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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股市能从改革中获益吗?

今年6月,黄光裕在入狱十年后被假释。2010年3月,中国第一批亿万富翁之一的黄光裕因贿赂,伪造账户,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价格而被判处14年徒刑。他建立了电子零售商国美电器(GOME),并将其规模做大。当黄光裕出狱的消息广为人知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做出了巨大的反应:该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0%左右,该集团同样也在交易所标价上市的金融部门的股价上涨了50%以上。一个笑话立即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流传开来:不仅是黄光裕的妻子等了十年才等回了丈夫,上海综合指数(SCI)也是如此吧。 闪电泡沫及其它 实际上,2020年6月底该指数值(3004点)与2010年3月黄光裕被逮捕时的指数值(3,074点)大致相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尽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十年中已从约6万亿美元翻了一番以上,增长到现在2020年的将近16万亿美元,而中国股市几乎没有改变。而在这期间其实也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例如2015年上半年的“闪电泡沫”,当时上海的股市牌价在几个月内翻了一番以上,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萎缩。 散户投资者主导中国市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并未被视为通过长期投资来建立或维持财富的可能性。“真正的”投资几乎完全在房地产上进行,或者直接在自己的第二或第三家公司进行。投资者主要在股市上进行赌博,他们将中国的金融市场首先是看作一种幸运游戏。与西方国家不同,其结果是几乎没有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超过90%的投资者是散户投资者。他们不遵循任何系统或特定规则,而是根据亲戚,朋友或邻居的推荐购买。结果就相应地表现为不稳定的价格走势,然后广大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的情况。 没有股东保护的公关资产负债表 此外,中国公司常常让投资者陷入困境。在许多情况下,平衡的数据比起企业发展的具体凭证更像是痴心妄想和营销。根本没有任何股东保护协会可以仔细检查资产负债表。如果有必要,大多也会是最后才会想起投资者,而投资者利益的透明度更是个未知数。 国外资本 自2019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经历了许多改革。从那以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已得到明显简化,许多限制不久之后也会取消。其中取消个人投资上限和结束对总投资额的限制尤为重要。中国政府还启动了所谓的沪港通项目。这些措施使香港,伦敦以及不久后的巴黎投资者都可以直接在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资。此外,中国公司的上市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对于科技股来说尤其如此。为此去年还专门创建了一个新的细分市场——上海明星市场。 此外,领先的指数提供商之一的MSCI已决定逐步提高中国A股在其指数中的比例,例如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或全球指数中。这意味着每一个基于这些指数甚至按1:1比例绘制的ETF和基金都必须在中国进行相应的投资。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国外资本将流入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 上证综合指数(SCI)也进行了自1991年成立以来的首次重组,其中科技股的权重明显增加。同时,对于那些刚进入证券交易所的人来说,成为SCI的一部分将更加困难,因为现在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至少要在一年前进行。而且,“外国”公司将来也将可以使用SCI。这尤其适用于所谓的“红筹股”, 这是在香港经营但有中国母公司的公司股票的名称。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改革和流入的外资使SCI得到大幅增长。 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开放 中国股市确实是几乎在黄光裕被假释的同时发生了震荡(见图,陡峭的红色下降趋势线断裂处的绿色标记)。上海在夏天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股发行,例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的二次上市,该公司筹集了超过65亿美元的资金。交易的第一天,该股的报价为95元人民币,比27.46元的发行价高出约350%。 整个SCI的增长也很强劲。自7月以来,该指数已上涨了约15%。当然,这是否只是一次瞬间印象,还有待观察。散户投资者这次会停留更长的时间吗?还是会在几个月后才开始第一次获利回盈,并成为所有投资者将纷纷退股的信号? 中国将其金融市场逐渐向国际民众开放。但是,只有获得正确的回报,这些民众才会长期留在中国。同时,中国也越来越依赖这笔额外的资本。因为只靠中国的银行体系将无法长期满足国民经济对资本的渴望。特别是现在许多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比率已经达到不健康的高度。 无论如何,SCI目前正在经历2015/2016年以来的小幅下跌,而这也是基于2018年以来的高位趋势(见图,平稳的红色线)。从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的图表技术角度来看,如果能取得突破,将会为4,000点扫清道路。 总结 世界上最著名(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成长故事发生在中国股市上。更准确地说,它只反映在那些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中国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行趋势转变,从而将其巨大的经济成功转化为股票市场资本。但是,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继续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进程。更多的则是对心态上发生根本转变的要求。如果中国的股票市场要长期取得成功并具有吸引力,那么这不仅与投资者有关,而且与企业也有莫大的关系。是否以及如何能实现,这仍然让人翘首以盼。 在中国投资平台01/2019期刊出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中,我们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一主题。在这里,您将找到有关A,B和H股,沪港通计划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基本结构的更多详细信息。   这篇文章最初以类似的形式发布在Smart Investor的“每周”简讯中,并经允许发表于此。
Fachhochschule Bielefeld geht nach Hainan in Südchina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落户海南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早在8月13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号宣布了该计划:他们将在中国南海的岛屿省份海南省的自由贸易港建立一所由自己独立办学的教育机构,这将是中国第一所境外大学。首批学生应该能够在来年入学。 早在过去几年就展露出了一些迹象。 2019年,由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教授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比勒费尔德和当地的应用科学大学。前一年,中国的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博士也曾到访过这座威斯特法伦东部的大都市。海南将打造成“国际教育创新岛”,同样,中国人对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中理论与实践并驾齐驱的独特学习模式十分感兴趣。 这座大学既有将学士学位授权点又有硕士学位授权点。这意味总共有37个本科专业和25个硕士专业课程。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新成立的机构不仅应该为岛上的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特殊的支持,也将成为德国顶级公司落户海南的联络点。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是海南计划的一部分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的分校完美契合北京对海南的长期整体规划。整个岛屿于2020年6月1日被宣布为自由贸易区,到2050年将成为类似于新加坡或香港的国际重要贸易中心。相应地,岛上目前的税率已经十分诱人,有吸引了许多中国公司。 这也对新成立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员工十分有益。因为教授将能够免签证出入该国,且其所得税也更低。货物也可以免税进出口。最后,北京也在极大地改善该岛的基础设施:不仅有国际学校和幼儿园,还有具有竞争性的医疗卫生体系。
Digitaler Wandel stützt Chinas Wachstum

数字化变革加速中国发展

中国作为第一个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从逻辑上讲,也会是第一个克服危机的国家。因此,如果要仔细研究冠状病毒的这个第一震中,现在就可以看到其长期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也将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显现。 早在3月份,欧洲才开始实行封锁之时,中国就开始取消长达数月的各种措施。中国这一段严格限制的时期比起其他国家的封锁期要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在过去应对各种流行病的经验。由于SARS和MERS曾在亚洲有过大流行,所以中国政府有比其他许多国家更充分的准备,也就更快地应对了Covid-19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危险。由于封锁时间较短,经济自然恢复地更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正在进行的使发展加速的数字化变革。 奢侈品和在线娱乐行业受益于消费复苏 即使经济衰退的时间与西方国家相比稍短,中国的生活与完全恢复正常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出行限制仍然存在,即使取消了,许多消费者可能对出国旅行还是没有什么兴趣。最早要等到疫苗研发出来后,这种情况可能才会得到改变。 由于中国消费者尤其喜欢在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我们期待在中国的消费量将会得到显著的回升,尤其是在奢侈品行业。尽管由于关税的问题使得奢侈品在国内的价格相对较高,但大家的购买意愿还是很强。不过,消费者目前别无选择,必须在本国市场而不是国外进行购买。 由于消费者更愿意呆在家里,在线娱乐也因此受益。尤其是视频游戏行业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发展通常会超过平均水平,因为客户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省钱。除了他们不能出门旅行外,所有的消费者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受到由病毒造成的市场疲软其后果的影响。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将选择更便宜的娱乐方式,而不是在这段时间里花很多钱去看电影或进行风险比较大的家庭度假。 在线娱乐的主要优点已经体现在它的名字上了——它是可以在线使用的。由于消费者当前有意识地避开人群聚集,所以他们选择了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的产品。这种在线消费趋势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它在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但由于突然的封锁和必需的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而得到了加速。这导致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强,这可能是永久性的。在中国,卫生和教育部门是这一趋势的先驱。由于其不可或缺的特性,他们在这之前就被迫使用现代科技,尤其是在线技术。 数字化变革是发展的长期动力 中国的卫生系统在多年前就试图克服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反应,那就是,人民会在出现疾病症状时直接去就近的医院求助。病人们在那儿通常要等上几个小时,然后只能与医生交谈十分钟。在线的服务根本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促进了在线家庭医生服务的增加。这些服务按照一定的费用提供全天候24小时的在线医疗咨询。然后药房会在几个小时内交付医生开出的药物。这种家庭健康服务会在冠状病毒危机消退之后继续服务,帮助减少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从而提高中国整个卫生部门的效率。 此外,中国文化在教育部门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是潜在的改变生活的工具。它让有需要的人得到社会性的提升。由于许多学校仍然处于关闭中,在线教育已成为一种必要手段。而父母和学生也乐于接受它作为备选方案,这样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上学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型私立教育企业的支持下,在短时间内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有效的虚拟教学。所提供的在线课堂中会进行突击测试,这样可以几乎直接地掌握学习结果和进度并进行评分。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数据,以此评估单个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进度。特别是父母很快学会了欣赏这种可能性。在解除所有封锁限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使用它。 总结 GAM Investments投资公司认为,正如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数字化变革及其体现在在线服务和不断增长的数字化生活上的相应发展,也将在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体现。娱乐,教育,医疗保健——这其中任何一个行业都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趋势,也就是拥有越来越多的在线产品。危机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发展。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推进的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在线趋势的先驱,它也将长期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支柱。
Chinas erfolgreichste Unternehmer

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们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Konsumverhalten in China

第一波新冠疫情之后的消费行为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调查了COVID-19疫情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消费者行为和计划。 在中国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推迟或者甚至取消购买昂贵物品的计划,例如珠宝,汽车,建房或翻修房屋等,现在更倾向于小的额购买计划。在疫情爆发前有购车计划的中国受访者中,50%都表示他们不会在2020年购买汽车。59%的人在购买珠宝的计划中也持有相同观点。相比之下,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推迟或取消了购买护肤产品的计划。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支出将少于之前的计划。 但是,价格和价值对于受访者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在计划购买小型家用电器的受访者中,将“多功能”作为左右购买决定的三个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比例增加了10%,该比例是将低价作为重要因素所占比例的四倍。这些结论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某些消费者群体在封锁和限制条件放松后又再次增加了支出。同时,不愉快和内疚感被认为是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三分之一的中国手机购买者也因此不愿购买手机。 www.mckinsey.com
Mittelstand und KMU "Made in China"

中型企业“中国制造”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Digitale Plattformen für Chinas Industrie

中国工业未来的平台经济

中国希望最迟到2049年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之际成为科学技术创新领导者,在实现这个 目标的道路上,工业生产数字化起着重要的 作用。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估计,2018年 中国在IT技术领域的支出为3370亿欧元,其 中软件和数据中心设施的份额达到了320亿 欧元。据市场观察家称,到2025年,全球三分 之一,也就是41亿的工业物联网(IIoT)联接 将出现在中国。西门子(Siemens),SAP和博世 (Bosch)等德国公司也致力于中国的数字工 业平台。百度的Apollo是全球第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平台,已经有超过 130个企业合作伙伴,其中也包括了德国的大 型汽车制造商。 电子产品制造商海尔(Haier) 和阿里巴巴(Alibaba)共同开发的工业应用数 字平台也使用得越来越多。来自海尔的COSMOPlat 是私营部门中最成功的平台之一,已在 十二个行业中使用,从纺织业到电子业再到 陶瓷业,据称可以为35,000家公司的3.2亿终 端用户提供服务。消费者行为数据对于优化 工业生产和建立工业4.0至关重要。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Tencent),华为(HUAWEI)和 百度(Baidu)等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公司都可以 访问大量的互联网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优...
Chinesischen M&A-Finanzierungsstrategien in der DACH-Region

中国在德语区的并购及融资策略

近几年,尤其是2015年至2016年,中方投资者的投资收购额度在德国(2000-2016年近190亿欧元)、奥地利和瑞士达到峰值。中方在的德语地区使用的并购融资策略的方法大有不同,按照投资者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由那些为加深或扩大其德语区影响力而投资德国公司的大型中国公司和企业集团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化工集团在瑞士收购瑞士先正达股份公司(Syngenta AG)(约400亿欧元)以及在德国收购克劳斯玛菲集团(KraussMaffei)(9.25亿欧元),此外,还有复星投资德国富尔达(Fulda)的FFT制造系统(未公开收购价),还有中国海航集团收购瑞士空港(Swissport)、Gate Group和Dufry以拓宽其航空业内业务领域,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战略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提高了海航的知名度。 第二类 由那些因具体产品和技术或为了入驻德国以及欧洲市场而投资德国公司的中国公司组成。例如,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股份公司(Kuka AG),同样的还有万达集团(以10亿欧元)收购瑞士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传媒(Infront Sports&Media)以及中方投资者合伙组成的财团(以5亿欧元)收购了欧司朗前子公司朗德万斯(Ledvance)。 第三类 由专门投资基础设施公司、基础设施相关公司或基础设施类似公司的中方投资者组成。其中包括全球最大水力发电运营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收购海上风电场Meerwind(未公开收购价),中国的北京控股集团(以14亿欧元)收购E.ON的前子公司EEW Energy from Waste和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以45亿欧元)收购能源服务提供商Ista。 正如我们所见,每位中方投资者都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标进行收购和投资。因而,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也相应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基本融资方案和结构 出于保密原因,部分融资细节尚未公开,但根据经验,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且在今后将意义非凡: 权益融资:中方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进行收购融资 所投入股本的金额和结构通常能代表投资者的可持续战略利益。例如前文提及的海航集团就极大程度地利用复杂的保证金贷款以及衍生品结构来为部分股权投资提供资金。这种具有风险且非完全透明的股权融资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战略方针。 同样可行却没有那么强侵略性的还有短期的“过渡融资”,它能为投资者提供股权投资的资金,并在之后通过长期的后续融资(例如增资)进行再融资。通常来说,这种过渡性融资至少得到了中国银行的部分支持,因为他们通常与中方投资者保持着长期密切的业务关系。 企业风格融资:企业不进行大幅收购融资,但对现有融资进行必要的再融资 中方投资者投资或收购公司往往要求对现有的融资进行调整或再融资,这通常是考虑到了“控制权变更”条款,或是为了维持公司的银行策略和融资策略的可持续性。例如:用银团贷款取代单一的短期双边授信额度,这或许能为公司的投资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必要时还能提供股息,正如前文提及的中国化工在收购克劳斯玛菲时就在Natixis和UniCredit安排了约5亿欧元的新信贷额度。 杠杆融资:企业进行收购融资 这种情况利用贷款提供部分收购资金,再利用被收购的公司在相应的“债务下推”之后,在现金流量中获得的利息和还款进行付息。公司必须偿还的债务额度不等。万达收购盈方体育传媒时使用了约4.5亿欧元的融资额度,这笔资金由瑞银集团(UBS)和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提供,之后又被联合到其他债务水平中等的银行。这种收购融资也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的相关交易中。 此外,海航在2015年以约25亿欧元收购了瑞士空港,其中至少贷款了15亿欧元,接着又通过次级债券进行了再融资。在海航集团收购之时,作为航空服务商的瑞士空港已被穆迪(Moodys)评为糟糕的B3级别,不久前还被其降级为Caa2级别,据媒体报道,其原因是该公司正在对抗资金流动性问题。 收购融资过程复杂繁琐的大宗投资及收购 对此,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然是中国化工斥巨资收购先正达股份公司。这笔金额不仅涵盖了先正达股份公司现有的贷款和债券,还包括了价值约200亿欧元的收购融资,这远远在先正达公司的价值水平上。此外,还有约50亿欧元的过渡融资用于部分股权注入,过渡融资在结构上次于收购融资。两种融资均由一个国际和中资银行团队提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收购融资在债券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再融资。 展望 目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局势也较为动荡,本就一直不稳定的融资市场也更为敏感谨慎,中方投资者尤其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收购融资。为了降低潜在的依赖性,理想情况下应准备数种融资方案,这不仅适用于初始阶段,也适用于之后的实行阶段。即使在危急情况下,这也可以确保比其他潜在竞标者和购买者具有更大的优势。 过去,部分融资方式十分富有侵略性,主要体现在信用状况不佳、债务水平高、相当不透明或机会主义投资策略以及高度依赖银行。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这些情况将极大程度地受到限制,只可能在收取高额手续费和利息的情况下出现。因此,中国在德语地区的并购融资策略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市场条件变得更加艰难,但具有良好信用状况、适度负债比率和合理投资策略的融资仍可以成功进行,并且在理想情况下,不仅能获得传统的银行融资,还有获得资本市场和其他融资产品,以及其他类型投资者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融资策略都应尽早与投资策略以及一般并购流程进行紧密充分的协调。更重要的是以统筹兼顾且可持续的方式说服卖家和目标公司。
Chinas IPO-Markt trotzt dem globalen Trend

中国IPO市场逆势而上

新冠危机却引发了西方IPO市场的大幅下跌。在美国,IPO发行量缩水了45%至151亿美元,而IPO数量下降了38%至40例。欧洲的发行量下降了55%至66亿美元。交易数量也一并缩水60%至22例。 而中国的IPO市场却违背了全球趋势,并与第一季度一样再次增长。包括香港在内,中国的发行量增长了54%至179亿美元。同时,IPO数量增加了28%至92例。全球第二季度IPO几乎有一半在中国进行。 六月起大幅复苏 “受全球抗疫措施的限制,四、五月的IPO活跃度如意料之中下降了。” 安永的合伙人兼IPO和上市服务部门负责人马丁·斯坦巴赫(Martin Steinbach)博士断言道,“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六月份明显的复苏迹象。”例如,四月份的IPO数量为54例,而五月份甚至只有43例,但是六月份已经有89家公司大胆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发行体量方面也清楚地展示这种趋势。第二季度内,十起大型股票发行中有八例发生在六月。“过去几周内的大好形势表明市场有强大的容纳能力,在对的领域内,有良好的商业模式且准备充分的公司十分迎合投资者的胃口。” 斯坦巴赫表示,目前这类公司主要包括技术公司以及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目前在投资者中口碑十分高。 “股价的复苏、波动幅度的明显减小以及投资者情绪的改善,都促使近几周的股票发行环境得以改善。”斯坦巴赫补充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IPO渠道不断扩充。股市候选者利用网络致辞投资者,准备巡演来应对易变的市场。目前,有一些公司尚在起步阶段,争取在2020年下半年或2021年年初上市。” 制药公司Pharma SGP首次在主板市场公开募股时筹集了1.27亿欧元。而在五月底,数据库管理公司Exasol就大胆投入了8800万欧元。 中国包揽规模最大的IPO 欧洲规模最大(募集29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是荷兰咖啡公司JDE Peet’s的首次公开发行。但前两名都被中国IPO市场包揽,因此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其规模趋势。因为同一时间段里,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发生在中国。它们分别是筹集了39亿美元的中国电商京东的首次公开募股以及筹集了31亿美元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和网游供应商网易的首次公开募股。
Symbolbild Chinas erstes Zivilgesetzbuch

聚焦中国首部民法典

总体来看,《民法典》将私法编成法典,调整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涵盖了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婚姻、继承、侵权和合同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公众对立法过程的积极参与,其公布的草案征集到约900,000条公众意见。 《民法典》将现有单独民事法律规范,例如《物权法》、《合同法》等,编订纂修成统一的法律文件。因此,《民法典》的主要影响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且合乎逻辑的民法体系,从而减少了1986年至2009年间颁布的单行民事法律之间的不一致。 民法典简史 中国共产党于1997年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其民事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建立市场经济迫切需要民事法律,而制定民法典在短期内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遵循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制定了深受德国民法典影响的单行民事法律。该进程始于《婚姻法》(1980年),随后是《继承法》(1985年)、《民法通则》(1986年)、《收养法》(1991年)、《担保法》(1995年)、《合同法》(1999年)、《物权法》(2007年)和《侵权责任法》(2009年)。 2014年,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在“两步走”的编撰思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于2017年通过了《民法总则》。随后两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整体审议和拆分审议。2019年12月,由民法总则和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20年5月通过了《民法典》。 实施细则 自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将废止现有单行民事法律,届时包含大量规范的众多实施细则也将废止。如果没有这样的实施细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模糊措辞的《民法典》将缺乏规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表明,其将在2020年底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进一步澄清未解决的问题。 《民法典》概览 《民法典》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本文将重点探讨《民法典》对商业活动的重大影响,因此,人格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编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此外,由于篇幅限制,作者无法深入探讨所有(经修订)段落,而仅能就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最重要的创新进行探讨。 对商业活动的影响 物权 物权编主要以2007年《物权法》为基础,论述了人对物(即动产或不动产)享有的绝对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即抵押权、留置权等)。 物权编带来最实质性的变化涉及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7条引入了居住权,与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享有的合同权利相比,居住权具有绝对性质。相较于公寓房屋所有者和第三方,强化了对于居住权人的保护。 合同 合同编主要以1999年《合同法》为基础,共526条,是《民法典》中最全面的一编。本编由三个分编组成: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其中,《民法典》规定了十九种有名合同,相较于原《合同法》,增加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以及合伙合同。 合同编带来较大变化的规定涉及合同的解除: 持续性义务的终止权:对于涉及一方持续性义务的不定期合同,第563条规定了双方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后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双方可在基础合同中就该解除权达成一致的范围尚需司法解释界定。 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编主要以现行2009年《侵权责任法》为基础编制,该编规定了侵犯民事权利(“侵权”)面临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最后一编中值得注意的一项创新是下述有关环境侵权的条款: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在产品责任或知识产权侵权等特殊领域中,现有侵权法已将对侵犯民事权利行为的所谓“惩罚性赔偿”引入中国侵权法。一般而言,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偿受害方,因此,在这种“补偿性赔偿”之外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则被视为例外。除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外,《民法典》第1232条还规定了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情况下的惩罚性赔偿。 结论 《民法典》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其规范财产权、合同、人身权、家庭、婚姻继承和侵权,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作为广泛而统一的汇编法典外,《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单行民事法律的归并。 由于《民法典》各段的措辞晦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计划将制定并颁布相关司法解释。因此,中国《民法典》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司法解释和后续的实施细则。

迈科珍生物技术获380万美元A轮融资

工业污染和工业化农作物产量导致食物中含有重金属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稻米、小麦、可可和绿叶菜会吸收这些重金属残留物,并通过食物在人体中不断累积。摄入重金属的会引发中毒和致癌,尤其对婴幼儿影响很大。多达95%的婴儿食品中含有有毒重金属。迈科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MicroGen Biotech)的微生物组技术能够阻止农作物吸收重金属,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性。 迈科珍生物技术:在华进行大规模田间试验 迈科珍生物技术目前已从A轮融资中筹集了350万美元。“此次融资对于我们在北美和欧洲施展抱负至关重要。”创始人刘雪梅(Xuemei Germaine)博士说到。该公司如今有能力加强团队建设,扩大生产力度并加大对新技术和产品开发的投资。 此轮融资由Fulcrum Global Capital领投,The Yield Lab Europe参投。拜耳作物科学美国分公司(Bayer CropScience USA)前首席执行官比尔·巴克纳(Bill Buckner)也加入了迈科珍的咨询委员会。 仅在中国,就有19.4%的耕地含有污染物。因此,中国计划通过“食品安全和土壤清洁”项目减少重金属。在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的试验田进行试验之后,迈科珍生物技术已在中国农业部注册了两种产品,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产品。 应用于土壤修复 迈科珍的EcoPiling技术还可通过分解煤和油的残留物而达到修复土壤的作用。它已被用于爱尔兰最大的生物修复项目中清除油污,并得到了中国环境部的认可。迈科珍宣布已成功清理了中国第二大油田的油污土壤。 迈科珍生物技术由刘雪梅博士于2012年在爱尔兰卡洛理工学院成立。该公司总部位于爱尔兰卡洛,在中国山东省设有子公司。   该文献由goingpublic.de提供。 (来源仅有德语界面。)
Symbolbild. Gavel und Geld.

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

通过该修正案,《对外贸易法》(AWG)将与2019年3月21日发布的欧盟第2019/452号条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相适应,该条例旨在建立针对外商在欧盟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在欧盟层面对投资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外商投资进行审查或处以禁令仍属于各欧盟成员国的责任。 新冠疫情下投资保护成为焦点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受到特别关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防护服、消毒剂、药品以及呼吸器的供应紧缺凸显了在危机时期为国民提供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重要性。在受疫情影响而削弱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成为容易的收购对象以及新冠危机相关的工业领域的公司面临出售的情况。此类担忧目前对于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或治疗药物的公司尤为明显。国际投资者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争夺赛已经开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25日要求其成员国保护制药行业的公司不受外国投资的影响,并在必要时修改国家法规,其中重点关注美国和中国。柏林在这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作为庞大的国家新冠疫情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已经启动了新的经济维稳基金,通过该基金,德国政府可以参股德国公司以防其被外国投资者收购。但是,这样的“强心剂”可能只在极端情况下发生。预计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将通过修改后的《对外贸易法》更加频繁地禁止交易。 《对外贸易法》以及《对外贸易条例》的主要修订 《对外贸易法》(AWG)和《对外贸易条例》(AWV)为审查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德国收紧外商在德投资政策,其中包括将特殊安全行业的投资审查门槛从外商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25%的投票权降至10%的投票权,并且将关键基础设施(例如能源供应商)纳入投资监管范围内。 迄今为止,若收购会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并且足够严重的危害,则可以根据《对外贸易法》第5条第2款采取《对外贸易法》第4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与非欧盟收购方收购内资公司相关的限制和负加行为义务。而从现在开始,根据《对外贸易法》的修正案草案,只需要对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可能的侵害,而不需要造成实际的危害。与此同时,所保护的利益不再仅限于德国,而是延伸至整个欧盟及其成员国。此外,就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产品,不仅要审查其制造商和开发商,而且还要审查使用或改造此类产品的公司。联邦政府称,此项举措可以促成更具前瞻性的投资监管。 此外,该修正案草案将《对外贸易法》第15条第3款规定的“交割禁令”扩展至所有根据《对外贸易条例》(AMV)需要进行申报的法律行为。到目前为止,“交割禁令”仅适用于特定领域(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公司)的投资审查。相反,在《对外贸易法》修改之后,在审查期间,不能对跨部门领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进行交割。该项新规定旨在防止“抢跑”,即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以及审查程序结束之前使其成为既成事实(如获得关键技术或安全相关的信息泄露)。 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外,联邦政府拟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特别是,应对《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4条中所提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定义和编目。例如,可能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和量子技术包括其中,在上述领域中,若外商收购股份比例超过10%,则存在申报义务并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可能对其进行审查。在目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不排除该目录将扩大至医疗健康领域或其他领域。 对新修订的评论 与近年来对《对外贸易条例》的修改一样,《对外贸易法》的第三次修订受到了商界的广泛批评。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国工商总会(DIHK)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反对《对外贸易法》的再次收紧,并一致认为此举在当前全球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错误的信号。不断涌现的新监管障碍正在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都凸显了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德国工业为能够保障充足的国民供应对开放市场的依赖度。 在未来,德国联邦政府将比以往更容易限制欧盟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并且通过目前所计划的法律修订干涉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自治。联邦政府早就表示要对“关键技术”采取与“关键基础设施”类似的限制规定,以便联邦政府未来能够在不通过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扩大相关领域的目录。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实际和足够严重的危害”这一饱受争议且未予界定的法律概念,将预计转为对公共安全或秩序的“可能的侵害”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随着投资管制的一再收紧和审查标准的不断放宽,德国距离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也越来越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要求,为满足宪法的禁止过度原则(Übermaßverbot),干涉性的规范必须足够确定。《对外贸易法》修正案草案未对德国监管机构广泛扩张的衡量空间进行具体化,尽管这是宪法所要求的,而这可能导致法律争议。但是,比上述法律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此发出的政治信号。尤其是在中国,人们警惕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影响德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应当就审查标准颁布具体的指示。 结论:对并购实务的影响 对于并购交易实务而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对相关各方都意味着不确定性。未来,在涉及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的交易中,需要更仔细地审查收购交易是否属于《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的适用范围,或者是否主动申请“无异议证明”。修订后,所有依《对外贸易条例》负有申报义务的法律交易在审查程序结束前为效力待定的状态。因此,必须更多并且更早地对该问题进行关注。德国正在跟随世界趋势,而投资审查将成为跨境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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