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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junktur

Chinesische Konjunktur: Ende der Talfahrt?

In China zeigen die Oktober-Ergebnisse der Einzelhandelsumsätze und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dass die Konjunktur zu Beginn des vierten Quartals wieder etwas Schwung gewonnen hat. Für...
Greater Bay Area

Die Bedeutung der Greater Bay Area für die China Business Roadmap

Als Bestandteil de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t der Entwicklungsplan zur Greater Bay Area (GBA) von zentraler nationaler Bedeutung. Der Initiative wird auch in...
Alipay

Alipay in Aldi

Ab sofort ist es möglich, beim Aldi-Einkauf mit dem Smartphone über Alipay zu zahlen. Die neue Bezahlmethode soll insbesondere Kunden aus China den Einkauf...
JD.com

JD.com eröffnet Logistikcenter in Deutschland

JD.com, zweitgrößter Online-Händler Chinas plant eine Logistikniederlassung in Frankfurt RheinMain zu eröffnen. Das Unternehmen will sein Europa-Geschäft expandieren. Im Landkreis Gießen eröffnet das Unternehmen ein...
牛年的中国股市

牛年的中国股市

在中国春节到来的前夕,这个鼠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我们回顾了2020灾难之年,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牛年对中国的股市有什么影响呢?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又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资本市场改革是中国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 它也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看来,和美国的冲突体现了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即使在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也仍然在继续推行改革。甚至对简化外国人进入重要金融部门程序的推进也有增无减。促进在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的创新也对此有所帮助。最关键的是为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企业建立和促进证券交易市场,也就是所谓的科创版科创版 (STAR-Board)。此外,最近还批准了对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机构进行幅度较大的增资。 中国股市更广阔的资本市场 中国努力扩宽资本市场,尤其是努力争取更广阔的股票市场,其背景是有目的的建立本土股市文化。以此来对抗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为了营造这样的股市文化,主管当局计划采取措施以确保一个稳定的市场发展。在避免可能出现的投机泡沫方面他们尤其注意。 蚂蚁集团 (Ant Group)推迟上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愿意在有必要的时候做出艰难的决定。这是针对大型网络平台所计划的反垄断改革中抢先采取的行动。因此,如果中国采取进一步措施为市场降温,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能有更稳定的长期前景,政府很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保持乐观的四个原因 对于中国的观察中,有四点可以支撑我们对股票市场的乐观估计。这四点分别是:继续保持的一流增长率,保持增长的必要影响力,通过双循环策略所改善的增长质量,以及对中国企业合理的评估。 此外还有复苏的趋势,使得中国“自上而下”的前景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我们认为,这还包括了持续的全球推动、疫苗的引进,以及新的五年计划所支持的面向改革的增长。 在分析中还必须考虑到,流动性注入的增加使得对某些市场领域的评估达到了极端水平。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信贷周期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预计这会导致在短期内财政和货币政策出现断崖。此外,还有可能出现更强烈的想要避免股票市场上各种障碍因素的愿望。所带来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市场质量以及一些特殊的评估在短期内变得糟糕。 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市场整合的风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非常积极的“自上而下”的前景。结合长期的积极因素,这为感兴趣的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他们现在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领域中来,其中包括像科技行业的中国股票这样有高增长率的可持续性股票。但是必须密切关注其价格。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增长股也同样非常有吸引力。这里指的尤其是那些属于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公司,还有那些风能及太阳能领域的公司。让人感兴趣的还有正在恢复的旅游行业和赌场这样的周期性股票,以及像保险业这样的周期性价值股,还有受益于进一步增长的高质量原材料。 风险因素负债和流动性过剩 关于中国股票,投资者们在评估有吸引力时往往会过于担心风险。在估值相对较高时,他们比较容易忽视经济面临的同样挑战。在目前中国有所增加的病毒余震背景下,为了减少市场繁荣而采取措施的时间点稍微被推迟了一些。因此我们认为,债务过多(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目前所存在的危机。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股市文化,就必须解决这种障碍因素(道德风险)逐渐增加的风险。我们的观点认为,对于从根本上建立起来有着一流增长水平的优质股和技术股的投资出现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机会,它们将来可能会体现在全球股票指数中。 如果趋势变得非常不利,中国会采取各种手段。所以,我们的四个支柱观点里的第二个点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我们因此认为,整个市场的下行风险相对有限。另外,最近明显降低的通货膨胀使得商业银行向有最优信用的公司通过降低主要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提供支持变得有可能。面对不断上升的实际利率,就是利率变动的有限影响也肯定会让市场情绪变得更好。
美国与中国股票:再见华尔街

美国与中国股票:再见华尔街?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圣诞节前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之后,就有了官方消息: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未来必须公开说明,他们是否处于该国政府的监控下并允许政府深入观察其资产负债表。这主要针对在纽约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目前大约有140家中国企业在那里进行交易。 这些企业都立刻感受到了法律的影响。因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允许外国审计师检查账簿是非法的。根据现行法律,将中国审计师的材料发往国外是违法的。因此,目前的情况对于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说是很不舒服的,所涉公司的股票已经下跌。 中国对美国法律也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声明,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执行歧视性规定,并结束证券监管的非法政治化。这项法律剥夺了了美国投资者参与中国企业积极发展的可能性。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共同努力,为所有国家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监管环境。 中国公司将二级上市作为应对美国华尔街的赌注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美国多年以来一直在制定一项相应的法律,并将其看作对中国不透明性表示不信任的合理表达。华尔街上市的企业正在遭受考验。为了避免在美国被除牌的可能性,他们大部分都选择了二级上市。阿里巴巴(Alibaba)从2019年起就已香港上市。京东(JD.com)和网易(NetEase)等其他企业也紧随其后。 这样直接的回避也表明,这项法律对于美国可能起不了什么帮助作用。投资者如果想投资中国公司,他们可以轻松地转向香港股市,而企业本身也可以通过在香港上市而获得中国内地的资本。
Bayern fördert Ansiedlung von Unternehmen aus China

巴伐利亚促进中国公司的进驻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处在中美之间的德国——机遇与风险

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和创新大国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中国在当下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与此相对的是,目前Covid-19的状况再次表明,美国如何在“美国优先”政策的幕后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采取了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保护主义措施。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尤其受到困扰的便是欧洲。由于其各个成员国之间缺乏团结和明确的国际方向,这使得欧洲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对于世界出口冠军德国来说,这一风险不容小觑。 中国证券交易所越来越重要 这样的事态发展并非只带来了负面结果。我们目前更多的是处于一个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他们逐渐远离美国股票市场及其一直以来的霸权地位。相反,他们选择了最近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香港,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 导致这样新局面的主要诱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自从讨论过中国股票可能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的问题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决定在亚洲的国内市场上市。例如电子商务巨头京东(JD.com)或游戏开发商网易(NetEase)。两家公司继在美国上市之后,都于6月份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进行了第二次上市。出于安全原因进行的二次上市已成为一个新趋势。美国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其受到的退市威胁。蚂蚁集团(Ant Group)曾由阿里巴巴(Alibaba)创立,如今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该公司计划仅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技术创始人将不再考虑在美国上市,比如最近才在美国上市的小鹏汽车(Xpeng)和理想汽车(Li Auto)。但是,只有在太平洋另一侧通过上市才能享有盛誉和丰厚利润,这样的时代可以肯定已经结束了。 创纪录的IPO 仅仅在2019年,中国就有200宗IPO,总金额为328亿欧元。此外,由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科技股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平均而言,一家中国技术公司从成立到进入股票交易大厅只需要3-5年。比起西方竞争对手来说,他们需要的时间明显要少很多。这里的公司平均需要7-9年才能进入股票交易大厅。 这里可以使用到德中风险基金,它通过向欧洲某些年轻的技术公司提供投资者资金,从而建立起德国到数字中国的桥梁。这样可以使他们能够进军中国的成长市场并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 中国是德国的机遇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危机中需要更多的专家来对长期发展进行全面评估。目前,全球股市在急剧下跌之后已恢复了很大一部分。 这场2020年1月始于中国的危机,直到很久过后才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得到认真对待。 它的影响也导致了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中断。 从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中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全球股市在3月中旬左右达到了危机低点。这之后,许多股票都得到了强劲恢复,有些甚至达到了历史新高。涉及到的相关股票应该是投资者特别感兴趣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技术组成部分的特征:电子商务,协作软件,社交网络和数字教育等互联网服务。因此,我们所做出的评估也得到了证实。这些技术驱动的数字业务模型将成为未来的主角,同时,现在也是投资的绝佳时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投资也可以通过德国股票基金提供者来进行。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尤其需要一个有能力并紧密的当地网络。  
Chinas erfolgreichste Unternehmer

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们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Mittelstand und KMU "Made in China"

中型企业“中国制造”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Digitale Plattformen für Chinas Industrie

中国工业未来的平台经济

中国希望最迟到2049年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之际成为科学技术创新领导者,在实现这个 目标的道路上,工业生产数字化起着重要的 作用。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估计,2018年 中国在IT技术领域的支出为3370亿欧元,其 中软件和数据中心设施的份额达到了320亿 欧元。据市场观察家称,到2025年,全球三分 之一,也就是41亿的工业物联网(IIoT)联接 将出现在中国。西门子(Siemens),SAP和博世 (Bosch)等德国公司也致力于中国的数字工 业平台。百度的Apollo是全球第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平台,已经有超过 130个企业合作伙伴,其中也包括了德国的大 型汽车制造商。 电子产品制造商海尔(Haier) 和阿里巴巴(Alibaba)共同开发的工业应用数 字平台也使用得越来越多。来自海尔的COSMOPlat 是私营部门中最成功的平台之一,已在 十二个行业中使用,从纺织业到电子业再到 陶瓷业,据称可以为35,000家公司的3.2亿终 端用户提供服务。消费者行为数据对于优化 工业生产和建立工业4.0至关重要。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Tencent),华为(HUAWEI)和 百度(Baidu)等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公司都可以 访问大量的互联网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优...
Neue Kooperationen in Chinas Automobilsektor

中国汽车行业的全新合作

发生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中国人更愿意拥有自己的汽车,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受到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此外,在公共区域扩大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车队也被认为是市场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目前的数据证实了这一上升趋势。中国的机动车(不包括电动汽车)销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暴跌40%之后,从4月份以来又已经出现了增长。 针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所采取的特殊援助措施包括在某些城市(例如:上海,杭州和深圳)增加新车注册,以及将对替代驱动汽车(新能源汽车NEV)的补贴延长至2022年或免除10% 的销售税。 在中国的德国汽车生产商和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汽车制造商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商。2019年,市场领导者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创造了其全球销量的40%左右; 对于宝马和戴姆勒而言,中国市场也至关重要,这里的销售额大约占到30%。德国汽车供应商在国外同样也获得了其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约占65%),其中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合资企业。 中国的合资企业:从“强迫婚姻”到“恋爱婚姻”? 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汽车行业外商设立合资企业的约束逐步废除。2018年7月以来,外商就可以设立新能源汽车和特种车辆的全资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WFOE),今年开始也允许外商设立商用车的全资子公司。2022年起,对乘用车生产的限制也将取消。但是,与中国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形式进行合作仍然可以继续保持优势,例如,为了更好地与电动汽车制造商接触。尽管宣布了终止合资企业约束,2018年仍掀起了一轮中德合资企业设立的浪潮,其中包括汽车供应商本特勒集团(Benteler)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FAW),采埃孚公司(ZF)和安徽合力(HELI),海拉公司(HELLA)和海纳川公司(BHAP)以及博世(Bosch)和中联汽车电子(Zhong-Lian Automotive Electronics)之间的合作。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FIL)于2020年生效,废除了先前的三部有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法律(所谓的FIE法),以便使公司法现在适用于在中国的所有投资形式。《外商投资法》主要的革新包括了改变合资企业的组织结构,增强拥有至少三分之二股份的大股东的决策权,以及与自然人合资的可能性。即使新的《外商投资法》现在正式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仍继续对(技术)合作施加影响。根据《外商投资法》第22条,技术合作原则上应基于双方之间公平和自由的谈判。对此还没有做出实际的检验。 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关键市场 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替代驱动汽车的最大销售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包括了电动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包括了氢燃料电池以及合成燃料等等。在这个领域的成长是基于中国政府的定向补贴,目的是让城市交通中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带有替代驱动装置的汽车,此外,政府需求也促进了大量的购买。自2014年以来,中国通过销售奖金和税收优惠为这个领域提供了支持(本该到2020年截止,现延长至2022年)。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的目标是,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应占到所有售出汽车的20%。随着国际原始设备制造商大规模进入电动汽车领域,以及中国政府对国家资金使用的集中和减少,这一部分有可能将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减少初创企业、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数量。在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有许多中德合作和合资企业。 “数字化vs马力”: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和技术巨头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新能源汽车相似,中国也是除德国以外有着明确战略目标的智能网联汽车(ICV)先驱。中国也希望到2030年成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外国投资者只能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ICV市场服务,例如大型互联网集团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或腾讯(Tencent),他们必须与这些合作伙伴一起研发在中国运作的系统,或者必须与中国合作伙伴共享自己的系统。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百度运营的Apollo平台,有100多家国内外公司参与,其中还包括戴姆勒(Daimler),博世(Bosch),大陆集团(Continental)和宝马(BMW)。替代方案可能是完全依靠在中国开发的软件,但是即使那样,很大一部分的ICV技术基础设施也必须来自希望从外国汽车制造商或供应商的专业知识中受益的本地公司,当然还得愿意为使用他们的系统而付费。 为了阐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监管限制,我们选取四个对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构成特殊挑战主要类别: 增值电信服务(VATS):中国所有类型电子通信的监管框架都很复杂,且往往不明晰;对颁发许可证有很高的资本要求和严格的前提条件。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领域,通常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 导航系统:中国的地理数据访问受到国家安全法律的严格管制,只有在非常严苛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许可证;外国投资者无法进入中心区域,特别是电子导航系统的自行开发。 数据保护:中国对此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中国的数据收集尤其对于外国公司而言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向国外传输数据是由职责范围很广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进行管控。 道路交通测试:这个方面对外国制造商(包括持有许可的宝马和戴姆勒)同样有很高的要求,这实际上与上述各领域密切相关 总结 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大量与行业内部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的合作。中国正处于从使用带内燃机的传统运输工具向按需出行主导的市场(滴滴出行)转变的过程中。此外,在中国正发生从燃油发动机到新型驱动器的转换,例如电动或氢气发动机,而且这个转换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大型市场都要快。谁想加入这个市场,就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是考虑到成本和复杂性,还鉴于中国的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