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份联邦经济部长Peter Altmaier提出了提高对外经济条例门槛的要求，并于19.12.2018.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进一步修订完善对外经济条例。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几周，我与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进行了一次相当长的通话。这位联邦议院副议长是“中国之桥”协会的发起人。该协会成立于2019年，旨在通过中德对话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为共同面临的挑战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大意说道，尽管德国和欧洲各党派都满怀希望，但新总统仍将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他说得多么在理。拜登正继续贯彻其前任的政策，但自然使用了更老套的话语进行了包装。没有了特朗普式的聒噪，取而代之的是拜登式的笼络。但发条仍越上越紧，局势剑拔弩张。 拜登让其政府批准了一个两千多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整顿美国国内高科技水平，从而更配得上“高科技”的头衔。数月前还讨论过用几十亿美元支持企业将生产从中国迁回美国。这笔福利金当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这些项目让那些声称“按国际经济规则”行事的国家被自己打脸。中国企业不是一再因为得到了国家补贴且国外业务得到了政府贷款的支持而被指责不公平竞争吗？我们不谈究竟是谁来定义“公平”——拿扭曲的竞争当论点更成问题。 这套计划一出台，美国总统就启程前往欧洲，旨在结成联盟对抗亚洲这位强大的竞争者。啊哈，难道拜登在意的不也只是美国人那被当成是上帝赋予的领导角色吗？非也。因为他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决不能容忍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平等的高度上和他们“斗”，甚至在技术竞争中超越他们。为此，他现在想让欧洲人共同为其效力，不论这是否也有利于欧洲人。不同于前任的是，拜登吸取了教训：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更强大。应该补充一点：为了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他看起来几乎毫不在乎欧洲的利益。 原则上，一个国家奉行帮扶企业、促进科技进步的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无可厚非。但分外显眼的是这一理念：我们必须劝中国人收敛。相似的还有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三年前提出的工业政策倡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想起备受西方国家批评的“中国制造2025”项目。(阿尔特迈尔的倡议发展究竟如何？) 中国人不应在“中国制造2025”中表明要成为重要技术领域的“全球先锋”，这是一个经常被指责的问题。为什么争取名列前茅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需要一个解释。每个运动员训练和参加比赛都是为了最终站能站上奖台高处。没有人争当第二、第三或第四。但是，一个在四十年中实现了数次科技飞跃，不甘继续只给发达国家当廉价工厂的国家，显然没有资格处处获取顶级成就。中国制造2025与拜登的投资倡议和阿尔特迈尔的工业政策之间的区别，即便对盲人来说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想摘星揽月，而拜登、阿尔特迈尔等人想阻止中国摘星揽月，并且他们也这么表达出来了——直接、公开，且没有任何能稍稍掩饰意图的礼貌。 恐怕欧洲人为了让跨大西洋的天空重放光芒，真的会愿意为美国人效劳。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五月份提交的立场文件读起来像一本给德国经济政治家——他们可能在联邦议院选举后掌管德国命运，并计划尽早劝中国收敛——的指导手册。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要求自然并不新鲜：不要忽视亚太地区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增长市场，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德国创新能力等要求本就无可反驳。然而仔细琢磨，这些要求还是泛出一股陈腐枯燥的味道。毕竟，如果框架条件并非如中国承诺和欧洲要求的那样改变，这基本上是一个反对扩展中国业务的呼吁。而单凭在国内市场的潜力而言，中国对德国企业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基地和营业基地，这也是不变的事实。 我们不要让自己被骗了：无论是拜登还是欧洲的议员和政客都无法成功阻止中国驶向未来的科技道路——列车早已离站，这还是一辆高速列车。外界的压力越大，中国追求的目标就越发雄心勃勃。互相鞭策、共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将是更明智的做法。而无动于衷的论点将如同上文阐述的那样越来越单薄。

早在1982年，杜伊斯堡和武汉就建立了中德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两城间的友好情谊，即使在新冠危机的冲击下也未经历“停摆”。疫情之初，杜伊斯堡积极筹集防疫物资，是第一个向武汉捐赠的德国城市。武汉的紧急状态结束后不久，从武汉始发的中欧班列“汉欧”恢复运营，装载着来自中国的防疫物资，于4月14日重新抵达杜伊斯堡港。疫情之初，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货运量显著下降；而目前这种情况正逐渐回归常态化。往返于杜伊斯堡与中国各城市间的中欧班列也已恢复到每周约40个班次；它们的运输速度是海运的两倍，运输成本是空运的一半。凭借着这一物流节点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和欧洲中心的枢纽区位，杜伊斯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目光。 这些区位优势也是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简称“中铁集”或CRCT），最终选择杜伊斯堡设立其欧洲分公司的主要原因。中铁集在落户过程中得到了杜伊斯堡市政府和当地机构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市属机构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GFW Duisburg）的全程协助。杜堡经促局局长莫雨勒先生（Ralf Meurer）表示，随着这家行业龙头的落户，杜伊斯堡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供应商和客户落地于此。目前，杜伊斯堡已成功吸引约100家中资企业，其中特别聚集了一批有海外仓需求的跨境电商、物流配套服务供应商以及与数字化初创企业等。 自2017年以来，一直负责杜堡经促局中国区事务的于凯女士已成功促成了约40家中国企业的落户，她当然也全程跟踪支持了中铁集的落地。 “作为市政府所属的官方企业服务机构，我们与企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提供全程的落地支持，如提供物业或土地信息以帮助企业选址，与外管局沟通公司员工的签证事宜，以及协调各种官方行政手续和官方许可等。”她介绍到经促局的工作重心时指出，“只要是与企业落户或发展相关的事宜，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在中铁集的选址考察中成功引荐了位于杜伊斯堡内港（Innenhafen）的人民银行（Volksbank）办公楼。这是第5家成功入驻杜堡内港的中国公司！”2015年杜伊斯堡迎来了全球齿轮箱和传动技术的领军企业——南高齿集团（NGC），这是第一家入驻内港区的中资企业，也是至今为止在该市最大的中国绿地投资。同样位于内港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项目——今年刚刚开张的铂涛集团旗下知名品牌，7天连锁酒店。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杜伊斯堡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杜堡经促局在其定期举办的GIMDU商业地产展上特意增加了中文环节，以帮助中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未来城市规划和旗舰项目信息，以及在德投资地产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 同样发生在杜伊斯堡内港的还有 “德国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 （简称CBND）于2016年在PKF大楼举办的成立大会。PKF是德国知名的审计税务法律事务所，同时也是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和理事单位。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事务专员约翰内斯·普弗鲁克先生（Johannes Pflug）是CBND的联合创始人和主席，他指出，杜堡商协的目标是战略性地、可持续地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杜伊斯堡与中国间的合作往来。 “我们旨在为中国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优化杜伊斯堡当地对华合作资源体系和配套服务。通过打造本地强大的中国商务网络，CBND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人脉和信息资源。”除了杜伊斯堡市政府，商协会员还包括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杜伊斯堡市政公共服务公司、下莱茵地区工商会、鲁尔都市孔子学院、以及代表性的当地企业杜伊斯堡储蓄银行和莱茵-鲁尔人民银行等。杜堡经促局的于凯女士同时兼任杜堡商协秘书长。 企业除了能够在杜伊斯堡获得组织协调方面的帮助，还可以得到财政补贴类的官方支持。例如，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子公司可获得北威州政府颁发的3000欧元欢迎礼包；又或者在投资额、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以及行业内容符合要求时，企业可申请最多达到投资额20％的补贴。如想进一步了解杜伊斯堡的经济政策，您还可以关注杜伊斯堡市副市长、经济长官安德里·哈克（Andree Haack）先生。他目前正与大学以及相关的中国专家一起，制定杜伊斯堡未来的“中国战略”。智慧城市应该是该战略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伊斯堡市政府、杜伊斯堡市政公共服务公司、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华为公司已经开展了三年多的合作，以期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推动市政服务各方面数字化转型。市长林克（Sören Link）肯定了与华为的合作，他认可华为是一个可靠而且执行力强的合作伙伴。同时，杜伊斯堡市常务副市长、数字化长官马丁·穆拉克（Martin Murrack）先生指出，与华为的合作并不存在过度依赖，比如杜伊斯堡市政厅的新电话系统就是由另一家供应商提供的。杜伊斯堡市对中国始终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和开放的态度，在此背景下，2019年秋季，林克市长率领政商学界代表团已连续第五次访华。 全力助推初创企业 此外，杜伊斯堡市经促局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了针对留德华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创业公开课ESCID。要知道，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多达约2200名。同时，创业者还可以利用周边丰富的商务活动拓展网络、收获资源。例如一年一度的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中国商务与投资论坛”，轮流在莱茵兰地区三大城市——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举办；同时，三城市政府还共同决定在论坛期间，同城联合举办“三城中国节”。 回到杜伊斯堡美丽的内港，这里定期举办的PKF China Talk系列讲座有声有色，企业家可以获得中文讲解的关于德国税收和法律的重要资讯。另外，除了每年一度的传统项目“杜伊斯堡中国春节”越办越红火，内港河畔的趣味龙舟赛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首次带领中国企业家组建了中国龙舟队。这一切都表明，杜伊斯堡正日益成为德国的“中国城”。 个人简介 约翰内斯·普弗鲁克 (Johannes Pflug)现任杜伊斯堡市中国事务专员、杜伊斯堡市中国商务协会(CBND）联合创始人和主席。同时还担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孔子学院荣誉会员等要务。他曾担任德国联邦议院德中议会小组主席长达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