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

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来衡量，中小企业(KMU)在兼收和并购(M&A)中明显没有太多代表性。这主要是因为其规模较小，从财政和行政的角度看，这使得大规模收购项目的实现变得困难。然而，中小企业还是可以将并购作为一种策略，用来成功应对合作中更复杂的挑战，尤其是在与中国商业伙伴的合作中。文| Simon Laube 挑战 融资往往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最大的障碍。根据欧洲资本市场研究所(ECMI)的数据，欧盟(EU) 中小企业60%到70%的投资是靠内部储备提供资金的，其余的几乎全部由银行贷款和租赁来承担。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通常是彻底排除了通过外部投资者进行的股权融资，这严重限制了并购的机会。德中业务在创建新机遇的时候刚好需要大量的资金，此外，也为了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出必要的调整进行投资。中国市场要求的增长速度，比起德国中小企业在自家市场上已经适应的增长速度来说，要快得多。相反，中国那些越来越多跟随其国内客户转战德国的中小企业，则面临着异常高昂的生产费用和劳动力成本。 两个趋势——企业继承和全球商业模式——表明并购对于中小企业也可以很重要。 企业继承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一项调查——调查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进行的——至少有42%由德国业主管理的中小企业对于即将面临的更新换代可能会考虑，将企业出售给外部的投资者。由于企业继承往往要经过多年的计划，而中小企业大多是被同行业的投资者所收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与中国工业企业进行战略交易的新机会。以合并为目标，德中中小企业就可以在较长的并且充分的时间里加深相互间的业务关系，从而克服文化和公司特定的差异。 第二种趋势是具有全球商业模式的中小企业，其中有很多在公司成立后需要快速成长的初创企业。初创企业主要通过风险投资扩大其规模，根据ECMI的数据，这一部分投资占欧盟中小企业融资总额的2.5%。成立不久的和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一般更愿意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并购。这尤其体现在企业向中国的扩张中，因为那里有更多的研究开发以及直接商业化。 战略 在扩张或者开发新产品时，并购通常被作为一种选择并且有很多优点，如快速进入市场以及与现有的客户或供应商直接接触。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很重要的是，在考虑潜在候选人之前先制定一个有明确价值主张的战略。这可以避免有利于增加中国市场收入的收购，但会损害内部流程，并且不会得到德国劳动力的支持。 如果与现有中国商业伙伴进行的并购具有战略意义，那会有更多的优点。根据业务关系的强度情况，所获得的了解可以有助于确定收购候选人的价值，从而使即将到来的整合工作顺利进行。 最后还一种可能是持有公司的股份，这可以减少财务负担以及对管理人员的要求。然而，这种情况对市场、客户或者供应商准入的控制则有更多的限制。因此，折中的办法是逐步收购，一方面逐步增加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先测试可能的整合，以免从一开始就让自己处于完全的失败风险中。 一个并购的设计案例 协力管理咨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为一家中型企业在分阶段收购一家中国供应商的案例中提供咨询。投资商和供应商最初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供应商的资产被转入该企业，而投资商保留了在今后对供应商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进行收购的权利。这样不仅降低了全面收购的财务风险，而且还让合资企业最初的运营成为可能。 与知名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并购、公司参股以及逐步收购，都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它们并不能取代尽职调查和公司评估。中小企业的企业成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影响，也取决于未被记录下来的流程和技能。这在德国和中国都是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投资者应当严格根据历史事实和预期现金流来确定交易价格。 最后，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售自己的公司股份，以便为其核心业务的扩张提供资金。战略投资者还可以为公司带来协同效应，这对德国中小企业的中国业务来说至关重要。反过来，强劲增长的股权融资又具有将信用违约风险降至最低的优势，而这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总而言之，中小企业的并购应该从整体上来看。作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它们可以为实现企业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对于众多德国中小企业来说，通往中国的投资道路是充满挑战的。为了建立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和经销商网络，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况且，并非每一家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必要资源。对于这些中小型家族企业来说，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让精通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予以协助不失为一个诱人的选择。而合作在实务中究竟情况如何？曼达林基金法兰克福办事处的负责人Inna Gehrt女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阐述了她的观点。

通过该修正案，《对外贸易法》（AWG）将与2019年3月21日发布的欧盟第2019/452号条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相适应，该条例旨在建立针对外商在欧盟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在欧盟层面对投资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外商投资进行审查或处以禁令仍属于各欧盟成员国的责任。 新冠疫情下投资保护成为焦点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受到特别关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防护服、消毒剂、药品以及呼吸器的供应紧缺凸显了在危机时期为国民提供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重要性。在受疫情影响而削弱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成为容易的收购对象以及新冠危机相关的工业领域的公司面临出售的情况。此类担忧目前对于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或治疗药物的公司尤为明显。国际投资者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争夺赛已经开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25日要求其成员国保护制药行业的公司不受外国投资的影响，并在必要时修改国家法规，其中重点关注美国和中国。柏林在这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作为庞大的国家新冠疫情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已经启动了新的经济维稳基金，通过该基金，德国政府可以参股德国公司以防其被外国投资者收购。但是，这样的“强心剂”可能只在极端情况下发生。预计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将通过修改后的《对外贸易法》更加频繁地禁止交易。 《对外贸易法》以及《对外贸易条例》的主要修订 《对外贸易法》（AWG）和《对外贸易条例》（AWV）为审查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德国收紧外商在德投资政策，其中包括将特殊安全行业的投资审查门槛从外商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25%的投票权降至10%的投票权，并且将关键基础设施（例如能源供应商）纳入投资监管范围内。 迄今为止，若收购会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并且足够严重的危害，则可以根据《对外贸易法》第5条第2款采取《对外贸易法》第4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与非欧盟收购方收购内资公司相关的限制和负加行为义务。而从现在开始，根据《对外贸易法》的修正案草案，只需要对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可能的侵害，而不需要造成实际的危害。与此同时，所保护的利益不再仅限于德国，而是延伸至整个欧盟及其成员国。此外，就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产品，不仅要审查其制造商和开发商，而且还要审查使用或改造此类产品的公司。联邦政府称，此项举措可以促成更具前瞻性的投资监管。 此外，该修正案草案将《对外贸易法》第15条第3款规定的“交割禁令”扩展至所有根据《对外贸易条例》（AMV）需要进行申报的法律行为。到目前为止，“交割禁令”仅适用于特定领域（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公司）的投资审查。相反，在《对外贸易法》修改之后，在审查期间，不能对跨部门领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进行交割。该项新规定旨在防止“抢跑”，即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以及审查程序结束之前使其成为既成事实（如获得关键技术或安全相关的信息泄露）。 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外，联邦政府拟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特别是，应对《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4条中所提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定义和编目。例如，可能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和量子技术包括其中，在上述领域中，若外商收购股份比例超过10%，则存在申报义务并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可能对其进行审查。在目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不排除该目录将扩大至医疗健康领域或其他领域。 对新修订的评论 与近年来对《对外贸易条例》的修改一样，《对外贸易法》的第三次修订受到了商界的广泛批评。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国工商总会（DIHK）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反对《对外贸易法》的再次收紧，并一致认为此举在当前全球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错误的信号。不断涌现的新监管障碍正在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都凸显了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德国工业为能够保障充足的国民供应对开放市场的依赖度。 在未来，德国联邦政府将比以往更容易限制欧盟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并且通过目前所计划的法律修订干涉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自治。联邦政府早就表示要对“关键技术”采取与“关键基础设施”类似的限制规定，以便联邦政府未来能够在不通过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扩大相关领域的目录。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实际和足够严重的危害”这一饱受争议且未予界定的法律概念，将预计转为对公共安全或秩序的“可能的侵害”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随着投资管制的一再收紧和审查标准的不断放宽，德国距离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也越来越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要求，为满足宪法的禁止过度原则（Übermaßverbot），干涉性的规范必须足够确定。《对外贸易法》修正案草案未对德国监管机构广泛扩张的衡量空间进行具体化，尽管这是宪法所要求的，而这可能导致法律争议。但是，比上述法律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此发出的政治信号。尤其是在中国，人们警惕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影响德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应当就审查标准颁布具体的指示。 结论：对并购实务的影响 对于并购交易实务而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对相关各方都意味着不确定性。未来，在涉及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的交易中，需要更仔细地审查收购交易是否属于《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的适用范围，或者是否主动申请“无异议证明”。修订后，所有依《对外贸易条例》负有申报义务的法律交易在审查程序结束前为效力待定的状态。因此，必须更多并且更早地对该问题进行关注。德国正在跟随世界趋势，而投资审查将成为跨境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投资中国杭州的生物技术专家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ota Biosciences）。 2019年才成立的恩和生物通过其新一代专属生物技术平台给巴斯夫风投总经理Markus Solibieda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和生物的高度创新平台结合了计算机技术和前沿生物技术，能加速产品开发速度，助力可持续、经济化生产，有塑造化学工业未来发展之路的潜力。投资这样一家前途无量的年轻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巴斯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关举措，并在飞速发展的亚洲市场中提升巴斯夫的创新潜力。” 该平台可以为广泛的工业应用实现高价值产品的可持续、经济型生产，例如助力甜味剂、维生素、个人护理品以及作物保护产品等。与化学工业不同，这种所谓的“白色生物技术”是依靠活细胞和酶来开发和制造产品的。 恩和生物利用该平台确定合适的微生物宿主，然后将其与所需的表型进行合并重组，从而创造出新的产业菌种。此外，该平台还可以基于糖等绿色原料开发和改善生产工艺流程。 巴斯夫风投和恩和生物期待合作 与恩和生物一样，巴斯夫已在利用发酵和生物催化来生产维生素和酶等产品。因此，合作双方正计划共同探讨合作可能性。“巴斯夫是实力强劲的行业合作伙伴，其技术优势可以完美地与我们互补。我们非常期待巴斯夫能在我们扩大生产规模和推出新产品中给予支持。”恩和生物首席执行官Cheryl Cui博士在谈到巴斯夫风投的投资时说道。 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杭州。这座位于上海西南方近200公里的城市，也是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

德国空中出租车公司Volocopter和Aviation Capital Group LLC (ACG)已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用助于最高可达10亿美元（8.7亿欧元）的Volocopter飞机的销售。 通过融资模式实现租赁业务 该协议旨在使Volocopter用户能够通过融资模式租赁飞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EASA）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等权威机构认证后，将开始进行交付。Volocopter公司首席执行官Florian Reuter说：“这份合同将使我们能够在获取认证后立即开始商业运营。“ 来自全球的战略与金融投资者的组合 与Aviation Capital Group LLC (ACG)的合作建立在Volocopter与Volocopter的早期投资者--ACG的母公司东京世纪（Tokyo Century）之间的现有合作关系之上。股东结构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和金融投资者的组合。2019年9月，总部位于中国杭州的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商吉利集团牵头进行了一轮融资，为Volocopter带来了5000万欧元的私人投资。 ACG和Volocopter之间的交易有待进行下一步的谈判和最终协议以及惯例成交条件的签署。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