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公司的财务结构调整

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公司的财务结构调整

政策支持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首先在政策法规方面推行了优惠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包括对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成立的公司(部分)减免作为雇主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目前这种减免优惠政策可以持续到2020年底。对依法缴纳相关费用的公司来说,该政策的意义比那些没有完整缴纳或根本不缴纳社会保险(雇主部分)的公司要明显得多 – 后两者在中国的本土企业中更为普遍。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利润率低的公司延期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为企业进行调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对于存在亏损情况的公司而言没有帮助。而其他政策法规对很多德国公司而言并不适用 – 例如对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或者生活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短时工作? 财务规划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短时工作。尽管中国劳动法不承认这种就业形式,但它仍不失为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因为中国的劳动合同通常是有固定期限的。到截止日期之后,协议双方可以不再续签合同 – 但是需要支付赔偿金。对此需要了解的是:在中国,劳动合同只能以有固定期限的方式延期一次。第一次延期期满后,再次续签的合同可被视为无限期的劳动合同。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员工的频繁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较短工作年限,只要您对员工的就业时间有大概的了解,肯定还可以找到相应的调整方案。其实,中国员工也经常会对兼职工作感兴趣。不过这种就业方式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因此,许多中国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性,甚至出于约定俗成的全职工作传统,拒绝这些可能性。因此,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应对目前业务逐渐下滑的情况:坚持通过执行工作时间表和周计划进行工作量评估,并通过母公司的友好提示,督促中国的企业负责人认识到兼职这一就业方式的潜力。 改进控制体系 财务控制和财务报告体系也使得母公司有机会对其中国子公司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每月报告的制度 – 其中不仅包括资产损益表的德语或英语翻译,还包括关于业务进展、员工发展以及应收款项管理的全面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和中国当地的管理层定期进行详细的讨论,从中发现经营潜力,查找节约成本的机会。而根据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在中型企业中,中国当地的管理层经常会抵抗这种透明度,因为这种透明度在中国的企业文化中甚为少见。 但是,如果想优化本地业务,就必须着重要求这种透明度。 结论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投资失败并不是由于中国市场的机遇问题或者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而是由于企业结构不完善、公司运作不透明,当地管理层的能力欠缺或者缺乏管理概念所致(大部分则是二者皆具)。通过推行一系列应对措施,很多在华子公司都可以被引导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对在新冠疫情之前或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仅略有亏损的企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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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应链的重新评估

从1月底到3月初,中国工厂相继关闭,3月底开始,欧洲工厂相继关闭,这导致了部分存在了多年的供应链突然中断。很多必要的零件不能再生产。这种生产中断主要出现在密切沟通协作或伙伴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维护的地方。而彼此之间沟通密切的地方,通过购买已生产的零件及其付款使得供应链之间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毕竟,过去几个月的经历是乐观的,伙伴关系重新恢复了增长。供应商应当主动要求代工工厂做出一些让步,例如将付款期限从60天减少到30天,以便增强自己的资金流动性。 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 作为大流行带来的后果,现在必须对已有的供应链,尤其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供应链进行重新审视,因为就算是新冠也不能遏制或逆转全球化进程。仅仅是在“新丝绸之路”项目上就将进一步缩短交货时间和运输路线。同时将会再次加强单个产品和组件在欧洲的采购。在经济生产委员会对250名德国企业领导人和供应链专家进行的调查中,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欧洲以及德国国内的采购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许多中型汽车供应商已经在亚洲开办了工厂,那么,对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则可以明显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样,如果金属部件或生产图纸中出现的材料变化只存在可忽略的微小差别时,便可以将它们统一标准化。这些中国工厂的产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运到欧洲,反之亦然。但是,汽车制造商为此必须接受他们要“自由操控”两个工厂,并且每个生产这些零件的地点都经过了认证和批准,以便能够为每个OEM工厂提供产品。根据这次大流行的经验,这种额外的灵活性能够在将来得到比过去更多的重视。由于汽车供应商基本上是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因此还得考虑与预防新冠相关的问题,例如“安全库存”以及紧密的沟通,或者像例如博世与宁德时代(CATL)之间基于伙伴关系的合作,乃至合并。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为欧洲、德国和中国之间供应关系提供的法律框架是绝对足够的。目前在美国以及中国部分地区所能看到的封闭,长远看来是供应链和经济的死亡。 经济稳定基金可以增强自有资本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那里大多数工厂又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产量,并且也重新开始盈利。相反,在欧洲供应商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损失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开销有所增加。出于必要并且为了获取现金,有些公司会在个别情况下考虑出售中国子公司。大流行造成的损失会让自有资本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许多中型公司的自有资本已经缩水到了很严峻的程度。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和国家担保可以对此提供急救。类似自有资本的资金,例如经济稳定基金(WSF)提供的资金也同样非常适合相关的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也是这样被稳定下来的。相反,在建立新的供应链时,经典银行融资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因为银行法规使融资决策变得极为繁琐。通过像公司债券这样不涉及银行的融资也将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汽车供应商施洛特集团(Schlote)或者Neue Zahnradwerke Leipzig公司几年前所成功发行的公司债券。这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公司债券筹集的部分资金来将其作为供应商的业务扩大到未来的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领域。 将交付安全性作为评级的一部分 目前,交付安全性对公司的评级会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将来会进一步增加。交货量下降对公司的价值和信誉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已发行债券的公司应当在季度报告中不断更新其供应链当前的情况,从而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总结 目前能感觉到在中国开设新工厂的意愿在大幅下降。由于在中国建立工厂的主要动机仍然是整个亚洲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汽车市场和相关的供应链最迟将在来年得到复苏。为此,必须对供应链进行重新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对于零部件的认证和许可进行统一标准化,例如 通过中国和德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可以获得必要的灵活性,而这不仅仅是在新冠时期才需要。
DDW Ranking

德国经济媒体排名榜:在德国的中国企业主

事态的发展与多数警告的声音背道而驰,德国经济并未面临抛售给中国的危机。根据德国经济媒体(Die Deutsche Wirtschaft,DDW)平台的数据,仅有274家德国企业的多数股权掌握在中国企业主手中。 美国企业主以拥有1,853家德国企业中的大部分股权而位居首位,其次是法国(889),瑞士(825)和荷兰(626)。 即便是在累计销售额榜单中,中国企业主也仅排名第11位:其名下的德国企业总销售额为400亿欧元,而美国拥有的德国企业的总销售额为2540亿欧元。但在中国拥有的德国企业中有许多知名企业:从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KUKA)到汽车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机械工程企业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叉车制造商Still到服装制造商Tom Tailor。 其中甚至有17家企业都在DDW所列举的德国的全球市场领军企业名单上。其中包括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 Holding)、凯毅德(Kiekert)和Biotest。德国1,413个全球市场领军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一都在中国企业主手中。 就区域投资活动而言,根据DDW的报告显示,大部分被中国收购了的企业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53家),其次是巴登-符腾堡州(50家),巴伐利亚州(49家)和黑森州(43)。其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有14家被中国收购的企业,从而成为了中国企业并购的“大本营”,紧接着是有13家企业的汉堡。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分别有7家,科隆和斯图加特分别有6家。 最后,就商业领域的重点而言,77%的中方投资是针对工业企业的。20%是服务业企业,而贸易企业仅占3%。 本文参考了德国经济媒体DDW所给的数据。DDW是主攻德国经济的多媒体信息网络平台,欢迎您访问。  
Nach sechs Monaten erleichert China wieder die Einreise für Ausländer mit gültiger Aufenthaltsgenehmigung.

中国继续放宽入境政策

在Covid-19爆发之后,入境中国变得很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从3月28日起,中国将所有居留证均设为“休眠”状态。当时在中国境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再进入中国,即使从技术上来说,他们仍然拥有有效的签证。 从那时起任何想进入中国的人都需要新的签证。而只有在被归类为急需的专家或出于特殊的人道主义原因时,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新签证。对于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官方正式的邀请(“ PU邀请”)。即使这样,入境中国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的空中交通几乎完全停滞。因此,AHK大中华区从5月开始组织包机飞行。首先到上海,然后到青岛,其目的是让急需的专家能够入境中国。如果没有他们,一些公司是不可能在封锁之后重启生产的。后来的航班也让家庭成员有机会重新入境。 在不断对之前的安全利益进行考虑之后逐渐出现了适当的放松政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针对某些欧洲公民执行了“快速通道”程序。 直到8月才首次对入境法规进行了简化:从那时起,一些欧洲公司的员工不再需要PU邀请就能入境中国。 入境中国不再需要额外签证 现在,中国再次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拥有有效居留许可(基于工作,个人事务或家庭团聚)的任何人都可以再次入境而无需进一步签证。3月28日之后基于以上理由的居留许可已到期的任何人,只要相关理由继续适用,要申请新的居留证都没有任何问题。鉴于健康保护可能出现的义务,例如安装跟踪应用程序,Covid-19阴性测试结果或者14天的隔离,这些都不受新法规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MFA)关于入境中国新规定的原始信息可以在此处找到英文版和中文版。
China – Wie verändert Corona das Reich der Mitte

中国——新冠是怎么改变病毒的

中国现在基本没有新冠病例。根据官方的说法,几乎所有新出现的感染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且都在控制之中。2月初的情况看上去,好像共产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会失败。互联网上有大量指控称中国领导人最初掩盖了这种流行病,并消除了那些警示的声音。如果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人们可以想象那些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将会蔓延到中国的大街小巷。 新冠加强了中国的民族团结 中国的公众舆论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跟中国在抗击病毒方面的成功一样引人注目。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将几乎整个国家统一在了一起,并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并战胜了大流行。 在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宣传战中反复讨论了该病毒的起源,习近平主席在这当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二月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危机初期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而出现的不满和挫败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乐观情绪。人们深信,专制的中国体系比起自由的西方社会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从许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中。 个体以及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发挥了作用。在新冠病毒之前,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一定程度上对于个人数据的监视,使用和关联,这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快速轻松地在现有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控制。这可以是用应用程序控制的健康代码之类的东西。这些健康码现在可以作为市郊交通,餐馆,超市或办公室的门票来使用,实际上这些也是中国公民的义务。 国际战线变得无情 当中国在自己国内由于新冠而更加紧密地合作时,国际战线在大流行的进程中也进一步变得更加无情。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崩离析。这个病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现有的贸易争端暂时搁置一边。消除贸易壁垒至少可以给世界经济带来适当喘息的空间。 全球供应链和创造价值链正在加速解体,而不是相互靠近。同时,美国正在紧急程序中连接新旧联盟。目的是不断孤立中国并使其陷入困境。最近来自北京关于计划中的香港安全法的最新公告,标志着两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新低点。 香港现在也被排入了行政路线。这理所当然是来自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的冷静沉着的实用主义:越早按他的路线恢复议程,将来的结果就会更好。他抓住机遇,将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与此同时,全世界都还在忙于摆脱Covid 19危机。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支持习近平,他毕竟成功领导了“人民抗击新冠之战”。 美国应该停止将中美推向“新的冷战边缘”。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所说的。他对一组记者说:“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 他还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时候不要再痴心妄想改变中国,并阻止十四亿人民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当前形势下,内部和外部的实力证明对于北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中国经济,因为共产党领导层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对其本国居民的增长承诺之上。而这个事实在经过四十年的开放,改革和国际互联后,第一次被动摇了。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同比下降6.8%。官方失业率在二月份就升至6.2%,并处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今年还有约900万学生将离开大学,并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 实际上,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的目标是让经济产出比2010年翻一番。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增长6%,目前看来是极不可能了。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将竭尽所能继续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努力。 幸运的是,已经有明显的正面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复苏。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同比增长了3.2%。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重新恢复到50点以上,并以此稳定在了扩展区域内。在二月份,这个指数还处于灾难性的35.7点。其他重要的活动指标,例如每日的煤炭消耗和中国道路上的交通拥堵,现在也已经恢复到了上一年水平的90%左右。 为了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还推出了许多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干预措施的范围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并不大。在国家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中国至少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相对而言,他们为今年余下的时间和以后的情况都做了充分准备。 中国在新冠存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扩大其权力地位 中国尤其是其政府将在新冠引发的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并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以及要求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富有远见的计划遭遇了很大程度上无计划的西方国家。冠状病毒不会阻止中国实现他们到2025年成为所有重要关键技术的创新领导者的目标。这包括中国的能源生产,电动交通,飞机、铁路和船舶制造,以及机器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技术。研发支出目前已经高于整个欧盟,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在国际层面上的目标在于,将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洲际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中国将会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和繁荣的国家。到那时它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Frachtzugverkehr zwischen Europa und China auf Rekordniveau

中欧班列创纪录

正如《中国日报》英文版本报道的那样,中欧之间的货运量不仅明显恢复增长,而且在7月创下了新纪录。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中欧之间共有1247列货运列车运行。这比该路段一年前的列车数量多了62%。这些列车在七月份共向整个欧洲和中国运送了11.3万个标准集装箱。标准集装箱的运输量与上个月相比增加了近三分之二。 这几乎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最大集装箱船“HMM阿尔赫西拉斯”(HMM Algeciras)五倍的装载量。同时,这些列车的货运时间比轮船至少减少了一半。 这些列车中一共有多少辆从中国开往新丝绸之路的德国终点站(如杜伊斯堡)并不是这篇报道的内容。尽管德国的出口量有所上升,但鉴于火车的运输量之高,既不能推断出列车已行驶过整段路程,也不意味着列车已抵达过东欧的目的地。 中欧班列意义重大 中欧班列的吸引力持续飞快增长。中国八月份的出口量较上月增长了11.6%,且开往欧洲的货运列车现已成为中国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运输过程总存在延迟。 不仅是寄件人和收件人有所担忧,中欧沿路上转运点的顾虑也同样是延迟的原因。他们担心货运列车除了运输迫切需要的货物,还会运输新的新冠疫病例。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称,他们为此与有关各方密切合作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为了最小化各方之间的来往和接触,表决会议通常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
Chinas Binnenwachstum nutzen

善用中国国内增长

中国是第一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国家,现在也是第一个找到了逃离疫情通道的国家。就国内增长和收入前景而言,中国是从COVID-19中复苏过来的全球先锋。尽管复审共识收益的估计值呈现下降趋势,但预计中国——尤其是A股在岸市场——将比世界其他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抗打击能力。相应地,作为中国在岸市场的基准指数,沪深300预计今年将一如既往地增长8.1%,2021年将增长16%。 散户力挺中国国内增长 中国A股的特点是更加专注于国内市场,这使其在疫情期间及之后都超过了其它金砖国家和离岸同业。支持他们的是足够的流动性和当下的乐观情绪。当个人投资者主导资本市场时——例如在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们在这一市场中的高度参与也能在近几个月内攀升的市场速度中得以体现。市场速度是交易频率的一种度量,通常在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的市场中明显较低。这种系统性的行为模式(偏见)是个人投资者占主导的股票市场的典型现象。这是活跃投资者的机会所在。被错误估价的股票能提供回旋余地,从而产生阿尔法股票。 中国的资本市场持续开放 国际投资者获得中国市场准入越来越容易了。为了支持中国的国内增长,资本市场日益向外资开放。直接结果就是中国A股逐步踏入全球指数中。在去年纳入了中国A股20%的份额后,中国股票的总权重上升至明晟指数(MSCI)的41%。 晋达(Ninety One)中国股票策略联合投资组合经理马文昌对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作出了解释,并对投资者说明了需要注意的事项:“随着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我们看到了想投资中国的投资者的强劲需求。他们主要对进入A股市场的众多机会感兴趣。投资者应将重点放在具有良好业务和股价发展且估值具有吸引力的高质量公司上。我们的基金战略也将与这一准则保持一致,并相信这是长期产生阿尔法股票的最佳方法”。
Deutsche Finanz-Manager blicken nach Asien

德国财务经理将目光投向亚洲

在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都很担心COVID-19对他们在本国以外地区增长计划的影响。所有受访者还一致表明,流动性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涉及到销售,融资或利润返还。22%的受访者认为供应链故障和中断是个问题,这在COVID-19危机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21%的受访者还预测收入将会下降。德国财务经理在流动性问题上特别敏感,并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 然而,32%的受访者表示,在危机时期对于本国以外监管框架相关信息和建议的需求仍然是最大的挑战。39%的首席​​财务官对此特别关注,而接受调查的其他财务经理中只有29%对此表示关注。 德国财务经理专注于优化营运资金 当被问及什么是国内市场以外的增长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时,德国首席财务官比其他受访者(占12%)更频繁地提到对冲汇率风险(占20%)。对于德国经理而言,商业模式的转型比整体而言更为重要。但是,在被问及前三大挑战时,商业模式转型在德国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从25%降至17%。这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据首位。 确保流动性对于德国财务经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11%的德国经理表示,收入下降并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而这个比例在所有受访者中是21%。但是,在收入方面,德国受访者明显比整个受访群体敏感得多。例如,有31%的德国经理表示,逾期应收债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在所有受访者中只占17%)。这说明了德国财务经理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其中74%的人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希望与供应商重新协商付款协议(总体为61%)。 由于新冠危机,建立与纯优化运营资源相关的稳健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德国公司现在应避免过多增加供应商的成本压力。否则,供应链会有再次被中断的危险。新冠危机导致许多公司更加专注于为运营资源建立区域或全球融资计划。这包括了例如供应链融资(反向保理),它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欧洲人更喜欢银行贷款 与美国同行相比,在对本土市场以外的增长进行融资时,欧洲公司更加依赖银行贷款。75%的欧洲公司会使用银行贷款为国际扩张提供资金。与美国同行相比,这个比例要高出12个百分点。44%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将公司现金用于国际扩张。对于欧洲公司来说,只有39%是这样进行的。同样,在美国,像私募和私人股权投资这样的风险资本使用分布得更为广泛,这个市场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成熟。 32%的受访者表示,在接下来的6-12个月中,他们的头等大事是将其供应商基础分散到本国市场以外。他们想以此提高供应链的抵抗力和灵活性。此外,诸如贸易数字化,汇率波动管理以及为改善对供应链的控制而进行的纵向一体化等等目标也被升级为高度优先事项。 一共采访了300名财务经理,他们平均分布在欧洲(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土耳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美洲(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个小组由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30%)以及区域/全球财务经理(70%)组成。他们所在公司的销售额在5亿美元及以上。其中有28%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行业中(没有金融服务提供商)出现最多的是制造业(19%),医疗保健(14%)和技术(10%)。 总结 德国财务经理的想法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是不同的。渣打银行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将来必须在优化运营资源和建立弹性供应链之间找到有益的平衡。因为Covid-19危机已经表明,供应链中断不仅仅是会造成高昂的成本,还可以动摇整个商业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工作重点必须放在重组供应链以及比以前更有力地约束供应商上面,而这也将带来更高的成本。
profitieren

中国的股市能从改革中获益吗?

今年6月,黄光裕在入狱十年后被假释。2010年3月,中国第一批亿万富翁之一的黄光裕因贿赂,伪造账户,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价格而被判处14年徒刑。他建立了电子零售商国美电器(GOME),并将其规模做大。当黄光裕出狱的消息广为人知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做出了巨大的反应:该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0%左右,该集团同样也在交易所标价上市的金融部门的股价上涨了50%以上。一个笑话立即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流传开来:不仅是黄光裕的妻子等了十年才等回了丈夫,上海综合指数(SCI)也是如此吧。 闪电泡沫及其它 实际上,2020年6月底该指数值(3004点)与2010年3月黄光裕被逮捕时的指数值(3,074点)大致相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尽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十年中已从约6万亿美元翻了一番以上,增长到现在2020年的将近16万亿美元,而中国股市几乎没有改变。而在这期间其实也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例如2015年上半年的“闪电泡沫”,当时上海的股市牌价在几个月内翻了一番以上,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萎缩。 散户投资者主导中国市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并未被视为通过长期投资来建立或维持财富的可能性。“真正的”投资几乎完全在房地产上进行,或者直接在自己的第二或第三家公司进行。投资者主要在股市上进行赌博,他们将中国的金融市场首先是看作一种幸运游戏。与西方国家不同,其结果是几乎没有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超过90%的投资者是散户投资者。他们不遵循任何系统或特定规则,而是根据亲戚,朋友或邻居的推荐购买。结果就相应地表现为不稳定的价格走势,然后广大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的情况。 没有股东保护的公关资产负债表 此外,中国公司常常让投资者陷入困境。在许多情况下,平衡的数据比起企业发展的具体凭证更像是痴心妄想和营销。根本没有任何股东保护协会可以仔细检查资产负债表。如果有必要,大多也会是最后才会想起投资者,而投资者利益的透明度更是个未知数。 国外资本 自2019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经历了许多改革。从那以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已得到明显简化,许多限制不久之后也会取消。其中取消个人投资上限和结束对总投资额的限制尤为重要。中国政府还启动了所谓的沪港通项目。这些措施使香港,伦敦以及不久后的巴黎投资者都可以直接在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资。此外,中国公司的上市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对于科技股来说尤其如此。为此去年还专门创建了一个新的细分市场——上海明星市场。 此外,领先的指数提供商之一的MSCI已决定逐步提高中国A股在其指数中的比例,例如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或全球指数中。这意味着每一个基于这些指数甚至按1:1比例绘制的ETF和基金都必须在中国进行相应的投资。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国外资本将流入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 上证综合指数(SCI)也进行了自1991年成立以来的首次重组,其中科技股的权重明显增加。同时,对于那些刚进入证券交易所的人来说,成为SCI的一部分将更加困难,因为现在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至少要在一年前进行。而且,“外国”公司将来也将可以使用SCI。这尤其适用于所谓的“红筹股”, 这是在香港经营但有中国母公司的公司股票的名称。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改革和流入的外资使SCI得到大幅增长。 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开放 中国股市确实是几乎在黄光裕被假释的同时发生了震荡(见图,陡峭的红色下降趋势线断裂处的绿色标记)。上海在夏天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股发行,例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的二次上市,该公司筹集了超过65亿美元的资金。交易的第一天,该股的报价为95元人民币,比27.46元的发行价高出约350%。 整个SCI的增长也很强劲。自7月以来,该指数已上涨了约15%。当然,这是否只是一次瞬间印象,还有待观察。散户投资者这次会停留更长的时间吗?还是会在几个月后才开始第一次获利回盈,并成为所有投资者将纷纷退股的信号? 中国将其金融市场逐渐向国际民众开放。但是,只有获得正确的回报,这些民众才会长期留在中国。同时,中国也越来越依赖这笔额外的资本。因为只靠中国的银行体系将无法长期满足国民经济对资本的渴望。特别是现在许多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比率已经达到不健康的高度。 无论如何,SCI目前正在经历2015/2016年以来的小幅下跌,而这也是基于2018年以来的高位趋势(见图,平稳的红色线)。从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的图表技术角度来看,如果能取得突破,将会为4,000点扫清道路。 总结 世界上最著名(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成长故事发生在中国股市上。更准确地说,它只反映在那些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中国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行趋势转变,从而将其巨大的经济成功转化为股票市场资本。但是,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继续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进程。更多的则是对心态上发生根本转变的要求。如果中国的股票市场要长期取得成功并具有吸引力,那么这不仅与投资者有关,而且与企业也有莫大的关系。是否以及如何能实现,这仍然让人翘首以盼。 在中国投资平台01/2019期刊出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中,我们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一主题。在这里,您将找到有关A,B和H股,沪港通计划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基本结构的更多详细信息。   这篇文章最初以类似的形式发布在Smart Investor的“每周”简讯中,并经允许发表于此。
Fachhochschule Bielefeld geht nach Hainan in Südchina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落户海南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早在8月13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号宣布了该计划:他们将在中国南海的岛屿省份海南省的自由贸易港建立一所由自己独立办学的教育机构,这将是中国第一所境外大学。首批学生应该能够在来年入学。 早在过去几年就展露出了一些迹象。 2019年,由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教授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比勒费尔德和当地的应用科学大学。前一年,中国的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博士也曾到访过这座威斯特法伦东部的大都市。海南将打造成“国际教育创新岛”,同样,中国人对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中理论与实践并驾齐驱的独特学习模式十分感兴趣。 这座大学既有将学士学位授权点又有硕士学位授权点。这意味总共有37个本科专业和25个硕士专业课程。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新成立的机构不仅应该为岛上的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特殊的支持,也将成为德国顶级公司落户海南的联络点。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是海南计划的一部分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的分校完美契合北京对海南的长期整体规划。整个岛屿于2020年6月1日被宣布为自由贸易区,到2050年将成为类似于新加坡或香港的国际重要贸易中心。相应地,岛上目前的税率已经十分诱人,有吸引了许多中国公司。 这也对新成立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员工十分有益。因为教授将能够免签证出入该国,且其所得税也更低。货物也可以免税进出口。最后,北京也在极大地改善该岛的基础设施:不仅有国际学校和幼儿园,还有具有竞争性的医疗卫生体系。
Digitaler Wandel stützt Chinas Wachstum

数字化变革加速中国发展

中国作为第一个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从逻辑上讲,也会是第一个克服危机的国家。因此,如果要仔细研究冠状病毒的这个第一震中,现在就可以看到其长期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也将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显现。 早在3月份,欧洲才开始实行封锁之时,中国就开始取消长达数月的各种措施。中国这一段严格限制的时期比起其他国家的封锁期要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在过去应对各种流行病的经验。由于SARS和MERS曾在亚洲有过大流行,所以中国政府有比其他许多国家更充分的准备,也就更快地应对了Covid-19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危险。由于封锁时间较短,经济自然恢复地更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正在进行的使发展加速的数字化变革。 奢侈品和在线娱乐行业受益于消费复苏 即使经济衰退的时间与西方国家相比稍短,中国的生活与完全恢复正常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出行限制仍然存在,即使取消了,许多消费者可能对出国旅行还是没有什么兴趣。最早要等到疫苗研发出来后,这种情况可能才会得到改变。 由于中国消费者尤其喜欢在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我们期待在中国的消费量将会得到显著的回升,尤其是在奢侈品行业。尽管由于关税的问题使得奢侈品在国内的价格相对较高,但大家的购买意愿还是很强。不过,消费者目前别无选择,必须在本国市场而不是国外进行购买。 由于消费者更愿意呆在家里,在线娱乐也因此受益。尤其是视频游戏行业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发展通常会超过平均水平,因为客户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省钱。除了他们不能出门旅行外,所有的消费者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受到由病毒造成的市场疲软其后果的影响。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将选择更便宜的娱乐方式,而不是在这段时间里花很多钱去看电影或进行风险比较大的家庭度假。 在线娱乐的主要优点已经体现在它的名字上了——它是可以在线使用的。由于消费者当前有意识地避开人群聚集,所以他们选择了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的产品。这种在线消费趋势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它在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但由于突然的封锁和必需的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而得到了加速。这导致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强,这可能是永久性的。在中国,卫生和教育部门是这一趋势的先驱。由于其不可或缺的特性,他们在这之前就被迫使用现代科技,尤其是在线技术。 数字化变革是发展的长期动力 中国的卫生系统在多年前就试图克服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反应,那就是,人民会在出现疾病症状时直接去就近的医院求助。病人们在那儿通常要等上几个小时,然后只能与医生交谈十分钟。在线的服务根本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促进了在线家庭医生服务的增加。这些服务按照一定的费用提供全天候24小时的在线医疗咨询。然后药房会在几个小时内交付医生开出的药物。这种家庭健康服务会在冠状病毒危机消退之后继续服务,帮助减少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从而提高中国整个卫生部门的效率。 此外,中国文化在教育部门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是潜在的改变生活的工具。它让有需要的人得到社会性的提升。由于许多学校仍然处于关闭中,在线教育已成为一种必要手段。而父母和学生也乐于接受它作为备选方案,这样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上学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型私立教育企业的支持下,在短时间内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有效的虚拟教学。所提供的在线课堂中会进行突击测试,这样可以几乎直接地掌握学习结果和进度并进行评分。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数据,以此评估单个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进度。特别是父母很快学会了欣赏这种可能性。在解除所有封锁限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使用它。 总结 GAM Investments投资公司认为,正如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数字化变革及其体现在在线服务和不断增长的数字化生活上的相应发展,也将在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体现。娱乐,教育,医疗保健——这其中任何一个行业都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趋势,也就是拥有越来越多的在线产品。危机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发展。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推进的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在线趋势的先驱,它也将长期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支柱。
Chinas erfolgreichste Unternehmer

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们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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