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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内的700公里

Daimler und CATL haben Akkus für 700 km im B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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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姆勒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TL)宣布将深化双方在电动汽车电池生产领域的合作,计划中的新型豪华轿车Mercedes EQS是合作重点。该车最早将于明年上市,续航里程为700公里。宁德时代将为戴姆勒这一新款梅赛德斯·奔驰旗舰款供应电池。此次将使用所谓的电池包(Cell-to-Pack-Design),其内部的电池单元直接集成到电池中,无需与模组捆绑中,电池的能量密度从而得到提升,节省了空间,且由于省去了电池模组组装环节,价格也得以下降,充电过程也加快了。宁德时代是这一概念的先驱,但比亚迪和特斯拉也正致力研发相关产品

豪华产品专供

“我们希望成为电池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戴姆勒集团研究部负责人兼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首席运营官兼戴姆勒公司和梅赛德斯·奔驰公司董事会成员马库斯·舍弗(Markus Schäfer)对此次合作评论道。“我们正通过置入创新的电池系统研发在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豪华车。”对戴姆勒至关重要的是,通过与宁德时代的合作以及共同研发的电池更快实现其“电动为先”( „electric first“)的战略和碳中和的目标。

戴姆勒因该计划已与其他电池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这家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公司已与两家韩国制造商SK Innovation和LG Chem签署了供应合同。今年7月,该公司入股了中国供应商孚能科技(Farasis)的股份。而该公司与宁德时代将在其它方面进行合作,双方将建立一个联合研发平台,其合作将涵盖电池技术的整个领域。“宁德时代将是我们下一代EQ产品生产设施在未来几年内的主要供应商。”舍弗证实道。

戴姆勒和宁德时代展望未来

宁德时代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也如此表示道:“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进一步扩大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梅赛德斯·奔驰于130年前发明了汽车,并通过无数创新进一步开发了其技术。结合宁德时代在电池领域的专业知识,这将是双方合作伙伴电气化战略的决定性一步。”

与宁德时代达成的协议还规定,电池生产将以气候中和的方式进行。仅此一项就可以将电动汽车电池的整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30%以上。这十分关键,因为这也减少了所有车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对响应欧盟关于减排的要求十分重要。

但是,戴姆勒和宁德时代之间的电池生产合作并非唯一。中国人去年才与戴姆勒的竞争对手宝马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供应协议。特斯拉和丰田也是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宁德时代位于埃尔富特工厂当前的生产能力也因此正在显着扩大,其与全球最大的汽车供应商博世(Bosch)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

 

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们

Chinas erfolgreichste Unterne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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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Berliner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公司执行合伙人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指出:“这种’企业家’的才能显得更加突出或更少受到抑制。” 对此,蒂勒(Thiele)认为古老且仍然流行的儒家哲学是一个因素:“这些道理在如今仍然决定了中国式交易的主要部分。其中能干是非常主要的优点,还有教育——达到比自己起始职位更好的成绩,以此向先辈展示你的价值。”

从冰箱到汽车

这样说来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些中国“老一代”企业家,就是那些在1980年代邓小平改革过程中建设国家的企业家们,通常都来自贫困家庭,包括李书福,他以吉利集团(Geely“吉利”)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私人汽车公司。李出生于台州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这是一个坐落在上海以南几百公里外的沿海城市。他曾经谈到自己的童年:“我们以前买不起任何玩具,一辆玩具车也曾遥不可及。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以后会自己制造真正的汽车。”

在他的发展早期中,逆境和失败并没能阻止他。他的第一家制造冰箱的企业被当局关闭,因为他没有相应的许可证。后来他生产了摩托车,但最初的生产结果让他非常失望,以至于他立即将其报废。1998年,第一辆汽车终于下线,这标志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关键时刻。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Volvo)对其进行的收购第一次让他声名远播,而到了2018年,他在戴姆勒集团出人意料的参股让他成为成功突袭的企业。从那时起,李书福就一直是这家斯图加特汽车制造商的最大股东。他还批评中国汽车行业的合资企业制度,因为他认为这会阻止中国企业建立自己的竞争结构以及发展创新。作为浙江省的使者,他参加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Shufu Li, Geely

 

 

“我们以前买不起任何玩具,一辆玩具车也曾遥不可及。“
李书福,吉利(Geely)

 


“红色企业家”

在这之前的一年,梁稳根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的三一重工(SANY)现在是混凝土输送泵领域的世界市场领导者。 梁稳根被认为是典型的“红色企业家”。 他2004年起成为党员,但由于党对“资本家”持怀疑态度,他不得不在这之前等待党对他的接纳。 他也是第一个被同意参加党的十八大的企业家。在他身上可以很好地看到中西方企业家在政治上的差异:像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这样的西方企业家想自己塑造政治(贝佐斯为此买下了《华盛顿邮报》),或者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占据了政治领导职务,而中国企业家却将自己视为党的支柱。梁稳根说他为自己的一切感谢中国共产党(KPCh)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财产,甚至他的生命。

梁稳根的职业生涯从编织篮子开始。之后,他在一家国有军备公司的低层管理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直到他最终在1989年自己成立了一家焊接设备及配件的小公司。多年来,三一重工(SANY)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公司之一。梁稳根通过收购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而在德国广为人知。这不仅是当时中国对德国公司的最大收购,而且还使三一重工(SANY)在关键时刻巩固了在混凝土输送泵和专业设备(筑路和起重机械)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因为该公司在同一时间第一次宣告了亏损。这也反映了中国的实用主义以及在机遇中的思考。在三一重工与帕尔菲格(PALFINGER)的合作伙伴关系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和这家奥地利特殊机械制造商之间有交叉持股:该联盟是在2012年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建立的。正如理所应当的那样,梁稳根的儿子也参与了该公司的运作。他领导公司的国际部门,是整个集团的董事会成员。自收购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以来,该公司的欧洲总部一直坐落在科隆。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马云,多年来一直位居中国富豪榜榜首。 马云身上体现了中国式的晋升机会,并且很早就表现出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特征。 他12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当时他在杭州的一家旅馆免费为外国游客提供著名的西湖景点导游。 他两次都没有通过“杭州最糟糕大学”(引自马云的话)的入学考试,直到第三次他才成功地开始了成为英语老师的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在大学担任讲师,每月收入不到120元人民币。 超过30份申请被拒绝; 甚至快餐连锁店肯德基(KFC)都不要他。


Jack Ma, Alibaba

 

我们的成功建立在三点上:没钱,没技术,没计划
马云, 阿里巴巴(Alibaba)

他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的西雅图之旅中,在那里他发现了互联网的存在。马云的第一家公司“中国黄页”(“ China Pages”),一种在线黄页,对于他来说并不成功。与中国电信(China Telekom)的合资企业尽管第一次为他带来了六位数的美元收入,但是马云突然间不能再掌控自己的公司,也无法再实施他的想法。1999年,他终于和18位朋友及熟人带着60,000美元的预算一起创立了在当今中国B2B电子商贸中占主导地位并彻底改变营业模式的企业:阿里巴巴。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当该公司冒险进入纳斯达克时,它筹集了250亿美元,标记了有史以来最大宗的股票发行。马云在他的崛起过程中不仅成为了中国首富,而且在西方也闻名遐尔。他是首位荣登《福布斯》杂志的中国人,并曾为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供建议。

Der berühmte Westsee von Hangzhou
杭州著名景点:西湖

马云使着眼色地说出成功的原因:“我们那时没有钱,没有技术,也没有计划。”最后这一点听起来令人惊讶和难以理解,但也许正好说明了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特别是德国企业家之间最大的不同。 在德国,许多公司从未启动过,因为他们在准备阶段就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会导致项目失败的困难和问题。相反在中国,人们更愿意投身到实践里去,有问题就解决。 一方面,这自然会导致许多公司倒闭,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活力,这无疑是中国成功的动力之一。

 

马先生和马先生

马先生在过完他55岁生日后正式从他经营的业务中退休。 尽管他仍然是集团董事会成员,但他现在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其他领域:教育对他来说很重要,环境和慈善事业也同样很重要——马云是最活跃的中国捐助者之一。仅在2015年,他就为慈善捐款22亿美元,其中包括各种教育机构。这种热情将他与另一位马先生联系起来。马化腾在2016年将腾讯公司(Tencent)的股份转让给自己的基金会时也捐赠了超过20亿美元。 此外,这两人几乎就没有其他共同点——甚至连姓氏也只是在西方人听来是一样。马云性格外向并有意识地寻求公众,而外号“Pony”的马化腾却生活得非常低调。

世界上最成功的应用软件

马化腾属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企业家。 他的父亲是一名港务经理,创造了小康中产阶级的家庭环境,让他能够在著名的深圳大学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并于1993年完成学业。五年后,马化腾成立了腾讯(Tencent),现在他仍然持有腾讯10%的股份。 公司于1999年在市场上推出了第一个成功的产品,即时通讯 QQ。最著名的应用程序当然是微信(WeChat),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程序的每日用户超过10亿。从预约医生到支付电费,人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程序安排日常生活。 同时,该应用程序甚至可以和中国身份证相关联,使得大多数的官方事务也可以在线进行。

Huateng "Pony" Ma, Tencent
马化腾,腾讯创始人

马化腾被认为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其突出的特性首先是对消费趋势的及早认识,其次是有能力让国际商业模式适应中国市场。与在私人生活中的表现不同,他作为投资人是非常有进攻性的。腾讯(Tencent)有参股包括初创企业在内的600多家公司。马化腾现在已取代马云成为中国首富,同时也是《福布斯》(Forbes)榜上首位跻身全球十大富豪之列的华人。像梁稳根一样,他曾是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面发展的镜子

中国企业家也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老一辈主要来自比较差的环境,不得不加倍努力,最初遭受了许多挫折。他们通常也都在旧经济中长大:汽车和机械制造,房地产或家庭用品。接下来的一代像马化腾等企业家们已经出自中产阶级,并能够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大学学习,并将重点转移到了软件和服务上。而再下一代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例如张一鸣,字节跳动(ByteDance)的创始人,同时还运营了视频平台抖音(TikTok),还有创立驾驶服务提供商滴滴出行(DiDi Chuxing)的程维。 “ 80后”一代人普遍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例如互联网电子商务拼多多(Pinduoduo)的创始人黄峥(Colin Huang),然后大多都在阿里巴巴(Alibaba)这样的老牌中国公司或微软(Microsoft)以及谷歌(Google)等国际科技集团工作过几年。这些归国一代的企业家专注于高科技,软件应用和服务——但生物技术也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的科技中。”
朱孟依,合生创展(Hopson Development)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企业家的不断补充在中国是不会间断的。对工作的投入和勤奋是中国人基因的一部分。儒家哲学使人们一方面努力地正确评价祖辈的成就,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家庭留下一些规模和价值。中国的日益繁荣没有诱使像张一鸣或者黄峥这样的年轻一代企业家依靠他人的桂冠或陷入完全保留的安全思维中,而是鼓励他们在新的商业领域证明自己。在这样的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老一辈和早已富裕起来的人已经准备好向年轻人学习和重新思考。例如,合生创展(Hopson Development)的创始人,现年60岁的房地产大亨朱孟依(Mang Yee Chu)宣布将改变公司的发展方向:公司希望将来主要专注于高新技术投资,因为这是中国的未来之所在。

总结

中国企业家和他们的理想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并将长久持续下去。私人企业家甚至会变得更加重要。他们的执行意愿,务实的灵活性以及他们的经济本能都影射了中国的基本特性。在何享健,李书福,马云等人的崛起和成功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体现在国内的的成功与全球崛起。

第一波新冠疫情之后的消费行为

Konsumverhalt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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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调查了COVID-19疫情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消费者行为和计划。

在中国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推迟或者甚至取消购买昂贵物品的计划,例如珠宝,汽车,建房或翻修房屋等,现在更倾向于小的额购买计划。在疫情爆发前有购车计划的中国受访者中,50%都表示他们不会在2020年购买汽车。59%的人在购买珠宝的计划中也持有相同观点。相比之下,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推迟或取消了购买护肤产品的计划。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支出将少于之前的计划。

但是,价格和价值对于受访者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在计划购买小型家用电器的受访者中,将“多功能”作为左右购买决定的三个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比例增加了10%,该比例是将低价作为重要因素所占比例的四倍。这些结论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某些消费者群体在封锁和限制条件放松后又再次增加了支出。同时,不愉快和内疚感被认为是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三分之一的中国手机购买者也因此不愿购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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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中国制造”

Mittelstand und K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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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中国中小企业数量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中德男性与女性之间企业家或企业家活动的关系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中国与欧洲的创业情况:所有权和资本来源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创业是一种职业选择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中国工业未来的平台经济

Digitale Plattformen für Chinas Indus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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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希望最迟到2049年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之际成为科学技术创新领导者,在实现这个 目标的道路上,工业生产数字化起着重要的 作用。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估计,2018年 中国在IT技术领域的支出为3370亿欧元,其 中软件和数据中心设施的份额达到了320亿 欧元。据市场观察家称,到2025年,全球三分 之一,也就是41亿的工业物联网(IIoT)联接 将出现在中国。西门子(Siemens),SAP和博世 (Bosch)等德国公司也致力于中国的数字工 业平台。百度的Apollo是全球第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平台,已经有超过 130个企业合作伙伴,其中也包括了德国的大 型汽车制造商。

电子产品制造商海尔(Haier) 和阿里巴巴(Alibaba)共同开发的工业应用数 字平台也使用得越来越多。来自海尔的COSMOPlat 是私营部门中最成功的平台之一,已在 十二个行业中使用,从纺织业到电子业再到 陶瓷业,据称可以为35,000家公司的3.2亿终 端用户提供服务。消费者行为数据对于优化 工业生产和建立工业4.0至关重要。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Tencent),华为(HUAWEI)和 百度(Baidu)等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公司都可以 访问大量的互联网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优 势。

2019年6月,启动了“中央企业工业互联 网融通平台”。它包括289家国有公司,其中有 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钢铁制造商宝钢Baosteel( 自2015年以来一直与西门子Siemens 合作)以及中石化集团(Sinopec-Gruppe)的石 化盈科(Petrochemical Yingke)这样的大企 业。但是, 324项中国工业互联网标准中的 大部分还需要正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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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杜伊斯堡:连接中国的创新之桥

照片:© 逯阳

早在1982年,杜伊斯堡和武汉就建立了中德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两城间的友好情谊,即使在新冠危机的冲击下也未经历“停摆”。疫情之初,杜伊斯堡积极筹集防疫物资,是第一个向武汉捐赠的德国城市。武汉的紧急状态结束后不久,从武汉始发的中欧班列“汉欧”恢复运营,装载着来自中国的防疫物资,于4月14日重新抵达杜伊斯堡港。疫情之初,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货运量显著下降;而目前这种情况正逐渐回归常态化。往返于杜伊斯堡与中国各城市间的中欧班列也已恢复到每周约40个班次;它们的运输速度是海运的两倍,运输成本是空运的一半。凭借着这一物流节点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和欧洲中心的枢纽区位,杜伊斯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目光。

杜伊斯堡内港:2019年的集装箱转运量约为400万标准箱; 照片:© 逯阳

这些区位优势也是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简称“中铁集”或CRCT),最终选择杜伊斯堡设立其欧洲分公司的主要原因。中铁集在落户过程中得到了杜伊斯堡市政府和当地机构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市属机构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GFW Duisburg)的全程协助。杜堡经促局局长莫雨勒先生(Ralf Meurer)表示,随着这家行业龙头的落户,杜伊斯堡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供应商和客户落地于此。目前,杜伊斯堡已成功吸引约100家中资企业,其中特别聚集了一批有海外仓需求的跨境电商、物流配套服务供应商以及与数字化初创企业等。

自2017年以来,一直负责杜堡经促局中国区事务的于凯女士已成功促成了约40家中国企业的落户,她当然也全程跟踪支持了中铁集的落地。 “作为市政府所属的官方企业服务机构,我们与企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提供全程的落地支持,如提供物业或土地信息以帮助企业选址,与外管局沟通公司员工的签证事宜,以及协调各种官方行政手续和官方许可等。”她介绍到经促局的工作重心时指出,“只要是与企业落户或发展相关的事宜,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在中铁集的选址考察中成功引荐了位于杜伊斯堡内港(Innenhafen)的人民银行(Volksbank)办公楼。这是第5家成功入驻杜堡内港的中国公司!”2015年杜伊斯堡迎来了全球齿轮箱和传动技术的领军企业——南高齿集团(NGC),这是第一家入驻内港区的中资企业,也是至今为止在该市最大的中国绿地投资。同样位于内港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项目——今年刚刚开张的铂涛集团旗下知名品牌,7天连锁酒店。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杜伊斯堡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杜堡经促局在其定期举办的GIMDU商业地产展上特意增加了中文环节,以帮助中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未来城市规划和旗舰项目信息,以及在德投资地产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

同样发生在杜伊斯堡内港的还有 “德国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 (简称CBND)于2016年在PKF大楼举办的成立大会。PKF是德国知名的审计税务法律事务所,同时也是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和理事单位。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事务专员约翰内斯·普弗鲁克先生(Johannes Pflug)是CBND的联合创始人和主席,他指出,杜堡商协的目标是战略性地、可持续地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杜伊斯堡与中国间的合作往来。 “我们旨在为中国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优化杜伊斯堡当地对华合作资源体系和配套服务。通过打造本地强大的中国商务网络,CBND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人脉和信息资源。”除了杜伊斯堡市政府,商协会员还包括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杜伊斯堡市政公共服务公司、下莱茵地区工商会、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以及代表性的当地企业杜伊斯堡储蓄银行和莱茵-鲁尔人民银行等。杜堡经促局的于凯女士同时兼任杜堡商协秘书长。

杜斯堡枢纽站:杜伊斯堡港目前每周有多达50趟火车前往中国; 照片:© 逯阳

企业除了能够在杜伊斯堡获得组织协调方面的帮助,还可以得到财政补贴类的官方支持。例如,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子公司可获得北威州政府颁发的3000欧元欢迎礼包;又或者在投资额、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以及行业内容符合要求时,企业可申请最多达到投资额20%的补贴。如想进一步了解杜伊斯堡的经济政策,您还可以关注杜伊斯堡市副市长、经济长官安德里·哈克(Andree Haack)先生。他目前正与大学以及相关的中国专家一起,制定杜伊斯堡未来的“中国战略”。智慧城市应该是该战略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伊斯堡市政府、杜伊斯堡市政公共服务公司、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华为公司已经开展了三年多的合作,以期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推动市政服务各方面数字化转型。市长林克(Sören Link)肯定了与华为的合作,他认可华为是一个可靠而且执行力强的合作伙伴。同时,杜伊斯堡市常务副市长、数字化长官马丁·穆拉克(Martin Murrack)先生指出,与华为的合作并不存在过度依赖,比如杜伊斯堡市政厅的新电话系统就是由另一家供应商提供的。杜伊斯堡市对中国始终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和开放的态度,在此背景下,2019年秋季,林克市长率领政商学界代表团已连续第五次访华。

全力助推初创企业

杜伊斯堡龙舟赛:杜堡市长林克率领的龙舟(前)与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率领的中国企业家龙舟队(后)冲刺: ©胡旭东

此外,杜伊斯堡市经促局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了针对留德华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创业公开课ESCID。要知道,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多达约2200名。同时,创业者还可以利用周边丰富的商务活动拓展网络、收获资源。例如一年一度的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中国商务与投资论坛”,轮流在莱茵兰地区三大城市——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举办;同时,三城市政府还共同决定在论坛期间,同城联合举办“三城中国节”。

回到杜伊斯堡美丽的内港,这里定期举办的PKF China Talk系列讲座有声有色,企业家可以获得中文讲解的关于德国税收和法律的重要资讯。另外,除了每年一度的传统项目“杜伊斯堡中国春节”越办越红火,内港河畔的趣味龙舟赛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首次带领中国企业家组建了中国龙舟队。这一切都表明,杜伊斯堡正日益成为德国的“中国城”。


个人简介

约翰内斯·普弗鲁克 (Johannes Pflug)现任杜伊斯堡市中国事务专员、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CBND)联合创始人和主席。同时还担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孔子学院荣誉会员等要务。他曾担任德国联邦议院德中议会小组主席长达15年。

海拉公司(HELLA)向宏发(Hongfa)转让继电器业务

Hella verkauft Relaisgeschäft an Hongfa

照明和电子产品专家海拉公司(HELLA GmbH&Co. KGaA)将其电子业务按照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主要市场趋势进行了更强有力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其现有的继电器部门已在去年年底出售给了电子制造商宏发科技有限公司(Hongfa Ltd.)。这是一项营业额很高的业务,因为海拉公司(HELLA)的这个部门在2018/2019财政年度(截至5月31日)创造的销售额达到了4,300万欧元。

股份和资产交易同时进行

据负责海拉公司(HELLA)并购案和战略伙伴关系的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报道,此次交易包括了两家公司。位于厦门保税区的海拉(厦门)汽车电子有限公司(HELLA (Xiamen) Automotive Electronics Co., Ltd)已整体转让。该公司是与宏发公司(Hongfa)合资成立于2003年的, 之后在2009年,海拉公司(HELLA)接管了合作伙伴的股份。同样位于厦门的海拉(厦门)电气有限公司(HELLA (Xiamen) Electronic Device Co., Ltd.)拥有的产品非常丰富,其产品组合中也包括继电器。这家在2011年由海拉公司(HELLA)独自创立的企业,现已将其中这一部门现划分出去。穆勒(Müller) 说:“我们进行了股票加资产的一揽子交易。”

这项交易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意义:“我们希望将来能更深入的专注于汽车行业这个未来的中心主题,” 海拉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布莱登巴赫(Rolf Breidenbach)这样说。 “对于我们来说,中心主题首先是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所以,我们很高兴找到宏发公司(Hongfa)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可以成功地继续发展我们的继电器业务。”根据宏发集团董事长郭满金的说法,对继电器业务的收购可以进一步扩大其作为世界领先的继电器制造商之一的市场地位。我们猜测,宏发公司(Hongfa)本想通过交易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继电器市场上获得竞争对手的股份。

从第一天就开始的一揽子措施

这笔价值约为1000万欧元的交易已在去年年底完成。穆勒(Müller)认为整个过程是相当苛刻,但总的来说,交易进行得毫无意外。交易必须获得两个监管部门的批准,一个是经济事务部的批准,另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批准。穆勒(Müller)认为:“宏发公司和我们都在获批过程中让当地律师事务所做了咨询,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当地律师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关申请。穆勒(Müller)说:“与我们在德国本地进行的交易相比,这些都没有花费更长的时间或显得更加官僚主义。”他的建议是:最好在较大的交易中也聘请当地咨询顾问加入团队,他们对当地监管情况比较了解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评估。

在交易过程中,约有280名员工被转移到宏发公司(Hongfa)。穆勒(Müller)说:“从谈判的第一天起,尽量顺利地完成交接工作就一直被我们放在优先考虑名单的首位。”因为员工出现的负面反应可能会严重威胁这笔交易。作为一家备受尊重的,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上市家族集团,海拉公司(HELLA)在中国的雇主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大约有6,000名员工在那里工作。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想通过负面新闻来破坏这个成功的雇主形象。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实施了一揽子措施。“我们非常公开和大规模的与员工代表们进行了沟通,同时,宏发公司的代表也参与其中,”穆勒(Müller)介绍了第一个措施。同样是上市公司的宏发被认证为各行各业众多OEM的供应商,也被认为是该地区受人尊敬的雇主。在谈判中他们还商定了选择性激励措施,同时还确保了在中期维持现有的就业条件。

这项交易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协商好的。穆勒认为,今后的实地接触也将非常重要。穆勒(Müller)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信任的基础和共同的开放程度。” 根据他的经验,中国企业即使面对自己的顾问也显得有所保留,他认为:“宏发公司代表本想自己掌握更多具体的细节,而不想信赖咨询顾问的评估。” 我们必须参与进来,跟上中国合作伙伴的步伐,还要在经历了一天漫长的谈判之后一同共度接下来的夜晚:“这在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并且对于建立共同的信任基础也很重要。”

总结

交易总体进行地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数十年来一直能够与宏发公司(Hongfa)保持密切并且相互信任的关系。然而在谈判期间,海拉公司代表必须确保较小的谈判伙伴始终有被平等对待的感觉。穆勒(Müller)认为,这对于成功完成交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简介

Hella GmbH & Co. KGaA – 海拉公司

成立时间:1899年
行业:汽车行业
公司驻地:利普施塔特
员工人数: 39,000
2018/19财年营业额:70亿欧元
www.hella.com

宏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4
行业:汽车行业/电子行业
公司驻地:厦门
员工人数:14,000
2019年营业额:12亿欧元
www.hongfa.com

 

争夺5G世界市场

Symbolbild 5G in China
Quelle: Adobe Stock; © Sikov

5G世界市场中的股份之争正在进行中。除了像华为(HUAWEI)和中兴(ZTE)这些中国企业,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诺基亚(Nokia)和爱立信(Ericsson)等公司以外,像德国电信等等德国公司也试图能赢取到这个市场的一块蛋糕。
这次事件满是联盟,高投资以及各种争斗,例如,美国对华为(HUAWEI)和中兴(ZTE)的抵制,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在诺基亚(Nokia)下的订单,还有中国所有宝马工厂升级至5G服务。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MSA)称,到2025年,5G网络能够达到供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使用,并且6G的初始工作也将在后台进行。来自格奥尔格·冯·斯坦(Georg von Stein)的专家调查

中国的5G计划发展得如何?

Claudio Chiandussi,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

中国目前正在以比以往更高的速度推动5G的标准化。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5. 76亿个5G终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预测,由5G带来的经济增长将达到29亿人民币,相当于3. 63亿欧元。中国将拥有41%的份额成为5G应用在全球最大的市场。此外,还有更多因素有利于中国5G的发展:首先,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快5G的在实际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其次,通过改装加强现有的4G基础设施,满足5G网络对于设备的要求。第三,中国有非常普及的光纤网络以及小型便携式基站( “small cells” )。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限制5G发展的因素:5G设备生态系统还不成熟,相应设备的入门价格也很高。5G技术更多地被认为是一项适合大城市发展的技术,因为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普及光纤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Dr. Roland Rohd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香港和西南地区首席代表:

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大型服务提供商将进行些微的技术调整和升级, 同时他们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国供应商的依赖会降低。
美国已经对这两家公司采取了出口禁运。这事关未来技术的竞争,而中国考虑得非常长远。
因此美国和台湾的半导体出口将追回差距,但这是一个漫长、风险大、且成本高、未知结局的一件事。
美国和台湾的公司可不会吃亏。而且它们的 半导体企业自身累积了巨大的、超过中国财务能力的投资额。
现在中国企业的负债是亚洲最高的。我认为,他们从长期来看会聚焦于6G,以便能对全球标准制定产生大的影响。


Porträt Dr. Roland Rohde, Chief Representative Hongkong and South- West China, GTAI罗兰德·罗德博士(Dr. Roland Rohd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香港和西南地区首席代表

罗兰德·罗德博士(Dr. Roland Rohde)在香港为GTAI(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做关于中国行业与市场的报道已有12年,重点是电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他获得了“东亚奇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精通中文。

 


 

现在中国已经成立了关于6G的研究实验室和团队。估计到2030年6G才会成为现实。而5G在此期间将提供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特别是各领域的虚拟现实和扩增现实。

李静, 优品国际总经理:

国家或政党永远是中国的推动力,确立框架,定义技术标准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中国人称之为“统一思想”,这种观点在生活中许多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已委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推进中国的5G网络,例如,整个行业内的立法变更或发展计划的提案。该委员会在各个地区都设立当地办事处,以落实计划并向中央政府报告5G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信通院也十分重要。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IMT-2020 5G)推进组和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其带领下对华为和中兴的5G基站和核心网设备进行了安全保障测试。

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大型服务供应商有什么计划呢?

Dr. Beckmann,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

在中国,很多公司在新5G终端提供的更广泛的信息和通信服务的帮助下,可以开发新的内容和应用。除此之外,终端设备的价格将会降低。按客户数量来算,中国移动作为全球最大的运营商,最近与华为和中兴签订了价值371亿元人民币(47亿欧元)的5G合同。在德国,德国电信主导了5G光纤网络的普及。据德国电信称,到2020年底将会架设超过12000个天线为5G业务做准备,届时将有50%的终端客户能够受益于这个项目。对于2022年推出的产品,德国的供应商必须满足在2019年制定的5G竞标要求。沃达丰,西班牙电信以及1&1已经雄心勃勃地准备在在德国市场推行5G部署计划了。在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AT&T, Sprint, T-Mobile 以及 Verizon都在建设5G的基础设施。美国的电信公司们即使在在新冠疫情封锁期内,也委托了华为,诺基亚和爱立信这些供应商来提供5G解决方案,例如为了高速视频传输,或是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Porträt Dr. Georg Beckman, Associate Partner, EYDr. Georg Beckmann,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

Dr. Georg Beckmann 目前在安永战略与并购咨询部担任合伙人。在德国电信开始其职业生涯后,Beckmann博士主要专注于电信行业并购咨询以及欧洲,世界范围内的流程管理以及公司重组项目。

 


Dr. Rohde:

华为、中兴、步步高电子和其他大型的服务供应商将首先在中国搭建5G的无线网络覆盖。 超过5G智能手机的大量4G终端设备将首先被购置。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有所减弱。由于经济不景气,人们收紧了钱袋子,而且终端产品变得越来越贵。

中国国家级智库,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认为2021年电信行业的5G用户大约为2亿。两年后应该会达到5亿。2026年接近10亿用户,因此到时将有超过4G的更多的5G用户。同时华为已经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很多关于5G网络建设的获利的合约。尽管如此,当地政府仍可解除已签订的合约,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顾虑,认为采用其5G技术可能带来的情报泄露的问题。因此中国将主力攻占发展中国家。华为和中兴相比爱立信或诺基亚成本低很多,可以以此作为卖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提供便宜的信贷建设5G,就像他们提出的丝绸之路那样。

李静:

技术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美国以及紧随其后的英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使用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开发5G。但更紧密的合作对于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更加有利。据创始人任正非称,华为将提供两个解决方案:一方面,抵制将成为发展的动力。他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的原话是:“我们不被完全认同,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另一方面,任正非也希望得到更多的相互理解。文化差异带来的误会和误解导致了不信任和隔阂。他建议华为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同时,他也想希望西方能对中国的价值观有更多的认知。

中国汽车行业的全新合作

Neue Kooperationen in Chinas Automobilsektor
Quelle: Adobe Stock; © Think b

发生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中国人更愿意拥有自己的汽车,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受到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此外,在公共区域扩大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车队也被认为是市场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目前的数据证实了这一上升趋势。中国的机动车(不包括电动汽车)销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暴跌40%之后,从4月份以来又已经出现了增长。

针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所采取的特殊援助措施包括在某些城市(例如:上海,杭州和深圳)增加新车注册,以及将对替代驱动汽车(新能源汽车NEV)的补贴延长至2022年或免除10% 的销售税。

在中国的德国汽车生产商和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汽车制造商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商。2019年,市场领导者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创造了其全球销量的40%左右; 对于宝马和戴姆勒而言,中国市场也至关重要,这里的销售额大约占到30%。德国汽车供应商在国外同样也获得了其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约占65%),其中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合资企业。

电子签名——新冠危机中的辅助手段?

E-Signaturen als Hilfsmittel in der Corona-Krise
Quelle: Adobe Stock, © andrew_rybalko

代理可能性概述

根据法律的基本设想,中国的资合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从事法律交易;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以公司名义作出并受领意思表示。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资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与德国的相应概念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此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特色,即公司可以通过特定印章的使用来作出意思表示。在此首先应提及 “公司公章”:通过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上加盖公章,公司可以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表示。此外每家公司都拥有一枚用于开具中国特殊的税务凭证(即“发票”)的“发票章”,以及一枚在与银行的法律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财务章”。另外,公司有时还会有自己的“合同章”,将其专门用于缔结合同,且在此范围内与公司公章一并存在。最后,许多法定代表人也会以自己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章”代替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从而同样起到由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作用。

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能够从事法律交易且不受其当前所在地影响,印章通常存放于公司住所并按照公司内部规范保管和使用。违反公司内部规范(如规避四眼原则或法定代表人的管控)在合同文件上加盖印章的,原则上不足以否定已订立并生效的合同的对外效力。

电子签名作为替代方式

目前,使用电子签名替代印章签署合同文件的方式在实践中受到较少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签名法”)为此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于2005年生效, 经过2019年最新修订,其适用范围得以扩大。自此,公司几乎可以在所有商业领域使用电子签名签订合同;2019年签名法修订后,不动产交易中也可以使用电子签名。但在与政府部门的往来中,除专利申请领域的个别例外情况外,外商投资公司尚不能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

根据签名法,“可靠的电子签名”在私法上与亲手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法与此同时规定了这种可靠的电子签名所需满足的一些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此外,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最后,签署后对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内容或形式的任何改动都须能够被发现。

签名法和公钥程序的技术中立性

签名法是以技术中立的方式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并不对制作可靠的电子签名的类型和方法加以限制。甚至,其更进一步地为合同当事人自行商定电子签名使用标准提供了可能。

实践中,非对称加密经常被用于创建和验证电子签名(即“公钥程序”)。为了确定签字人的身份并对其身份进行验证,会借助特许的权威认证机构的服务,比如CFCA(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或北京CA(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这些机构往往会通过所谓的“电子合同平台”的提供商参与仅使用电子签名订立合同的过程,这些平台作为服务提供商构成了合同当事人和权威认证机构之间的接口。中国国内现有的提供商大致有云签(yunsign.com),法大大( fadada.com)或者e签宝(tsign.cn)。电子合同平台服务提供商通常还包含一个所谓的“时间戳服务中心”,用以将电子签名与时间戳联系起来。

图为订立电子合同时的典型参与主体

通过公钥程序进行身份验证所需的私钥,实现了对使用电子签名进行公司内部访问限制。钥匙的持有者因此可以不受地点限制地以公司名义通过电子签名缔结合同。通过这一手段,公司在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旅行限制期间仍有能力从事交易,且同时能够减少印章的使用,从而降低印章被滥用的风险。

这一手段也使得公司内部代理权限在疫情结束后更易得到实施与控制。电子签名的应用也将使法定代表人在未来更多地参与合同的签订。当然,传统印章的使用也会继续成为中国商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论

电子签名的使用是对中国企业所常用的传统印章的一种有趣的替代或补充手段。通过公钥程序,以密码为基础的合同签署掌控在公司少数员工手中。由此,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职责得以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同时也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不受其身居国外的影响。并且,印章的交付与使用这一很容易被滥用的环节,也将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化妆业“德国制造”:利用中国的机会

照片: Klapp Cosmetics

Klapp Cosmetics视自己为美容界的先驱,是超前的创新美容疗法的代名词。其主页上介绍说,40年的经验以及对新的高科技有效成分和方法的不断研究与开发一直收获了最高的治疗满意度。由格哈德·克拉普(Gerhard Klapp)创立的公司专门从事化妆品领域的高端业务。他们在全球60个国家的35,000多家美容院和酒店提供来自黑森州北部利希特瑙的产品。 2019年,Klapp Cosmetics的销售额约为3,000万欧元,出口份额为50%。 EBITDA超过300万欧元。

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 übernimmt Klapp Cosmetics
照片: Klapp Cosmetics

优化亚洲市场分销渠道

曼达林基金(MCP)收购的目的是通过上海分公司优化亚洲市场的所有销售渠道。数十年来,KLAPP Cosmetics已经在数十年前就进入了全球最苛刻的化妆品市场:韩国。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已经具备了迅速在中国发展的良好条件。MCP合伙人英娜·盖尔特(Inna Gehrt)表示:“我们在中国的团队就当地寻找新的供应商或客户等问题提供了帮助,从而可以显著地提高销售额。” 在当地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网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 这适用于整个亚洲市场,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市场当然是其中的重点。 “要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这既很重要也很困难。”上海团队了解各自的文化,这样在亚洲建立销售渠道时就不会有语言障碍。

在MCP,他们决定入股KLAPP Cosmetics,因为他们对扩大销售充满信心。该集团中有79%的股份已被接管;创始人格哈德·克拉普(Gerhard Klapp)持有15%的股份,而围绕首席执行官莱纳·恩额尔特(Reiner Engert)的管理层则持有6%的股份。此次收购是这家起源于意大利的欧洲私人股本公司第三基金的第三笔交易。KLAPP Cosmetics决定出售公司,“以确保长期的公司继承和进一步的国际增长”。

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 übernimmt Klapp Cosmetics
照片: Klapp Cosmetics

从2020年开始扩大国内生产,将保留总部和销售部门的所有200个职位,并增加新的职位。盖尔特(Gehrt)强调说:“对于高价部分的中国消费者来说,来自欧洲的商品仍然是品质的标志。凭借最高的创新水平,像目前在KLAPP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独特的销售主张(USP),我们会对其保持观察。“ 合作伙伴强调,“德国制造”的这一角度也可以很好地用于中国的在线营销策略。该品牌还包括创始人格哈德·克拉普(Gerhard Klapp),他仍然是公司的小股东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希望主要专注于品牌代表和创新产品的研发,同时他将完全退出日常运营。尽管如此,这位公司创始人认为:“仍然有许多新产品及其方案需要实施,以便公司能够继续成功地引领未来。”

有机增长和化妆行业收购

盖尔特(Gehrt)认为被收购公司的业务机会不只存在于亚洲:KLAPP Cosmetics是德国护肤产品(白色化妆品)的知名品牌,主要向将产品作为自己使用同时也出售给客户的化妆品工作室供货。他们希望现有业务模型能得到有机增长。此外,所有其他欧洲市场也对此非常有兴趣,多年来人均皮肤护理支出一直在不断增加。

双方同意不透露交易的财务结构。按照业内专家的说法,化妆品公司的收入大约是EBITDA的7到15倍,对此盖尔特(Gehrt)强调说,购买价格肯定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上限。除了有机增长,戈尔特还考虑了并购:“在意大利,我们看到了附加产品的潜力,尤其是在化妆产品市场上,而在这方面KLAPP并不活跃,因此可以通过该领域的额外收购来扩大产品业务。 作为具有意大利血统并与中国有联系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我们可以在两国打开许多大门。”

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 übernimmt Klapp Cosmetics
照片: Klapp Cosmetics

MCP在控股期内平均每家公司额外收购两到三个竞争对手或供应商​​作为额外收购,目的是提高增长并深化价值创造,而这个控股期在另外两家基金内迄今为止为四到五年。德国领导人认为潜力巨大,并计划在控股期内将销售额从3,000万欧元提高至1亿欧元。

到目前为止,在德国没有针对KLAPP的收购,但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目前,美国市场并不是KLAPP增长战略的重点。这里的问题是要通过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增长让盎格鲁撒克逊投资者或像欧莱雅这样的战略买家能够看得到它。因此,重要的是要能够展示KLAPP在下一阶段的增长和协同潜力。

总结

当今的全球化就是这样:欧洲投资者在利润丰厚的细分市场中收购一家德国奢侈品公司,以通过国际增长,包括在亚洲,留下一段佳话,然后也许可以为了下一步增长出售给战略买家。

 


简介 – KLAPP 化妆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79年
行业:化妆品
企业驻地:利希特瑙(黑森州)
员工人数:200
2019年营业额:约3,000万欧

www.klapp-cosmetics.com

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和赢创风险投资公司(Evonik Venture Capital)对睿畜科技(SmartAHC)进行投资

BASF Venture Capital und Evonik Venture Capital investieren in SmartAHC
Quelle: Adobe Stock; © dusanpetkovic1

睿畜科技(SmartAHC)由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的毕业生于2014年创立。农场效率和动物福利是公司业务的核心。特别是开发了能够更好地监视动物的设备和软件。这样能够做到比如及早发现和控制流行病,还可以用来更好地控制喂养和用药,最重要的是能有针对性地控制每只动物。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能够实时控制整个动物种群。作为最新一轮融资的一部分,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和赢创风险投资公司(Evonik Venture Capital)均投资了睿畜科技(SmartAHC)。

21世纪的养猪业

全世界每年消费约14亿头猪,其中大概有一半在中国,这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年产量。 猪肉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受欢迎的肉类,猪肉约占中国肉类消费量的三分之二。同时,市场却非常分散。大多数中国养猪户是中小型公司。 睿畜科技(SmartAHC)目前主要针对大中型公司的情况是有营销原因。原则上,该技术可以在任何公司中实施,无论其规模大小。但是,大型公司正好也有这样的愿意对技术革新进行投资。2018年8月在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更是大大提高了这样的意愿。

总部位于埃森的赢创集团(Evonik-Konzern)(特殊化学品)风险投资部负责人伯恩哈德·莫尔(Bernhard Mohr)希望对睿畜科技(SmartAHC)的投资也能为公司的营养与护理部门提供新见解:“这次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对这项新兴技术的认识,它与可持续动物营养高度相关。” 而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董事总经理马库斯·索利比达(Markus Solibieda)认为,入股睿畜科技(SmartAHC)对其业务组合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睿畜科技(SmartAHC)非常适合我们对农业技术和数字化的投资重点。此外,它也补充了巴斯夫(BASF)的战略计划,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健康饮食。”实际上,巴斯夫(BASF)最近在这一领域已进行了一些投资,例如,总部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公司于今年7月初才收购了与睿畜科技(SmartAHC)类似的捷克公司Cloudfarms。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公司中农集团(SinoAgri)是参加该轮融资的第三家公司。赢创(Evonik)和巴斯夫(BASF)都没有公布他们各自入股的数量。对于赢创风险投资公司(Evonik Venture Capital)来说,睿畜科技(SmartAHC)是在医疗3D打印提供商麦递途医疗科技(Meditool)之后,自2018年上海创投办事处成立以来在中国的第二笔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