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

默克集团(Merck)在2020年11月18日为其上海的“创新基地”举行了启动仪式。这个总面积超过2000 m2的基地建立在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张江）。在这个科学城入驻的还有像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的3号超级工厂。 这个创新基地自身包含了启动孵化器和加速器区域，以及为展览和研讨会预留的区域。默克集团(Merck)在上海举办的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公布了约为1800万欧元的总投资额。默克集团首席战略官李伊莎(Isabel de Paoli)和张江所属的浦东新区副区长签订了相应的合作协议。 由于创新基地是和运营同名高科技园的张江集团进行合作，所以一开始就被理想地融入到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现有生态系统中。这其中除了当地政府给与的支持外，还包括了和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各家公共实验室的合作。 默克集团创新基地为创新中心提供支持 创新基地是默克集团(Merck)2018年在上海和广东成立的中国创新中心的补充和扩展。这两个创新中心自2019年以来一直积极地帮助寻找投资及创新合作伙伴，以此来完善默克集团活跃的业务领域并加以支持。 在这两个创新中心的工作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些和张江集团的合作。其中包括一个2019年开始工作的AI医疗创新实验室。 默克集团(Merck)还签署了一个补充协议，允许该企业在未来能够更多地将用于研发的生命科学产品进口到中国。 默克集团(Merck)表示，进一步的参与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市场的重要性。默克集团创新基地就是在这个发展方向上迈出的又一步。这家总部位于黑森州达姆施达特的传统生命科学企业，如今活跃在世界上140个国家中。

蜂巢能源(Svolt)以及萨尔州政府的代表在周二宣布，这家中国的汽车配件供应商预计将从2022年起开始为多达500,000辆电动汽车生产电池。首先将会在霍伊斯韦勒为高压储存系统及模块建立一个工厂。同时，到2023年，蜂巢能源(Svolt)还将在于伯黑恩的附近建立一个电芯工厂。 两家工厂共计投资额约为20亿欧元，并将提供达到2000个工作岗位。蜂巢能源(Svolt)的这项决定意味着萨尔州将迎来30年以来最大型的一次公司入驻。蜂巢能源(Svolt)突然成为了德国范围内最小地区的最大雇主。 蜂巢能源(Svolt)在欧洲的承诺 蜂巢能源(Svolt)早在IAA 2019上就宣布，将会在欧洲进行自己的电池生产。在那时，这家位于上海附近无锡市的汽车配件供应商还没有将厂址确定下来。一共有来自整个欧洲范围内的30位竞争者进行角逐，但是最后，萨尔州凭借自己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连接而拔得头筹。 与长城汽车(Great Wall Motors)的合作并不让人意外。蜂巢能源(Svolt)在2012年才成立，原本曾是这家汽车制造商的一个部门，而分拆工作到2018年才完成。最近所宣布的在无钴电池生产方面的突破，不仅仅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让人感兴趣，更是代表着其技术上已超越了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他们同样也在研究无钴电池，但是要在蜂巢能源(Svolt)之后才能将其推向市场。 根据他们在五月发布的信息，长城汽车的第一批系列车辆将在2021年第二季度达到续航600公里。而目标为800公里的续航里程更长的型号将在下半年投放市场。

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汇顶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对萨克森州加布森的Dream Chip Technologies GmbH（DCT）的收购。DCT目前在德国和荷兰拥有100多名工程师。汇顶科技收购专注于汽车系统，尤其是视觉系统的DCT旨在为提供汽车应用和智能移动设备的解决方案作准备。DCT致力于芯片和嵌入式解决方案的图像信号处理团队将为汇顶科技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其中，用于车辆中自动驾驶和舒适性设备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将会十分有吸引力。

来自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中国蒙泰集团从原股东GP Holding、金融投资者Guido Pühse的家族办公室、前总经理Frans Kurvers以及Yinglei Wang Holding的手中接管了这家位于蒙海姆的铝部件制造商apt。交易之前还有一个投标流程。双方均同意不透露购买价格。apt集团在德国有三家工厂，在荷兰和捷克分别有一家，共有1000名员工。这家集团开发并制造用于建筑业、汽车业以及运输业等行业的铝产品。其 2019年的销售额约为2.5亿欧元。此前，它已有过一任中国股东：2015 年，来自北京的盛德基业收购了海乐有限公司（Hiller GmbH），该公司自此名为盛德罗宝科技。2019年，其69.9％的多数股权又被GP Holding收购了。前总经理Frans Kurvers现保留25％的股份，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Yinglei Wang Holding现保留5.1％的股份。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1月宣布将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引发美中贸易战。 自此，许多国家对中国产生抵触情绪。而中国和美国同是许多德国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对此，德国公司和投资者当今该如何定位自己，以免成为贸易战的受害者或遭受销售损失呢？ 中美贸易战对德国和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行为有什么影响？ Ludes：许多德国创始人现在都在自问：我如果邀请了一位中国投资者加入，会阻断我进入美国市场的道路吗？贸易战提升了中德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系数。贸易战不仅使德国公司的在华投资数量下降，也影响了中国公司的在德投资。深受其害的是科技领域，例如，美国正试图切断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供应链，以防止中国在这一相对弱势的行业中追赶上来。其它深受贸易战困扰的中德投资领域还有电信、技术、航空航天和运输业。 贸易战对供应链有何影响？ Ludes：首先必须声明的是：持久的贸易战只会让所有人都遭受损失。我们也不能拒绝全球化——只有失败者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想避免对一个国家的危险依赖，尤其是对一个实行另一套政治体系的国家的依赖，那么对部分中德交付状况和供应链的深思熟虑一定是有意义的。例如，我们德方不应该太依赖来自印度或中国的仿制药供应链。类似的可能还有对中国的钕，钪和钇等稀土的依赖。 德国对外贸易法的收紧使得中国投资者在收购关键领域企业10％以上的股份时需要获得国家批准，这会带来哪些影响？ Ludes：贸易战引发了对中国强烈的消极情绪。中国人在许多国家感觉到不受欢迎或不太受欢迎——德国社会的许多领域也是如此，这也涉及到收紧的对外贸易法。由于普遍的消极氛围，中国现在将投资目光更多地转向亚洲，尤其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都几乎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看作是贸易伙伴。但我们应该清楚：在商业领域，中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等等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可靠或不太可靠甚至完全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之分。这在全世界的商业领域中都应该是相同的。从经济角度来看，作为第一大出口国，我们依赖与中国的完整关系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可以没有我们，但我们不能真的失去中国——例如大众汽车40％的销售额都在中国。而当大众汽车今年的销售额在所有国家均出现下滑现象，但在最近几个月中，其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上一年早已有所增长。 “中国可以没有我们， 但我们无法真的失去中国”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利用贸易战改善中德投资环境呢？ Ludes：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应该有更加独立的立场，欢迎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成为我们的商业伙伴和投资者。这一点在政治层面上是不够的。此外，德国企业还应该探索与中国合作伙伴，当然也有与竞争对手之间更多的共同点。为此必须进行并促进更多的交流——也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支持更多的合资企业，例如，中国（联合）投资者与欧洲私募股权（PE）公司组成竞标财团的联合投资园区或者联合交易。也已经有个别在德国本地进行投资的中国金融投资者，如曾致力收购博世马勒涡轮增压系统的方源资本。我们应该促进中德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正是我们投资中本（CVCapital）正积极开展的业务，尤其是当中国去年的风险投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了美国市场。在中国，人们能体验到绝妙的活力，而这里却给人一切都在沉睡的印象。中国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风险投资市场——而这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幻想——还有成百名兴致勃勃的中国金融投资者，例如由阿里巴巴前任CEO领导的维新力特资本、鼎晖投资、中金公司、平安资本、由俞丽萍创立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 Co）投资的南风资本还有大钲资本，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有更多中国风险投资人投资德国企业，他们就可能促使德国企业扩张到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这也能帮助德国发展出更多的全球市场玩家，而他们也必须利用到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以远程医疗为例：该领域在欧洲受到相应州法律的过度监管，德国和欧盟的企业也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来自中国或美国的远程医疗初创企业所受到的监管较少，却能系统地扩建和推广，且凭借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更好的创业条件。 "在中国，人们能体验到绝妙的活力" 中方有哪些进步空间？ Ludes：中方也有相应的要点，例如中国正在改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且该进展一定会越来越快。总体而言，德国企业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安全。另一方面，这个话题如今常常被过分强调。 这可能在30年前会有所不同。其他要点是在没有合资企业要求的前提下也可以得到收购批准和自由市场准入。同时，德国企业还可以在重要领域创建或收购中国企业，例如安联与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安联建立联盟。还有最后一点：如果中国政府取消外汇限制或迅速授予在德国或欧洲投资的相应许可证，将对更多的中国风投公司在德国的良好运作十分有益。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

中国现在基本没有新冠病例。根据官方的说法，几乎所有新出现的感染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都在控制之中。2月初的情况看上去，好像共产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会失败。互联网上有大量指控称中国领导人最初掩盖了这种流行病，并消除了那些警示的声音。如果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人们可以想象那些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将会蔓延到中国的大街小巷。 新冠加强了中国的民族团结 中国的公众舆论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跟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的成功一样引人注目。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将几乎整个国家统一在了一起，并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并战胜了大流行。 在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宣传战中反复讨论了该病毒的起源，习近平主席在这当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二月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危机初期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而出现的不满和挫败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乐观情绪。人们深信，专制的中国体系比起自由的西方社会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从许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中。 个体以及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发挥了作用。在新冠病毒之前，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一定程度上对于个人数据的监视，使用和关联，这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快速轻松地在现有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控制。这可以是用应用程序控制的健康代码之类的东西。这些健康码现在可以作为市郊交通，餐馆，超市或办公室的门票来使用，实际上这些也是中国公民的义务。 国际战线变得无情 当中国在自己国内由于新冠而更加紧密地合作时，国际战线在大流行的进程中也进一步变得更加无情。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崩离析。这个病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现有的贸易争端暂时搁置一边。消除贸易壁垒至少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适当喘息的空间。 全球供应链和创造价值链正在加速解体，而不是相互靠近。同时，美国正在紧急程序中连接新旧联盟。目的是不断孤立中国并使其陷入困境。最近来自北京关于计划中的香港安全法的最新公告，标志着两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新低点。 香港现在也被排入了行政路线。这理所当然是来自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的冷静沉着的实用主义：越早按他的路线恢复议程，将来的结果就会更好。他抓住机遇，将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与此同时，全世界都还在忙于摆脱Covid 19危机。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支持习近平，他毕竟成功领导了“人民抗击新冠之战”。 美国应该停止将中美推向“新的冷战边缘”。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他对一组记者说：“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 他还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时候不要再痴心妄想改变中国，并阻止十四亿人民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当前形势下，内部和外部的实力证明对于北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中国经济，因为共产党领导层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对其本国居民的增长承诺之上。而这个事实在经过四十年的开放，改革和国际互联后，第一次被动摇了。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同比下降6.8％。官方失业率在二月份就升至6.2％，并处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今年还有约900万学生将离开大学，并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 实际上，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的目标是让经济产出比2010年翻一番。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增长6％，目前看来是极不可能了。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将竭尽所能继续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努力。 幸运的是，已经有明显的正面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复苏。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同比增长了3.2％。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重新恢复到50点以上，并以此稳定在了扩展区域内。在二月份，这个指数还处于灾难性的35.7点。其他重要的活动指标，例如每日的煤炭消耗和中国道路上的交通拥堵，现在也已经恢复到了上一年水平的90％左右。 为了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还推出了许多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干预措施的范围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并不大。在国家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中国至少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相对而言，他们为今年余下的时间和以后的情况都做了充分准备。 中国在新冠存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扩大其权力地位 中国尤其是其政府将在新冠引发的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并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以及要求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富有远见的计划遭遇了很大程度上无计划的西方国家。冠状病毒不会阻止中国实现他们到2025年成为所有重要关键技术的创新领导者的目标。这包括中国的能源生产，电动交通，飞机、铁路和船舶制造，以及机器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研发支出目前已经高于整个欧盟，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在国际层面上的目标在于，将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洲际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中国将会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和繁荣的国家。到那时它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正如《中国日报》英文版本报道的那样，中欧之间的货运量不仅明显恢复增长，而且在7月创下了新纪录。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中欧之间共有1247列货运列车运行。这比该路段一年前的列车数量多了62％。这些列车在七月份共向整个欧洲和中国运送了11.3万个标准集装箱。标准集装箱的运输量与上个月相比增加了近三分之二。 这几乎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最大集装箱船“HMM阿尔赫西拉斯”（HMM Algeciras）五倍的装载量。同时，这些列车的货运时间比轮船至少减少了一半。 这些列车中一共有多少辆从中国开往新丝绸之路的德国终点站（如杜伊斯堡）并不是这篇报道的内容。尽管德国的出口量有所上升，但鉴于火车的运输量之高，既不能推断出列车已行驶过整段路程，也不意味着列车已抵达过东欧的目的地。 中欧班列意义重大 中欧班列的吸引力持续飞快增长。中国八月份的出口量较上月增长了11.6％，且开往欧洲的货运列车现已成为中国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运输过程总存在延迟。 不仅是寄件人和收件人有所担忧，中欧沿路上转运点的顾虑也同样是延迟的原因。他们担心货运列车除了运输迫切需要的货物，还会运输新的新冠疫病例。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称，他们为此与有关各方密切合作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为了最小化各方之间的来往和接触，表决会议通常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

在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都很担心COVID-19对他们在本国以外地区增长计划的影响。所有受访者还一致表明，流动性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涉及到销售，融资或利润返还。22％的受访者认为供应链故障和中断是个问题，这在COVID-19危机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21％的受访者还预测收入将会下降。德国财务经理在流动性问题上特别敏感，并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 然而，32%的受访者表示，在危机时期对于本国以外监管框架相关信息和建议的需求仍然是最大的挑战。39％的首席​​财务官对此特别关注，而接受调查的其他财务经理中只有29％对此表示关注。 德国财务经理专注于优化营运资金 当被问及什么是国内市场以外的增长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时，德国首席财务官比其他受访者（占12％）更频繁地提到对冲汇率风险（占20％）。对于德国经理而言，商业模式的转型比整体而言更为重要。但是，在被问及前三大挑战时，商业模式转型在德国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从25％降至17％。这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据首位。 确保流动性对于德国财务经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11％的德国经理表示，收入下降并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而这个比例在所有受访者中是21％。但是，在收入方面，德国受访者明显比整个受访群体敏感得多。例如，有31％的德国经理表示，逾期应收债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在所有受访者中只占17％）。这说明了德国财务经理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其中74％的人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希望与供应商重新协商付款协议（总体为61％）。 由于新冠危机，建立与纯优化运营资源相关的稳健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德国公司现在应避免过多增加供应商的成本压力。否则，供应链会有再次被中断的危险。新冠危机导致许多公司更加专注于为运营资源建立区域或全球融资计划。这包括了例如供应链融资（反向保理），它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欧洲人更喜欢银行贷款 与美国同行相比，在对本土市场以外的增长进行融资时，欧洲公司更加依赖银行贷款。75％的欧洲公司会使用银行贷款为国际扩张提供资金。与美国同行相比，这个比例要高出12个百分点。44％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将公司现金用于国际扩张。对于欧洲公司来说，只有39％是这样进行的。同样，在美国，像私募和私人股权投资这样的风险资本使用分布得更为广泛，这个市场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成熟。 32％的受访者表示，在接下来的6-12个月中，他们的头等大事是将其供应商基础分散到本国市场以外。他们想以此提高供应链的抵抗力和灵活性。此外，诸如贸易数字化，汇率波动管理以及为改善对供应链的控制而进行的纵向一体化等等目标也被升级为高度优先事项。 一共采访了300名财务经理，他们平均分布在欧洲（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土耳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美洲（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个小组由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30％）以及区域/全球财务经理（70％）组成。他们所在公司的销售额在5亿美元及以上。其中有28％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行业中（没有金融服务提供商）出现最多的是制造业（19％），医疗保健（14％）和技术（10％）。 总结 德国财务经理的想法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是不同的。渣打银行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将来必须在优化运营资源和建立弹性供应链之间找到有益的平衡。因为Covid-19危机已经表明，供应链中断不仅仅是会造成高昂的成本，还可以动摇整个商业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工作重点必须放在重组供应链以及比以前更有力地约束供应商上面，而这也将带来更高的成本。

位于中国东北长春的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FAWER）投资了位于盖沃尔斯贝格的ABC Umformtechnik GmbH＆Co. KG。这家历史可追溯至1823年的传统德国公司如今专门从事为汽车工业及其供应商生产成形零部件。其顾客群都是德国领先的汽车制造商。 成立于1998年的富奥也是汽车供应商，专门从事汽车零配件领域的研发，如空调、底盘、制动、变速器、转向、电子电器和安全系统以及发动机系统和发动机附件，这些用于生产商用车和乘用车的零部件不仅在亚洲本土市场出售而且销往全球。如今，其旗下已拥有35家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目前，该集团的年营业额约为100亿元人民币（约12.4亿欧元）。 因此，中国管理层不仅希望通过收购计划扩大其业务范围，还计划推进研发进程并提升国际市场地位。因为中国买家是确定的：同样作为汽车行业的专业制造商，富奥和ABC Umformtechnik有着相同的战略抱负和价值观，并将携手书写他们的国际成长历史。 收购ABC Umformtechnik盖沃尔斯贝格的过程将分两步进行：富奥先收购80％的股份，然后再收购剩余的20％。两项交易的总金额将超出1250万欧元。 对此项交易收购股份的购买协议，富奥咨询了分别由王开定（KWM北京）和Sandra Link博士（KWM Frankfurt）管理的北京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金杜律师事务所（KWM）的律师。然而，落实此次收购目前还需得到中国和德国的常规监管部门的批准。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的执行合伙人迪特马尔·蒂勒（Dietmar Thiele）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中德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以及要想在中国必须熟悉掌握的生存哲学。 中德投资平台：您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杰出能力是什么？ 迪特马尔·蒂勒：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企业家在内容上都非常务实。他们十分看重机会——机会是良机/机遇的代名词，不能与投机相混淆。在我看来，相比起我们主要由战略和顾问主导的投资逻辑，“企业家第六感”在这里更为突出或受到更少的限制。 中西企业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如果企业家的抉择可以解释为“这适合我吗？”或“我在这里能看到经济成功的机会吗？”，那么“真正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但可能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至少相比大多数西方人——适当的国家利益甚至爱国主义是始终重要的——“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利，或者是否对我的祖国有意义？” 所以企业家素养是全球通行的。但为何西方企业家总是难以胜任远东地区的事务呢？ 这其中自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在进行谈判时。谈判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全面，所以我认为，例如，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的中德并购交易都始终都需要一个针对并购的全面建议，且更重要的还有跨文化建议。而这些只有国际顾问团队才能做到。这也是我们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一直与中国两家并购公司——北京的望华资本和香港的Metro Ascent Capital——保持紧密且独家的合作的原因。我认为，如果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无法真正成功达成交易。 那么除了谈判，西方企业家在中国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我认为，尽早研究清楚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基本部分对德国企业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不是一个短期项目，而且只有有能够信赖的本地合作伙伴才能成功。找到这类伙伴无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这些也适用于在西方寻求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吗？ 是的，这当然对在德国的中国人也有关系。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尽早与德国管理层建立紧密联系，最重要的是在业务上要很大程度地信任他们。德国中小企业主要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这不仅针对公司本身，也包括其公司员工。在当地驻扎也十分关键。中国投资者首先必须了解这种长期的忠诚关系，尤其是它对中小企业的意义。中国管理层通常无法独自做到这些。 人们经常说中国人有“企业家基因”。中国人经营自己的公司的愿望显然更为明显。即使是作为员工，很多中国人也经营着“副业”。对此，您有何解释？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基因，而是一种学说，一种哲学：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孔子学说的影响。孔子学说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所有的封建朝代、上世纪初的共和国并且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国家政府形态。这些学说如今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石。精明能干是主要的美德之一。此外还有教养！通过超越自我并获得成就来在长辈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当然，寥寥数语难以将这一学说概括全面，但我们至少需要花一定功夫去琢磨，从而起码能了解一点中国人的内心动机。要完全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者只有精通汉学的汉学家才能做到。 “向长辈证明自己”   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处理所得财富的方式的不同，例如，美国企业家经常将其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关键字“捐赠誓言”）？ 当然。在这里，家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对孩子的教育，最好是在国外的教育——这也来源于孔子的哲学。但是，在充分尊重这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学说的基础上，我想到了两件也就不足为怪的事：房地产以及——非常简单且平庸的——各种奢侈品。这里也能看出他们与德国企业家不同之处：他们露富也十分低调。相反，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倒不太害羞。成功人士也会展示自己的成功，因此也可以——这也与德国有所不同——赢得面子。 蒂勒先生，感谢您接受此次的采访。 中国企业家、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致富道路的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我们此次的封面故事。     人物简介 马尔·蒂勒（Dietmar Thiele）是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Co. KG的执行合伙人，也是柏林事务所的负责人，负责国际合作。此前，他曾是Producers’AG Media Capital的首席财务官，在勃兰登堡州投资银行负责过媒体金融和技术金融，投资和股权融资，还曾被西德意志银行（WestLB）派至香港工作。马尔·蒂勒在锡根学习过企业经济管理学。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调查了COVID-19疫情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消费者行为和计划。 在中国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推迟或者甚至取消购买昂贵物品的计划，例如珠宝，汽车，建房或翻修房屋等，现在更倾向于小的额购买计划。在疫情爆发前有购车计划的中国受访者中，50％都表示他们不会在2020年购买汽车。59％的人在购买珠宝的计划中也持有相同观点。相比之下，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推迟或取消了购买护肤产品的计划。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支出将少于之前的计划。 但是，价格和价值对于受访者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在计划购买小型家用电器的受访者中，将“多功能”作为左右购买决定的三个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比例增加了10％，该比例是将低价作为重要因素所占比例的四倍。这些结论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某些消费者群体在封锁和限制条件放松后又再次增加了支出。同时，不愉快和内疚感被认为是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三分之一的中国手机购买者也因此不愿购买手机。 www.mckinse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