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时必须克服多重阻碍。您认为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Weymayr：在我看来，构成最大挑战的，一直都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必须顾及的规定条例多且复杂。特别令人困扰的是各种文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要求，而这些文件常常在给出必要信息时语焉不详，却又要求企业公开敏感的企业信息——甚至提出企业要完全阐明自身的业务模式，包括制造技术、成本和利润结构都必须一一说明。
中国政府具有政治意愿，要让国民经济按目标增长，并且促进外国持续向中国输出专业知识；中央政府意识到，官僚主义阻碍了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因此也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措施力图放开市场。其中引人瞩目的例子包括在境内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区（最新的一个是在2013年的上海自贸区）、与瑞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预计在2015年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然而总体上，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的官僚体系会有本质性的变化或改善。对于德国企业来说，鉴于监督规定繁多，中国仍然是一个严苛的市场。与了解中国市场情况及其种种要求的伙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仍是促进成功的要素之一，尤其切合德国中型企业。
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对于德国企业来说，对中国企业投资有多大的意义？您对这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有何看法？
Weymayr：据我观察，在过去二十年里，德国公司对投资中国企业的热情，在过去几个月已颇有消退。具体来说，过去一年半以来，德国对华的直接投资额首次下降；欧盟商会在北京进行的最新一次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已从86％下滑到57％。
形成此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总体活力衰退，另一方面该地域内其他国家作为驻地的吸引力增大；特别是东盟国家，其低廉的生产要素尤其诱人。此外，中国采取第一批开放市场的措施后，使一些行业不再强制要求外资公司必须对中国企业投资或建立合资企业后才能开展业务。然而，在另外一些行业里，官僚体制仍设置了重重障碍，遏制了更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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