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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集团(Merck)在上海建立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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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集团(Merck)在2020年11月18日为其上海的“创新基地”举行了启动仪式。这个总面积超过2000 m2的基地建立在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张江)。在这个科学城入驻的还有像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的3号超级工厂。

这个创新基地自身包含了启动孵化器和加速器区域,以及为展览和研讨会预留的区域。默克集团(Merck)在上海举办的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公布了约为1800万欧元的总投资额。默克集团首席战略官李伊莎(Isabel de Paoli)和张江所属的浦东新区副区长签订了相应的合作协议。

由于创新基地是和运营同名高科技园的张江集团进行合作,所以一开始就被理想地融入到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现有生态系统中。这其中除了当地政府给与的支持外,还包括了和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各家公共实验室的合作。

默克集团创新基地为创新中心提供支持

创新基地是默克集团(Merck)2018年在上海和广东成立的中国创新中心的补充和扩展。这两个创新中心自2019年以来一直积极地帮助寻找投资及创新合作伙伴,以此来完善默克集团活跃的业务领域并加以支持。

在这两个创新中心的工作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些和张江集团的合作。其中包括一个2019年开始工作的AI医疗创新实验室。

默克集团(Merck)还签署了一个补充协议,允许该企业在未来能够更多地将用于研发的生命科学产品进口到中国。

默克集团(Merck)表示,进一步的参与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市场的重要性。默克集团创新基地就是在这个发展方向上迈出的又一步。这家总部位于黑森州达姆施达特的传统生命科学企业,如今活跃在世界上140个国家中。

蜂巢能源(Svolt)在德国建立电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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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能源(Svolt)以及萨尔州政府的代表在周二宣布,这家中国的汽车配件供应商预计将从2022年起开始为多达500,000辆电动汽车生产电池。首先将会在霍伊斯韦勒为高压储存系统及模块建立一个工厂。同时,到2023年,蜂巢能源(Svolt)还将在于伯黑恩的附近建立一个电芯工厂。

两家工厂共计投资额约为20亿欧元,并将提供达到2000个工作岗位。蜂巢能源(Svolt)的这项决定意味着萨尔州将迎来30年以来最大型的一次公司入驻。蜂巢能源(Svolt)突然成为了德国范围内最小地区的最大雇主。

蜂巢能源(Svolt)在欧洲的承诺

蜂巢能源(Svolt)早在IAA 2019上就宣布,将会在欧洲进行自己的电池生产。在那时,这家位于上海附近无锡市的汽车配件供应商还没有将厂址确定下来。一共有来自整个欧洲范围内的30位竞争者进行角逐,但是最后,萨尔州凭借自己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连接而拔得头筹。

与长城汽车(Great Wall Motors)的合作并不让人意外。蜂巢能源(Svolt)在2012年才成立,原本曾是这家汽车制造商的一个部门,而分拆工作到2018年才完成。最近所宣布的在无钴电池生产方面的突破,不仅仅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让人感兴趣,更是代表着其技术上已超越了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他们同样也在研究无钴电池,但是要在蜂巢能源(Svolt)之后才能将其推向市场。

根据他们在五月发布的信息,长城汽车的第一批系列车辆将在2021年第二季度达到续航600公里。而目标为800公里的续航里程更长的型号将在下半年投放市场。

一生二

Dual Circulation – Chinas zwei Kreislä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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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五月份首次提出了双循环的新理论。中国人民的高消费需求未来将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将计划在国际大循环中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进行转变。为此不仅需要覆盖整个价值链,而且要接手以前由外国承包的高科技产品,从而促进中国的出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位来自四川牌坊村的小个子伟人不仅更加相信私有制和个人负责制,还通过其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深远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对此,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大趋势也对他有所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概念。大型公司通过授权将自己的部分产品外包,从而从世界其它地区的低薪条件和更具吸引力的生产条件中受益。因为中国不仅在这一方面上对外开放,而且还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所以该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分析师王健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型创造了“国际大循环”( Great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一词。接下来的几十年便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成功历史。中国目前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在微薄的3千亿美元——去年已超过15万亿美元,在此期间,总贸易额从5百亿美元增长到约4.7万亿美元。

增长瓶颈

然而,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已逐步接近极限。中国的薪资上涨导致外商在成本角度上渐渐有其它选择——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理所当然地引人模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将中国当作榜样并开始复制商业模式。家具行业正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类似的情况也正在皮革行业中发生。更廉价的人工和更宽松的环境标准使东南亚邻国更具吸引力。这些结果也能轻易被察觉到:中国生产
的商品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出口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一发展趋势也反应在许多数据中:增长率已持续下降了多年,贸易顺差也在下降。2008年的净出口额还约占GDP的10%,但在2018年已下降到1%左右。北京肯定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尝试以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模式取代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便早已明确:“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变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进行新的尝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央政治局的每月例会上首次提出王建首创的“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概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同往常的中国治理新理念一样,这不是一个全面制定的计划,而是一个粗略的概述。但目前已明确的是,该双循环将构成将于202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政治框架。

何为双循环?

习近平认为,现在应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外”循环中增加内循环,以加强中国国内市场,尤其是促进消费。这一因素使中国GDP一直维持在35%至38%之间。这与GDP在65%至70%之间的发达经济体——美国GDP甚至更高——相差甚远。而这一目标并非不切实际。促进内需也理应能帮助中国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随着向需求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北京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覆盖价值链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将中国在该价值链的高端找到更好的定位。
以正在转移基地的家具业为例,这就意味着中国如今提供相关的生产机器,而非像从前那样提供家具。另一个例子是钢铁业逐渐将重心从结构钢等大宗商品转移到了较难生产的特殊钢上。同时,整个加工链应将位于中国。例如,更大型的世界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vale)最近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年产能为2500万吨的矿石厂,采用特别环保节能的方法专为中国市场生产该公司最先进的产品。淡水河谷的竞争对
手力拓(Rio Tinto)早已宣布,不久将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工厂。
之后,未来的出口将在质量方面寻求增长,而不是集中在数量方面。换句话说,用创新的高科技代替廉价的无需任何技术知识的大宗商品。例如由中国全权生产的隧道掘进机。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明确将其制造的这款盾构机定位为与海瑞克竞争的产品。同时,中国也能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摆脱其他经济区域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危机。此外,也能在高科技领域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
双循环的概念从而延续了李克强于2015年5月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设想中国到2025年拥有十大战略领域上的市场领军地位,其重点也在高科技和面向未来的领域。而中国也确实拥有有利的起跑点。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率约为60%。将近4亿人达到中产阶级。该倡议的发布时间还考虑了其它两个令呼声不断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更加日益紧迫的因素:一个是新冠疫情,另一个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再次尖锐的中美贸易冲突。


Anna Holzmann, MERICS中国国内市场应将成为进出口枢纽。

安娜·霍尔兹曼(Anna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Merics) 研究员


欧盟新的外资审查条例以及德国对外商投资审查的进一步收紧

欧盟外资审查新条例和进一步收紧的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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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外资审查新条例于2020年10月1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确立了欧盟层面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框架。德国近来也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多处修改。不久前,德国联邦政府还禁止了高科技公司Mynaric与中国的业务往来。种种变化和动作都预示着德国和欧盟将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控。本文将简要介绍当前的变化,讨论其对中德跨境并购交易的影响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建议。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实施

2019年3月19日,欧盟通过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条例(第2019/452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于2020年10月11日实施。条例的颁布可以说是顺应成员国内部及整个欧盟逐渐严格的对外商投资审查的趋势。

与欧盟国家援助法的程序不同,条例并未确立欧盟层面独立的外资审查程序,而是确立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就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更多协调与交流的制度框架,直接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可以就该外商投资对欧盟以及本国的影响发表意见。欧盟成员国必须对该意见进行“最大可能的考虑”,但并不受其约束。也就是说,批准或否决某项外商投资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另外,条例没有对外国投资者设定任何直接的(申报)义务。

根据条例,正在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应当尽快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条例》第6条第1款)。收到信息后,如果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认为该项外商投资会危害其安全或公共秩序,则必须在35天内向正在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发表意见(《条例》第6条第6款)。若需要成员国补充提供信息,则前述期限还可以延长。为了履行条例设立的信息交流义务,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BMWi)为此建立了合作联络点,作为与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主管机构沟通的桥梁。预计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将主要会对德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AWG / AWV)框架下的审查程序和期限产生影响,导致在德国的并购交易延迟的情况。此外,德国也在审查标准上向欧盟条例看齐。

《对外贸易法》自2013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正案

虽然德国近几年来多次收紧了《对外贸易条例》(AWV),但对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对外贸易法》(AWG)在过去多年来没有过实质性的修订。在欧盟条例即将实施之际,德国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七年来的第一次修正,对外商收购将采用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新规定于2020年7月17日生效实施。

在本次修订之前,只有当外商收购可能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情况下,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才可以限制或禁止收购。而修订之后,当一项外商收购会对德国或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构成“预期损害”时,便可以采取相关限制和禁止措施。也就是说,德国将审查标准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时将审查的标准从“实际危害”降到了预防性的“预期损害”。这一变化将导致未来更多的收购案受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投资审查。根据德国政府自己的预估,每年将因此增加大约20个审查程序。

另一个重要的修改则涉及审查流程对必须进行申报的收购项目的法律后果。对于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交易,在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结束审查之前,属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即在审查过程中,不得对收购交易进行交割。这一变动是为了防止在审查过程中交易双方在事实上完成交割行为,从而破坏审查的​​目的。在禁止交割期间,卖方也不可向买方提供任何与安全相关的公司信息。违反交割禁止规定的,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或罚金。过失行为也可能​​面临相应的罚金。

法律修正案还调整了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审查期限。涉及跨行业的投资审查领域,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必须在知悉收购交易后两个月内作出是否开启正式审查程序的决定,该期限以前为三个月。修改后,涉及跨行业的投资审查和特定行业的投资审查都适用统一的期限。

此外,德国计划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修改。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将可能被定义为关键技术,第三国的投资者收购该领域内的公司10%以上的股权时可能也必须进行申报。

“新冠”修正案

由于担心欧洲的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能成为国外投资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的收购目标,在条例实施之前,欧盟于2020年3月26日发布了《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资产的指导方针》,旨在呼吁各成员国利用其现有的管控体制,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审查,尤其是对健康、医学研究、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收购行为。在此背景下,德国也进一步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并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了对《对外贸易条例》的第15次修订,将“个人防护设备、抗生素、疫苗、治疗高传染性疾病的药物等”纳入“与公共安全相关的行业”,以保障德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供应安全,收购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时必须主动向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进行申报。

加强对单一商品的出口管制——Mynaric案

德国联邦政府很少禁止企业与中国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但是,2020年7月,德国高科技初创企业Mynaric却不得不因为德国联邦政府的出口禁令终止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来自慕尼黑的Mynaric专注于通过激光束进行卫星通信技术。Mynaric曾打算通过管理层收购(Buy-out)来转让其在华业务。由于该公司意识到其产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准备阶段便向德国联邦政府主动申请对华出口的审批。然后却收到禁止出口的禁令。德国联邦政府行使《对外贸易法》第6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中规定的单独干预权(Einzeleingriff),禁止Mynaric向中国客户出口相关的技术。随后,Mynaric宣布将终止与中国客户当前唯一一份价值170万欧元的合同,并将立即停止与中国的所有业务往来。尽管该交易本身并不在外商投资审查的法律框架内,但德国政府却通过出口管制的间接手段禁止了向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家出售业务和技术。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未来不排除《对外贸易法》中的出口管制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新障碍的可能性。

结论

欧盟和德国持续收紧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对于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在德国的收购活动虽然仍将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但欧盟新的外资审查条例提高了整个审查过程的复杂性,投资者必须预留更长的审核时间。因此,中国的投资者应及时分析收购项目是否会影响多个欧盟国家,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潜在的外商投资申报义务。整个审查流程可能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交易规划和交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交割迟延。因此,投资者应当为交易预留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交易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引入(如“预期损害”)和审查标准的变化,可能导致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尤其在拍卖程序中,非欧盟的投资者可能不得不提出其他有吸引力的条件抵充掉交易的不确定性。收紧的外商投资审查尤其限制了中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形式进行的海外扩张之路,但预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的后续报道

上一篇来自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博士的文章是源于他们在今年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害怕中国? —— 柏林再次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有关陆德并购论坛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的作者。

Vortragende zum Thema EU-Screening-Verordnung und Investitionskontrolle
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媛博士在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资料来源; ©:陆德律师事务所 (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mbH)

上一篇来自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博士的文章是源于他们在今年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害怕中国? —— 柏林再次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有关陆德并购论坛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的作者。

每年的陆德并购论坛会在德国陆德律师事务所(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的多个办公点举行,并且在最近几年已成为众多公司和并购部门首席执行官及高管日历上的固定日程。在周年纪念之际,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于2020年9月29日举行,由于Covid-19的影响使得该论坛不得不破例在线举行。尽管如此,线上活动还是与往年一样通过报告和小组讨论全面概述了德国和欧洲并购市场中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陆德和最佳伙伴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之外,博世(Bosch),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Falkensteg和NCF Corporate Finance的公司代表和顾问还就诸如汽车行业的发展机会,对陷入危机的公司进行投资以及在欧洲进行跨国并购的风险等方面做了报告和讨论。针对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资产剥离以及并购保证及补偿保险(Warranties & Indemnities Insurance,W&I)的重要性给出的实用提示,与新的欧盟审查法规以及进一步加强外国直接投资管控一样,都成为参会者关注的焦点。

 

中国数字新媒体行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上涨

中国数字新媒体行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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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媒体和科技(TMT)行业的私募股权(PE)投资和风险(VC)投资在2020年下跌之后,又在第二季度迎来反弹。然而,无论是投资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创下了三年新低。中国TMT行业在2020年上半年共有1187笔PE/VC投资交易,较2 019年下半年下降了34%。披露投资价值的交易总额计139.6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2%。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只有25笔。其中,技术行业的投资量居四大TM T行业之首,因为中国在近几年出台了促进增长,支持技术创新的措施。2020年上半年共完成760笔交易,价值79.19亿美元,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有14笔。相比之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以3 8 0起交易量和4 8亿的交易额创下三年新低,与2 019年下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33%和56%。中国的投资者也许正在等待未来的投资良机。通信行业有最终只有19笔交易,有趣的是,总投资额却大幅上升至10.85亿美元。另一方面,娱乐和媒体行业遭受了COVID-19疫情最具毁灭性影响。中国各地的电影、娱乐节目、体育竞赛和文化活动都被中断,从而导致广告需求下降。该行业共28笔交易,投资额共计172万美元,与2019年下半年相比分别下降了71%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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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顶科技收购Dream Chip Technologies

汇顶科技收购Dream Chip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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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汇顶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对萨克森州加布森的Dream Chip Technologies GmbH(DCT)的收购。DCT目前在德国和荷兰拥有100多名工程师。汇顶科技收购专注于汽车系统,尤其是视觉系统的DCT旨在为提供汽车应用和智能移动设备的解决方案作准备。DCT致力于芯片和嵌入式解决方案的图像信号处理团队将为汇顶科技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其中,用于车辆中自动驾驶和舒适性设备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将会十分有吸引力。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钟意Rheinhold & Mahla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钟意Rheinhold&Mah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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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造船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拥有约3 1 万名员工。它即将收购一家船舶内饰的工业服务提供商Rheinhold&Mahla GmbH(R&M)。
Rheinhold&Mahla成立于1887年,总部位于汉堡和维斯马,拥有550名员工,营业额为1.37亿欧元,是德国海军,渡轮和游轮公司的老牌船用装备之一,还曾承包过多艘艾达(A id a)游轮的内部装饰业务。 四年来,R&M的多数股权掌握在Deutsche Beteiligungs AG手中。
由于邮轮业的危机,目前约有2 0%的德国职工从事短期工作。中方的入股反而可能会为结构性增长的中国市场带来更多选择。R&M老板Thomas Töpfer称其在德国和中国的投资项目早已经在计划中。此次交易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此外,卡特尔还尚未批准。

中国的数字货币之路

中国的数字货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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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将成为第一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大国。其目的是更好地控制流通中的货币并提高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便最终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这将对未来的货币政策运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首席中国经济师王一对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如此表示道。他预测,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将成为官方货币部门引入的第一种数字货币。“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将使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与支付宝或微信等第三方支付网络提供商进行竞争,而后者占中国所有移动支付交易的90%以上。”,普华永道加密货币团队的Galen Law-Kun说道。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就在四大城市测试了数字人民币。该测试也算是为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做准备。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尚未宣布引入数字货币的正式日期。据国际清算银行一月份的一份报告称,20%的中央银行都希望在未来六年中引入自己的数字货币。

铝加工企业apt加入蒙泰集团Mengtai Group

铝加工企业apt加入蒙泰集团Mengta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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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中国蒙泰集团从原股东GP Holding、金融投资者Guido Pühse的家族办公室、前总经理Frans Kurvers以及Yinglei Wang Holding的手中接管了这家位于蒙海姆的铝部件制造商apt。交易之前还有一个投标流程。双方均同意不透露购买价格。apt集团在德国有三家工厂,在荷兰和捷克分别有一家,共有1000名员工。这家集团开发并制造用于建筑业、汽车业以及运输业等行业的铝产品。其 2019年的销售额约为2.5亿欧元。此前,它已有过一任中国股东:2015 年,来自北京的盛德基业收购了海乐有限公司(Hiller GmbH),该公司自此名为盛德罗宝科技。2019年,其69.9%的多数股权又被GP Holding收购了。前总经理Frans Kurvers现保留25%的股份,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Yinglei Wang Holding现保留5.1%的股份。

巴伐利亚促进中国公司的进驻

Bayern fördert Ansiedlung von Unternehmen au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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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Bavaria)与当地网络建立联系,澄清资金和融资问题,并为选择落户点提供支持。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公司,有些希望成为巴伐利亚州研发网络的一部分,或者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以便开拓欧洲市场,投资促进局就会针对这些公司进行指导。该机构通过一系列服务为中国公司提供从准备到实施入驻的支持:从所需的位置和行业相关信息到进一步的帮助,例如确定绿地或棕地环境或者合适的办公室。他们还向中国公司提供有关如何从巴伐利亚州获得补贴的建议,也给其介绍合适的税法或商法专家以及本地机构或华人社区中的其他公司。有意愿入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能够将这个机构作为一个联络点,并为他们的投资铺平道路。

 

中方监管部门促成大宗交易

中方监管部门促成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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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并购交易在2 0 2 0财年第三季度达到2369亿美元,共计819宗交易,涨势十分乐观。交易量与去年相比上涨了76.3%。2020年的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共达成24 0 6笔并购交易,总交易额为4 9 2 8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宗交易,而这都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导向型转型。仅八笔交易就达到了1243亿美元。其中,第三季度的两大交易之一是中国化工与中化集团的交易。一个1466亿美元规模的能源巨头由此诞生。这笔交易的实现也得归功于中国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自由化。这些改革措施还旨在改善小型非国有油气生产商和贸易商的市场准入环境,同时还促成了国有石油公司将资产转移到新成立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于是,2020年最大的一笔交易便诞生了:中国石油以491亿美元将最重要的管道资产出售给国家管网。石油化工公司中石化也宣布将分别以67亿美元、59亿美元和44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三个油气管道公司股权出售给国家管网。由此,国家管网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国新控股等六个股东手中获得了348亿美元的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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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北威州之间的新生命科学桥梁

中国与北威州之间的新生命科学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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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年,德国生命科学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8.7亿欧元,其中仅北威州就占了约42%,员工人数增长了16%,达到33,706名员工,而研究及发展的支出则增长了21%,达到17.9亿欧元。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北威州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很庞大,2019年增至427.3亿欧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北威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200多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业,约占德国所有中国公司的一半。其中包括例如华为(西欧总部)(Huawei),中兴通讯(ZTE),三一重工(SANY Heavy)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此外,来自北威州的2700多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在那里进行投资或开设分公司,这大概占了所有德国在华投资的25%。中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之间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起许多桥梁,就像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那样。

对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多元化支持

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的明确目标是可持续扩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生物技术的实力。为此,它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成为青年科学家的联络点,加强技术转让,扩大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网络,并促进与生命科学公司以及中国对话伙伴的联系。为了促进交流,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组织了各种活动模式,例如 BIO.NRW.red的平台会议,BIO.NRW资助活动,BIO.NRW商业天使大会,MEDICA论坛以及在BIO USA和BIO-Europe的北威州代办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扩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生命科学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与中国及其生命科学公司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北威州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力推动地区发展。为此,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与北威州生物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简称BIO CM)合作。2017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将BIO.NRW和BIO CM与合作伙伴国家中国选入了其“前沿集群国际化”的计划中,并资助了“ ChInValue”项目(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新的行业合作。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中国生命科学公司之间的代表团频繁互访也促进了商业活动。总的来说,北威州与中国多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十年以上。遵循这一传统,BIO.NRW和BIO CM现在正努力建立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长期并成功的合作。 BIO CM依靠中国员工,他们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和关系直接访问中国网络和信息源。这样,以北威州为基础的中国生命科学公司将获得最佳的业务发展支持。作为服务提供商,BIO CM还在北威州和中国额外组织了商务研讨会,包括在中国主要活动中拥有展位套票的代表团出访,并帮助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公司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支持。BIO CM根据要求为中国和德国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究,其中包括北威州的高科技开发研究,市场和技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因此,如果在中国和北威州生命科学领域交流框架内有需要,可以找到很多对话伙伴。

贸易战时期与中美开展安全的业务

Bio.NRW Cyber Security Workshop2020年10月8日,由BIO.NRW出资的BIO CM第二届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主题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方法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这次在线活动首先是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德国商业杂志Handelsblatt的托斯滕·里克(Torsten Riecke)在他的报告“ 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决斗“中阐明了德国企业的影响。他的论点是:德国公司的经济危机和对中国及美国的依赖性已经随着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在脱钩的背景下,也就是西方公司从中国撤离并点燃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技术战争”之时,里克(Riecke)建议将弹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一张新的好牌。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多达40%希望将来生产更接近其市场的产品。弹性供应链将被放到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中国作为市场仍然毫无争议地保持其重要性,尽管地位已经从合作伙伴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入市场的权利和机会比起中国公司来说仍然更少。中国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仍然极度缺乏透明度,这使得他们挤占或收购竞争对手。

在讲座之后的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泰勒·韦辛(Taylor Wessing)的合伙人托马斯·帕特洛赫博士(Dr. Thomas Pattloch)也总结说,欧洲正在与中国正处于明确的系统竞争中。中国领导层现在正和美国一样积极捍卫自己的立场。这种脱钩正在进行中,不过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经济原因。由于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和成本,纺织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现在,保护专利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在这方面非常积极。

ASW-Bundesverband的董事会主席沃尔克·瓦格纳(Volker Wagner)表示,德国公司在贸易战中没有面临“选美国或中国的决定”。可以将华为因为安全隐患排除在5G扩展之外,但另一方面,还是要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在这一点上,他主张借鉴美国安全理事会建立一个欧洲层面的机构,以便为欧盟负责地做出权衡后的决定。美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隔阂对于德国供应商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空档。同时,他对德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IT安全风险进行了差异分析,例如在中国新的强制性税收软件中,其中就包含了安全漏洞和后门。在放弃整个市场之前,必须认识到风险,加以限制且使其可控,并作为成本因素在定价时加以考虑。

最后,NGN Capital LLC公司常务合伙人彼得·约翰博士(Dr. Peter Johann)谈到了生命科学公司在同时拥有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伙伴时遇到的障碍。他警告,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要求将更详细的信息传递给审批机构,而潜在的合作伙伴或竞争者可能会查询部分信息。

即使负责人们讨论了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生命科学市场的政治发展而导致的日益严酷的框架条件,但BIO.NRW还是很清楚:要不断扩展中国网络,并将在进入和扩展中国市场时整合合适的本地及区域合作伙伴,以此给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提供精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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