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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到处都是。谁会从中受益呢？谁都不会。哪个国家都不会。 目前在德国（不仅仅是在德国），人们的情绪都非常高涨。耸人听闻的头条消息正暗示德国人，汉堡港将被中国收购。这几乎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好像骄傲的汉萨城市汉堡正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占领。而这种敌意来自中国。 事实是，该港口跟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COSCO)达成协议，持有其中一个(!)港口码头的少数股权。在一个全球化经济世界里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交易。既符合汉堡港的利益，当然也符合中远集团的利益。不然他们就不会牵线这笔交易。然而，这个时代并不正常。价值观德国好像更喜欢两个层次的全球化。只有“好人”受到欢迎，而像中国这样最近被归类的“系统对手”则被排除在外。 事实是，该港口跟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COSCO)达成协议，持有其中一个(!)港口码头的少数股权。在一个全球化经济世界里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交易。既符合汉堡港的利益，当然也符合中远集团的利益。不然他们就不会牵线这笔交易。然而，这个时代并不正常。价值观德国好像更喜欢两个层次的全球化。只有“好人”受到欢迎，而像中国这样最近被归类的“系统对手”则被排除在外。 当德国市政当局遵循利润法则卖掉他们的“心爱之物”时，所有那些关键基础设施捍卫者又在哪儿呢？公用事业，这绝对是“关键基础设施”，用以确保城市和社区的运作符合公民的利益。 德国必须尽全力避免的“依赖性”被再次提出警告。在这件事情上也维持着不同的标准。毕竟，跨大西洋的依赖是可以有的，新谈判的海湾国家的依赖也同样是可以有的。有论点认为，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中远集团有权利拒绝阳明海运和长荣海运的船舶进入汉堡港。荒谬。中远集团在比雷埃夫斯有这样做过吗？毕竟，这家中国航运公司全面收购了该希腊港口，而且，在欧洲敦促希腊出售比雷埃夫斯并不想为其花费一欧元之时，拯救了该港口免于崩溃。在中国管理下，比雷埃夫斯有衰落吗？恰恰相反。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情绪化的讨论中没有提出对等的要求。中国在党的二十大上刚刚重申，不会背弃开放政策。要求国家应继续保持开放，并允许外国公司进入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为什么不呢？最后这会是一个象征性的信号。因为说实话，哪个德国船运公司有这种潜力，能投资上海、宁波、深圳或青岛的港口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正以封锁来应对不断上升的新冠感染人数。其中超一线城市上海正在受到影响，而其港口在2021年是德国海港集装箱运输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发布的数据，2021年德国与中国港口的集装箱交易总量为310万个标箱（20英尺当量单位），占德国海运集装箱吞吐总量的五分之一（20.7 %），其中仅上海就占了96.8万个标箱。上海最重要的德国合作港口是汉堡，分别接收了44.9万个标箱，与发运了31.5万个标箱。2021年德国海运集装箱吞吐总量为1480万标箱，比2020年高5.9%，但比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低1.5%。 2021年德国集装箱运输最重要的五个外国合作港口 继中国之后，美国是德国2021年集装箱运输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交易量占德国海运集装箱吞吐总量的10.1%（150万标箱）。排名第三的是当时还没有因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在整体海运量（集装箱和非集装箱运输量）方面，俄罗斯仍然是2021年德国海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次是瑞典排名第二，中国位居第三（关于总体货运量的结果见2022年3月8日的第013号新闻稿）。 四个中国港口跻身德国集装箱运输十大合作港口之列 2021年，有四个中国港口占据了德国集装箱运输的十大外国合作港口之席。除了排名第一的上海港之外，还有宁波港（46.7万标箱）、深圳港（43.2万标箱）和青岛港（35万标箱）。德国合作港口的前五名中还包括了纽约港（46.3万个标箱）和圣彼得堡港（46万个标箱）。

昨天，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贸易数据。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2022年第一季度对外贸易总额为近14,790亿美元，同比增长13%。 出口（约8210亿美元）增长了15.8%，进口（约6580亿美元）增长了9.6%。3月份报告的对外贸易总额将近505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7.5%。外汇输出增长了14.7%，达到了2760亿美元，而外汇输入（近2290亿美元）下降了0.1%。鉴于来自号称永不眠的中国大都市上海的最新图片，对以上数据表示怀疑的人应当想到，中国经济的心脏从三月底开始才陷入昏睡状态。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因为海关的报告称，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了16.3%。进口增长了15.5%。 新冠措施对经济的毒害 事实证明，“对抗奥密克戎”所采取的激烈措施是一种毒害，尤其对于经济来说。企业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生产，或者甚至完全不生产。供应链中断。就连在疫情初期备受赞扬的线上交易现在也不能像客户所习惯的那样顺利进行。至少不是全国各地都这样。不仅仅是上海在“挣扎”。例如在山东，所有入境货物不仅要按各种工艺条例进行消毒，还必须接受为期十天的额外隔离。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这对于那些依赖于按时交货的制造商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游说团体代表的呼声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呼声在欧洲也已经被大家知晓。在中国也是。但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主要涉及到了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可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公司都涉及其中，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不管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控制在初始阶段 在上海开始封控之前，亚洲开发银行在其“展望2022”中就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为5.0%，这与政府今年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大致相同，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最近这波疫情所带来的挑战。目前每天新增3万病例，与德国的数据相比，这一波更像是一个涟漪。防控的座右铭是：控制在初始阶段。中国要避免出现像欧洲或者日本那样的疫情发展。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果像观察到的那样，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目前在医疗保健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限，那那些尚未达到上海水平的地区情况会怎样呢？尽管不满意的抱怨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响亮，但对于民众来说，这就是支持这些措施并认为其正确的论据。 必须重新允许个人接触 许多德国业余病毒学家对上海的疫情发展所做出反应是认为其会失败，而一个对14亿人口的福祉负责的政府，必须采取和这些人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措施。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已经三年的疫情之后，为了继续、恢复或者重建业务，都必须得恢复个人接触。只有在商业伙伴之间能够擦出所谓的火花，才能建立商业关系中的信任。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在白天或晚上任何一个时候进行虚拟会面，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会很快让人疲倦的电话会议并不能长久地代替面对面的会面。 “零感染”让位给“动态清零” 因此，即使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也不可能）放弃“零感染”的中国，也将寻找别的出路。“零感染”早已经被“动态清零”所代替，这不是意味着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按零-八-十五方案处理，而是根据具体条件做出“动态”反应。这是有限制的，即使现在在上海看起来并不是这样。最近宣布在八个城市——上海、广州、成都、大连、苏州、宁波、厦门和青岛——将隔离时间从14+7减少到10+7的试点项目正引起注意并带来希望。这适用于从国外入境中国，以及在国内旅行需要进行隔离的情况。“只有四天而已”，批评家们已经开始发声。但是，每少一天首先都是一种收益，也是一种成本收益。其次，它表明某些事情开始发生改变。一小步最后可能会变成一大步。

最迟五个月后，下一个热点新闻可能会在中国的外国社区中沸腾起来。2022年1月1日起，针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收入征税的特别规定将被取消。租金或学费的补贴也将被定期征税。这对雇佣外国人的公司来说会是一种成本增加，对于外国雇员来说也会带来更多负担。按JP contagi公司的计算，如果企业不准备补偿更高的税收负担，那一个年薪100万元人民币的外国员工，要在上海和妻子以及两个学龄儿童一起生活与工作，净工资从明年起减少19%。如果企业准备对此进行补偿，这意味着成本将增加34%。 目前还不知道新规是否真正会出台。在华外国公司的游说组织正试图说服中国的主管部门。由于这些规定，外国公司招聘外国专家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这些专家不得不慎重考虑，为在华企业工作是否还有吸引力。 一方面这些考量很容易理解，但另一方面又很费解。多年来，同样是这个游说组织一直在正当地要求，无论是外国还是国内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都应当获得平等待遇。当然，这主要是指对个别行业没有限制的市场准入。然而，这些要求平等的人也必须接受，平等会出现在一些可能会让他们不乐意的方面。也许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对所得税的调整大发雷霆，而是以此为契机，要求在其它方面更快地跟上。 除此之外，可以认为地方当局将寻求并找到使外国专家生活更美好的方法。因为即使目前的印象有点不一样，中国也不想失去尖端国际人才。如果有很多持外国护照的专业人才在商业园区工作，那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加分项。因此，当局正考虑如何使外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包括经济上的馈赠。 例如，去年十二月，青岛自贸试验区向园区内工作的所有外国人承诺在年薪基础上提供30%的补贴作为圣诞礼物。无论收入多少都一样。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 此公告已经发布了八个月，目前尽管还不清楚，这笔资金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支付，但还是可以认为园区将遵守承诺。这反过来又会导致良心上的冲突。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外国人的薪水本身比本地同事的就高很多，不管他们是在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工作。为什么外国人还要额外——说得直白一点——被宠上天呢？地方当局为了让外国人觉得更有吸引力而考虑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尤其是他们可以改变什么，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们难道不应该考虑，如何改善及简化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吗？调整当地员工通常很低的工资，而不是把钱分配在本来工资就比较高的地方，这不是很有意义吗？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希望更多的外国人在这里定居工作，首先得考虑简化入境规定，并让居留许可的审批不那么官僚。

在中国，世界上最快的磁悬浮列车已经做好了测试准备。列车能达到6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据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报道，这辆世界最快的磁悬浮列车已经离开了青岛的生产车间。该列车自周二以来已经做好了第一次试车准备。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中车(CRRC)所属的这辆列车时速可以达到600公里每小时，是世界上最快的列车。 磁悬浮列车通过磁力保持悬浮、制动以及加速。由于没有摩擦，这种列车因此可以比传统的火车速度快得多。 磁悬浮列车在五年后才投入使用 在磁悬浮列车投入使用之前，必须要先经历持续多年的测试阶段。此外，中国政府还要对磁悬浮列车运行路段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因此，新列车预计在五至十年内投入运营。 中国国务院将这条铁路的建成描述为“国家轨道交通发展的一项伟大成就”。届时，磁悬浮列车将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完成北京到上海约一千公里的路程。目前常规行程时间为五个小时。 据媒体报道，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省份都将参与到新铁路线的铁路网络扩建中。中国第一辆磁悬浮列车是在2002年投入运行的。该列车由西门子公司(Siemens)和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建造，连接上海浦东机场以及会展中心。而在德国，通过磁悬浮列车发展高速交通被认为是失败的。

本应成为进一步拓展欧盟和中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基础——现在却被搁置了。欧盟议会已经决定暂停批准双边投资协定。七年的艰苦谈判就这样（暂时）被毁于一旦。该协议本应成为德国在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下最后一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一个重头戏。事实上，这份协议是在最后关头达成的。该协议争取到了中国在市场开放以及工作条件方面做出的进一步让步。而且，中国也愿意与欧洲共同制定标准，其意义对于未来的全球技术发展来说是不容小觑的。 而今，所有一切都结束了，因为正如彼蒂科菲尔（Bütikofer）和吕特根（Röttgen）等政客所声称的那样：“以贸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法则已经行不通了，而另一方面，中国正试图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难道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有那么差吗？难道没有人记得欧洲曾呼吁中国应利用其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承担世界责任吗？但当中国这样做了，又备受怀疑。例如，中国在被西方世界遗忘的非洲进行建设曾受到了质疑，现在丝绸之路倡议也受到了质疑。毫无疑问，中国在任何地方的行动都有私心。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经济行为者是圣母。新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跨区域的基础设施，使更多阳光能照进世界的“后院”。丝绸之路旨在牵线搭桥，而并非像中国常被指责的那样分崩离析。虽然包括欧洲在内的物流公司都十分赞赏丝绸之路的价值，因为欧亚大陆桥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提供了诸多运输方案，但欧洲官方宁愿刹车喊停，以便之后得以抱怨，几乎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参与进了基础设施项目。 这就像声称中国正通过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依据的“双循环”战略与全球经济脱钩一样虚伪。难道事实不是正好相反吗？难道不是在努力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吗？例如，特朗普禁止向中国制造商供应芯片不正是如此吗？在美国新总统拜登的领导下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也计划把中国当作高科技竞争者套上枷锁。中国对此的回应十分合乎逻辑：如果你们切断我们的供应链，我们就自己开发生产芯片。青岛中德生态园也是如此。因为大概没人会相信，中国会允许自己离开创新和高科技发展的道路。恰恰相反，国内许多人在特朗普刚刚发动贸易战时甚至欢迎美国的措施，因为这能迫使中国走向真正的创新之路。 如今那些警惕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又哀叹“以贸促变”法则失败的人，至少应该花几分钟时间来分析一下该法则的核心是什么——恰恰就是影响力。认为能以自己为模范改变世界是欧洲人的傲慢所在。 正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对现代技术和西方经济管理模式的态度十分开放，其意愿也十分明确：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不会再重演。这个国家在走自己的路，也不想像传言的那样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每个国家都必须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社会发展战略，同时接受其他国家遵循其它模式。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政治家说的也都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不能被其他国家“复制”。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相信这一点？ 欧洲政客可能信或不信这种说法。但可以一问的是，他们是否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存有疑虑。至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最近对制度性对手中国的警惕声越来越多。而为了共同进步，更有意义应该的是再次将经济关系非政治化并面对真正的经济竞争。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共同面对和解决。

4月28日，巴伐利亚州中德经济文化协会举办了第十届巴伐利亚中国春节晚会。而此次春晚首次借助了一个高成本的在线平台，以完全虚拟的形式为主要项目和赞助商提供了不同的区域，甚至还有用于交流的虚拟“吸烟室”等。 邓晓梅国际乐团进行开幕式表演时，就有150多名参与者聚集在了虚拟舞台前。整晚的人数一度上升到了230多位。 巴伐利亚州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的董事总经理施改革（Stefan Geiger）和李楠女士在巴伐利亚经济中心主持了整场节目，并由衷地对参与者表示了欢迎。由于新冠疫情，今年除了主持人、乐队和特邀嘉宾座谈的参与者外，其他人没能到达现场。 中国是一个被包在谜团中的谜中之谜 巴伐利亚中国春节的主旨演讲是由自1997年以来任职巴斯夫中国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中国总代表的伍德克(Jörg Wuttke)在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发表的。他对中国牛年概况的主题是：“中国是一个被包在谜团中的谜中之谜”。这句话援引自丘吉尔对俄罗斯的评价。对于有近40年中国经验的他来说，谜仍是这个国家的魅力所在。 按中国的生肖来说，牛年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根据他的经验，这一点也与上一个牛年2009年的情况相吻合，当时中国已经帮助全球经济摆脱了一次危机。他指出，占全球增长35%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绝不容小觑。 显然，伍德克先生对化工市场的发展尤为感兴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增长份额再次大幅提升，很快将达到60%。他得出结论：如果在中国市场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再在国际上取得成功。这也是巴斯夫在此期间在华投资总额达100亿欧元的原因。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将持续下去。 最后，他也谈到了中德之间近来紧张的关系。双发最近实施的相互制裁造成了一种“隐蔽”的气氛。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承诺“公平竞争环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也许无法在2021年获得批准。 因此，他希望对待中国的政策能多一些相互尊重，少一些冲动。 合作伙伴、竞争者和战略对手 主旨演讲后，巴伐利亚州经济部的国务部长胡伯特·艾旺格(Hubert Aiwanger)、慕尼黑市劳动经济局局长克莱门斯·鲍姆格特纳（Clemens Baumgärtner）以及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张越在特邀嘉宾座谈环节进行交流意见。主题是引用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的一句话：中国是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战略对手”。 艾旺格先生强调了伙伴关系的层面，并且中国是巴伐利亚州最大的贸易伙伴，重要性甚至位于联邦德国之前。特别是在这个困难时期，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巴伐利亚州的出口情况会更糟糕。然而，他也同时注意到，中国通过飞速追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成为了竞争对手。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供应商的生产流程往往比巴伐利亚的企业更有效、更低成本。但是他看待此事十分有体育精神，认为这能激励巴伐利亚和德国的企业做得更好。他认为中国人的态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对所有事情都刨根问底。中国人有时会对九成的解决方案都感到满意，而非拒绝任何方案，这也让他十分欢喜。这样一来就能更快、更贯彻地推进重大课题。 对张总领事来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总领事也强调了关联的要素，双方可以取长补短。这将迎来双赢，而非对抗的局面。即使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百年的目标仍是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根本还未考虑到其他国家是否是制度上的敌人这一问题。将其他各方视为对手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能带来危害。已谈到的制裁也是这种态度的后果。 鲍姆格特纳先生被问及慕尼黑市能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驻地的可能性。他认为这得依赖于持续的相互交流。重要的是保持联系并从而了解中国合作伙伴的需求。与艾旺格先生一样，他强调了伙伴关系中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慕尼黑市提供了专门负责中国企业利益的联系人。慕尼黑市、巴伐利亚州经济部以及中国总领馆共同在此进行了密切合作。 当被问及今年在巴伐利亚中国春节之后是否终于能再次举办十月啤酒节时，他遗憾地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慕尼黑绝对值得一游——中国也同样如此。 牛年将带来什么？ 施改革问三位先生，他们对这个牛年有什么工作上的和私人的憧憬。 对鲍姆格特纳先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双方保持联系，这将是继续保持良好业务和维系关系的关键。 张总领事透露自己生于牛年。对他来说，这一年要有雄心壮志。同时，在这个特殊的一年中保持脚踏实地也极为重要。他建议通过新冠疫情下限制进行沉思和反省。 用农场主兼猎人胡伯特·艾旺格自己的话来说，牛是品行良好的牲畜。只有通过持久的努力才能摆脱危机。重要的是，现在要做好工作，种子最终才会发芽。最后，他感谢鲍姆格特纳先生和张先生一直以来的良好合作。 在传统节目“中国巴伐利亚快问快答”正式结束后，参会者被分配到各个虚拟房间。在这里，他们可以自主交流，或在赞助商的“展位”上咨询信息。 虚拟的巴伐利亚中国春节晚会在一些参与者享受着真实的参与者礼包中的青岛啤酒中结束了。

2021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上涨43.8%，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值。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1年第一季度FDI的上升幅度是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上一次还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达到了相似上升幅度。然而，创纪录的增长幅度是以去年2020年的同季度作为基准，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同比2019年下跌了10.8%。因此，商务部也提供了2019年的参考数据。 不考虑金融行业，中国FDI同比2020年第一季度增长43.8%。其中，欧元投资上涨39.9%达到387亿。与2019年相比，24.8%的增长幅度仍然十分显著。 此外，商务部也公布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中国初创企业数量。商务部仅在三个月内就登记了10263家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同比增长47.8%。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一年前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若将2021年一季度公司成立情况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增长幅度就缩减至6.8%。 欧洲对中国的FDI持续增长 2021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家对华投资同比增长7.5%。商务部没有在此次发布会中提供与2019年的比较数据。考虑到2020年的下跌情况，能得出的结论更可能是FDI十分稳定而非有实际增长。不能排除的是，相互制裁的初效已经在数据中有所体现，这令欧洲投资者十分不安。 就在本周，中国专家狄沛（Peter Tichauer）在他的专栏《青岛视野》中向我们解释了这些制裁有多么的无效。

欧盟在三月份中旬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新疆制裁”几个小时后，布鲁塞尔就收到了中方的回应。将当今中国和清朝中国清楚区分开的清晰立场将西方民主捍卫者的满腔义愤推至顶点：“不妥”是大家一致的呼声。然而，布鲁塞尔究竟在期待什么呢？哪有一个国家不回应其他国家的制裁呢？欧盟真以为中国会对制裁置若罔闻？或者只能做出令欧盟不堪一笑的回应？ 欧洲的行动者正义愤填膺地努力扭曲因果关系。类似的说法有：中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坏与欧盟艰苦谈判的投资协议。就在摊牌前几周，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在接受青岛中德生态园经济杂志《China insight》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坚信中国会批准该协议。“百分百确信，”他还说：“我认为我们欧洲的问题更多……欧洲把条约看作是一个总方案。这不仅涉及到市场准入的保障，还涉及到人权问题。希望这不会成为欧洲的竞选主题。可惜经济无法对此进行干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必要的讨论。” 我们要记住：2020年年末的协议后的署名还笔墨未干，在欧洲就批评声四起。显而易见，是欧洲人盼着协议失败。为了讨好大西洋彼岸的“大哥”，他们故意拿经济机会去冒险。因为——再次引用欧盟商会主席的话——相比起欧洲，“中国在交易中的收益相对较少”。 因为每过一天，情绪就水涨船高。例如，对欧洲体育用品制造商和纺织厂宣布不再采购新疆棉的行为，中国消费者立即作出了反应。H&M或Zara等零售连锁店，为了能够进行廉价销售而对第三世界打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漠不关心，也遭到了抵制。怒气也对准了阿迪达斯、耐克。最后是谁吃亏，还有待观察。中国人有足够的选择。“国外制造”早已不再是追求的巅峰。中国品牌早已能够与西方品牌竞争，且不局限于服装行业。 终究这大概才是关键所在。可以说是被猜测和推测，而非证据(显然不存在) 确凿的新疆问题只是一个为了阻碍这个在西方干涉下仍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且还在努力争取第一的竞争对手继续发展的借口。没有人喜欢被从过去认为的领导地位上赶下来。因此，这场战役打得十分激烈。 制裁有用吗？历史告诉我们：没用。我们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我们需要合作，而不是改变合作伙伴。应该明确的是，对抗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强大，而欧洲不能。一方面，这将迫使中国人更加重视他们以往松懈对待并且曾经可以松懈对待的创新能力，例如在芯片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市场在去年疫情中崩溃时，是中国人帮助德国汽车制造商取得了可观的销量成绩。欧洲人和中国人互相需要。此时此刻，比起中国人对欧洲的需求，也许欧洲人更需要中国人的帮助。

新冠、新冠、又是新冠。光是远远地观望德国的讨论就让人惊恐万分。政策举棋不定，首鼠两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了，特别是在今年复活节那一阵子局势更加明朗：没有任何适合带领人们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还是没有。有争论，有决策，但决策的半衰期越来越短。这让人感觉政客们并没有针对此次疫情采取行动，而是规避那些表面上一致达成的，理应结束此次恐惧的措施。因此，德国目前正处于该流行病的“高危阶段”，又一次，并且继续得过且过。 德国似乎真不擅长危机管理，也不懂得见贤思齐,学习他人如何应对挑战。或者说德国确实会左顾右盼，但因为邻国的情况还更糟糕，从而只会自吹自擂，而不是寻求改善行动效果的经验，例如中国的经验。是的，没错，我已经听到了愤慨之声：想向“极权主义监视制度”学习，这是什么想法! 如今在欧洲，人们也认识到，对付这种病毒只能采取一定的，实际上十分简单的措施。这些包括控制、跟踪、遏制和隔离，这本身就不是开玩笑。在中国就行得通,人们遵守纪律从而取得成功。采取行动，坚持不懈，任何情况保持怀疑。例如，去年十月国庆假期后，青岛市发现了整整12个新冠感染新病例。令当局惊愕的是，这些都是本地传播的案件。他们当机立断，安排所有市民在一周内进行检测。那可是一千万市民啊！全市各地紧急成立了许多移动检测中心。该决定一经媒体报道，人们就排起了队，自愿排队。仅过了两天，半数以上的人就已经接受了检测......然后他们的手机健康应用上立刻就有了已检测的证明。 而在德国呢? 先要通过条例，分条例。应该进行全面检测，但只能基于自愿的基础。当又讨论了几周关于检测的批准问题之后，像德国这样富裕的国家却证明，经批准的检测无法达到必要数量，于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样做没有用。 当德国的感染人数迅速飙升时，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的每日感染例数却屈指可数，且大部分为境外输入病例。据世卫组织统计，德国目前有270多万病例，死亡人数超过7.6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只有不到10.3万病例和4850人死亡。 诺伯特·洛特根 (Norbert Röttgen)等德国政客并未向中国学习——并非必须照搬照抄——而是喋喋不休地指责“监控之国中国”隐藏负面报道，德国今天的混乱局面也终究得归咎于中国。中国被指未能及时向世界公众通报，也只是为自己的失败找的借口。当武汉在去年春天加密安装隔离舱时，这成为了傲慢欧洲人的笑料。到处都认为他们是在夸大其词，即使病毒早已敲开了欧洲的大门。忘了吗？如今又为何说中国应该早点通告呢？欧洲人会认真对待吗？ 在此次疫情的周年纪念日上，世卫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阿德诺姆·格布雷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显然感到失望，因为他一年前呼吁世界采取果断行动防止这一流行病的蔓延，但却无人理睬。用“如果”进行争辩当然不是最聪明的做法。但如果允许的话，是否能问一下，是否无法避免产生如此恐怖的病毒变异。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异主要产生在最初对如今所谓的野生病毒处理非常松懈的地方，而不是在采取了行动的亚洲，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 "独裁国家"。病毒就是会变异，这是自然规律，这一考虑肯定会被忽视。是的，可能是，但变异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环境。无论如何，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给突变留下任何机会。

继母公司大众集团之后，奥迪公司也将首次在其中国合资公司中持有多数股权。大众与其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一汽集团（FAW）新成立的公司将于2024年开始生产全电动汽车。 双方已于2020年10月在长春举行的德中汽车会议上签署相关意向书。但当时只涉及到加强现有合作，并没有提及这家总部位于因戈尔施塔特的奥迪公司将掌握多数股权。 奥迪和一汽的新车型将引入其与保时捷共同开发的“ Premium Platform Electric”（简称PPE平台）。有趣的是，该工厂并不计划建造在安徽省大众电动汽车新研发中心附近，而是落址在中国最东北的长春市。一汽与大众的合资公司的总部也位于这里，该合资公司已在为中国市场生产奥迪。此外，奥迪还在佛山、天津和青岛进行生产。这四个工厂合计年产能约为70万辆。新的合资公司将能提高多少产量尚不明确。 奥迪合资公司“黄金十年” 奥迪宣布新合资公司的这一年也是其在中国创纪录的一年。奥迪高端市场在2020年取得其进入市场30年以来的最佳成绩。这一高销量很大程度地帮助了大众汽车在整个集团销量下降的情况下仍捍卫了2020年中国最强汽车制造商的地位。奥迪中国总裁安世豪（Werner Eichhorn）也谈到，合资企业增强了奥迪与一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将为奥迪在中国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 上汽大众扩大产品范围 奥迪和一汽将在2021年年底之前提供在中国生产的十二个模型系列。此外，斯科达也入股了的合作伙伴上汽大众将在来年提供更多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