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

一个中德联合的科学团队正在共同努力实现减少由(集约化)畜牧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早在今年4月份，该项目就已经启动，同时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事务部与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于5月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畜牧业新的饲养方式和科学技术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总部位于维也纳的生物科技公司AFFiRiS所研发的抗帕金森药物获得了中国专利。 AFFiRiS专业研发主动免疫疗法（SAIT），该疗法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原则上，该疗法相当于使用疫苗激发自身抗体来对抗疾病。免疫系统通过已经死亡的或减弱活性的病原体对相应的疾病产生反应并产生记忆，以便于日后较具毒力的相似物质侵入体内时，能够回忆起类似的状况，加快对付病原的反应。这种方法的研究已在癌症治疗领域进行了多年，因为它们比常规的治疗方法（如放射疗法或化学疗法）引起的毒副作用更少。然而， AFFiRiS更专注于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症。

在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都很担心COVID-19对他们在本国以外地区增长计划的影响。所有受访者还一致表明，流动性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涉及到销售，融资或利润返还。22％的受访者认为供应链故障和中断是个问题，这在COVID-19危机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21％的受访者还预测收入将会下降。德国财务经理在流动性问题上特别敏感，并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 然而，32%的受访者表示，在危机时期对于本国以外监管框架相关信息和建议的需求仍然是最大的挑战。39％的首席​​财务官对此特别关注，而接受调查的其他财务经理中只有29％对此表示关注。 德国财务经理专注于优化营运资金 当被问及什么是国内市场以外的增长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时，德国首席财务官比其他受访者（占12％）更频繁地提到对冲汇率风险（占20％）。对于德国经理而言，商业模式的转型比整体而言更为重要。但是，在被问及前三大挑战时，商业模式转型在德国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从25％降至17％。这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据首位。 确保流动性对于德国财务经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11％的德国经理表示，收入下降并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而这个比例在所有受访者中是21％。但是，在收入方面，德国受访者明显比整个受访群体敏感得多。例如，有31％的德国经理表示，逾期应收债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在所有受访者中只占17％）。这说明了德国财务经理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其中74％的人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希望与供应商重新协商付款协议（总体为61％）。 由于新冠危机，建立与纯优化运营资源相关的稳健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德国公司现在应避免过多增加供应商的成本压力。否则，供应链会有再次被中断的危险。新冠危机导致许多公司更加专注于为运营资源建立区域或全球融资计划。这包括了例如供应链融资（反向保理），它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欧洲人更喜欢银行贷款 与美国同行相比，在对本土市场以外的增长进行融资时，欧洲公司更加依赖银行贷款。75％的欧洲公司会使用银行贷款为国际扩张提供资金。与美国同行相比，这个比例要高出12个百分点。44％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将公司现金用于国际扩张。对于欧洲公司来说，只有39％是这样进行的。同样，在美国，像私募和私人股权投资这样的风险资本使用分布得更为广泛，这个市场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成熟。 32％的受访者表示，在接下来的6-12个月中，他们的头等大事是将其供应商基础分散到本国市场以外。他们想以此提高供应链的抵抗力和灵活性。此外，诸如贸易数字化，汇率波动管理以及为改善对供应链的控制而进行的纵向一体化等等目标也被升级为高度优先事项。 一共采访了300名财务经理，他们平均分布在欧洲（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土耳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美洲（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个小组由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30％）以及区域/全球财务经理（70％）组成。他们所在公司的销售额在5亿美元及以上。其中有28％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行业中（没有金融服务提供商）出现最多的是制造业（19％），医疗保健（14％）和技术（10％）。 总结 德国财务经理的想法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是不同的。渣打银行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将来必须在优化运营资源和建立弹性供应链之间找到有益的平衡。因为Covid-19危机已经表明，供应链中断不仅仅是会造成高昂的成本，还可以动摇整个商业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工作重点必须放在重组供应链以及比以前更有力地约束供应商上面，而这也将带来更高的成本。

德国经济在二月份的出口预期上升至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位于慕尼黑的IFO研究所认为其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良好且美国的生产也正在恢复。 据IFO研究所报告，其二月份收集的制造业部门的出口预期指数从7.5点上升至10.7点，同比2020年2月（-2.1点）上升12.8点，达到了自2018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若与2020年4月仍然为-48.4点的该指数进行对比，则称得上是惊人的复苏。 中国和美国是IFO指数的关键 从该指数还可看出期望指因行业而异。据IFO研究所称，目标市场为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行业尤其乐观。这些包括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和电气设备制造商。他们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复苏。作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两个国家对德国出口商都具有相应的重要性。 美国在2020年也曾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而位居第二的中国则越来越重要。在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中国已经是最重要的买主，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进口增长了6.5％达到233亿欧元，从而愈发稳固了这一地位。而同一时期，对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的电子出口却下降了9.8％。 中国和美国在不同行业的前两名中难分上下，IFO研究所的出口预期指数也与他们紧密相关。这一点也可以从对其它并不严重地依赖这两个市场的行业的评估中看出来。例如，家具和服装行业继续面临着困难时期。接受调查的公司甚至认为其销售额不久后还会下降。

在由中国化工集团(Chemchina)收购之后，先正达公司(Syngenta)被撤出了股市，但现在可以重返交易大厅并在中国首次上市。 农用化工集团先正达公司可能会在今年重回股市。“商报”希望从内部人士那里得到答案。据称，这家中瑞集团公司的估值约在5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之间。这样，先正达公司将与总部位于勒沃库森的拜耳(Bayer)集团持平，其市值目前为580亿美元。 由于其他原因，这一发展可能会在勒沃库森受到密切关注：拜耳在2018年以63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了孟山都(Monsanto)，而现在，先正达的市值据说与拜耳制药及农业业务的总和一样高。此外，孟山都的收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回报，只招致了许多股东的批评。由于针对孟山都产品草甘膦的诉讼所导致的数十亿费用以及农业部门的折旧，给拜耳造成了超过100亿欧元的损失。 先正达有望在中国证券交易所首次上市 先正达公司可从新的上市中受益：投资者们对备受关注的公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该集团将自己定义为全球最大的农用化学品供应商，231亿美元的销售额高于拜耳的销售额。直到五年前，瑞士先正达公司曾有过一次在股市上市的经历。2016年，中国化工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了该公司并将其从证券交易所撤下。从收购以来，新东家就有一个主要目的：合并中国化工集团与中化集团(Sinochem)。在这项计划中，两家集团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种子和作物保护活动植入新的先正达集团。中国有关部门发出了批准合并的信号——先正达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比想象的来得要早。 先正达公司的首次上市有可能是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到现在为止，上海和香港是最有可能的两个候选交易所。之后有可能会在伦敦、纽约或者苏黎世进行二次上市。在问及上市计划时，先正达公司发言人告诉“金融和经济”杂志，计划在2022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这是先正达集团入市的可能时间段。入市的时机取决与市场条件，但是我们仍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政府宣布的监管措施在媒体中引发了对其持续发展的担忧。股市反应非常强烈。此外，有传言称正在计划进一步的法规，可能会影响更多的行业。一些观察家认为改革是对某些行业的打击，比如所谓的新经济，而其他的人甚至觉得监管热潮让中国变得“没法再投资”。是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市场评估了。 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趋势上升以及中国政府大力监管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增长轨迹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目前也在增加。然而，这种突然的观点转变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许多新法规可能只会对房地产行业、食品配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公司造成有限的影响。原则上，大多的法规只是重复了过去已有的法规。政府和国家媒体多年来已经宣布过这些消息，中国公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在讨论。唯一真正受到严重影响的是私人补习机构，所谓的课后辅导，简称AST。 教育：补习机构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年初以来就预计会有针对课后辅导的监管。最初的迹象是通过改变学费来减少财政压力，还有禁止为课后辅导机构打广告。政府越来越觉得，课后辅导的高额费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们没有改善教育的整体质量，反而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时间和费用压力。这使得生育率下降，也给社会流动性造成了经济障碍。中国对课后辅导的需求非常高，与日本和韩国类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他们以考试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以及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课后辅导行业预计会萎缩，但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将受到政府的继续监控，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管理。 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可预见的反应 一些专家将最近的监管措施解释为一种惩罚。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适用于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公司。特别是考虑到可变利益实体(VIEs)的结构。它为一些行业在境外上市提供了便利，并代表了一种构成中国科技行业上市基础的公司结构。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风险正在增加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VIE结构。因为大多最近的监管措施都不会因为上市地点或公司结构而影响其效力。因此，中国的监管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府更多的是在应对这里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行业越大，其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越多。过去有很多监管方面的变化对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然而，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很多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大型成长性公司和行业，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不能继续其发展之路。 在其他国家，新法律法规的通过可能是非常公开和漫长的，与之相比，中国的程序显得不那么透明。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当更深入地对此做出研究以预测风险。可以预见，那些拥有动态管理结构并能够对快速变化的框架条件做出反应的公司才是长期的赢家。 中国不是孤例 整体来看，中国现在发生的事与其他国家的活动很相似。世界各地媒体一直在报道关于“一些公司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不可持续的做法”，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些公司将盈利置于其供应商和员工的福利之上。而科技公司在欧洲和美国也备受批评，甚至有人酝酿将这些公司拆分。说到这里，人们就会想到欧盟与全球以及美国科技公司之间关于数据保护的争端。 超越“新经济”的潜力 如果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些监管问题，那也会以相应的谨慎态度来观察最近几年来的新商业模式。食品配送服务美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最担心的是，盈利会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人们应该自问，面对改善员工工作条件的社会压力，未来的利润增长能有多稳定。结论：相当不确定。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想要在一个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话。 一个完全整合了ESG标准的投资方法可以在分析的一开始就以这些社会经济学及政治风险为主题。人们必须对监管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完全规避它。人们更应该将它尽可能地纳入投资决策中。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是有可以关注的行业。在过去几年中，除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像家具制造商或医疗保健这样的公司几乎都不属于“新经济”的范畴。

2018年的前九个月，中国投资者在德国的收购和投资数量同比减少了近一半。去年同期共计有50宗并购交易，但今年到9月底只有27宗。交易量从117亿欧元减少到83.5亿欧元，下降29%。

德国汽车工业的改革——从燃油车走向电动车——带动了越来越多与中国动力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的新合作。据美媒彭博社报道，保时捷或将在不久后与中国动力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TL）签订合作协议。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

德国达克斯指数（Dax）连续第二天在交易开始后上升至历史新高，华尔街上演着你追我赶创纪录的戏码，日本日经指数（Nikkei）达到30年来的新高。而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却依旧表现得格格不入：大陆交易场所的股票暴跌，而香港却向上攀升。 本周初，全球股票交易所内股价上涨，对多项政治决策作出了积极的回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放弃抵制经济刺激方案和新冠援助计划，欧洲和英国在英国退欧争端中达成了协议。此外，欧洲也开始实施抗冠状病毒的疫苗接种运动。这一发展也额外为股市推波助澜。 达克斯指数在周一就达到了历史新高，而这一新高在周二交易开始时又能被刷新。华尔街也在追赶着创纪录，日本日经指数上涨了2.6％。只有中国证券交易所对全球拉力赛不为所动。对沪深交易所最重要的沪深300指数（CSI-300-Index）下跌0.42％至5042.94点。 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恒生指数在尾盘交易中上涨0.96％至26567.50点。

为了满足中国上涨的需求量，克诺尔制动系统（Knorr-Bremse）正计划用一个产能更大的新工厂取代其在港口城市大连的现有工厂。 对于克诺尔制动系统来说，中国市场发展势头强劲。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才在去年秋天宣布计划在首都北京开设一个研发中心并开始建立一个新工厂。不久后，他们便接到了为中国首都新地铁线配备制动系统的订单。 克诺尔制动系统现宣布建立新工厂并同时扩建其在大连的工厂。目的是在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将研发和测试设施与生产相结合。在该地区的这一结合也是为了加强与大连市政府的合作。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克诺尔商用车制动系统(大连)有限公司、克诺尔股份公司和大连金普新区管理部门在线上签署了协议。该区是现有工厂和新厂房的所在地。参与线上会议的人员来自大连、上海和慕尼黑。 “我们很自豪，大连工厂近年来继续保持着出色的业绩。我们在这里生产的商用车占我们在中国的商用车业务的一半。鉴于大连工厂的重要性及其快速发展的情况，我们将继续扩大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的生产，并继续向我们的中国客户提供顶尖技术。同时，我们也期待与地方政府在轨道车辆业务上的合作。”克诺尔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徐保平表示道。 克诺尔制动系统称该合同是其公司为满足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而努力的里程碑。 克诺尔在华新机遇 新工厂最早计划于2021年6月进行奠基并于一年后完成建设。这一4万平方米的厂区最早可在2022年12月开始进行生产工作。此次扩建后，克诺尔制动系统将在大连新增300个新工作岗位。其位于大连的公司自2004年以来以其合资企业Hasse & Wrede CVS的形式开展业务。而此次扩建有可能并非是该工厂的最后一次扩建。市政府已经为克诺尔制动系统将来的在华扩张预留了2.5万平方米的场地。 “克诺尔制动系统正在大力投资其生产能力，以发展世界领先的前瞻性技术。” 克诺尔制动系统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商用车系统负责人Peter Laier博士表示道。“我们坚信与当地以及其他商业伙伴的紧密合作可以扩大生产。从而，我们能够继续开发更加符合中国市场要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是克诺尔制动系统未来在中国继续扩张的重要一步。” Laier博士表示道。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