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18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呈下降趋势，但在中国却呈逆势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新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表明，2018年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呈下降趋势。该数值从去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了13％至1.3万亿美元，已是连续第三年在全球范围内回落。
发达国家2018年的FDI总值下降了27％，达到2004年以来最低值。尽管美国仍是2018年最大的外资投资目标国，但其资金流下降了9％至252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FDI在2018年增长了近4％，创下了约13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并依旧是全球第二大最大的外资投资目标国。
另一方面，德国排名持续下跌。虽然德国在2017年以370亿美元的FDI成为欧盟最重要和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去年其FDI下降了近30％，仅约260亿美元。因而，德国由第11位下降至第14位，名次被加拿大、法国和墨西哥超越。然而，该报告编者预计，2018年欧洲“异常之低的”资金流在今年将迎来大幅回升。
《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链接
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及股份限制有望被彻底废除
中国央行（PBOC）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考虑适度放宽甚至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额度管理。
机构投资者通过QFII可在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公司A股进行投资。但须符合一定条件才可得到QFII资格认定。例如，股本需达到一定额度，投资者本国必须设有特定的管控机构，受训员工数量也不可低于所设下限值。此外还有其它由外汇管理局视情况而定的审批因素。
此外，QFII管理制度还对所有参与者的投资总额度以及对单个上市华企中的外资股份设限。目前，股本总额度约为1200亿美元，外资机构对中国上市的公司的投资上限定为5%。
早在201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便开始放宽制度。此前，投资者每月资金汇出比例仅为20％。若投资者想将其在华投资资本转移至中国境外进行投资，则必须等待3个月的本金锁定期。该两项规定已于2018年6月中旬被废除。另外，自规定实施以来，投资额度上限也不断得到提高。
潘先生的这一发言与中国官方近几个月来一直对外所传达的内容一致，也正如负责部门近期一系列行为所反映的那样：中国将坚持改革方针不动摇，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
若不将欧盟作为整体考虑，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根据波音公司的统计，2017年中国市场总规模仅为美国的40％左右。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客运量近乎美国的三分之二（而货运部则为56％）。无论如何，中国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正如国有企业中国商飞（COMAC）和波音公司都预测中国航空市场的营业额将持续走高，预计交付7700至9000台货机。到2037年，单通道喷气式货机的交付量占总交付量（5730台）的四分之三。据中国统计局统计，在2013年到2017年短短四年间，全国客运量增长了56％达到5.5亿以上。由于没有国内供应商，中国目前大部分飞机都由国外进口。这一形式在中期内即将发生改变。自2016年年中，中国商飞开始交付自产的支线飞机，且其销量仍在持续增长。到2021年，第一架——部分与欧美合作的——中程客户将上市。预计于2030年交付宽体客机。
报道链接
大约在两年前骤减的公共设施在华市场需求目前又有所提高 ：全国各地新建了各种会展中心、博物馆和体育场馆。这对二线城市至甚至六线小城市格外有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是中国的一线城市，省和自治区的省会城市则被列为二线城市。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十年前，每个较大城市必须有个机场；而现在，需求最大的通常是会展中心。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公共设施的建设，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将上升至70％左右（同比2017年58.5％）。城市因此需要重新规划：大都市的中心应该更分散化，同时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分中心。位于北京郊区的通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容纳了130万人口，大大缓解了北京主城区的负担。通州新建的公共设施包括：北京的四所大学、众多医院、医疗设施、一所博物馆、一所剧院和一所图书馆。此外，距离北京和天津100多公里的雄安将被打造为一个智能化城市，引入各类高科技公司和机构，优先考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类似此前的上海浦东经济特区，这将引发一系列改变。根据Pacific Securities Investments的分析，对此至少需要投资10万亿人民币（约为14900亿美元，截至2019年4月）。
受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影响，亚洲地区2019年首季度的并购市场表现平平。并购规模下降至1802亿美元，较去年同比下降25.9％。尽管中国是亚洲地区最为活跃的国家，但其自身的并购规模也大幅下降至778亿美元，与2018年第一季度（1194亿美元）相比下降34.8％。中国并购交易规模持续两年走低。 而2019年首季度平均企业价值倍数（EV / EBITDA）降至17.8倍，创下自2014年（17.7倍）以来的最低值。
与此同时，欧洲并购市场交易规模为1261亿美元（若将今年宣布的并购业务计算在内则为1495亿美元），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欧洲地区内名列前茅的依旧是英国和德国：尽管脱欧带来了不稳定性因素，但英国仍在2019年第一季度以375亿美元的交易额稳坐第一。德国交易规模为238亿美元。
报道链接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于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设板块科创板正式开板。
本周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主席易会满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上海市市长应勇共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SSE）新设板块科创板开板。该新设板块的官方英文名为“SSE STAR Market”。
该科创板有望为资本市场提供更为便捷的上市及融资渠道，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创新型产业的初创公司将因此迎来重要机遇。如果说，中国的IPO在此之前仅可由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PORC）进行批准，且无统一标准，完全取决于PORC内部评估，因而难以对此作出预判，那么如今的科创板的规则将十分透明。达到标准皆可上市。在此期间有122家公司提交了其申报手册，其中已有6家获得了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许可。
易主席在开幕致辞中告诫道，新设板块在初步阶段将面临重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大规模且高期待的上市、过度投机以及股价暴涨。该证监会主席敦促企业和股市参与者遵守游戏规则，重视风险控制。此外，他还指出证监会将来会更加重视公司的披露要求，并将大幅提高证券交易所的违规成本。
除了为资本市场提供便捷，新设版块还能进一步积累经验，易主席说道。他承诺，这些经验将应用到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规则中。从这一角度而言，科创板也是中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开放其金融市场的明确信号。
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在2019年4月的一项新研究中调查了7万多起跨境收购案例。1900起交易的收购主体来自中国，而其中171起的收购对象为德国公司。研究人员得出的分析结果与大众对中方投资者的传统偏见背道而驰：他们并未得到大量政府补贴，因此也并非总能以高价力压群雄，甚至大多中方投资者的收购出价低于其它类似收购案例。中方投资者倾向收购那些因负债累累或其它原因而风险较大的公司，收购价格相比起其他投资者往往较低。据经济研究人员称，中方收购对象的总资产规模平均是其它国家所购企业的七倍，同时负债率也高出6.5个百分点，当下的平均盈利能力几近于零，但原材料和农业领域才是中方国企并购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方民营企业的收购热点则在电气工程，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
报道链接
中国券商发行的5亿美元新股或为欧洲证券交易所IPO市场添新动力。
中国最大券商之一，华泰证券（HTSC），计划于伦敦证券交易所（LSE）上市。中方于周二向伦敦证券监管部门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此十分高兴地证实华泰计划于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华泰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周易说道。
总体而言，中方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约8250万份GDR。每份GDR代表10股华泰A股股票，其中每股价值1元人民币。华泰拟在增资中至少募集5亿美元，这相当于目前市值的10％左右。
该计划或将经由新的沪伦通机制展开。通过这种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可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GDR，反之亦然。跨境交易将由此得以实现。十分有趣的是，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可投资此前不对外开放的华企A股。香港证券交易所（港交所）与上交所以及港交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之间已设立类似机制。目前，华泰是第一家尝试由证券所互联互通机制进入伦敦的公司。传言称，汇丰银行也计划通过该渠道由国外反向进入中国上市。如若实现，该银行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企。然而，这类想法已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目前仍停留于模糊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并非是华泰迈向英国的这一步，而是此举的其它各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这一步证实了中国的承诺，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再次在博鳌论坛上重复申明的，中国将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并降低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门槛。同时也应明确的是，中国不接受外力影响，而希望自我把控开放的时间和速度。早在去年12月，华泰便尝试迈出这一步，后因整体股市情况相当不稳定而推迟了该决定。
另一方面，此举也表明伦敦金融中心在脱欧期间奏起的天鹅挽歌来时过早，且总体欠妥。在金融市场方面，伦敦的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比全球其他城市更加出色。在——终究得执行的——脱欧之后，伦敦在税收和监管方面无需再顾及来自布鲁塞尔的指摘，这座城市事实上将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英国首都的证券所被选为互联互通机制计划的第一个中国境外证券交易所并非巧合。
这一宣告能为整个欧洲IPO市场带来新动力终究还是指日可待的。今年首季度，欧洲市场IPO活动放缓。而德国市场在此期间未出现一例IPO活动。
在2019第1期杂志中，我们密切关注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提到了沪伦通计划。 期刊链接。
中国领先私营汽车制造商将大规模扩建德国研发中心，以推动驱动系统的发展创新。
“我们很高兴将我们的全球研发能力扩展到德国，我们希望我们将受益于德国汽车行业的高质量技能和技术能力。”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冯庆峰说道。
新成立的吉利汽车技术德国（GATD）位于劳恩海姆（黑森州南部）研发中心，计划雇用300名左右员工。该于法兰克福机场附近的研发处将专注开发下一代新型驱动器和移动技术，而高端电动车型当属研发重点。
在设立新的研发中心之后，该中国汽车制造商便进一步落实其拓展欧洲业务的战略。除了杭州的主要研究基地外，吉利还在哥德堡（瑞典）和考文垂（英国）设有研究中心。据该集团称，共计10％以上的工程师致力于开发新能源驱动器。
本消息链接
库卡监事会主席顾炎民表示，中国企业集团美的并未计划搬迁该机器人及设备制造商的总部。
在该奥格斯堡公司陷入销售危机，且其首席执行官蒂尔·罗伊特(Till Reuter) 于此期间离职之后，对中国人考虑将库卡的多个领域转移至中国的担忧越发强烈。为打消该顾虑，库卡的美的利益代表顾炎民日前接受了《奥格斯堡汇报》的采访。
“如果我们将库卡总部搬迁至中国，我们将失去创新实力。奥格斯堡仍然是库卡创新的核心。”顾先生如此说道。此外，尤其是汽车行业等重要客户也在德国。因此，迁移公司总部没有太多意义。
与此同时，顾先生强调，减少对汽车行业的依赖并开辟新的销售市场对库卡来说格外重要。他认为库卡的重大机会在中国市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市场。也正因为中国母公司坚信，库卡不仅适合在此发展，而且还能茁壮成长，美的才向库卡投资十亿欧元左右。
原简讯链接
德国生物技术公司Medigene AG致力开发用于治疗癌症的个性化免疫疗法，其核心关键为T细胞受体（TCR）。 2019年4月，该总部位于慕尼黑附近马丁斯里德的公司宣布与中国公司Cytovant达成合作协议，其里程碑付款高达10亿欧元。我们采访了首席执行官Dolores J. Schendel博士教授。
中德IP访谈：与Cytovant合作并向其授权的背后有何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Dolores J. Schendel博士教授：细胞免疫疗法能使自身免疫系统对抗癌症，该步骤要求治疗达到精准个性化，而这正是我们Medigene 的T细胞免疫疗法的着手点。我们最终可为全球各类患者群体和市场量身定制TCR疗法。对于特定的适应症和患者群体，我们当然希望公司内部自己开发技术。至于其它的适应症，尤其对于中国等更大的市场，我们则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
这是否意味着，就中国市场而言，合作伙伴必不可少？
可以这么说，各方都能受益于我们的战略：基于对区域特殊性的认知，我们能精准地为患者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法。另一方面，有了这笔授权款项，我们能够将这些方法投入到昂贵的临床开发中，从而为我们的研究获取重要的患者数据。通过Roivant的子公司Cytovant，我们找到了合适的中国和亚洲市场发展合作伙伴。
在此之前如何与中国展开合作？
从第一次见面到起草具体的合同，合作始终是进展积极且目的明确的。我们对谈判中快速可靠的协议感到尤为高兴，最终也因此成功签署合同。Roivant是我们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他计划通过其子公司Cytovant，将亚洲市场上，特别是中国市场上的癌症疗法模式转变为个性化疗法模式，并让亚洲人群可以接受相应的T细胞免疫治疗。
何为中国市场的风险和机遇？何为德国中型公司必须或应该特别注意之处？
由于资金充足，细胞疗法的临床开发不仅能在西方进行，也能在亚洲地区进行。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临床试验数量。这种资金实力以及市场规模正是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魅力所在。然而，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不容忽视，专利保护同样也是如此。
中国和德国在生物技术方面有何本质差异？
如之前所说的，中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实力，风险准备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们在德国很难找到勇于冒险或专业的投资者可以支持我们有风险的、偶尔亏损的商业模式。与美国或中国基金资本相当的生物技术基金也非常少。
鉴于这些财务差异，德国生物技术行业是否将远远落后？
正如开始提到的，由于药物研发是昂贵的“补丁”——特别是计划开拓和我们TCR疗法一样创新、个性化的疗法——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必须求助于外国投资者。德国政策也该考虑如何改善风险投资的框架条件并采取相应行动。此外，它应该对初期和风险商业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未来的项目如何进展？ Medigene是否计划在亚洲或中国进一步授权许可或展开其他类型的合作？
在几周前宣布与Roivant / Cytovant合作后，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开始展开实际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当地必须建立起一些必要的技术设备，我们Medigene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公司结构安排。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在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战略的下一步就是单独或合伙进一步研发创新技术，不仅针对血癌，也要对抗实体瘤。正因如此，我们一直不断与各竞争对手进行谈判并探讨办法。
哪些趋势对生物技术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患者将能体验到针对其疾病的极其个性化、量身定制的疗法。而要做到这一点，专业筛选模型和可以从众多患者数据中得出最优治疗方案的智能分析工具则必须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Dolores J. Schendel博士教授，衷心感谢本次访谈。
在我们的最新杂志《中德投资平台》（2019第2期）中有详细探讨生物技术领域。点击此处阅读该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