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5G世界市场中的股份之争正在进行中。除了像华为(HUAWEI)和中兴(ZTE)这些中国企业，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诺基亚(Nokia)和爱立信(Ericsson)等公司以外，像德国电信等等德国公司也试图能赢取到这个市场的一块蛋糕。 这次事件满是联盟，高投资以及各种争斗，例如，美国对华为(HUAWEI)和中兴(ZTE)的抵制，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在诺基亚(Nokia)下的订单，还有中国所有宝马工厂升级至5G服务。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MSA)称，到2025年，5G网络能够达到供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使用，并且6G的初始工作也将在后台进行。来自格奥尔格·冯·斯坦(Georg von Stein)的专家调查 中国的5G计划发展得如何？ Claudio Chiandussi,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 中国目前正在以比以往更高的速度推动5G的标准化。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5. 76亿个5G终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预测，由5G带来的经济增长将达到29亿人民币，相当于3. 63亿欧元。中国将拥有41％的份额成为5G应用在全球最大的市场。此外，还有更多因素有利于中国5G的发展：首先，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快5G的在实际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其次，通过改装加强现有的4G基础设施，满足5G网络对于设备的要求。第三，中国有非常普及的光纤网络以及小型便携式基站（ “small cells” ）。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限制5G发展的因素：5G设备生态系统还不成熟，相应设备的入门价格也很高。5G技术更多地被认为是一项适合大城市发展的技术，因为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普及光纤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Dr. Roland Rohd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香港和西南地区首席代表: 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大型服务提供商将进行些微的技术调整和升级， 同时他们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国供应商的依赖会降低。 美国已经对这两家公司采取了出口禁运。这事关未来技术的竞争，而中国考虑得非常长远。 因此美国和台湾的半导体出口将追回差距，但这是一个漫长、风险大、且成本高、未知结局的一件事。 美国和台湾的公司可不会吃亏。而且它们的 半导体企业自身累积了巨大的、超过中国财务能力的投资额。 现在中国企业的负债是亚洲最高的。我认为，他们从长期来看会聚焦于6G，以便能对全球标准制定产生大的影响。 罗兰德·罗德博士(Dr. Roland Rohd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香港和西南地区首席代表 罗兰德·罗德博士（Dr. Roland Rohde）在香港为GTAI（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做关于中国行业与市场的报道已有12年，重点是电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他获得了“东亚奇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精通中文。     现在中国已经成立了关于6G的研究实验室和团队。估计到2030年6G才会成为现实。而5G在此期间将提供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特别是各领域的虚拟现实和扩增现实。 李静, 优品国际总经理: 国家或政党永远是中国的推动力，确立框架，定义技术标准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中国人称之为“统一思想”，这种观点在生活中许多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已委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推进中国的5G网络，例如，整个行业内的立法变更或发展计划的提案。该委员会在各个地区都设立当地办事处，以落实计划并向中央政府报告5G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信通院也十分重要。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IMT-2020 5G）推进组和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其带领下对华为和中兴的5G基站和核心网设备进行了安全保障测试。 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大型服务供应商有什么计划呢？ Dr. Beckmann, 安永咨询部担任合伙人:...

代理可能性概述 根据法律的基本设想，中国的资合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从事法律交易；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以公司名义作出并受领意思表示。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资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与德国的相应概念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此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特色，即公司可以通过特定印章的使用来作出意思表示。在此首先应提及 “公司公章”：通过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上加盖公章，公司可以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表示。此外每家公司都拥有一枚用于开具中国特殊的税务凭证（即“发票”）的“发票章”，以及一枚在与银行的法律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财务章”。另外，公司有时还会有自己的“合同章”，将其专门用于缔结合同，且在此范围内与公司公章一并存在。最后，许多法定代表人也会以自己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章”代替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从而同样起到由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作用。 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能够从事法律交易且不受其当前所在地影响，印章通常存放于公司住所并按照公司内部规范保管和使用。违反公司内部规范（如规避四眼原则或法定代表人的管控）在合同文件上加盖印章的，原则上不足以否定已订立并生效的合同的对外效力。 电子签名作为替代方式 目前，使用电子签名替代印章签署合同文件的方式在实践中受到较少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签名法”）为此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于2005年生效， 经过2019年最新修订，其适用范围得以扩大。自此，公司几乎可以在所有商业领域使用电子签名签订合同；2019年签名法修订后，不动产交易中也可以使用电子签名。但在与政府部门的往来中，除专利申请领域的个别例外情况外，外商投资公司尚不能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 根据签名法，“可靠的电子签名”在私法上与亲手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法与此同时规定了这种可靠的电子签名所需满足的一些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此外，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最后，签署后对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内容或形式的任何改动都须能够被发现。 签名法和公钥程序的技术中立性 签名法是以技术中立的方式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并不对制作可靠的电子签名的类型和方法加以限制。甚至，其更进一步地为合同当事人自行商定电子签名使用标准提供了可能。 实践中，非对称加密经常被用于创建和验证电子签名（即“公钥程序”）。为了确定签字人的身份并对其身份进行验证，会借助特许的权威认证机构的服务，比如CFCA（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或北京CA（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这些机构往往会通过所谓的“电子合同平台”的提供商参与仅使用电子签名订立合同的过程，这些平台作为服务提供商构成了合同当事人和权威认证机构之间的接口。中国国内现有的提供商大致有云签（yunsign.com），法大大（ fadada.com）或者e签宝（tsign.cn）。电子合同平台服务提供商通常还包含一个所谓的“时间戳服务中心”，用以将电子签名与时间戳联系起来。 通过公钥程序进行身份验证所需的私钥，实现了对使用电子签名进行公司内部访问限制。钥匙的持有者因此可以不受地点限制地以公司名义通过电子签名缔结合同。通过这一手段，公司在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旅行限制期间仍有能力从事交易，且同时能够减少印章的使用，从而降低印章被滥用的风险。 这一手段也使得公司内部代理权限在疫情结束后更易得到实施与控制。电子签名的应用也将使法定代表人在未来更多地参与合同的签订。当然，传统印章的使用也会继续成为中国商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论 电子签名的使用是对中国企业所常用的传统印章的一种有趣的替代或补充手段。通过公钥程序，以密码为基础的合同签署掌控在公司少数员工手中。由此，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职责得以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同时也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不受其身居国外的影响。并且，印章的交付与使用这一很容易被滥用的环节，也将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睿畜科技(SmartAHC)由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的毕业生于2014年创立。农场效率和动物福利是公司业务的核心。特别是开发了能够更好地监视动物的设备和软件。这样能够做到比如及早发现和控制流行病，还可以用来更好地控制喂养和用药，最重要的是能有针对性地控制每只动物。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能够实时控制整个动物种群。作为最新一轮融资的一部分，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和赢创风险投资公司(Evonik Venture Capital)均投资了睿畜科技(SmartAHC)。 21世纪的养猪业 全世界每年消费约14亿头猪，其中大概有一半在中国，这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年产量。 猪肉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受欢迎的肉类，猪肉约占中国肉类消费量的三分之二。同时，市场却非常分散。大多数中国养猪户是中小型公司。 睿畜科技(SmartAHC)目前主要针对大中型公司的情况是有营销原因。原则上，该技术可以在任何公司中实施，无论其规模大小。但是，大型公司正好也有这样的愿意对技术革新进行投资。2018年8月在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更是大大提高了这样的意愿。 总部位于埃森的赢创集团(Evonik-Konzern)（特殊化学品）风险投资部负责人伯恩哈德·莫尔（Bernhard Mohr）希望对睿畜科技(SmartAHC)的投资也能为公司的营养与护理部门提供新见解：“这次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对这项新兴技术的认识，它与可持续动物营养高度相关。” 而巴斯夫风险投资公司(BASF Venture Capital)董事总经理马库斯·索利比达(Markus Solibieda)认为，入股睿畜科技(SmartAHC)对其业务组合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睿畜科技(SmartAHC)非常适合我们对农业技术和数字化的投资重点。此外，它也补充了巴斯夫(BASF)的战略计划，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健康饮食。”实际上，巴斯夫(BASF)最近在这一领域已进行了一些投资，例如，总部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公司于今年7月初才收购了与睿畜科技(SmartAHC)类似的捷克公司Cloudfarms。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公司中农集团(SinoAgri)是参加该轮融资的第三家公司。赢创（Evonik）和巴斯夫(BASF)都没有公布他们各自入股的数量。对于赢创风险投资公司(Evonik Venture Capital)来说，睿畜科技(SmartAHC)是在医疗3D打印提供商麦递途医疗科技(Meditool)之后，自2018年上海创投办事处成立以来在中国的第二笔直接投资。

自2019年以来，这家斯图加特的汽车制造商与这家中国电池制造商一直在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合作。在先前的协议中，他们共同制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池。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现在收购了孚能科技公司(Farasis)3％的股份，并参与孚能科技(Farasis)的新股发行。对于这种交易所需的百万金额量还没有确切报道。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和梅赛德斯-奔驰公司(Mercedes-Benz)董事会成员，负责戴姆勒集团研究并担任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公司首席运营官的Markus Schäfer将获得孚能科技(Farasis)监事会的一个席位。该协议还包括一些附加条款，这将使得孚能科技(Farasis)尽早成为下一代EQ电动模型的供应商。当然，这还需要满足许多未详细解释的前提条件。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约有3500名员工，专门从事锂离子电池技术的开发和制造。在中国，生产在赣州和镇江两个地点进行，国际生产地点正在计划和建设中。 这也包括坐落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比特费尔德-沃尔芬的工厂，该工厂计划至少有600个工作岗位，预计将于2022年底开始运营。该工厂将由新成立的子公司Farasis Energy Europe运营，该公司将为新工厂投资超过6亿欧元。 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的入股也因此将为该电池制造商进一步扩大其生产能力的规划安全性提供保障。 到2039年的宏伟目标 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对孚能科技(Farasis)股份的收购，不仅仅是为了更加紧密地绑定战略合作伙伴，更是在实现2019年宣布的“ 2039愿景”计划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家汽车制造商在该计划中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9年将完全实现二氧化碳中和。这既是生产目标也是整个新车队的目标。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还必须承诺尽可能环保的进行生产。因此，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孚能(Farasis)工厂将相应地从一开始就努力实现碳中和。

天准科技以约2500万欧元（约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慕尼黑公司MueTec Automated Microscopy and Messtechnik GmbH。这笔收购额包括了为MueTec偿还约680万欧元的债务（约合人民币5,400万元）。这家于1991年在慕尼黑成立的公司的卖房是其大股东Deutsche Effecten und Wechselbeteiligungs AG以及持有该公司8％的管理合伙人Ralph Detert。 天准的欧洲子公司SLSS Europe GmbH将此次收购分两步进行。一旦获得中国政府对境外直接投资（ODI）的批准，SLSS将先收购MueTec 24.9％的股份。然后便等待联邦经济部的批准，如果其同意并出具了所需的“无异议证明”，则将接管公司剩余的75.1％的股份。这笔交易预计将在本财政年度内进行。 MueTec是半导体行业内检验和计量领域的专家。这家慕尼黑公司去年净利润为62.2万欧元，营业额约为600万欧元。而天准主要专注于人工智能和工业视觉系统领域，计划通过此次收购提升其在半导体领域的地位。 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去年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科创板上市。在天准科技宣布收购MueTec的当天，该股份受收购影响在上午下跌了17％之多，在收盘时总计上涨了11％多。中国其他证券交易所允许股票交易价格每日的涨跌幅不超过10%，而科创板以美国技术交易所纳斯达克为蓝本，每日的涨跌幅均为20%。

昨日（6月3日），即本周三，宝马（中国）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国网电动汽车在上海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进一步扩建中国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宝马将通过合作接入国网高速公路快充网络，拓广其充电基础设施分布。现有的充电桩规模将一举实现翻倍，提升至27万根，其中包括8万根直流快充电桩。宝马和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合作运营的充电网络将覆盖5万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通过此次合作，宝马还成为了国有企业合作伙伴中首家全球汽车制造商。 两家公司还计划在研发方面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各式各样的充电领域前瞻技术，制定大功率充电技术标准，研究车-桩-网互动技术。宝马希望能将纯电动车充满电的时间控制在10-20分钟内。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还希望为客户提供“数字化一站式充电体验”。 宝马用户将能通过宝马云应用程序进行搜索充电桩，监控充电过程以及付款等操作。因此，该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商希望进一步个性化这些服务，从而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以满足其各自需求。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腾讯的成功合作正为这些计划奠定了基础。 斥资数十亿美元的研发 根据协议，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将在今年内再建设7.8万根充电桩，从而确保中国公路网的充电桩覆盖范围更大更广。宝马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表示，宝马计划在2025年前共投资300亿欧元以上进行研发。迄今为止，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已交付了约50万辆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他们预计该数字到明年年底能够翻倍。而宝马与国家电网电动汽车之间的合作使中国现有的充电站规模翻了一番，这是实现目标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新冠危机对电动车也毫不留情：中国微型车专家兼大众合资企业伙伴小牛电动在上个季度遭受重大损失。2019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200万元人民币（约154万欧元），而目前净亏损为2640万元人民币（340万欧元）。销售额同比去年下降34.4％至约2.33亿元人民币（约合3000万欧元）。电动踏板车的销量下降幅度更大，下降了近40％，中国国内市场销量下降幅度最大，为43.5％。尽管面临亏损，小牛电动仍保持乐观态度。因为至少中国的新冠危机似乎已经结束。因此预计第二季度的情况将有明显好转。 目前，该公司预计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将介于5.85亿元人民币至6.55亿元人民币之间，较去年同比增长10％至23％。小牛电动CEO李彦对此期望表态道：“我们对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持乐观态度，我们也尤其依赖于中国市场需求的复苏：我们的国内销售额有望在第二季度恢复健康增长。” 保持乐观的理由 在实施抗击新冠措施期间，小牛不得不关闭厂房，供应商无法交付已订购的货物，许多员工也无法返工。但多亏现金状况相对良好，这些问题得以克服，经销商网络也得到了扶持和巩固。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每辆电动踏板车的利润率已大大提高。每辆电动踏板车的收入也增长了约8％，这主要归功于提供了更多的额外设备和服务。 尽管近来有所亏损，但小牛电动仍保持积极心态也是因为产品种类更加广泛了，研发和重启国际业务的支出也增长了50％以上。李彦证实说：“自5月以来，某些国际市场上的经销商已恢复营业，我们正与他们紧密合作，积极跟进我们的扩张计划。我们也非常欢迎扩大我们的产品组合。” 此外，股市上也有好消息。在大约一年半前首次亮相纳斯达克之后，小牛电动又将于2020年5月29日被纳入MSCI中国小盘股指数，这将使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关注。

通过该修正案，《对外贸易法》（AWG）将与2019年3月21日发布的欧盟第2019/452号条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相适应，该条例旨在建立针对外商在欧盟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在欧盟层面对投资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外商投资进行审查或处以禁令仍属于各欧盟成员国的责任。 新冠疫情下投资保护成为焦点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受到特别关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防护服、消毒剂、药品以及呼吸器的供应紧缺凸显了在危机时期为国民提供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重要性。在受疫情影响而削弱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成为容易的收购对象以及新冠危机相关的工业领域的公司面临出售的情况。此类担忧目前对于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或治疗药物的公司尤为明显。国际投资者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争夺赛已经开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25日要求其成员国保护制药行业的公司不受外国投资的影响，并在必要时修改国家法规，其中重点关注美国和中国。柏林在这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作为庞大的国家新冠疫情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已经启动了新的经济维稳基金，通过该基金，德国政府可以参股德国公司以防其被外国投资者收购。但是，这样的“强心剂”可能只在极端情况下发生。预计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将通过修改后的《对外贸易法》更加频繁地禁止交易。 《对外贸易法》以及《对外贸易条例》的主要修订 《对外贸易法》（AWG）和《对外贸易条例》（AWV）为审查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德国收紧外商在德投资政策，其中包括将特殊安全行业的投资审查门槛从外商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25%的投票权降至10%的投票权，并且将关键基础设施（例如能源供应商）纳入投资监管范围内。 迄今为止，若收购会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并且足够严重的危害，则可以根据《对外贸易法》第5条第2款采取《对外贸易法》第4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与非欧盟收购方收购内资公司相关的限制和负加行为义务。而从现在开始，根据《对外贸易法》的修正案草案，只需要对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可能的侵害，而不需要造成实际的危害。与此同时，所保护的利益不再仅限于德国，而是延伸至整个欧盟及其成员国。此外，就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产品，不仅要审查其制造商和开发商，而且还要审查使用或改造此类产品的公司。联邦政府称，此项举措可以促成更具前瞻性的投资监管。 此外，该修正案草案将《对外贸易法》第15条第3款规定的“交割禁令”扩展至所有根据《对外贸易条例》（AMV）需要进行申报的法律行为。到目前为止，“交割禁令”仅适用于特定领域（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公司）的投资审查。相反，在《对外贸易法》修改之后，在审查期间，不能对跨部门领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进行交割。该项新规定旨在防止“抢跑”，即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以及审查程序结束之前使其成为既成事实（如获得关键技术或安全相关的信息泄露）。 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外，联邦政府拟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特别是，应对《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4条中所提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定义和编目。例如，可能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和量子技术包括其中，在上述领域中，若外商收购股份比例超过10%，则存在申报义务并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可能对其进行审查。在目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不排除该目录将扩大至医疗健康领域或其他领域。 对新修订的评论 与近年来对《对外贸易条例》的修改一样，《对外贸易法》的第三次修订受到了商界的广泛批评。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国工商总会（DIHK）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反对《对外贸易法》的再次收紧，并一致认为此举在当前全球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错误的信号。不断涌现的新监管障碍正在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都凸显了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德国工业为能够保障充足的国民供应对开放市场的依赖度。 在未来，德国联邦政府将比以往更容易限制欧盟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并且通过目前所计划的法律修订干涉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自治。联邦政府早就表示要对“关键技术”采取与“关键基础设施”类似的限制规定，以便联邦政府未来能够在不通过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扩大相关领域的目录。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实际和足够严重的危害”这一饱受争议且未予界定的法律概念，将预计转为对公共安全或秩序的“可能的侵害”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随着投资管制的一再收紧和审查标准的不断放宽，德国距离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也越来越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要求，为满足宪法的禁止过度原则（Übermaßverbot），干涉性的规范必须足够确定。《对外贸易法》修正案草案未对德国监管机构广泛扩张的衡量空间进行具体化，尽管这是宪法所要求的，而这可能导致法律争议。但是，比上述法律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此发出的政治信号。尤其是在中国，人们警惕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影响德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应当就审查标准颁布具体的指示。 结论：对并购实务的影响 对于并购交易实务而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对相关各方都意味着不确定性。未来，在涉及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的交易中，需要更仔细地审查收购交易是否属于《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的适用范围，或者是否主动申请“无异议证明”。修订后，所有依《对外贸易条例》负有申报义务的法律交易在审查程序结束前为效力待定的状态。因此，必须更多并且更早地对该问题进行关注。德国正在跟随世界趋势，而投资审查将成为跨境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中德公司之间目前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该怎么样来克服当前的挑战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在线会议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有时也可以通过Zoom进行，但它经常被封锁。这期间还有更多用于虚拟设计工作流程的应用程序得到使用，例如Trello，Slack等，以及用于数字合法签名的工具。这里必须考虑到，书面协议通常对中方并不那么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此类和其他中国特色，安排有中国当地员工的德国公司是具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安排。因此，即使在危机过后，德国公司仍将加强对中国本地管理人员的雇用。这需要建立信任，尤其是对他们的服务。这两者在简化为虚拟通信的交流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德国的员工可以和大家分享从生日或度假照片到新的厨柜等许多私人物品。该平台促进了人际关系，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交流只能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情况下。 王紫云 公司中的参与者很难估计所有当前流程在将来的势头和造成的结果。战略互动也因此已尽可能被抑制。交流几乎完全涉及对危机的即时应对，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建立可靠的进出口渠道。危机开始时，许多专家还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通过这次大流行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许多公司会将放在中国的生产重心带回欧洲，现在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迅速地并且以对商业友好的方式控制住了这场危机。如今，中国的生产重启也帮助在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免受COVID-19感染。尽管如此，危机中经历的脆弱性将引起对德国以及中国生产链的再三考虑，并且更加看重自给自足的话题。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中国在危机应对方面领先几周，因此德国公司要以中国的经验为指导。 一份佑思(UNICEPTA)在对危机爆发后前四周里中国媒体上的公司报告做出的分析向在德国的交流负责人表明了，主题的焦点是如何从旅行经由捐赠转移到危机的影响上来的。例如，汽车公司虽然都已停产，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捐赠和现场销售活动获得加分。但是，如果向错误的目标群体进行了捐款或捐款太少，声誉就会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在企业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德国南部的一个技术集团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中使用。这场危机凸显了首席执行官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交流可以减轻恐惧感，显示出可靠性，甚至给人希望。例如一家中国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在网上(shangzhibo.tv)直播业务成果，并参加了通过Zoom进行的关于商业道德的小组讨论。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头和视频会议，一家德国北部科技公司的控股经理就很担心，首席执行官和一些董事会成员会随便散漫或者临时安排出现在会议里——这里更多是指的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如何塑造这样的虚拟交流，以使得中德双方的公司能够在例如合同谈判，旅行限制等方面继续工作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首先：必须预先为虚拟会议花很多时间来考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哪些限制或放松等等这些问题。第二，虚拟空间隐藏了文化障碍，建立信任，距离等这样的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大，良好的音响效果和可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如果连接断开，则需要更多的理解。第三，如果虚拟会议速度较慢，那就需要耐心和更多的时间来提问以及更详细地解释那些内容。你应该向中国人表明，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会议开始时，请留出空间进行真诚感兴趣的交流，询问中方合作伙伴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条件。在会议结束前留出时间，用来确认大家的状况都一致。中国人的交流通常都比较间接，许多人在提出问题这方面都比较谨慎。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视频还是聊天，每个人都要明白，希望大家都来提问。同时，当人们在中国进行家庭办公时，有祖父母在镜头前走过，你也不应该感到反感。 王紫云 这目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小企业的大多数外贸订单已被取消，许多公司正在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其他公司则试图快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旅行限制，目前与德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谈判主要都通过Zoom或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许多德国公司而言，却不一样。相互的交流毕竟只能在拥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持续保持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任是所有沟通的关键。正常情况下已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大流行之后，公司也应牢记这一点。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销售人员抱怨很难感知到许多非语言符号，而这些符号通常会有助于销售谈判中对对方做出评估。此外，当时装公司在中国采购面料时，有些东西是图片不能代替的，这里关系到最细微的色差和触感。一家德国南部时装公司的中国经理描述了这些困难：缺乏联系会阻碍设计团队的灵感和创造力，决策过程会被延迟。而中国子公司也感觉到，在德国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也导致了他们与总部的距离更加遥远。甚至现在都与中国的同事在线上进行“Flurfunk”。一家施瓦本地区的通讯社有着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现在，他们一起在微软的Team会议中一起享用。矛盾的是，居家隔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促成了更强烈的国际认同和合作。不断增加的超越国界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将特定国家邮件清单替换成共同的国际通讯组列表——这样就没有人会被遗漏掉。 中德公司之间可能会在将来出现哪些新的最佳交流实践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今后，公司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以及协作工具上开发适当的虚拟结构，以便简化双方的合作。在培训跨文化技能时，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虚拟空间和在线会议中的行为上。为此，应该采用中国人很喜欢的游戏化手段，例如，可以通过Trello建立看板桌面来插入要执行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这样，项目工作也可以通过相互间的接触获得有激励作用的游戏性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清晰的基本规则有意识地将企业文化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去。 王紫云 通过目前的大流行，人们也学习到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许多业务谈判。这种经验可以使将来的交流效率变得更高，例如，不断减少不必要的私人会面谈话次数。当然，这种合作方式要求有高度的互相信任。这点在工作中也适用。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意味他们需要在数字化谈判形式中更紧密地遵循结构化流程，准备好的步骤以及商榷好的细节，而不要过于频繁地改变职位，从而阻碍项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德国公司需要更多的学习使用Zoom，微信，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数字平台。只有双方都准备好了，它才能对未来的合作以及商业文化的相互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这场危机像催化剂一样推动了变革，尤其是在数字化方面。例如，德国南部的科技集团将本来在今后才切换Microsoft Office 365的计划迅速提前完成了，这使得现在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从任何一个终端设备上进行工作。数百名“大使”帮助解决了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并展示了使用案例。例如：所有培训课程现在都将在线进行并记录下来。同声传译应用程序让大家能够以任何一种语言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视频会议平台上能够在德国使用的系统并不是都可以在中国使用。反之，德国的IT经理担心在像DingTalk，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中国解决方案中的数据安全性。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