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

德国三月份的出口依旧继续上涨，现仅比2020年危机前的水平低0.9%。 鉴于2020年三月起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联邦统计局（Destatis）在其最新公布的2021年三月份外贸数据中指出，在另行通知前，暂时将2020年二月的危机前水平作为参照值。 这显然与以下事实有关：同比去年，进口和出口都分别达到了最高的名义月度值。例如，2021年三月的出口增长了16.1%，进口增长了15.5%。按绝对值计算，德国于2021年三月出口货物价值1265亿欧元，进口货物价值1059亿欧元。 这相当于与上个月，即2021年二月相比，增长了1.2%。这意味着德国对外贸易正持续增长。然而，出口值仍比2020年二月的出口值低0.9%。 另一方面，进口值为972亿欧元，远超2020年二月（910亿欧元）。 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对华出口额达到103亿欧元，这不仅与去年相比，而且直接与上个月相比都有显著的增长。2020年二月的出口额还曾只是85亿欧元。 第一大出口市场仍是美国，出口额为111亿欧元。但进口方面情况却截然不同：2021年三月，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7亿欧元的货物。而同一时期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价值为67亿欧元。 总体而言，2021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顺差205亿欧元。2020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的差额已达172亿欧元。经日历和季节性因素调整后，2021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顺差143亿欧元。

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额逐年增长，2015年首次超越外商对华投资数额，2016年更是创下超2千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随着中国对海外投资监管政策的调整，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出减缓之势。究其原因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对境外投资的管控逐渐放宽，而自2016年年底以来又逐步收紧。政策收紧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的暂时疲软、中国资本的严重外流以及中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中期的近4万亿美元急速降至2016年年底的3万亿美元。此外，企业界不断增长的负债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担忧。 对外投资政策的收紧 为了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推动境外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进而带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政策自2016年底开始趋于审慎，对外投资规定也相应被修改。2016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在就境外投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在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应防范对外投资风险。2017年1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强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应专注于主营业务，原则上不允许从事非主业投资。2017年8月，《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公布。2017年12月初，《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出台。2017年12月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修订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国家境外投资监管制度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新《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17年12月26日，发改委公布了新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新办法》”）。《新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新办法》主要修改了备案、核准的监管机关和审批时限，并在“敏感行业”中增加了兜底条款。 此前的规定（201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9号令”）） 根据目前的规定，进行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如果投资项目属于敏感区域或行业，必须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其中投资总额20亿美元及以上的，需要由国家发改委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其他境外投资项目则实行备案管理，中央管理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改委备案；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各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监管机关的部分变化 《新办法》取消了国务院的审批权，自2018年3月1日起，所有敏感类项目全部由国家发改委负责核准。不涉及敏感区域或行业的投资项目，无论投资总额的多少，仍采用备案制度，且保留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监管权限的3亿美元门槛。此前，由国家发改委审核、备案的投资项目必须由省级政府发改部门初审后再转报国家发改委。《新办法》取消了这一要求，地方企业可通过网络系统直接向国家发改委递交申请材料，而无需地方政府发改部门的介入。 敏感行业的兜底条款 《新办法》为“敏感行业”增加了兜底条款，规定“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也属于敏感行业。修改后的《新办法》符合2017年8月公布的《指导意见》的思路，尤其是《指导意见》中对限制类和禁止类投资项目所进行的归类。例如，限制类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投资项目，禁止类包括涉及重要的军事技术和产品领域的投资项目。根据《新办法》，发改委还会发布敏感行业目录，预计也会将《指导意见》中所述的限制类、禁止类行业纳入其中。 取消预先报告制度 目前，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中方投资主体在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或者递交具有约束力的报价之前必须向国家发改委递交项目信息报告。只有符合中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项目，才会予以批准并出具确认函。修改后的《新办法》取消了这一规定，即使是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也无需再撰写项目信息报告，不必经过国家发改委的预先审核，也不用提前获得确认函。 核准或备案的时间要求 根据《新办法》的规定，中国投资主体只要在投资项目实施前（例如为项目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前）能够获取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便可。而按照目前的规定，要在签订投资项目的合同之前获取，或至少在签署的合同中声明，只有当取得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后合同才生效。当然，中国企业现在也可以尽早提出申请。需要留意的是：如果中国投资者在签订合同之后不能出具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在履行合同时会造成延迟。因为中国的外汇管理局、海关或银行在没有有效的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的情况下，不会办理相关手续。尤其是收购海外企业的款项无法从中国汇出。 核准或备案期限 对于需要核准的投资项目，发改委在受理申请文件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应在4个工作日内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咨询机构的评估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个工作日，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评估时限，延长的时限不超过60个工作日。在《新办法》颁布之前，咨询机构的这一评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40个工作日。如果无需委托咨询机构，核准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文件后20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下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如果仅涉及需要备案的投资项目，投资主体在材料被受理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可收到备案证明。 间接投资的报告义务 《新办法》还新增规定，如果中国企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不涉及中国企业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开展3亿美元及以上的非敏感类投资项目，必须向国家发改委报告相关情况。涉及敏感行业和区域的投资项目，依然实行核准管理。投资总额低于3亿美元的非敏感类投资项目，无需报告也不需要备案。至于报告中需要包含的信息和事项，还有待发改委进一步公布具体要求。在实践中，报告与备案究竟存在何种差别，也尚不明确。 展望 在中国政府收紧境外投资监管政策后，就涉及核准的项目，原则上只有符合国家方针和中国产业政策时才会获得批准。但《新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投资者的负担：取消了省级发改委的转报程序，直接向国家发改委递交申请，从而加速整个流程；较大型的投资项目，无需预先报告获取确认函；只有特定情况下的境外投资才需要核准，大部分投资项目适用备案程序且可以通过网络系统提交相关文件。但是，敏感行业的兜底条款尚不明确，有待发改委公布具体的敏感行业目录，以便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更好地规划。不明确的还有，对于需要备案的项目，在申请中需要递交哪些具体的信息和资料，是否会对备案项目进行实质性审查。预计发改委还会对此发布实施细则。虽然根据《新办法》的规定，中国投资者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后、合同执行之前出具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但实践中我们仍建议根据项目情况在签订合同之前就提交相关申请材料，以便及早获得交易的确定性。

捷成工业宣布成立了一项新的咨询服务“市场情报及咨询服务”，专为国外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扩大经营提供帮助。这项咨询服务包含深层次、实用的市场调查以及战略性咨询。

汉堡港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货运列车。自从去年11月首班列车通航以来，从徐州到汉堡的列车现在定期运行。 中德之间的货运列车网络不断发展。除了杜伊斯堡，以及最近的法兰克福，现在还有汉堡，确切的说是汉堡港，都成了中国货运列车的目的地。港口现在是“新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枢纽节点，每周有近40列火车通行。2020年，汉堡港共处理了107000个标准集装箱，相当于增长了7%。 汉堡港营销总监阿克塞尔·马特恩(Axel Mattern)说：“新丝绸之路是对全球供应链中德之间海上航路的一个重要补充。良好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这一业务非常受欢迎。” 正如汉堡港所宣布的那样，除了汉堡与20个中国目的地之间已有的232条路线外，现在又多了一条。从去年11月首班列车试运行成功后，已经有六班来自徐州的列车抵达汉堡，五月还有两班即将到达。 两周时间从徐州到汉堡 徐州市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近中段的地方，也与两座城市之间的高铁线路直接相连。此外还有其他重要的铁路连接和一个内陆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在铜山区的徐州货运站发展成为了华东地区最大的货运火车站。 徐州中欧班列的运营商是徐州淮海国际陆港集团，现在也开往汉堡。仅去年一年，供应商就从徐州向欧洲发送了300列货运列车。每列货车通常由94个集装箱组成，重约470吨。主要运输的是中国的消费品，但这些列车也从利勃海尔和日立等知名供应商那里承运建筑机械。 自2019年以来，徐州的装卸量增加了56%，该业务目前正不断地进一步发展。徐州淮海国际陆港方面称：“徐州中欧班列和汉堡一起为其客户提供了通往中欧的又一通道。货物从徐州西南部的铜山货运站(…)只需要18天就到了这个汉萨城市。”

正如中国日报所报道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后，现在正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缩写为CPTPP。 CPTPP于2018年12月正式生效，由11个环太平洋国家组成。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一些中南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和秘鲁。这些成员国目前合在一起占到了世界经济产出的13%。如果中国加入这个协定，这个比例将上升到近28%。 加入该协定的门槛对比RCEP要更高一些，因为它涉及到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协定。重点在于服务业、投资保护以及政府采购等行业。CPTPP还将进一步完善对知识产权的相互保护。 该协定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在IT和电子商务领域。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位研究员说，这也将为全球公司提供更好更稳定的投资环境。 中国和CPTPP —— 竞争使企业更活跃 加入CPTPP不仅仅是中国在市场开放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它也符合旨在加强中国国内市场的双循环经济政策。因为它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而准备的。随着中国政府让外国供应商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制造商就必须改善他们的产品，以便能够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反过来，这些企业对于本国市场的买家以及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的买家来说，也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此举也是对英国宣布提出加入申请的回应。自从退出欧盟以来，英国政府就在世界范围内签订各种新的商贸协定，自然也包括了寻求与曾经的殖民地之间获得联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兴趣加入CPTPP。通过加入该协定，英国也将会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新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未提交相应的加入CPTPP的申请。作为第一步，中国先与已有的成员国进行了会谈，探讨了可能出现的相似性和冲突线。只有在这之后，中国才能决定进一步的行动。

据《南华早报》报道，蚂蚁集团计划将其投资平台、信贷平台和保险平台合并为一家控股公司，并由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督。这则消息虽是该报纸援引自一位据说参与此项目却未透露其姓名的人士，但极有可能属实。毕竟《南华早报》自2016年以来就被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收购，而阿里巴巴又拥有蚂蚁集团三分之一的股份。正式的宣布预计要等到下周中央政府最终批准这一程序之后。 成立控股公司前，蚂蚁集团经历了艰难的几个月。首先是去年秋天的上市计划在最后几分钟被喊停。随后，公司创始人马云在公众面前消失了三个月。此外，该集团还被调查是否滥用其市场力量，中国央行也宣布将通过新法规更严格地控​管控支付服务供应商。这些法规包括自动启动反垄断法调查。只要供应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便启动调查。该集团拥有10亿用户的支付服务支付宝很明显符合这一情况。 为何禁止蚂蚁集团上市 暂缓上市的背后是政府担忧该集团的庞大规模可能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些担忧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可能并非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蚂蚁集团上市后可能受到外国投资者的左右，变得更难以控制。 然而，纵观过去几周和几个月的新闻，潜在投资者的兴趣总归会有所下降。根据彭博资讯（Bloomberg）的一份报告，蚂蚁集团的市值自去年宣布上市以来已经从2660亿欧元跌至不到三分之一。成立新控股公司可能是重建信任的明智之举。但与此同时，更为严格的法规可能会严重限制其增长潜力，尤其是其增长速度。如上篇报道的营业额同比增长37％的情况应该不再可能。 上市监管 控股公司成立后，该集团的金融服务将受到与中资银行基本相似的法规约束。对于新成立的控股公司而言，这将意味着建立储备金，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以及改善对客户数据的保护措施。此外还有来自金融监管机构更为严格的管控。 作为回报，监管机构可能会批准蚂蚁集团再次尝试上市。上市是否且何时可以进行还有待观察。前提还得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内容属实。

经过7年的谈判，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于2020年底达成。该协议将确保中欧经济伙伴之间的投资环境更加平衡。德国和中国企业都将从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监管框架中受益。 尽管受到新冠危机影响，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仍持续增加，5860亿欧元的年贸易额也使中国超越美国，自欧盟成立以来首次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使得新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其中包含的公平、促进贸易关系的规则，该协定对参与双边经贸的各方均为重要进步。 放宽市场准入 协定旨在减少中欧在市场准入方面现有的不对称问题。在中国，多个行业领域中严格的中外合资要求将被取消。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汽车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德国企业将可获得全面准入。同时，近几年中国已经逐步开放的金融服务行业内的中外合资及外资股权上限要求也将取消，包括银行、证券交易、保险和资产管理等领域。此外，中国还承诺解除医疗（私立医院）、环保服务、研发（生物资源）、电信和云服务、商业服务和国际海运等领域的投资限制。 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一半以上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都可从此次协定达成的扩大市场准入中获益，特别是在汽车和制造业，包括化工、电信设备、运输设备和医疗设备生产等领域。现在，这些行业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企业未来可以100%拥有其中国子公司的股权并提取利润，而无须与中国合资方分享利润。 公平竞争环境 除了中欧之间市场准入的不均衡，竞争条件的不平衡也是另一个讨论焦点。对此，协定向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迈出重要一步。这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市场行为的约束、提高政府补贴透明度以及防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定。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被要求今后完全以经济标准为基础进行决策。在其进行买卖货物或提供服务时，应对德国公司一视同仁。同时，协定还对中国政府提出透明度要求，以确保更好的计划性及更高的法律确定性。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为评价特定国有企业市场行为而进行的信息交流、关于补贴的磋商程序和为外国公司提供平等进入标准制定机构的机会。 协定还禁止未来各种强迫技术转让的投资要求，如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对研究机构的本地化要求或在技术许可中干涉合同自由。此外，协定还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防止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披露其在商品或服务认证过程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机遇 在中国企业过去多次对德国掀起并购风潮之时，德国企业主要以绿地投资而非并购交易的方式在中国投资。鉴于协定在大量行业领域取消合资要求、允许外资并购，中德之间上述投资行为差异预计将在未来有显著转变。 市场竞争条件的改善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机会。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从新冠疫情影响中迅速恢复的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增长，德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交易量也将随之增加。例如，巴斯夫集团在中国华南地区进行总额高达十亿美元建设投资项目进行同时，巴斯夫创投又于近日宣布投资位于中国杭州的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清洁高效的工业合成生物技术。 对中国在德直接投资的影响 与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相比，协定只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中国投资者承诺了少量的额外开放，因为在协定出台之前，欧盟市场已经基本对中国投资者全面开放。不过，各成员国实行的外商投资审查与控制措施不受协定影响。 尽管缔结协定对中国在欧投资条件没有重大直接影响，但其仍然向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发出积极信号，中国对德投资活动有望再次活跃起来，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的中德并购交易市场带来转机。 总结 协定为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为中德间的双向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对中国在协定框架下所作的逐步开放仍须结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来审视。中国政府正日益加强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工智能及重大设备制造等战略相关行业的控制，以确保技术自主权。而最近出台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规定及其他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措施意味着德国企业未来在中国的经营中仍将面临障碍。

根据运营公司duisport的报告，来自中国的列车数量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已增加到每周60辆，与此前通常每周35辆至40辆相比增长了70％。 总体而言，duisport2020年的集装箱转运量同比增长了5％，创下了420万个标准集装箱（二十英尺当量单位，TEU）的历史新高。但由于商品转运量下降了3％，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吞吐量同比从6110万吨下降至5900万吨。但这一下跌并非经济原因，而是政策原因，因为煤炭转运业务近期已被停止。 为中国列车拓广目的地 “集装箱业务的增长并非单纯的疫情后续影响。尤其是在下半年，我们的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四月——第一次封锁中期，我们的列车目的地便拓展到中国更多城市。欧洲和亚洲所有重要的物流枢纽现已成为我们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系统性增强了作为欧洲和亚洲前往欧洲货运的首选目的地的地位。我们的客户青睐我们的灵活性和工作效率——尤其是我们迅捷的进一步运输方案。我们已经批准了更多的投资计划，有助于作为散货运输业务领域的合作伙伴，保持强大的吸引力。杜伊斯堡是一个多式联运港口，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duisport 董事长 Erich Staake 说到。 前景仍不明朗 目前，duisport和母公司杜伊斯堡港口有限公司（Duisburger Hafen AG）计划未来将继续将货运转向铁路运输。他们将不只依赖中国的列车，而且还计划引入东欧的新物流。鉴于新冠疫情尚未克服，人们仅对中期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虽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但我们依然需要保持远见、关注实际，” 杜伊斯堡港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强调说。“由于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策略相比美国或英国等国家明显不足，因此我们必须预计本国市场会由于封锁政策而导致需求下降和进一步受限制。尤其是受中小企业影响重大的物流领域，消费者之间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在 2021 年，即疫情爆发的第二年，我们依然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远未达到拐点，”Staake 警告道。  

2014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中国将在未来五年成为最高研发支出国。然而，增加的支出并不能保证中国成功转变为创新大国。针对此主题，GIGA（德国全球以及区域研究所，亚洲研究学会）展开了一项新的研究。

China war Schätzungen zufolge im Jahr 2019 für rund 27 Prozent der weltweiten Treibhausgasemissionen verantwortlich. Der aktuelle Fünfjahresplan des Landes legt Chinas Ziel fest,...

Der Wind bei deutsch-chinesi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wird rauer. Datenschutz, Engagement in sensiblen Regionen, internationale Spannungen… In der Vergangenheit betraf dies insbesondere große Konzerne und Unternehmen...

在1968年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来自广东顺德北滘镇的24名工人步行走了约40公里。 他们想在首府广州获得许可，开设一间生产塑料瓶盖的作坊。 那时，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5,000元人民币。 如今，50多年后的今天，以这种方式创建起来的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遍及每个中国家庭，而且，自从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来，许多德国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美的(Midea)。 美的电器(Midea)的总部现在位于最初创建地点附近的佛山，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联合企业集团之一（2019年《财富》 500强企业排名：312）。而且，公司的最高职位直到2012年都属于当时进军广州的团队中的领队：何享健。现年78岁的他当时显现出了所有企业家的根本决定性特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坚定意志。由于成立的那个时间点非常冒险：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办自己公司的意愿会让人陷入巨大的麻烦，被人非议为资本主义市侩甚至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的冒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说到的公司创始人之子何剑峰最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偷偷溜出房子，游过邻近的湖泊并通知了警察，将他的父亲从一群绑架者中救了出来。 何剑峰现在掌管着集团房地产部门，也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一切为了家庭 何享健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似乎能够更好地将继任者融入自己的公司。 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杨惠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的父亲杨国强，和何享健一样也来自顺德，在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于2007年上市之前不久，就将大约70％的股份转让给了她。 杨国强很早就开始培养这个女儿成为他的继任者，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把她带到了商业谈判中。 他就是这样从头开始教她房地产业务的。 在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又重新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是做一名采购经理，但不到一年便成为管理团队的一员。 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参与了商业活动。 杨惠妍的妹妹子莹也同样加入了碧桂园的管理部门，姐妹俩的姑姑杨美容是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 Education)的合伙人，该公司由杨美容担任主席并于200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杨氏家族”反映了中国典型的家族发展，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公司的发展。 创始人杨国强是一对贫苦农民的儿子，很小就必须在田间帮忙干农活。与此同时，他也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商业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垃圾场收集旧书去卖， 后来又去做民工。     “其中能干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优点。” 迪特马·蒂勒(Dietmar Thiele),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   他的崛起始于1990年代初，当时他廉价购买了荒地并进行开发。 1997年，他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碧桂园。 在这里显现出了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以及许多中国人所拥有的对机会和可能性几乎出于直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