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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投资趋势观察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呈下降趋势。其中欧洲和美国受到的打击最大。相比之下，中国的FDI至少增长了4％，由此取代美国成为目前FDI的领先者。 报告中公开的2020年数据仍是初步数据，但结果已经十分明朗。总体而言，全球FDI历经新冠疫情后锐减42％。总交易量从1.5万亿美元（2019年）估计下降至8590亿美元。这一数据比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暴跌时还低30％。 跨境并购、绿地投资和项目融资方面的下降影响到FDI的所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下降幅度极其不均。拉丁美洲平均下降了37％，而非洲（-18％）和亚洲发展中国家（-4％）的下降幅度要小得多。 欧洲和美国跌幅最大 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遭受的打击最大，平均下降幅度达69％。尤其是欧盟的一些国家，其FDI甚至转负。仅荷兰的FDI就有1500亿美元的负值。德国虽保持正值，但与2019年相比仍下降了61％。英国的FDI几乎降至为零，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欧盟总共损失了40亿美元。 美国也备受FDI下降的影响，尽管不如欧洲国家所受影响严重，但数字仍令人震惊：美国2020年的FDI减半，锐减49％至1340亿美元。 中国FDI保持正值 在这种情况下，以4％温和增长的FDI足以使中国以163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高科技产业吸引了极大的投资兴趣，增长了11％。然而，2020年百分值最高的并非中国，而是印度。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2020年的FDI增长率为13％，是全球最高增长率。但必须指出的是，印度的起跑值明显低很多。从绝对数值看，印度目前570亿美元的FDI仍远远落后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 展望：2021年FDI 贸发会议最近对全球经济增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预计最早在2021年迎来缓慢的复苏。但FDI却没有那么乐观。投资者认为还应继续保持谨慎。他们尤其不想承担持续封城的风险，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新启动的项目突然中断。此外，大型投资项目的交付周期也很长。 因此，贸发会议预计FDI在2022年之前不可能有明显好转。此外，贸发会议还预计FDI重心将从新投资转移到跨境并购。这种趋势可能在2020年就已经能观察得到，因为下半年又上报了多起收购。技术和医疗领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低于工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活跃。若企业利用目前的低利率贷款，通过收购对手或较小的竞争者来开拓新市场，那么2021年的活跃度还将更高。

据财新全球报道，中国中央银行提出了针对支付服务第三方供应商的新规定草案。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对非银行业的管控，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力。草案中所提出的管控措施的加强对于两家最大的供应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个是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集团的支付服务支付宝，另外一个是腾讯的微信支付。 根据Statista提供的数据，这两家供应商在2019年的综合市场份额达到了近94%。其中，支付宝占了中国所有移动金融交易的54.2%。微信占到了39.5%。作为比较：第三大供应商壹钱包(1qianbao)所占的1.5%简直微不足道。 进行调查的具体条件 新规定首次包含了关于供应商何时会成为调查目标的具体条件。例如，非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在市场份额达到50%或以上时会被认定为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电子交易，不管是移动支付还是网上银行，都会被计入调查中。尚不清楚交易量或交易次数是否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支付宝作为最大的市场参与者很有可能在两种情况下都属于被调查的范围。毕竟它是中国最大的在线交易市场淘宝网(Taobao)的支付服务供应商。而微信支付至少也会受到监管调查。如果两家供应商共同占有市场份额超过50%，这个调查项目就会被引入。 这项草案尚未获得批准，在2月19日前还可以对此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但是，该草案一旦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得不针对其市场地位进行反垄断调查。如果监管人断定，某一个供应商或者两个供应商都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力，那它们在极端情况下会遭受很大的打击。 对支付宝的怀疑 该提议显然是2019年底支付宝所受指控的结果。指控称，支付宝滥用其市场支配力迫使商家建立业务关系。在由此导致的调查中出现的亮点是支付宝所属蚂蚁集团在最后一刻被紧急叫停的上市计划。这也很有可能是该企业创始人马云失踪三个月的原因。在不久前马云通过视频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在一次会议中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批评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法规形成障碍 新规定并不是央行第一次试图加强对数字支付服务供应商的管控。在2018年初，对于日益增长的金融稳定风险的担忧就已经导致了对各项规定的收紧。像商报(Handelsblatt)所报道的那样，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将最低客户备付金从12%提高到了42%。而那时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已经以93%的共同市场份额占据了主导地位。各种新规以及由此产生的进入市场的障碍可能是为什么没有其他供应商能够成功地坚持反对双寡头垄断的原因。 用央行数字货币应对支付宝及微信支付等 一个有可能在不摧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前提下应对其当前市场支配地位的措施就是在刚过去的十一月里宣布推出的数字货币。该央行数字货币(CBDC)将使得传统的银行机构能够与这些大型供应商进行竞争。

欧盟外资审查新条例于2020年10月1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确立了欧盟层面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框架。德国近来也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多处修改。不久前，德国联邦政府还禁止了高科技公司Mynaric与中国的业务往来。种种变化和动作都预示着德国和欧盟将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控。本文将简要介绍当前的变化，讨论其对中德跨境并购交易的影响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建议。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实施 2019年3月19日，欧盟通过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条例（第2019/452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于2020年10月11日实施。条例的颁布可以说是顺应成员国内部及整个欧盟逐渐严格的对外商投资审查的趋势。 与欧盟国家援助法的程序不同，条例并未确立欧盟层面独立的外资审查程序，而是确立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就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更多协调与交流的制度框架，直接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可以就该外商投资对欧盟以及本国的影响发表意见。欧盟成员国必须对该意见进行“最大可能的考虑”，但并不受其约束。也就是说，批准或否决某项外商投资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另外，条例没有对外国投资者设定任何直接的（申报）义务。 根据条例，正在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应当尽快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条例》第6条第1款）。收到信息后，如果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认为该项外商投资会危害其安全或公共秩序，则必须在35天内向正在审查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发表意见（《条例》第6条第6款）。若需要成员国补充提供信息，则前述期限还可以延长。为了履行条例设立的信息交流义务，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BMWi）为此建立了合作联络点，作为与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主管机构沟通的桥梁。预计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将主要会对德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AWG / AWV）框架下的审查程序和期限产生影响，导致在德国的并购交易延迟的情况。此外，德国也在审查标准上向欧盟条例看齐。 《对外贸易法》自2013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正案 虽然德国近几年来多次收紧了《对外贸易条例》（AWV），但对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对外贸易法》（AWG）在过去多年来没有过实质性的修订。在欧盟条例即将实施之际，德国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七年来的第一次修正，对外商收购将采用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新规定于2020年7月17日生效实施。 在本次修订之前，只有当外商收购可能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情况下，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才可以限制或禁止收购。而修订之后，当一项外商收购会对德国或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构成“预期损害”时，便可以采取相关限制和禁止措施。也就是说，德国将审查标准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时将审查的标准从“实际危害”降到了预防性的“预期损害”。这一变化将导致未来更多的收购案受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投资审查。根据德国政府自己的预估，每年将因此增加大约20个审查程序。 另一个重要的修改则涉及审查流程对必须进行申报的收购项目的法律后果。对于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交易，在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结束审查之前，属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即在审查过程中，不得对收购交易进行交割。这一变动是为了防止在审查过程中交易双方在事实上完成交割行为，从而破坏审查的​​目的。在禁止交割期间，卖方也不可向买方提供任何与安全相关的公司信息。违反交割禁止规定的，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或罚金。过失行为也可能​​面临相应的罚金。 法律修正案还调整了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审查期限。涉及跨行业的投资审查领域，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必须在知悉收购交易后两个月内作出是否开启正式审查程序的决定，该期限以前为三个月。修改后，涉及跨行业的投资审查和特定行业的投资审查都适用统一的期限。 此外，德国计划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修改。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将可能被定义为关键技术，第三国的投资者收购该领域内的公司10％以上的股权时可能也必须进行申报。 “新冠”修正案 由于担心欧洲的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能成为国外投资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的收购目标，在条例实施之前，欧盟于2020年3月26日发布了《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资产的指导方针》，旨在呼吁各成员国利用其现有的管控体制，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审查，尤其是对健康、医学研究、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收购行为。在此背景下，德国也进一步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并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了对《对外贸易条例》的第15次修订，将“个人防护设备、抗生素、疫苗、治疗高传染性疾病的药物等”纳入“与公共安全相关的行业”，以保障德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供应安全，收购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时必须主动向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进行申报。 加强对单一商品的出口管制——Mynaric案 德国联邦政府很少禁止企业与中国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但是，2020年7月，德国高科技初创企业Mynaric却不得不因为德国联邦政府的出口禁令终止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来自慕尼黑的Mynaric专注于通过激光束进行卫星通信技术。Mynaric曾打算通过管理层收购（Buy-out）来转让其在华业务。由于该公司意识到其产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准备阶段便向德国联邦政府主动申请对华出口的审批。然后却收到禁止出口的禁令。德国联邦政府行使《对外贸易法》第6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中规定的单独干预权（Einzeleingriff），禁止Mynaric向中国客户出口相关的技术。随后，Mynaric宣布将终止与中国客户当前唯一一份价值170万欧元的合同，并将立即停止与中国的所有业务往来。尽管该交易本身并不在外商投资审查的法律框架内，但德国政府却通过出口管制的间接手段禁止了向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家出售业务和技术。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未来不排除《对外贸易法》中的出口管制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新障碍的可能性。 结论 欧盟和德国持续收紧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对于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在德国的收购活动虽然仍将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但欧盟新的外资审查条例提高了整个审查过程的复杂性，投资者必须预留更长的审核时间。因此，中国的投资者应及时分析收购项目是否会影响多个欧盟国家，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潜在的外商投资申报义务。整个审查流程可能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交易规划和交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交割迟延。因此，投资者应当为交易预留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交易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引入（如“预期损害”）和审查标准的变化，可能导致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尤其在拍卖程序中，非欧盟的投资者可能不得不提出其他有吸引力的条件抵充掉交易的不确定性。收紧的外商投资审查尤其限制了中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形式进行的海外扩张之路，但预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的后续报道 上一篇来自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博士的文章是源于他们在今年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害怕中国？ —— 柏林再次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有关陆德并购论坛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的作者。 上一篇来自菲利普·蒂茨(Philipp Dietz)和沈博士的文章是源于他们在今年陆德并购论坛上的报告“害怕中国？ —— 柏林再次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有关陆德并购论坛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的作者。 每年的陆德并购论坛会在德国陆德律师事务所(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的多个办公点举行，并且在最近几年已成为众多公司和并购部门首席执行官及高管日历上的固定日程。在周年纪念之际，第十届陆德并购论坛于2020年9月29日举行，由于Covid-19的影响使得该论坛不得不破例在线举行。尽管如此，线上活动还是与往年一样通过报告和小组讨论全面概述了德国和欧洲并购市场中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陆德和最佳伙伴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之外，博世(Bosch)，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Falkensteg和NCF Corporate Finance的公司代表和顾问还就诸如汽车行业的发展机会，对陷入危机的公司进行投资以及在欧洲进行跨国并购的风险等方面做了报告和讨论。针对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资产剥离以及并购保证及补偿保险（Warranties & Indemnities Insurance,W&I)的重要性给出的实用提示，与新的欧盟审查法规以及进一步加强外国直接投资管控一样，都成为参会者关注的焦点。  

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年，德国生命科学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8.7亿欧元，其中仅北威州就占了约42％，员工人数增长了16％，达到33,706名员工，而研究及发展的支出则增长了21％，达到17.9亿欧元。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北威州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很庞大，2019年增至427.3亿欧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北威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200多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业，约占德国所有中国公司的一半。其中包括例如华为（西欧总部）(Huawei)，中兴通讯(ZTE)，三一重工(SANY Heavy)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此外，来自北威州的2700多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在那里进行投资或开设分公司，这大概占了所有德国在华投资的25％。中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之间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起许多桥梁，就像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那样。 对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多元化支持 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的明确目标是可持续扩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生物技术的实力。为此，它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成为青年科学家的联络点，加强技术转让，扩大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网络，并促进与生命科学公司以及中国对话伙伴的联系。为了促进交流，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组织了各种活动模式，例如 BIO.NRW.red的平台会议，BIO.NRW资助活动，BIO.NRW商业天使大会，MEDICA论坛以及在BIO USA和BIO-Europe的北威州代办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扩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生命科学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与中国及其生命科学公司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北威州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力推动地区发展。为此，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与北威州生物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简称BIO CM)合作。2017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将BIO.NRW和BIO CM与合作伙伴国家中国选入了其“前沿集群国际化”的计划中，并资助了“ ChInValue”项目（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新的行业合作。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中国生命科学公司之间的代表团频繁互访也促进了商业活动。总的来说，北威州与中国多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十年以上。遵循这一传统，BIO.NRW和BIO CM现在正努力建立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长期并成功的合作。 BIO CM依靠中国员工，他们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和关系直接访问中国网络和信息源。这样，以北威州为基础的中国生命科学公司将获得最佳的业务发展支持。作为服务提供商，BIO CM还在北威州和中国额外组织了商务研讨会，包括在中国主要活动中拥有展位套票的代表团出访，并帮助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公司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支持。BIO CM根据要求为中国和德国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究，其中包括北威州的高科技开发研究，市场和技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因此，如果在中国和北威州生命科学领域交流框架内有需要，可以找到很多对话伙伴。 贸易战时期与中美开展安全的业务 2020年10月8日，由BIO.NRW出资的BIO CM第二届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主题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方法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这次在线活动首先是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德国商业杂志Handelsblatt的托斯滕·里克(Torsten Riecke)在他的报告“ 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决斗“中阐明了德国企业的影响。他的论点是：德国公司的经济危机和对中国及美国的依赖性已经随着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在脱钩的背景下，也就是西方公司从中国撤离并点燃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技术战争”之时，里克(Riecke)建议将弹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一张新的好牌。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多达40％希望将来生产更接近其市场的产品。弹性供应链将被放到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中国作为市场仍然毫无争议地保持其重要性，尽管地位已经从合作伙伴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入市场的权利和机会比起中国公司来说仍然更少。中国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仍然极度缺乏透明度，这使得他们挤占或收购竞争对手。 在讲座之后的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泰勒·韦辛（Taylor Wessing）的合伙人托马斯·帕特洛赫博士（Dr....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1月宣布将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引发美中贸易战。 自此，许多国家对中国产生抵触情绪。而中国和美国同是许多德国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对此，德国公司和投资者当今该如何定位自己，以免成为贸易战的受害者或遭受销售损失呢？ 中美贸易战对德国和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行为有什么影响？ Ludes：许多德国创始人现在都在自问：我如果邀请了一位中国投资者加入，会阻断我进入美国市场的道路吗？贸易战提升了中德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系数。贸易战不仅使德国公司的在华投资数量下降，也影响了中国公司的在德投资。深受其害的是科技领域，例如，美国正试图切断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供应链，以防止中国在这一相对弱势的行业中追赶上来。其它深受贸易战困扰的中德投资领域还有电信、技术、航空航天和运输业。 贸易战对供应链有何影响？ Ludes：首先必须声明的是：持久的贸易战只会让所有人都遭受损失。我们也不能拒绝全球化——只有失败者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想避免对一个国家的危险依赖，尤其是对一个实行另一套政治体系的国家的依赖，那么对部分中德交付状况和供应链的深思熟虑一定是有意义的。例如，我们德方不应该太依赖来自印度或中国的仿制药供应链。类似的可能还有对中国的钕，钪和钇等稀土的依赖。 德国对外贸易法的收紧使得中国投资者在收购关键领域企业10％以上的股份时需要获得国家批准，这会带来哪些影响？ Ludes：贸易战引发了对中国强烈的消极情绪。中国人在许多国家感觉到不受欢迎或不太受欢迎——德国社会的许多领域也是如此，这也涉及到收紧的对外贸易法。由于普遍的消极氛围，中国现在将投资目光更多地转向亚洲，尤其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都几乎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看作是贸易伙伴。但我们应该清楚：在商业领域，中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等等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可靠或不太可靠甚至完全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之分。这在全世界的商业领域中都应该是相同的。从经济角度来看，作为第一大出口国，我们依赖与中国的完整关系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可以没有我们，但我们不能真的失去中国——例如大众汽车40％的销售额都在中国。而当大众汽车今年的销售额在所有国家均出现下滑现象，但在最近几个月中，其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上一年早已有所增长。 “中国可以没有我们， 但我们无法真的失去中国”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利用贸易战改善中德投资环境呢？ Ludes：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应该有更加独立的立场，欢迎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成为我们的商业伙伴和投资者。这一点在政治层面上是不够的。此外，德国企业还应该探索与中国合作伙伴，当然也有与竞争对手之间更多的共同点。为此必须进行并促进更多的交流——也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支持更多的合资企业，例如，中国（联合）投资者与欧洲私募股权（PE）公司组成竞标财团的联合投资园区或者联合交易。也已经有个别在德国本地进行投资的中国金融投资者，如曾致力收购博世马勒涡轮增压系统的方源资本。我们应该促进中德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正是我们投资中本（CVCapital）正积极开展的业务，尤其是当中国去年的风险投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了美国市场。在中国，人们能体验到绝妙的活力，而这里却给人一切都在沉睡的印象。中国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风险投资市场——而这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幻想——还有成百名兴致勃勃的中国金融投资者，例如由阿里巴巴前任CEO领导的维新力特资本、鼎晖投资、中金公司、平安资本、由俞丽萍创立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 Co）投资的南风资本还有大钲资本，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有更多中国风险投资人投资德国企业，他们就可能促使德国企业扩张到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这也能帮助德国发展出更多的全球市场玩家，而他们也必须利用到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以远程医疗为例：该领域在欧洲受到相应州法律的过度监管，德国和欧盟的企业也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来自中国或美国的远程医疗初创企业所受到的监管较少，却能系统地扩建和推广，且凭借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更好的创业条件。 "在中国，人们能体验到绝妙的活力" 中方有哪些进步空间？ Ludes：中方也有相应的要点，例如中国正在改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且该进展一定会越来越快。总体而言，德国企业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安全。另一方面，这个话题如今常常被过分强调。 这可能在30年前会有所不同。其他要点是在没有合资企业要求的前提下也可以得到收购批准和自由市场准入。同时，德国企业还可以在重要领域创建或收购中国企业，例如安联与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安联建立联盟。还有最后一点：如果中国政府取消外汇限制或迅速授予在德国或欧洲投资的相应许可证，将对更多的中国风投公司在德国的良好运作十分有益。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

历经漫长的审查程序，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局于2020年4月27日批准了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对欧洲调车机车市场领导者德国福斯罗集团机车业务部门（Vossloh Locomotives）的收购案，该交易于2020年5月31日完成了交割。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批准决定中首次对中国国有企业收购行业竞争对手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中资企业可以通过该决定了解到未来在对并购项目在德国以及欧盟进行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反垄断部门在审查时关注的重点问题。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批准决定令人欣慰的是，该局在对此次交易进行审查时顶住了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将审查焦点集中在了竞争法层面的问题上。 近年来德国福斯罗集团一直在为其机车业务目标物色合适买家。该公司机车业务部门是欧洲市场上调车机车行业的领导者，拥有40%-50%的市场份额。然而，近年来福斯罗机车部门在创新推进技术方面缺乏投资。收购方中车株洲机车是上市公司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国家持有其51%的股份。中车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车辆制造商，迄今为止，其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市场。在欧洲市场，中车也只是刚刚要进军调车机车领域。 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被视为同一家集团公司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批准决定中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可以施加间接性控制影响，中车与其他中国国有企业被视为德国《反垄断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同一家企业集团。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多家关联公司被视为反垄断意义上的单一实体。在中国国家间接持有中车公司的多数股权的背景下，德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控制权的假设推定要件构成。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调查中发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国有企业重要经济行为可以施加影响。此外，内部文件还显示，中车严格执行国家五年计划设定的目标。 德国法律规定，在经营者集中申报时需要对集团公司的信息进行完整申报，德国联邦卡特局进行审查的法定期限只有在企业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后才被启动。在提交申报材料时，经营者需要提交完整的参股企业名，特别是对案件评估重要领域的参股企业，尤其是相关行业和上下游市场的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情况。在对中车的审查程序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多次要求经营者补交参股其他企业的相关信息。经营者已于2019年9月13日向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提交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此外，在进行实体法审查时，基于集团公司产生的关联优势效应时反垄断部门考虑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特殊性，特别是实施低价策略的可能性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明确表示，虽然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问题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这种争论的许多方面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无关。但是，来自中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的参与，使得反垄断的法律分析呈现出特殊性。 该特殊性的一个表现之一是关联集团公司的规模。首先，国有关联企业集团的大幅垂直整合可以引起规模经济效应。另外。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其企业集团中的纵向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因为许多初期产品，甚至供应链的上游产品，可以在集团内部生产。 此外，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还分析了实施低价和倾销策略的危险性，以及由于国家支持中车在许多其他市场扩张而带来的成本优势。低价策略是竞争性的矛盾，通过低价进入市场或扩大自己的市场地位是竞争理念的内在要求。但是，没有比较成本优势支撑的低价策略会在中期内破坏市场结构。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实施适当的低价战略的可能性和激励措施。 在这方面，获得融资和补贴以及中车的初期行为是考察的重点因素。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为，作为中国两大重要产业战略—“中国制造2025”和“新丝绸之路”支持下的国有企业，中车拥有良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渠道包括公共和隐蔽的国家补贴，这些补贴将会对市场竞争条件造成严重扭曲。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还考虑了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以非市场利率获得贷款的可能性。 在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看来，中车在实施低价策略方面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从中车以往在国外市场的行为以及内部文件来看，该公司也会有针对性地利用低价策略来扩大其在国外市场的市场地位。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也有更强的动力去推行低价策略，因为这些策略不仅着眼于创造利润，也着眼于产业政策目标。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综合各方因素基础上对未来市场的预测 然而，即使考虑到上述提及的这些特殊因素，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也没有得出应禁止该交易的结论。决定性因素是，福斯罗的市场地位不可能足够强大到让中车足以扩大其市场支配地位。 相关市场的具体情况在对市场的预测评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调车机车行业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市场，国家铁路的大订单数量多少会对市场容量有很大影响，因此市场份额有时会有强烈的波动。此外，由于车队车龄较高，以及技术向更经济的驱动技术转变，市场容量有望增加。市场的动态发展导致预测的不确定性提高，尤其是对各方的历史市场地位不能简单推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考虑到了新的竞争者以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以及福斯罗多年来没有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未来两到四年是福斯罗未来的疲软阶段，竞争对手有可能会在市场上强势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至于事后无法改变该市场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中车可实施低价战略的可能性也无法再导致市场状况的实质性改变，因为新的竞争者对客户来说已经变得过于重要。 结论 在国有企业参与收购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多个方面的特殊因素。从营业额分配的角度看，经营者与其他国有企业组成的集团，对是否达到营业额门槛、是否有申报义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申报中提供国家参股企业的完整信息，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以及审查期限有重要影响，至少是这些参股在反垄断评估的相关行业范围内。 在实体法层面上，德国联邦联邦卡特尔局并没有忽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德国收购的公开讨论，而是专门关注反垄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扩大市场竞争范围的可能性。例如，市场准入缺乏对等性，就不是反垄断法层面的问题。在欧盟委员会对西门子/阿尔斯通案作出禁止决定后，政客们要求“虚构实际上不存在的世界市场”，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也拒绝了这一要求。 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是，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关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扩大竞争范围的分析，特别是现有(和中央控制的)资源和补贴的范围，以及成本优势和由此产生的实施低价战略的潜力。但是，行政法上的证明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这种策略的效果预判。 本文首次发表于M&A REVIEW， 2020年第10期，第332页。

政策支持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首先在政策法规方面推行了优惠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包括对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成立的公司（部分）减免作为雇主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目前这种减免优惠政策可以持续到2020年底。对依法缴纳相关费用的公司来说，该政策的意义比那些没有完整缴纳或根本不缴纳社会保险（雇主部分）的公司要明显得多 – 后两者在中国的本土企业中更为普遍。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利润率低的公司延期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为企业进行调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对于存在亏损情况的公司而言没有帮助。而其他政策法规对很多德国公司而言并不适用 – 例如对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或者生活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短时工作？ 财务规划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短时工作。尽管中国劳动法不承认这种就业形式，但它仍不失为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因为中国的劳动合同通常是有固定期限的。到截止日期之后，协议双方可以不再续签合同 – 但是需要支付赔偿金。对此需要了解的是：在中国，劳动合同只能以有固定期限的方式延期一次。第一次延期期满后，再次续签的合同可被视为无限期的劳动合同。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员工的频繁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较短工作年限，只要您对员工的就业时间有大概的了解，肯定还可以找到相应的调整方案。其实，中国员工也经常会对兼职工作感兴趣。不过这种就业方式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因此，许多中国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性，甚至出于约定俗成的全职工作传统，拒绝这些可能性。因此，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应对目前业务逐渐下滑的情况：坚持通过执行工作时间表和周计划进行工作量评估，并通过母公司的友好提示，督促中国的企业负责人认识到兼职这一就业方式的潜力。 改进控制体系 财务控制和财务报告体系也使得母公司有机会对其中国子公司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每月报告的制度 – 其中不仅包括资产损益表的德语或英语翻译，还包括关于业务进展、员工发展以及应收款项管理的全面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和中国当地的管理层定期进行详细的讨论，从中发现经营潜力，查找节约成本的机会。而根据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在中型企业中，中国当地的管理层经常会抵抗这种透明度，因为这种透明度在中国的企业文化中甚为少见。 但是，如果想优化本地业务，就必须着重要求这种透明度。 结论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投资失败并不是由于中国市场的机遇问题或者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而是由于企业结构不完善、公司运作不透明，当地管理层的能力欠缺或者缺乏管理概念所致（大部分则是二者皆具）。通过推行一系列应对措施，很多在华子公司都可以被引导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对在新冠疫情之前或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仅略有亏损的企业而言

从1月底到3月初，中国工厂相继关闭，3月底开始，欧洲工厂相继关闭，这导致了部分存在了多年的供应链突然中断。很多必要的零件不能再生产。这种生产中断主要出现在密切沟通协作或伙伴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维护的地方。而彼此之间沟通密切的地方，通过购买已生产的零件及其付款使得供应链之间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毕竟，过去几个月的经历是乐观的，伙伴关系重新恢复了增长。供应商应当主动要求代工工厂做出一些让步，例如将付款期限从60天减少到30天，以便增强自己的资金流动性。 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 作为大流行带来的后果，现在必须对已有的供应链，尤其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供应链进行重新审视，因为就算是新冠也不能遏制或逆转全球化进程。仅仅是在“新丝绸之路”项目上就将进一步缩短交货时间和运输路线。同时将会再次加强单个产品和组件在欧洲的采购。在经济生产委员会对250名德国企业领导人和供应链专家进行的调查中，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欧洲以及德国国内的采购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许多中型汽车供应商已经在亚洲开办了工厂，那么，对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则可以明显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样，如果金属部件或生产图纸中出现的材料变化只存在可忽略的微小差别时，便可以将它们统一标准化。这些中国工厂的产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运到欧洲，反之亦然。但是，汽车制造商为此必须接受他们要“自由操控”两个工厂，并且每个生产这些零件的地点都经过了认证和批准，以便能够为每个OEM工厂提供产品。根据这次大流行的经验，这种额外的灵活性能够在将来得到比过去更多的重视。由于汽车供应商基本上是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因此还得考虑与预防新冠相关的问题，例如“安全库存”以及紧密的沟通，或者像例如博世与宁德时代(CATL)之间基于伙伴关系的合作，乃至合并。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为欧洲、德国和中国之间供应关系提供的法律框架是绝对足够的。目前在美国以及中国部分地区所能看到的封闭，长远看来是供应链和经济的死亡。 经济稳定基金可以增强自有资本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那里大多数工厂又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产量，并且也重新开始盈利。相反，在欧洲供应商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损失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开销有所增加。出于必要并且为了获取现金，有些公司会在个别情况下考虑出售中国子公司。大流行造成的损失会让自有资本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许多中型公司的自有资本已经缩水到了很严峻的程度。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和国家担保可以对此提供急救。类似自有资本的资金，例如经济稳定基金（WSF）提供的资金也同样非常适合相关的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也是这样被稳定下来的。相反，在建立新的供应链时，经典银行融资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因为银行法规使融资决策变得极为繁琐。通过像公司债券这样不涉及银行的融资也将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汽车供应商施洛特集团(Schlote)或者Neue Zahnradwerke Leipzig公司几年前所成功发行的公司债券。这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公司债券筹集的部分资金来将其作为供应商的业务扩大到未来的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领域。 将交付安全性作为评级的一部分 目前，交付安全性对公司的评级会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将来会进一步增加。交货量下降对公司的价值和信誉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已发行债券的公司应当在季度报告中不断更新其供应链当前的情况，从而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总结 目前能感觉到在中国开设新工厂的意愿在大幅下降。由于在中国建立工厂的主要动机仍然是整个亚洲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汽车市场和相关的供应链最迟将在来年得到复苏。为此，必须对供应链进行重新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对于零部件的认证和许可进行统一标准化，例如 通过中国和德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可以获得必要的灵活性，而这不仅仅是在新冠时期才需要。

事态的发展与多数警告的声音背道而驰，德国经济并未面临抛售给中国的危机。根据德国经济媒体（Die Deutsche Wirtschaft，DDW）平台的数据，仅有274家德国企业的多数股权掌握在中国企业主手中。 美国企业主以拥有1,853家德国企业中的大部分股权而位居首位，其次是法国（889），瑞士（825）和荷兰（626）。 即便是在累计销售额榜单中，中国企业主也仅排名第11位：其名下的德国企业总销售额为400亿欧元，而美国拥有的德国企业的总销售额为2540亿欧元。但在中国拥有的德国企业中有许多知名企业：从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KUKA）到汽车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机械工程企业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叉车制造商Still到服装制造商Tom Tailor。 其中甚至有17家企业都在DDW所列举的德国的全球市场领军企业名单上。其中包括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 Holding）、凯毅德（Kiekert）和Biotest。德国1,413个全球市场领军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一都在中国企业主手中。 就区域投资活动而言，根据DDW的报告显示，大部分被中国收购了的企业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53家），其次是巴登-符腾堡州（50家），巴伐利亚州（49家）和黑森州（43）。其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有14家被中国收购的企业，从而成为了中国企业并购的“大本营”，紧接着是有13家企业的汉堡。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分别有7家，科隆和斯图加特分别有6家。 最后，就商业领域的重点而言,77％的中方投资是针对工业企业的。20％是服务业企业，而贸易企业仅占3％。 本文参考了德国经济媒体DDW所给的数据。DDW是主攻德国经济的多媒体信息网络平台，欢迎您访问。  

在Covid-19爆发之后，入境中国变得很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从3月28日起，中国将所有居留证均设为“休眠”状态。当时在中国境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再进入中国，即使从技术上来说，他们仍然拥有有效的签证。 从那时起任何想进入中国的人都需要新的签证。而只有在被归类为急需的专家或出于特殊的人道主义原因时，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新签证。对于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官方正式的邀请（“ PU邀请”）。即使这样，入境中国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的空中交通几乎完全停滞。因此，AHK大中华区从5月开始组织包机飞行。首先到上海，然后到青岛，其目的是让急需的专家能够入境中国。如果没有他们，一些公司是不可能在封锁之后重启生产的。后来的航班也让家庭成员有机会重新入境。 在不断对之前的安全利益进行考虑之后逐渐出现了适当的放松政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针对某些欧洲公民执行了“快速通道”程序。 直到8月才首次对入境法规进行了简化：从那时起，一些欧洲公司的员工不再需要PU邀请就能入境中国。 入境中国不再需要额外签证 现在，中国再次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拥有有效居留许可（基于工作，个人事务或家庭团聚）的任何人都可以再次入境而无需进一步签证。3月28日之后基于以上理由的居留许可已到期的任何人，只要相关理由继续适用，要申请新的居留证都没有任何问题。鉴于健康保护可能出现的义务，例如安装跟踪应用程序，Covid-19阴性测试结果或者14天的隔离，这些都不受新法规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MFA）关于入境中国新规定的原始信息可以在此处找到英文版和中文版。

中国现在基本没有新冠病例。根据官方的说法，几乎所有新出现的感染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都在控制之中。2月初的情况看上去，好像共产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会失败。互联网上有大量指控称中国领导人最初掩盖了这种流行病，并消除了那些警示的声音。如果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人们可以想象那些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将会蔓延到中国的大街小巷。 新冠加强了中国的民族团结 中国的公众舆论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跟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的成功一样引人注目。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将几乎整个国家统一在了一起，并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并战胜了大流行。 在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宣传战中反复讨论了该病毒的起源，习近平主席在这当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二月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危机初期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而出现的不满和挫败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乐观情绪。人们深信，专制的中国体系比起自由的西方社会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从许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中。 个体以及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发挥了作用。在新冠病毒之前，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一定程度上对于个人数据的监视，使用和关联，这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快速轻松地在现有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控制。这可以是用应用程序控制的健康代码之类的东西。这些健康码现在可以作为市郊交通，餐馆，超市或办公室的门票来使用，实际上这些也是中国公民的义务。 国际战线变得无情 当中国在自己国内由于新冠而更加紧密地合作时，国际战线在大流行的进程中也进一步变得更加无情。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崩离析。这个病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现有的贸易争端暂时搁置一边。消除贸易壁垒至少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适当喘息的空间。 全球供应链和创造价值链正在加速解体，而不是相互靠近。同时，美国正在紧急程序中连接新旧联盟。目的是不断孤立中国并使其陷入困境。最近来自北京关于计划中的香港安全法的最新公告，标志着两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新低点。 香港现在也被排入了行政路线。这理所当然是来自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的冷静沉着的实用主义：越早按他的路线恢复议程，将来的结果就会更好。他抓住机遇，将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与此同时，全世界都还在忙于摆脱Covid 19危机。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支持习近平，他毕竟成功领导了“人民抗击新冠之战”。 美国应该停止将中美推向“新的冷战边缘”。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他对一组记者说：“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 他还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时候不要再痴心妄想改变中国，并阻止十四亿人民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当前形势下，内部和外部的实力证明对于北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中国经济，因为共产党领导层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对其本国居民的增长承诺之上。而这个事实在经过四十年的开放，改革和国际互联后，第一次被动摇了。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同比下降6.8％。官方失业率在二月份就升至6.2％，并处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今年还有约900万学生将离开大学，并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 实际上，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的目标是让经济产出比2010年翻一番。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增长6％，目前看来是极不可能了。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将竭尽所能继续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努力。 幸运的是，已经有明显的正面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复苏。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同比增长了3.2％。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重新恢复到50点以上，并以此稳定在了扩展区域内。在二月份，这个指数还处于灾难性的35.7点。其他重要的活动指标，例如每日的煤炭消耗和中国道路上的交通拥堵，现在也已经恢复到了上一年水平的90％左右。 为了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还推出了许多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干预措施的范围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并不大。在国家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中国至少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相对而言，他们为今年余下的时间和以后的情况都做了充分准备。 中国在新冠存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扩大其权力地位 中国尤其是其政府将在新冠引发的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并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以及要求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富有远见的计划遭遇了很大程度上无计划的西方国家。冠状病毒不会阻止中国实现他们到2025年成为所有重要关键技术的创新领导者的目标。这包括中国的能源生产，电动交通，飞机、铁路和船舶制造，以及机器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研发支出目前已经高于整个欧盟，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在国际层面上的目标在于，将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洲际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中国将会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和繁荣的国家。到那时它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正如《中国日报》英文版本报道的那样，中欧之间的货运量不仅明显恢复增长，而且在7月创下了新纪录。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中欧之间共有1247列货运列车运行。这比该路段一年前的列车数量多了62％。这些列车在七月份共向整个欧洲和中国运送了11.3万个标准集装箱。标准集装箱的运输量与上个月相比增加了近三分之二。 这几乎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最大集装箱船“HMM阿尔赫西拉斯”（HMM Algeciras）五倍的装载量。同时，这些列车的货运时间比轮船至少减少了一半。 这些列车中一共有多少辆从中国开往新丝绸之路的德国终点站（如杜伊斯堡）并不是这篇报道的内容。尽管德国的出口量有所上升，但鉴于火车的运输量之高，既不能推断出列车已行驶过整段路程，也不意味着列车已抵达过东欧的目的地。 中欧班列意义重大 中欧班列的吸引力持续飞快增长。中国八月份的出口量较上月增长了11.6％，且开往欧洲的货运列车现已成为中国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运输过程总存在延迟。 不仅是寄件人和收件人有所担忧，中欧沿路上转运点的顾虑也同样是延迟的原因。他们担心货运列车除了运输迫切需要的货物，还会运输新的新冠疫病例。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称，他们为此与有关各方密切合作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为了最小化各方之间的来往和接触，表决会议通常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