更多地关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以及高科技材料等子行业，”孙奕说。 但是，孙奕也发现，对于其他方面的兴趣有显著增加：“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活跃。去年德国就有几宗非常大的针对初创公司的投资，中国投资者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德国的工程技能外，对电子商务专业技能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高科技/软件公司去年在整个欧洲进行了27宗交易（前年：20）。“我们看到，对游戏开发员和软件程序员的兴趣越来越大。去年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腾讯公司，最近也大量参与了这个领域的投资，”孙奕说。 健康行业的投资和收购数量也有所增加：从16宗交易增加到了26宗。“健康行业——不管是医药、生物技术还是医疗技术——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中最重要的目标行业之一，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需要追补的需求，尤其是在研究和开发方面。” 英国取代了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目标国 去年交易记录最多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以36宗收购及投资交易排名略高于德国（35宗交易），并远远超过第三位的荷兰（13宗）。 在头一年前两名的顺序还是颠倒的：2020年德国以28宗交易领先于英国的21宗。 “随着中国投资者的兴趣从传统的工业企业转向科技、软件及媒体企业，英国的目标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孙奕说。然而，她相信德国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市场：“很多中国公司通过他们在德国的投资获得了良好的经验。此外，现在中国和德国在很多层面上都建立了密切且富有弹性的联系。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会看到更多中国人在德国的交易——尤其是当新冠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逐渐消退时，”孙奕这样预计。 去年欧洲最大的投资是飞利浦公司(Philips)将家用电器部门以44亿美元出售给了位于香港的投资公司高瓴资本集团(Hillhouse Capital)。 第二大的交易是腾讯以11亿美元收购了英国开发工作室相扑数字(Sumo Digital)，其次是中集集团(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同样以11亿美元收购了丹麦冷藏集装箱制造商马士基装箱工业有限公司(Maersk Container Industry)。

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来说，中国市场脱颖而出。北威州生物产业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简称BIO CM）的董事总经理Garthoff博士在访谈中介绍了他们如何帮助这些初创企业驻扎中国，并在中国开拓业务。 中德投资平台： BIO CM具体做哪些工作，在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Garthoff：我们为北威州的生物科技行业提供帮助，搭桥牵线，并与BIO.NRW紧密合作。BIO.NRW是北威州的官方联合机构，受州政府委托执行该任务。我们主要协助BIO.NRW为有中国业务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及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为此，BIO CM每年三月份都组织BIO.NRW投资天使大会，今年举办了第十届大会，也首次在中国进行了直播。 对于BIO CM而言，与中国的互动并不新鲜。自2015年起，我们就与BIO.NRW一起积极参与由联邦教育及研究部资助的项目，以在中国培养国际卓越集群。尤其是德国企业通过该项目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得到了BIO CM的支持。自2021年起，BIO CM和BIO.NRW加入EIT Health 正开始实行的全球桥头堡项目，能接触到更多想进入中国市场的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等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 该项目进展如何？您在此项目中承担何种角色？ Garthoff：该项目帮助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领域的欧洲初创企业更轻松地进入新市场。桥头堡欧洲项目能帮助进入欧洲的新市场，桥头堡全球项目能帮助进入全新的非欧洲市场。初创企业可以在春夏两季申请参与该项目，期限为12个月。该项目的核心是通过精心挑选的“催化剂”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支持。 什么是“催化剂”？这对中国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有何帮助？ Garthoff：催化剂就是集群、网络或孵化器，例如BIO CM。他们是各目标国的专家，通过知识和当地（例如在中国）的联系帮助初创企业进入市场。催化剂将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高达4万欧元（全球）或3万欧元（欧洲）的资助。BIO CM就是桥头堡全球项目针对中国市场的催化剂。我们为初创企业提供他们各自的需求，并为他们解答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监管方面、财务方面还是文化方面。 我们在市场准入和人事法、公司成立、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上提供帮助，同时也提供与合作伙伴的联系方式。BIO CM包括中国员工在内的专家在中国和德国都有本地办事处。欧洲和远东地区之间的这种联系使员工对双方的市场和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他们从而能更有效地帮助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十分感谢能采访您，Garthoff博士。   人物介绍 Bernward Garthoff博士曾是北威州的生物技术集群经理，目前是BIO CM的董事总经理。此前，他曾在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制药公司拜耳股份公司中担任过各种职务。 此外，他还领导了拜耳股份公司收购安万特作物科学公司，并且曾是拜耳作物科学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北威州生物产业集群管理公司 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 简称: BIO CM)与代表德国北威州政府的BIO.NRW紧密合作，专注于支持中德两国之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商业往来。BIO CM聚焦于德国最大联邦州的生命科学产业发展，并为此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为初创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组织融资，提供项目管理，组织商业活动，及商业研究等等。 自2017年以来，BIO CM积极协助生命科学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在2021年的EIT Health Bridgehead计划中，BIO CM被选作计划的‘Catalyzer’，这也充分反映出BIO CM在该领域获得的专业性。 公司 业务 融资，德国和中国的市场准入，会议和研讨会/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制药，生物经济，医疗技术，数字健康） 成立年份及地点 2011 设立中国业务部 2017 公司地址 德国杜塞尔多夫 中国上海以及广东省 参考项目 1.）ChInValue (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项目) ─   一个与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卓越集群 2.）第九届和第十届商业天使投资人大会; 杜塞尔多夫本拉特宫举办中国投资者会议。 3.）de minimis中国市场准入研究报告 4.）受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经济、创新、数字化及能源部委托，进行东亚，东盟五国以及印度的战略，创新合作和市场准入研究。 5.）中德之间代表团互访 公司联系方式 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经过7年的谈判，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于2020年底达成。该协议将确保中欧经济伙伴之间的投资环境更加平衡。德国和中国企业都将从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监管框架中受益。 尽管受到新冠危机影响，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仍持续增加，5860亿欧元的年贸易额也使中国超越美国，自欧盟成立以来首次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使得新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其中包含的公平、促进贸易关系的规则，该协定对参与双边经贸的各方均为重要进步。 放宽市场准入 协定旨在减少中欧在市场准入方面现有的不对称问题。在中国，多个行业领域中严格的中外合资要求将被取消。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汽车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德国企业将可获得全面准入。同时，近几年中国已经逐步开放的金融服务行业内的中外合资及外资股权上限要求也将取消，包括银行、证券交易、保险和资产管理等领域。此外，中国还承诺解除医疗（私立医院）、环保服务、研发（生物资源）、电信和云服务、商业服务和国际海运等领域的投资限制。 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一半以上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都可从此次协定达成的扩大市场准入中获益，特别是在汽车和制造业，包括化工、电信设备、运输设备和医疗设备生产等领域。现在，这些行业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企业未来可以100%拥有其中国子公司的股权并提取利润，而无须与中国合资方分享利润。 公平竞争环境 除了中欧之间市场准入的不均衡，竞争条件的不平衡也是另一个讨论焦点。对此，协定向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迈出重要一步。这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市场行为的约束、提高政府补贴透明度以及防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定。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被要求今后完全以经济标准为基础进行决策。在其进行买卖货物或提供服务时，应对德国公司一视同仁。同时，协定还对中国政府提出透明度要求，以确保更好的计划性及更高的法律确定性。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为评价特定国有企业市场行为而进行的信息交流、关于补贴的磋商程序和为外国公司提供平等进入标准制定机构的机会。 协定还禁止未来各种强迫技术转让的投资要求，如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对研究机构的本地化要求或在技术许可中干涉合同自由。此外，协定还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防止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披露其在商品或服务认证过程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机遇 在中国企业过去多次对德国掀起并购风潮之时，德国企业主要以绿地投资而非并购交易的方式在中国投资。鉴于协定在大量行业领域取消合资要求、允许外资并购，中德之间上述投资行为差异预计将在未来有显著转变。 市场竞争条件的改善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机会。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从新冠疫情影响中迅速恢复的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增长，德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交易量也将随之增加。例如，巴斯夫集团在中国华南地区进行总额高达十亿美元建设投资项目进行同时，巴斯夫创投又于近日宣布投资位于中国杭州的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清洁高效的工业合成生物技术。 对中国在德直接投资的影响 与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相比，协定只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中国投资者承诺了少量的额外开放，因为在协定出台之前，欧盟市场已经基本对中国投资者全面开放。不过，各成员国实行的外商投资审查与控制措施不受协定影响。 尽管缔结协定对中国在欧投资条件没有重大直接影响，但其仍然向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发出积极信号，中国对德投资活动有望再次活跃起来，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的中德并购交易市场带来转机。 总结 协定为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为中德间的双向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对中国在协定框架下所作的逐步开放仍须结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来审视。中国政府正日益加强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工智能及重大设备制造等战略相关行业的控制，以确保技术自主权。而最近出台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规定及其他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措施意味着德国企业未来在中国的经营中仍将面临障碍。

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投资中国杭州的生物技术专家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ota Biosciences）。 2019年才成立的恩和生物通过其新一代专属生物技术平台给巴斯夫风投总经理Markus Solibieda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和生物的高度创新平台结合了计算机技术和前沿生物技术，能加速产品开发速度，助力可持续、经济化生产，有塑造化学工业未来发展之路的潜力。投资这样一家前途无量的年轻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巴斯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关举措，并在飞速发展的亚洲市场中提升巴斯夫的创新潜力。” 该平台可以为广泛的工业应用实现高价值产品的可持续、经济型生产，例如助力甜味剂、维生素、个人护理品以及作物保护产品等。与化学工业不同，这种所谓的“白色生物技术”是依靠活细胞和酶来开发和制造产品的。 恩和生物利用该平台确定合适的微生物宿主，然后将其与所需的表型进行合并重组，从而创造出新的产业菌种。此外，该平台还可以基于糖等绿色原料开发和改善生产工艺流程。 巴斯夫风投和恩和生物期待合作 与恩和生物一样，巴斯夫已在利用发酵和生物催化来生产维生素和酶等产品。因此，合作双方正计划共同探讨合作可能性。“巴斯夫是实力强劲的行业合作伙伴，其技术优势可以完美地与我们互补。我们非常期待巴斯夫能在我们扩大生产规模和推出新产品中给予支持。”恩和生物首席执行官Cheryl Cui博士在谈到巴斯夫风投的投资时说道。 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杭州。这座位于上海西南方近200公里的城市，也是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五月份首次提出了双循环的新理论。中国人民的高消费需求未来将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将计划在国际大循环中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进行转变。为此不仅需要覆盖整个价值链，而且要接手以前由外国承包的高科技产品，从而促进中国的出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位来自四川牌坊村的小个子伟人不仅更加相信私有制和个人负责制，还通过其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深远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对此，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大趋势也对他有所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概念。大型公司通过授权将自己的部分产品外包，从而从世界其它地区的低薪条件和更具吸引力的生产条件中受益。因为中国不仅在这一方面上对外开放，而且还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所以该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分析师王健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型创造了“国际大循环”（ Great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一词。接下来的几十年便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成功历史。中国目前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在微薄的3千亿美元——去年已超过15万亿美元，在此期间，总贸易额从5百亿美元增长到约4.7万亿美元。 增长瓶颈 然而，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已逐步接近极限。中国的薪资上涨导致外商在成本角度上渐渐有其它选择——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理所当然地引人模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将中国当作榜样并开始复制商业模式。家具行业正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类似的情况也正在皮革行业中发生。更廉价的人工和更宽松的环境标准使东南亚邻国更具吸引力。这些结果也能轻易被察觉到：中国生产 的商品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出口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一发展趋势也反应在许多数据中：增长率已持续下降了多年，贸易顺差也在下降。2008年的净出口额还约占GDP的10％，但在2018年已下降到1％左右。北京肯定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尝试以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模式取代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便早已明确：“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变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进行新的尝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央政治局的每月例会上首次提出王建首创的“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概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同往常的中国治理新理念一样，这不是一个全面制定的计划，而是一个粗略的概述。但目前已明确的是，该双循环将构成将于202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政治框架。 何为双循环？ 习近平认为，现在应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外”循环中增加内循环，以加强中国国内市场，尤其是促进消费。这一因素使中国GDP一直维持在35％至38％之间。这与GDP在65％至70％之间的发达经济体——美国GDP甚至更高——相差甚远。而这一目标并非不切实际。促进内需也理应能帮助中国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随着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北京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覆盖价值链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将中国在该价值链的高端找到更好的定位。 以正在转移基地的家具业为例，这就意味着中国如今提供相关的生产机器，而非像从前那样提供家具。另一个例子是钢铁业逐渐将重心从结构钢等大宗商品转移到了较难生产的特殊钢上。同时，整个加工链应将位于中国。例如，更大型的世界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vale）最近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年产能为2500万吨的矿石厂，采用特别环保节能的方法专为中国市场生产该公司最先进的产品。淡水河谷的竞争对 手力拓（Rio Tinto）早已宣布，不久将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工厂。 之后，未来的出口将在质量方面寻求增长，而不是集中在数量方面。换句话说，用创新的高科技代替廉价的无需任何技术知识的大宗商品。例如由中国全权生产的隧道掘进机。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明确将其制造的这款盾构机定位为与海瑞克竞争的产品。同时，中国也能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摆脱其他经济区域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危机。此外，也能在高科技领域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 双循环的概念从而延续了李克强于2015年5月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设想中国到2025年拥有十大战略领域上的市场领军地位，其重点也在高科技和面向未来的领域。而中国也确实拥有有利的起跑点。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率约为60％。将近4亿人达到中产阶级。该倡议的发布时间还考虑了其它两个令呼声不断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更加日益紧迫的因素：一个是新冠疫情，另一个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再次尖锐的中美贸易冲突。 中国国内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 安娜·霍尔兹曼（Anna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Merics) 研究员 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 由特朗普总统宣布的中美经济脱钩将使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更加困难。虽然该国仍然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国个体，但目前更多商品入口欧盟，且东盟成为中国商品去年最大的出口国集团。此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处于相对欠发达阶段——美国便针对该点果断采取抵制，从而进行威胁。例如在计算机芯片行业，美国禁止任何供应商继续向华为手机出售中央处理器（CPU），并且该手机上不再能下载谷歌应用，华为因而受到中美贸易战极大的影响。中芯国际由于被禁止出口商品到美国丢失了庞大的业务。 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计划且决心要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证明了全球经济在国际物流链中断时的脆弱性。尽管中国在危机中的整体表现似乎好于其它地区，但疫情后的整顿工作仍未开始。特别是大公司在供应链方面不仅应该做到不断拓宽，还要在区域性上进行改善，以便更好地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可能尤受其害。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的律师兼合伙人以及丰伟驻上海代表处的负责人海德（Patrick Heid）认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减少中国在近几个月来比以前更明显的对进出口的依赖，中国政府还把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宣布为迫切的短期目标。” 加强国内市场的长期目标成为了中国政府迫切的短期目标。 海德（Patrick Heid）, 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兼合伙人（上海）   拒绝贸易保护主义 这一理念在未来几年中具体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这并非是180度的转变，且中国正致力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习近平主席在九月份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解释了他的这一理念，这些 建议将用以起草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资金渴望 为此最重要的将会是：资本。目前受青睐的通过银行贷款或国家投资的融资方法将不再适用。中国也将因此继续对外资开放，并同时更善于利用国内正大量捆绑在房地产领域的私人资产。 相关方面的举措早已清晰明确。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 FII）的种种限制几乎已被取消。首次公开发行的相关规定已大幅简化且整体上更加透明，特别是对于侧重于半导体产业或生物技术等朝阳产业的中国创业板（深圳）和科创板（上海）的细分市场。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通道将尤其能缓解那些渴望资金的初创企业。而外国金融机构如今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全资分支机构（例如安联）的事实正如明年明确为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债券市场的计划一样都是这一方向上的明确信号。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储蓄，进一步的国内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必须改善对大约2亿“民工”的管理。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但由于他们的户口（一种家庭记录簿）通常在农村的家乡且与之绑定，他们在城市的权利便受到了限制。他们和家人几乎没有获得教育和医疗的途径，户口迁移也十分困难。而在这方面也早能看见初步改革。在广州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其它城市，如果能通过相应的考试并具有某些行业的专家资格便有落户的机会。 德国扮演何种角色？ 双循环给德国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延续下行趋势。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分析师霍尔兹曼（H olz m a n n）却认为投资将朝更具战略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内 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就该点而言，中国的政治和企业将来会十分谨慎，以确保海外投资符合这一目标，并购也尤其需要有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丰伟律师事务所（Graf von Westphalen）法兰克福办事处的律师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认为，从中期角度看来，德国尤其可能从中受益：“当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大幅下降时，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其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其中的受益者。中国制造2025战略，特别是中国要成为高科技先锋大国的目标离不开收购和进口专有技术。”因此，从中期来看，中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将加剧，这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定位与德国经济相似— —侧重于汽车制造、机械工程以及（特殊）化学。如果这里的重点是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则必然导致与“老牌”企业 更加激烈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商机。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以在供应商和设备商领域进一步发掘增长潜力。例如，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大其芯片产业，就可能从德国进口相应生产线中用于光刻工艺 的特殊光学或曝光系统。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市场找到定位，德国公司甚至可能加强在中国的收购和投资。德国汽车制造商可能成为这里的引领者——最近几年，他们都增持了其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或完全收购 相关的合资企业。然而，丰伟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却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将来自然会继续对外国直接投资感兴趣，但我们早在近几年来就注意到，外国投资的总体环境变得更加艰难。一方面可归咎于日新月异的法律法规造成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仍需要外国投资的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挑剔。外交政策的形势终将越来越严峻，而本国政府（被误解）的不当行为可能会突然给商业活动造成困难。” 德国期待中国能保持对直接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企业可能成为双循环的受益者。 马科·泽塞尔（Marco Zessel）,...

欧盟外资审查新条例于2020年10月1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确立了欧盟层面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框架。德国近来也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多处修改。不久前，德国联邦政府还禁止了高科技公司Mynaric与中国的业务往来。种种变化和动作都预示着德国和欧盟将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控。本文将简要介绍当前的变化，讨论其对中德跨境并购交易的影响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建议。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实施 2019年3月19日，欧盟通过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条例（第2019/452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于2020年10月11日实施。条例的颁布可以说是顺应成员国内部及整个欧盟逐渐严格的对外商投资审查的趋势。 与欧盟国家援助法的程序不同，条例并未确立欧盟层面独立的外资审查程序，而是确立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就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更多协调与交流的制度框架，直接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可以就该外商投资对欧盟以及本国的影响发表意见。欧盟成员国必须对该意见进行“最大可能的考虑”，但并不受其约束。也就是说，批准或否决某项外商投资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另外，条例没有对外国投资者设定任何直接的（申报）义务。 根据条例，正在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应当尽快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条例》第6条第1款）。收到信息后，如果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认为该项外商投资会危害其安全或公共秩序，则必须在35天内向正在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发表意见（《条例》第6条第6款）。若需要成员国补充提供信息，则前述期限还可以延长。为了履行条例设立的信息交流义务，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BMWi）为此建立了合作联络点，作为与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主管机构沟通的桥梁。预计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将主要会对德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AWG / AWV）框架下的审查程序和期限产生影响，导致在德国的并购交易延迟的情况。此外，德国也在审查标准上向欧盟条例看齐。 《对外贸易法》自2013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正案 虽然德国近几年来多次收紧了《对外贸易条例》（AWV），但对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对外贸易法》（AWG）在过去多年来没有过实质性的修订。在欧盟条例即将实施之际，德国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七年来的第一次修正，对外商收购将采用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新规定于2020年7月17日生效实施。 在本次修订之前，只有当外商收购可能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情况下，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才可以限制或禁止收购。而修订之后，当一项外商收购会对德国或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构成“预期损害”时，便可以采取相关限制和禁止措施。也就是说，德国将审查标准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时将审查的标准从“实际危害”降到了预防性的“预期损害”。这一变化将导致未来更多的收购案受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投资审查。根据德国政府自己的预估，每年将因此增加大约20个审查程序。 另一个重要的修改则涉及审查流程对必须进行申报的收购项目的法律后果。对于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交易，在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结束审查之前，属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即在审查过程中，不得对收购交易进行交割。这一变动是为了防止在审查过程中交易双方在事实上完成交割行为，从而破坏审查的​​目的。在禁止交割期间，卖方也不可向买方提供任何与安全相关的公司信息。违反交割禁止规定的，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或罚金。过失行为也可能​​面临相应的罚金。 法律修正案还调整了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审查期限。涉及跨行业的投资审查领域，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必须在知悉收购交易后两个月内作出是否开启正式审查程序的决定，该期限以前为三个月。修改后，涉及跨行业的投资审查和特定行业的投资审查都适用统一的期限。 此外，德国计划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修改。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将可能被定义为关键技术，第三国的投资者收购该领域内的公司10％以上的股权时可能也必须进行申报。 “新冠”修正案 由于担心欧洲的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能成为国外投资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的收购目标，在条例实施之前，欧盟于2020年3月26日发布了《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资产的指导方针》，旨在呼吁各成员国利用其现有的管控体制，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审查，尤其是对健康、医学研究、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收购行为。在此背景下，德国也进一步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并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了对《对外贸易条例》的第15次修订，将“个人防护设备、抗生素、疫苗、治疗高传染性疾病的药物等”纳入“与公共安全相关的行业”，以保障德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供应安全，收购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时必须主动向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进行申报。 加强对单一商品的出口管制——Mynaric案 德国联邦政府很少禁止企业与中国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但是，2020年7月，德国高科技初创企业Mynaric却不得不因为德国联邦政府的出口禁令终止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来自慕尼黑的Mynaric专注于通过激光束进行卫星通信技术。Mynaric曾打算通过管理层收购（Buy-out）来转让其在华业务。由于该公司意识到其产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准备阶段便向德国联邦政府主动申请对华出口的审批。然后却收到禁止出口的禁令。德国联邦政府行使《对外贸易法》第6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中规定的单独干预权（Einzeleingriff），禁止Mynaric向中国客户出口相关的技术。随后，Mynaric宣布将终止与中国客户当前唯一一份价值170万欧元的合同，并将立即停止与中国的所有业务往来。尽管该交易本身并不在外商投资审查的法律框架内，但德国政府却通过出口管制的间接手段禁止了向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家出售业务和技术。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未来不排除《对外贸易法》中的出口管制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新障碍的可能性。 结论 欧盟和德国持续收紧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对于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在德国的收购活动虽然仍将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但欧盟新的外资审查条例提高了整个审查过程的复杂性，投资者必须预留更长的审核时间。因此，中国的投资者应及时分析收购项目是否会影响多个欧盟国家，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潜在的外商投资申报义务。整个审查流程可能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交易规划和交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交割迟延。因此，投资者应当为交易预留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交易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引入（如“预期损害”）和审查标准的变化，可能导致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尤其在拍卖程序中，非欧盟的投资者可能不得不提出其他有吸引力的条件抵充掉交易的不确定性。收紧的外商投资审查尤其限制了中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形式进行的海外扩张之路，但预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的后续报道 上一篇来自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博士的文章是源于他们在今年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害怕中国？ —— 柏林再次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有关陆德并购论坛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的作者。 上一篇来自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博士的文章是源于他们在今年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害怕中国？ —— 柏林再次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有关陆德并购论坛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的作者。 每年的陆德并购论坛会在德国陆德律师事务所(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的多个办公点举行，并且在最近几年已成为众多公司和并购部门首席执行官及高管日历上的固定日程。在周年纪念之际，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于2020年9月29日举行，由于Covid-19的影响使得该论坛不得不破例在线举行。尽管如此，线上活动还是与往年一样通过报告和小组讨论全面概述了德国和欧洲并购市场中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陆德和最佳伙伴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之外，博世(Bosch)，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Falkensteg和NCF Corporate Finance的公司代表和顾问还就诸如汽车行业的发展机会，对陷入危机的公司进行投资以及在欧洲进行跨国并购的风险等方面做了报告和讨论。针对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资产剥离以及并购保证及补偿保险（Warranties & Indemnities Insurance,W&I)的重要性给出的实用提示，与新的欧盟审查法规以及进一步加强外国直接投资管控一样，都成为参会者关注的焦点。  

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年，德国生命科学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8.7亿欧元，其中仅北威州就占了约42％，员工人数增长了16％，达到33,706名员工，而研究及发展的支出则增长了21％，达到17.9亿欧元。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北威州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很庞大，2019年增至427.3亿欧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北威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200多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业，约占德国所有中国公司的一半。其中包括例如华为（西欧总部）(Huawei)，中兴通讯(ZTE)，三一重工(SANY Heavy)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此外，来自北威州的2700多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在那里进行投资或开设分公司，这大概占了所有德国在华投资的25％。中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之间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起许多桥梁，就像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那样。 对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多元化支持 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的明确目标是可持续扩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生物技术的实力。为此，它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成为青年科学家的联络点，加强技术转让，扩大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网络，并促进与生命科学公司以及中国对话伙伴的联系。为了促进交流，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组织了各种活动模式，例如 BIO.NRW.red的平台会议，BIO.NRW资助活动，BIO.NRW商业天使大会，MEDICA论坛以及在BIO USA和BIO-Europe的北威州代办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扩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生命科学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与中国及其生命科学公司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北威州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力推动地区发展。为此，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与北威州生物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简称BIO CM)合作。2017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将BIO.NRW和BIO CM与合作伙伴国家中国选入了其“前沿集群国际化”的计划中，并资助了“ ChInValue”项目（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新的行业合作。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中国生命科学公司之间的代表团频繁互访也促进了商业活动。总的来说，北威州与中国多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十年以上。遵循这一传统，BIO.NRW和BIO CM现在正努力建立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长期并成功的合作。 BIO CM依靠中国员工，他们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和关系直接访问中国网络和信息源。这样，以北威州为基础的中国生命科学公司将获得最佳的业务发展支持。作为服务提供商，BIO CM还在北威州和中国额外组织了商务研讨会，包括在中国主要活动中拥有展位套票的代表团出访，并帮助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公司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支持。BIO CM根据要求为中国和德国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究，其中包括北威州的高科技开发研究，市场和技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因此，如果在中国和北威州生命科学领域交流框架内有需要，可以找到很多对话伙伴。 贸易战时期与中美开展安全的业务 2020年10月8日，由BIO.NRW出资的BIO CM第二届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主题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方法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这次在线活动首先是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德国商业杂志Handelsblatt的托斯滕·里克(Torsten Riecke)在他的报告“ 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决斗“中阐明了德国企业的影响。他的论点是：德国公司的经济危机和对中国及美国的依赖性已经随着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在脱钩的背景下，也就是西方公司从中国撤离并点燃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技术战争”之时，里克(Riecke)建议将弹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一张新的好牌。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多达40％希望将来生产更接近其市场的产品。弹性供应链将被放到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中国作为市场仍然毫无争议地保持其重要性，尽管地位已经从合作伙伴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入市场的权利和机会比起中国公司来说仍然更少。中国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仍然极度缺乏透明度，这使得他们挤占或收购竞争对手。 在讲座之后的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泰勒·韦辛（Taylor Wessing）的合伙人托马斯·帕特洛赫博士（Dr....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新冠危机却引发了西方IPO市场的大幅下跌。在美国，IPO发行量缩水了45％至151亿美元，而IPO数量下降了38％至40例。欧洲的发行量下降了55％至66亿美元。交易数量也一并缩水60％至22例。 而中国的IPO市场却违背了全球趋势，并与第一季度一样再次增长。包括香港在内，中国的发行量增长了54％至179亿美元。同时，IPO数量增加了28％至92例。全球第二季度IPO几乎有一半在中国进行。 六月起大幅复苏 “受全球抗疫措施的限制，四、五月的IPO活跃度如意料之中下降了。” 安永的合伙人兼IPO和上市服务部门负责人马丁·斯坦巴赫（Martin Steinbach）博士断言道，“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六月份明显的复苏迹象。”例如，四月份的IPO数量为54例，而五月份甚至只有43例，但是六月份已经有89家公司大胆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发行体量方面也清楚地展示这种趋势。第二季度内，十起大型股票发行中有八例发生在六月。“过去几周内的大好形势表明市场有强大的容纳能力，在对的领域内，有良好的商业模式且准备充分的公司十分迎合投资者的胃口。” 斯坦巴赫表示，目前这类公司主要包括技术公司以及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目前在投资者中口碑十分高。 “股价的复苏、波动幅度的明显减小以及投资者情绪的改善，都促使近几周的股票发行环境得以改善。”斯坦巴赫补充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IPO渠道不断扩充。股市候选者利用网络致辞投资者，准备巡演来应对易变的市场。目前，有一些公司尚在起步阶段，争取在2020年下半年或2021年年初上市。” 制药公司Pharma SGP首次在主板市场公开募股时筹集了1.27亿欧元。而在五月底，数据库管理公司Exasol就大胆投入了8800万欧元。 中国包揽规模最大的IPO 欧洲规模最大（募集29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是荷兰咖啡公司JDE Peet’s的首次公开发行。但前两名都被中国IPO市场包揽，因此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其规模趋势。因为同一时间段里，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发生在中国。它们分别是筹集了39亿美元的中国电商京东的首次公开募股以及筹集了31亿美元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和网游供应商网易的首次公开募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