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投资者从开放式经济中获益良多。因此，在进行海外收购时，他们经常只把注意力放在收购公司的业务层面。然而，新的经济情况需要新的政治管理技能。
除却个别交易存在障碍，中国投资者在进行企业收购时依然从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和市场中获益。然而，在经历了数载的顺风顺水之后，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不再一帆风顺。中美之间贸易战争一触即发。同时，中欧之间的经济政策愈加紧绷。对企业而言，全球交易都将面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日益严厉的审核，而对欧洲收购保护制度的呼声也在不断增高。在此奉劝中国投资者，合理应对新时期政治要求，并优化自身管理结构、以应对发展需要。
老式管理方法
中国的海外投资审批程序依然复杂，并且需要不同的、经常是利益对立的政府机关进行协调。由于中国程序的复杂性和政治层面的影响，成功收购外国企业的中国买家通常都对其政治局限性有良好的认知，并具有绕道而行的能力。
与国内市场以政治为导向的情况相反，中国企业在海外通常都聚焦业务层面。中国投资者在准备、交易和整合的阶段通常注重交易的战略、财务和运营层面。而政治方面的准备程序和护航作用经常被忽略。因此，很多中国买家在与服务型企业合作时，情况与类似的国际交易标准略有不同。中国投资者通常对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公共关系及传播代理机构的利用率极低，并且大多只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处理具体的业务细节，而不需要其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提供完整的咨询和协助。
考虑到中国国内政治敏感性，许多企业在处理国际并购交易案时却忽略政治的影响，这确实令人感到意外。
新型管理技能
在这个新时代中，业务和政治层面的双重考量对交易可能同样重要。奉劝中国投资者拓展其管理技能，以便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上的“恶劣气候”。以下资源可供利用：
一、国际服务供应商：如上所述，很多中国投资者对服务供应商的利用率极低(如国际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企业咨询公司、公共关系及传播代理机构等)。中国公司，尤其是国营企业，通常在服务供应商高昂的日薪前退缩，殊不知此价格在国际上本属正常。他们本不应为所谓的高费用所震慑，而是应该将国际服务供应商当成为交易进行政治准备和保驾护航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且（在交易的各个阶段）将其整合到相应的交易核心团队当中去，正如不少经验丰富的中国先进投资者已实际操作过的那样。
二、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很多中国企业在此期间已发展成为海外公司的连环买家。在这些交易当中，经常会有经验丰富的经理留任。他们往往在当地市场有着良好的政治网络，并拥有领航的能力，而其中国母公司在这一方面却能力有限。不过这些运营管理方面的宝贵的资源常常“只”被运用在被收购的公司上。除了具体的业务管理任务之外，中国企业也应该对团队中的国外成员多加利用。他们不仅可以提供常规的政治方面的建议，还可成为中国母公司在当地市场的战略导师。
三、外国理事会成员：尽管海外投资增长快速，但很多中国企业的监督机构中仍只有中国成员。少数先进的集团如联想，期间已经拥有能为其重要国际业务和政策考量作杰出贡献的外国理事会成员。活跃于国际的中国投资者应该仔细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优化其监理和咨询委员会组成结构，以对企业的业务及其基本政治技能进行补足。
对海外企业的重要性
能在恶劣的政治天气中杨帆启航，此项技能不仅对中国投资者举足轻重，对于非中国企业，特别是其雇员，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从一个因收购失败而公开受损或是功败垂成的企业中，无人能获益。而有一位熟悉当地气候的船长，或至少有一位优秀的领航员，会较容易挺过风暴来袭。
人物简介
Marc Szepan（司马刚）博士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国际商务讲师，同时他也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此前，他曾在汉莎航空公司负责各式管理工作，最后在Lufthansa Systems担任航空运营解决方案高级副总裁。他是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创办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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