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禾赛是一家激光雷达（LiDAR）技术领域的公司，在其C轮融资中共筹集了1.73亿美元。在光速（Lightspeed）和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GmbH）的领投下，该公司刷新了激光雷达行业内迄今为止最高的单笔投资记录。共同投资者包括 安森美半导体（ON Semiconductor）、启明创投（Qiming Venture Partners）、德同资本（DT Capital Partners）和启元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司（Axiom Asia Private Capital）。激光雷达是与雷达类似的一种可进行光距测量和速度测量以及大气参数远程测量的方法。禾赛使用激光代替无线电波研发各应用领域内的产品，例如感知系统可用于自动驾驶车辆领域进行距离测量。
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飞行出租车开发商Lilium获2.4亿美元投资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
新冠危机中的商务交流
中德公司之间目前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该怎么样来克服当前的挑战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在线会议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有时也可以通过Zoom进行，但它经常被封锁。这期间还有更多用于虚拟设计工作流程的应用程序得到使用，例如Trello，Slack等，以及用于数字合法签名的工具。这里必须考虑到，书面协议通常对中方并不那么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此类和其他中国特色，安排有中国当地员工的德国公司是具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安排。因此，即使在危机过后，德国公司仍将加强对中国本地管理人员的雇用。这需要建立信任，尤其是对他们的服务。这两者在简化为虚拟通信的交流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德国的员工可以和大家分享从生日或度假照片到新的厨柜等许多私人物品。该平台促进了人际关系，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交流只能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情况下。
王紫云
公司中的参与者很难估计所有当前流程在将来的势头和造成的结果。战略互动也因此已尽可能被抑制。交流几乎完全涉及对危机的即时应对，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建立可靠的进出口渠道。危机开始时，许多专家还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通过这次大流行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许多公司会将放在中国的生产重心带回欧洲，现在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迅速地并且以对商业友好的方式控制住了这场危机。如今，中国的生产重启也帮助在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免受COVID-19感染。尽管如此，危机中经历的脆弱性将引起对德国以及中国生产链的再三考虑，并且更加看重自给自足的话题。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中国在危机应对方面领先几周，因此德国公司要以中国的经验为指导。 一份佑思(UNICEPTA)在对危机爆发后前四周里中国媒体上的公司报告做出的分析向在德国的交流负责人表明了，主题的焦点是如何从旅行经由捐赠转移到危机的影响上来的。例如，汽车公司虽然都已停产，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捐赠和现场销售活动获得加分。但是，如果向错误的目标群体进行了捐款或捐款太少，声誉就会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在企业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德国南部的一个技术集团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中使用。这场危机凸显了首席执行官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交流可以减轻恐惧感，显示出可靠性，甚至给人希望。例如一家中国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在网上(shangzhibo.tv)直播业务成果，并参加了通过Zoom进行的关于商业道德的小组讨论。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头和视频会议，一家德国北部科技公司的控股经理就很担心，首席执行官和一些董事会成员会随便散漫或者临时安排出现在会议里——这里更多是指的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如何塑造这样的虚拟交流，以使得中德双方的公司能够在例如合同谈判，旅行限制等方面继续工作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首先：必须预先为虚拟会议花很多时间来考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哪些限制或放松等等这些问题。第二，虚拟空间隐藏了文化障碍，建立信任，距离等这样的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大，良好的音响效果和可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如果连接断开，则需要更多的理解。第三，如果虚拟会议速度较慢，那就需要耐心和更多的时间来提问以及更详细地解释那些内容。你应该向中国人表明，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会议开始时，请留出空间进行真诚感兴趣的交流，询问中方合作伙伴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条件。在会议结束前留出时间，用来确认大家的状况都一致。中国人的交流通常都比较间接，许多人在提出问题这方面都比较谨慎。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视频还是聊天，每个人都要明白，希望大家都来提问。同时，当人们在中国进行家庭办公时，有祖父母在镜头前走过，你也不应该感到反感。
王紫云
这目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小企业的大多数外贸订单已被取消，许多公司正在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其他公司则试图快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旅行限制，目前与德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谈判主要都通过Zoom或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许多德国公司而言，却不一样。相互的交流毕竟只能在拥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持续保持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任是所有沟通的关键。正常情况下已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大流行之后，公司也应牢记这一点。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销售人员抱怨很难感知到许多非语言符号，而这些符号通常会有助于销售谈判中对对方做出评估。此外，当时装公司在中国采购面料时，有些东西是图片不能代替的，这里关系到最细微的色差和触感。一家德国南部时装公司的中国经理描述了这些困难：缺乏联系会阻碍设计团队的灵感和创造力，决策过程会被延迟。而中国子公司也感觉到，在德国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也导致了他们与总部的距离更加遥远。甚至现在都与中国的同事在线上进行“Flurfunk”。一家施瓦本地区的通讯社有着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现在，他们一起在微软的Team会议中一起享用。矛盾的是，居家隔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促成了更强烈的国际认同和合作。不断增加的超越国界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将特定国家邮件清单替换成共同的国际通讯组列表——这样就没有人会被遗漏掉。
新冠危机期间的劳动权
预防和控制措施
中国的“公共部门”颁布了大量永久生效的法律法规，以在国家、省份和地方各层面遏制病毒扩散，进一步采取预防措施，保护雇员，减轻雇主负担等。而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也需履行特殊义务，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确诊或疑似感染的员工，必须监测所有员工的健康状况（尤其需要关注体温），撰写健康报告，并将员工出行记录告知当局。雇主必须确保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消毒，并准备充足的防护及卫生用品。不遵守规定可能会被严厉处罚。
员工保护措施
规定的停工休假日期过去之后，受限于旅行限制或其他措施，部分员工无法返工，这是许多公司面临的挑战。于是有了用以保护员工和避免裁员的法规，这些法规的效力大于雇主权利和劳动合同。因此，雇主无权召回或辞退正在隔离的员工。同理，雇主也不能向未感染的员工承诺更稳定的工作。如若员工出行受限，则在技术允许和组织安排合理的情况下，雇主可要求在家办公。如果员工对此拒绝，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工作岗位，雇主则可根据相应的内部规定采取纪律措施，轻则口头警告，重则解雇等。若劳动合同在治疗、隔离或其它国家紧急措施执行期内到期，则合同期限将自动延长至治疗或国家措施结束。
工资及病假工资
在国家规定的停工休假时间内，员工获得了也一直有权获得劳动合同中承诺的报酬。若在这几天内有工作，员工则有权获得加倍报酬（休息日加班）。若雇主的业务在此之后仍处于停工状态，则这些停工日期也将被视为工作日，且雇主需要发放第一薪酬期间（通常是当月）的工资，而从第二个薪酬期开始则可以降薪：例如，若无其它规定（休假规定等），则只需向员工支付能维持当地生活的最低薪资。这也适用于由于政府措施而在第二个薪酬期内无法返工的员工。
重新恢复业务时，雇主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报酬支付按规定所完成的工作。若雇主由于新冠肺炎而遇到经济困难，则可以在咨询并与相关员工达成协议后对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必须接受隔离或相关治疗的确诊或疑似感染员工通常有权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而无需隔离但需定期接受治疗的员工则仅能得到相应的病假工资，除非劳动合同中另有约定。
可以免除合同双方履行劳动义务的不可抗力的中国法律法规不适用于劳动合同。因此，雇主不得因新冠疫情——（在更多前提下）在中国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而拒绝支付工资，也不得终止雇佣合同。
为雇主减压
为了减轻雇主的经济负担，相关法律规定为雇主进行了减压，尤其是在社会保险上。根据要求，中小型公司以及湖北的公司最长可免缴五个月的养老金、失业险和意外险。大公司可申请三个月的折扣以及最多六个月的延期缴款。而医疗保险则可申请最多五个月的半折折扣。地方一级基本上采取了上述国家措施，但有时会存在其它规定，例如，2020年二月份的社会保险缴款需要之后补交以及其它行业可继续延期交款。
结论
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劳动法的相关措施减轻疫情造成的后果。这是介于避免（大规模）裁员且保护工人和经济停滞之间的艰难举措。正如中国大多数的法律规定，各种概念非常含糊，不能精确定义，且可能因地而异。因此，公司在当前这一危机时刻应该比平时更加密切关注法律变动，遇到不清楚的地方立即寻求法律建议。
青岛的全新聚会地
青岛的德中生态园在两国的经济关系中早已是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成就以及成功的概念。但是，好的事也总是可以不断改善的。这就迎来了在园区内创建特殊的展示和交流机会的决定—尤其是提供给尚未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公司。 德中生态园在德国的代表赵卫表示：“我们希望与德国的交流能够在质量上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此开发了一个三列平台概念。新建的展厅有个合适的名字“中德商通”，这里近2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可以免费提供给拥有“德国制造”商品和技术的生产商使用。一些会议和聚会办公室向（潜在的）合作伙伴开放，用于相互联系的开启，维持和加深。 “蓝色亭子”更适合进行小规模的谈判和演示，而“绿色亭子”则是提供给会议和合作交流的。此外，还可以使用生态园内被动节能屋科技中心的大厅。同时，位于北京“ 2019年世界园艺展览会”的德国馆也正被“移植”到青岛。凭借其800平方米的面积，它将成为庆祝活动和大型活动如公司会议或培训课程的理想场地。
除了展览和会议的基础设施外，该概念的第三大支柱目前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团队。它旨在使德国公司一方面更容易“打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与中国政府部门以及与不同的心态和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提供支持。该团队不仅包括了有良好德语知识并且了解德国企业家心态的员工。他们也将具备能够进行初次销售洽谈，并能至少根据原理解释各个产品技术特性的能力。此外，专家和联络人将随时提供帮助，在中国寻找供应商以及解决法律纠纷。赵卫说：“建立和培训这个团队，与拥有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展览平台同样重要。
谊安 (Aeonmed) 医疗集团接管禾珥医疗(Heyer Medical AG)
来自北京的谊安(Aeonmed)医疗集团接管了饱受打击的普法尔茨医疗制造商禾珥医疗(Heyer Medical AG)。禾珥医疗在2018年已经陷入困境，并且正在寻找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随着北京谊安(Aeonmed)医疗集团对其的收购，必要的企业重组现已成功完成。
禾珥医疗(Heyer Medical AG)是一家传统的医疗设备制造商，专注于麻醉和呼吸器。其产品已在全球80个国家销售，该公司在EMEA地区，亚太地区和美国都设有代理商。而总部位于北京的谊安(Aeonmed)医疗集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经成为手术室设备的领先制造商之一，并且像禾珥医疗(Heyer Medical AG)一样活跃于麻醉和呼吸器制造领域。凭借在研发方面的大力投资，该集团及其产品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之一。目前谊安(Aeonmed)医疗集团的产品资料册在全球130多个国家都可以获得。
在重组过程的框架内，谊安(Aeonmed)医疗集团将接管禾珥医疗(Heyer Medical AG)是早就很明了的事，但复杂交易的实施持续到了2020年3月。
收购案由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为谊安(Aeonmed)医疗集团提供了咨询。它是侧重德中交易并购支持方面的领先公司之一。
并购后重组：中国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德国企业的投资一般采取收购股份和/或提供贷款融资的形式。如果标的公司陷入危机，则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及贷款清偿请求权均会受到影响，因为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一般清偿顺位靠后。除投资损失，中国投资者及中方总经理还可能因为破产危机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损失
德国破产法的最高准则是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破产程序一旦启动，决定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继续经营，或将公司资产作为持续经营企业出售，取决于哪种方案能最大限度满足债权人权益。因此，若中国投资者在收购股份的同时为标的公司提供股东贷款，则企业破产时投资者地位将十分不利。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清偿顺位靠后，只有当所有担保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后，股东贷款才能获得清偿。
清偿股东贷款的破产撤销权
除清偿顺位靠后，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股东因股东贷款清偿所获款项也可由破产管理人撤销，这笔款项须返还并计入破产责任财产中。此外，破产撤销权还适用于股东因其贷款所得到的担保利益——这种情况下，撤销权甚至可以追溯到提出破产申请前十年。一般而言，股东贷款的具体发放形式及其还款方式对减少企业破产危机时的责任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如果股东先放弃担保，再获得贷款清偿，其责任会相对较小。
若股东为第三人向公司的贷款提供了担保—-无论是通过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让与担保、还是其他人身或实物担保，股东都必须向第三人清偿该笔贷款。股东的清偿责任无论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是否曾向第三人做出清偿，也无论公司此前是否已经无力清偿第三人贷款。
同时，对集团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和担保也需注意。尽管关联公司本身并非德国标的的直接股东，仍会受上述撤销权规定的影响，因为该规定不仅适用于股东，同样也适用于与股东有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公司。
股东因提供财务援助导致破产申请延期的责任
同样，在德国标的公司出现破产危机时，若中国投资者未经审核就提供（进一步）贷款，也将面临破产法上的责任风险。如果债务人即德国标的在贷款发放时已经具备成熟的破产条件，且其明知或已做好破产准备，而中国投资者的贷款造成或纵容了本应履行的破产申请延期，则可能承担协助和教唆延期破产的责任。因此，在提供贷款时中国投资者需要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并对此进行细致记录和存档，以便日后一旦发生纠纷，能够核实标的公司在提供贷款时的财务状况和中国股东的意图。
股东因告慰函承担的责任
就资合公司而言，德国法本身并未规定可以直接请求中国股东以个人财产承担公司债务。然而中国投资者可能因合同条款，特别是公司间协议和告慰函而就德国标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特别是出具告慰函时，股东往往未经谨慎考虑，既不设时间限制，也不设金额限制。而当公司不再需要时，告慰函常被“遗忘”，没有及时解除。公司破产时，告慰函对中国投资者会造成极大风险，其一因为解除告慰函须经允许，其二解除告慰函仅对未来有效，对此前的时间没有追溯效力。我们建议中国投资者在出具告慰函时最好只给定一年期限，并设置金额限制，这样可以随时有意识地重新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对德国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提供何种程度的支持。
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除上述股东责任风险，如果德国标的公司管理层由中国投资者选任的中方代表组成，则中方管理人员还存在额外责任风险。根据德国破产法，公司管理者有义务审查是否需要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在破产危机和后续的破产程序中，如果总经理常驻国外并不在标的公司当地工作，则一般会怀疑其对公司仅进行了表面上的管理且管理存在疏漏。特别是公司破产申请延迟，在公司具备成熟破产条件时仍做出支付行为，不缴纳社保费和税款，以及在公司明显无法履行合同时的欺诈行为，都可能导致中方总经理需承担个人责任。这种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并不避讳要求公司总经理包括中方总经理承担责任。对此董事及高级经理人员责任保险也无法提供全面的保障。
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适用于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无论法定的公司代表权规定、内部业务管理分工或职能范围如何，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均承担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必要时，总经理或董事必须自行提出破产申请——无需股东同意，同时股东的指示也不能免除总经理或董事履行提出破产申请的义务。
但是，对于中方总经理、特别是非长期驻德的中方总经理而言，审查是否需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往往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中国投资者往往在交易后把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德方继续管理，故而中方总经理对标的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了解不足。另一部分原因是中方总经理对德国法律缺乏了解，不知道自身作为公司管理者应负有的避免公司破产的监督义务。再者，中方总经理对于在技术层面上如何核实破产条件不具备相关经验。实践中中方总经理往往也并不了解因失职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
这里，特别需要中方总经理注意的是，法定申请破产的期限十分紧迫：德国破产法要求申请必须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提出，但不得迟于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或资不抵债情形发生后三周内提出”。实践中常被忽视的一点在于，上述三周期限只有在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消除破产程序启动的原因，且这些措施有可能在这一期限内取得成功时才可以适用。
中国式面子文化
除法律层面的挑战，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还可能受到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愿意向中国总部报告德国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做会被认为“丢面子”。因此，中国总经理在审查德国标的流动资金或破产申报时大多只是被动行动而非主动发现、及时解决问题，这也给中方总经理造成额外风险。
总结
与许多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一样，德国破产法要求投资人及公司管理层对收购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密切监控。中国投资者需对破产法规定的相关义务特别注意，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时记录并严格规划。针对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德国新冠病毒破产中止法已于2020年3月1日生效，该法对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破产申请义务、支付禁令、针对股东贷款的破产法撤销权等均进行了特别修订，在此特别建议中国投资者对投资标的的资金流动性进行监测，记录新冠危机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及时处理标的可能出现的破产危机。
本文是在我们平台合作伙伴DLA Piper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发行的中德投资平台2020年2印刷版的独家预发行版
支持中国中小企业的措施
这周周中，中国人民银行（PBoC）再次提供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作为支持中国中小企业措施的一部分。其中的利率仅为2.95％，比3月份最后一次流动性注入的利率低了20个基点。这意味着，中期信贷条件目前处于2014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北京是首次利用信贷服务工具。但是，比起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利率仍然相对较高。换句话说，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人民银行仍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进行经济刺激。
上周，北京已经将小型区域性银行的最低准备金要求降低了50个基点，使其更容易进行放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仅在本周就预备了总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流动资金。有了下面令人沮丧的数据就不会对此觉得奇怪：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这是自中国发布这一经济指标以来经济增长首次出现下滑。
贷款将增加
除了扭转利率和准备流动资金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上市公司可以延迟提交其年度帐目：他们可以在4月30日之前提交第一版本，而最终版本须在6月31日之前公布。另外，他们还得到了明确的税收减免以及采取递延措施的承诺。国家银行将按指示，让贷款比去年增加30％。
另一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推出了一项方案，允许中小企业无需政府批准即可借入不超过500万美元的外币。该方案目前仅限于被列为高科技初创公司或在上海自由贸易区（FTZ）注册的公司。但是，对相应方案的扩展已经在计划中。同时，还在讨论降低外国投资机构的最低资本要求，目前为10亿美元
这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支持，而且与中国为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所做的努力是一致的。这里还包括了为跨境电商强制建立所谓的试验区。这样的区域已经有了59个，现在将再添加46个。对在这里经营的公司和经销商免征增值税，并且，他们还享有其他的税收和行政优势。这些试验区同样也是针对中小型企业以及自主营业者。
中国中小企业亏损严重
正是这一群体，在大流行的爆发和随后的措施中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因此，中国的大多数措施也都集中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上。清华大学（北京）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小型公司在今年三月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平均70％。旅馆，饭店和教育机构遭受的打击更大，他们的销售损失大概在平均88％。虽然在困难中看到了第一缕希望：“业务恢复指数”从2月份的33.3点相对明显地上升到3月份的41.1点，但是，这离暗示恢复正常仍然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方面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支持经济即将采取的进一步措施：5月中旬将对最低准备金要求进行下一次削减
中国控股的D股——即刻投资？
长期以来，中方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青睐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这支经典的中国控股的D股值得拥有。新年初始前不久，有关中方将增持股份的传闻不绝于耳。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北汽集团迟早将成为该斯图加特集团的最大股东。
北汽计划以此在该施瓦本集团的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戴姆勒的合伙人，北汽才在2019年7月宣布持有该汽车制造商5％的股权，之后显然又在英国主流银行汇丰银行的支持下计划扩大持股，将至少拥有戴姆勒10％的股份。这将超过其本国竞争对手吉利：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大约在两年前购买了9.69％的股份，且长期以来因结构问题违反了现行的申报义务。早在收购沃尔沃一案时，吉利便或多或少拥有话语权。
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优势
此次新冠肺炎危机可能有利于这两位中国大股东的扩张计划。由于股市的抛售潮，戴姆勒股价自年初以来时而下跌超半成，其市值目前还不到300亿欧元。暂时停产以及车厂关闭将在上半年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危机偏巧碰上戴姆勒集团还面临着重大挑战、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经费问题以及柴油丑闻负面后果的阶段。
在此期间，许多上述问题似乎成为了影响股价的因素，此外戴姆勒目前为止还未接受国家援助，同时2月份宣布每股0.90欧元的股息也计划保持不变——但也不排除其改变主意。即使今年销量下降30％，该斯图加特汽车制造商的收益仍将达到1200亿欧元左右。这将相当于0.25的市销率。
戴姆勒小结
这两位中国投资者自然有可能以当前的优惠价增持股份， 该施瓦本集团将必须与他们进行协商。 追随财富——目前看来，投资戴姆勒似乎很有吸引力。
饶有兴趣的中国投资者
戴姆勒并不是唯一值得投资的一支中国控股的D股。仅2017年一年，中国公司就向德国公司投资了近121亿欧元。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统计共计40例投资并购项目。德国的技术知识似乎对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极有价值：联邦经济部在几个月前就宣布将收紧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或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法规。目前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法规已经相当严格。德国政府现已准备了价值高达十亿元的救助基金，用以避免股市崩盘后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单位被廉价出售。
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中国公司似乎由于国际贸易冲突而变得相对谨慎起来。而从去年年底起，购买兴趣再次明显攀升。 2019年前六个月仅登记了14笔交易，而下半年则登记了25笔，这39笔交易的总投资额为46亿欧元。而去年共进行了35笔交易，交易额总计107亿欧元。在欧洲范围内，德国是中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英国（31笔）、法国（18笔）和意大利（14笔）名列其后。
“投资大项目的热情明显在升温，”安永德语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轶表示道，“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当前也有很大的需求——不管是对于欧洲强大的利基供应商，还是对于成长缓慢的公司，中国都是他们的战略投资者。”孙轶认为投资率还不算高，但她也观察到中国公司的“学习曲线十分陡峭”。
反例：库卡
中国公司也将从先前的交易中吸取教训。尽管对许多公司来说，交易目的重在技术转让而非盈利。但一部分事实是，中方投资者此前对德国的投资和收购也并非全部走运。最好的例子是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中国公司美的自2017年起持有其94.5％的股份。这家来自远东的家用电器制造商斥资45亿欧元（合每股115欧元）高价购买股份。
大约三年后，库卡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的其放缓的迹象：2018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大幅下降之后，其董事会下调了2019财年的年度目标。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管理层目前无法对2020年进行展望。整个集团目前的股票市值不到12亿欧元，与收购价相比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三。
库卡小结
目前？）无需着急进行投资。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库卡就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而这些问题如今可能将发展为海啸之势。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投资者也尚未找到战略投资的秘籍。 汽车供应行业必须面对利润空间小的问题，因而在好天气时与航天业相差甚远。但对航天业来说，每次暴风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海航集团在德意志银行的短暂客座
中方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事业也不容乐观。海航集团在2007年初以高达7.55亿欧元的首笔投资额购买了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足足3％的股份，随后将其持股比扩大至9.9％。中方的加入从一开始就饱受非议——一方面是因为该集团的主业在航空、旅游业和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因为政、商两界担心中国对德国最重要的信贷机构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而今，这些担忧已不复存在了：中方于2019年底彻底退出了。官方说法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但决定性原因当然还在于，海航集团近来不得不进行金融扩张，但其在德投资到目前为止几乎无利可图：与2017年初刚投资时相比，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市值到2019年底蒸发了近60％。
图森未来（TuSimple）和采埃孚（ZF Group）正在计划自动驾驶卡车
卡车初创公司图森未来（TuSimple）和德国汽车供应商采埃孚（ZF Group）计划一起研发自动驾驶卡车，目标是量产化无人驾驶卡车技术平台。有关工作应于四月开始， 目标市场是北美、欧洲和中国。该平台将包括融合摄像头（VIS和红外摄像头的组合），LIDAR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和无人驾驶控制系统等技术。然而，核心技术将是仍处于开发阶段的中央处理平台ZF ProAI，它将实时处理来自传感器的所有信号并控制相应的卡车。这个软件系统将由两家公司共同研发。
物流市场极具吸引力，仅中国和美国的货运业就价值1.5万亿美元。自主平台已经在仓库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它们也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长距离运输，这就是图森未来（TuSimple）和采埃孚（ZF Group）计划共同研发自动驾驶卡车来服务于这个新兴市场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图森未来（TuSimple）创始人侯晓迪表示，无人驾驶技术将是确保安全运营和成本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罗伯特·贝格（Robert Berger）咨询公司证实了侯先生的评估，并预计可节省高达40％的成本，以此来实现物流领域中的自动驾驶。
街道上的自主物流
由于货物运输相比个人运输的主要优势在于运输路线大多很熟悉并且可预知，这让专家们都一致认为，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驾驶平台（5级）将由物流运输商推向市场。因此，许多物流公司很早就找到了相应的定位。例如，联合包裹服务（UPS）参与了图森未 TuSimple）的第一轮融资，筹集了3亿美元。
在2019年9月进行的第二轮融资中，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账户中又被注入了1.2亿美元的资金。图森未来（TuSimple）的总部位于北京和圣地亚哥。该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由40多辆自动驾驶卡车组成的车队，并且每周在该公司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之间的测试物流线上进行约20次试驾。除此之外，图森未来（TuSimple）还在上海新的自由贸易区南汇新城（原临港）推行了另一条测试路线。
中国发布全面入境限制
在COVID-19持续传播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于上周末宣布了针对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全面入境限制。自3月28日（星期六）起，禁止外国公民进入中国。这也适用于所有持有有效签证，APEC商业名片或有效居留证的人。该禁令还涉及到过境和其他短期免签证停留。只有外交、官方、礼节或C签证的持有人才可免于入境禁令。
尽管该禁令不会影响到2020年3月28日之后签发的入境签证，但是中国使领馆目前显然仅针对必要的经济，贸易，科学或技术活动目的，以及基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所需的入境签发入境签证。这些措施本质上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按照目前形势的要求一直有效。
同时，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空运输受到严格限制。从3月29日（星期日）起，中国各航空公司每周只有一架航班能执行去往一个国家中一个城市的一条航线。同时，外国航空公司每周只能运营一次飞往中国的航班。因此，往返中国的空中交通减少到了每周约130架次。所有的航班只能装载75％，以此将每天入境的乘客数量从大约25,000人次减少到大约5,000人次。中国民航总局已明确表示保留进一步削减航班的权利。
中国政府通过不断增加的感染COVID-19的入境者人数来证明这些严厉措施是合理的。尽管在整个湖北省包括武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该病毒，并且据报道，此次流行病在中国其他地区已得到控制，但政府仍然担心会通过“输入COVID-19”造成第二次的流行病传播。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输入病例在两周内从88例（3月12日）增加到了一共595例（3月26日）。 但是，根据中国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增加的病例中，外国人只扮演了次要角色，因为90％的受感染入境者是中国公民，其中40％是回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些严格的措施与在国内所宣传的恢复经济活动以及看似逐渐回归的日常生活相抵触。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需尽快地重新促进在2020年第一季度被严重摧毁的经济。
外国人无法回到在中国的岗位工作，以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际商务旅行的无限期限制，将使期望恢复经济活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入境中国的旅游业几乎停滞了，并且与中国的设想相反，在这种流行病于欧美蔓延之前逃往中国的“新冠难民”实际上是没有的。入境禁令反而首先影响了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所谓的侨民，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受雇于外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并且大多在那里担任高级职位。外资公司一如既往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比例很大的份额。目前尚不清楚在没有负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将如何尽快完全恢复其业务运转。由外国人输入病例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让入境禁令的均衡性对这一人群来说显得更成问题。
由于外国人现在因其国籍而不可以再进入中国，让空中交通管制最终只能以尽可能防止大量的中国公民回国为目的。这项措施同时影响到在中国有业务的德国公司以及在德国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在德国的许多持中国护照的雇员将无限期无法实现去中国出差的安排。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在完全没有这些参与者的情况下走上正常的道路，这一点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