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

历经漫长的审查程序，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局于2020年4月27日批准了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对欧洲调车机车市场领导者德国福斯罗集团机车业务部门（Vossloh Locomotives）的收购案，该交易于2020年5月31日完成了交割。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批准决定中首次对中国国有企业收购行业竞争对手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中资企业可以通过该决定了解到未来在对并购项目在德国以及欧盟进行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反垄断部门在审查时关注的重点问题。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批准决定令人欣慰的是，该局在对此次交易进行审查时顶住了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将审查焦点集中在了竞争法层面的问题上。 近年来德国福斯罗集团一直在为其机车业务目标物色合适买家。该公司机车业务部门是欧洲市场上调车机车行业的领导者，拥有40%-50%的市场份额。然而，近年来福斯罗机车部门在创新推进技术方面缺乏投资。收购方中车株洲机车是上市公司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国家持有其51%的股份。中车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车辆制造商，迄今为止，其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市场。在欧洲市场，中车也只是刚刚要进军调车机车领域。 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被视为同一家集团公司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批准决定中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可以施加间接性控制影响，中车与其他中国国有企业被视为德国《反垄断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同一家企业集团。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多家关联公司被视为反垄断意义上的单一实体。在中国国家间接持有中车公司的多数股权的背景下，德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控制权的假设推定要件构成。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调查中发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国有企业重要经济行为可以施加影响。此外，内部文件还显示，中车严格执行国家五年计划设定的目标。 德国法律规定，在经营者集中申报时需要对集团公司的信息进行完整申报，德国联邦卡特局进行审查的法定期限只有在企业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后才被启动。在提交申报材料时，经营者需要提交完整的参股企业名，特别是对案件评估重要领域的参股企业，尤其是相关行业和上下游市场的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情况。在对中车的审查程序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多次要求经营者补交参股其他企业的相关信息。经营者已于2019年9月13日向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提交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此外，在进行实体法审查时，基于集团公司产生的关联优势效应时反垄断部门考虑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特殊性，特别是实施低价策略的可能性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明确表示，虽然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问题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这种争论的许多方面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无关。但是，来自中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的参与，使得反垄断的法律分析呈现出特殊性。 该特殊性的一个表现之一是关联集团公司的规模。首先，国有关联企业集团的大幅垂直整合可以引起规模经济效应。另外。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其企业集团中的纵向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因为许多初期产品，甚至供应链的上游产品，可以在集团内部生产。 此外，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还分析了实施低价和倾销策略的危险性，以及由于国家支持中车在许多其他市场扩张而带来的成本优势。低价策略是竞争性的矛盾，通过低价进入市场或扩大自己的市场地位是竞争理念的内在要求。但是，没有比较成本优势支撑的低价策略会在中期内破坏市场结构。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实施适当的低价战略的可能性和激励措施。 在这方面，获得融资和补贴以及中车的初期行为是考察的重点因素。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为，作为中国两大重要产业战略—“中国制造2025”和“新丝绸之路”支持下的国有企业，中车拥有良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渠道包括公共和隐蔽的国家补贴，这些补贴将会对市场竞争条件造成严重扭曲。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还考虑了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以非市场利率获得贷款的可能性。 在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看来，中车在实施低价策略方面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从中车以往在国外市场的行为以及内部文件来看，该公司也会有针对性地利用低价策略来扩大其在国外市场的市场地位。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也有更强的动力去推行低价策略，因为这些策略不仅着眼于创造利润，也着眼于产业政策目标。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综合各方因素基础上对未来市场的预测 然而，即使考虑到上述提及的这些特殊因素，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也没有得出应禁止该交易的结论。决定性因素是，福斯罗的市场地位不可能足够强大到让中车足以扩大其市场支配地位。 相关市场的具体情况在对市场的预测评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调车机车行业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市场，国家铁路的大订单数量多少会对市场容量有很大影响，因此市场份额有时会有强烈的波动。此外，由于车队车龄较高，以及技术向更经济的驱动技术转变，市场容量有望增加。市场的动态发展导致预测的不确定性提高，尤其是对各方的历史市场地位不能简单推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考虑到了新的竞争者以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以及福斯罗多年来没有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未来两到四年是福斯罗未来的疲软阶段，竞争对手有可能会在市场上强势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至于事后无法改变该市场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中车可实施低价战略的可能性也无法再导致市场状况的实质性改变，因为新的竞争者对客户来说已经变得过于重要。 结论 在国有企业参与收购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多个方面的特殊因素。从营业额分配的角度看，经营者与其他国有企业组成的集团，对是否达到营业额门槛、是否有申报义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申报中提供国家参股企业的完整信息，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以及审查期限有重要影响，至少是这些参股在反垄断评估的相关行业范围内。 在实体法层面上，德国联邦联邦卡特尔局并没有忽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德国收购的公开讨论，而是专门关注反垄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扩大市场竞争范围的可能性。例如，市场准入缺乏对等性，就不是反垄断法层面的问题。在欧盟委员会对西门子/阿尔斯通案作出禁止决定后，政客们要求“虚构实际上不存在的世界市场”，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也拒绝了这一要求。 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是，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关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扩大竞争范围的分析，特别是现有(和中央控制的)资源和补贴的范围，以及成本优势和由此产生的实施低价战略的潜力。但是，行政法上的证明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这种策略的效果预判。 本文首次发表于M&A REVIEW， 2020年第10期，第332页。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

Sinc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VC and PE industr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The market size already exceeds 100 billion USD per year. Yet many questions remain: What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explosive development? Where does the capital come from? Where are the limits for China’s PE and VC industry?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2014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中国将在未来五年成为最高研发支出国。然而，增加的支出并不能保证中国成功转变为创新大国。针对此主题，GIGA（德国全球以及区域研究所，亚洲研究学会）展开了一项新的研究。

德国商业银行向其企业客户针对人民币对业务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年底将有大部分受访企业使用中国货币开具发票。 德国商业银行已第五次与调查机构forsa合作，向其220多家欧洲企业客户询问亚洲的业务情况。调查显示，人民币对德国商业银行的企业客户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于年销售额在2.5亿欧元以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货币意义重大。该规模的企业中有57%（2019年为46%）已在中国业务上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此外还有20%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采取调整。在年销售额为5千万欧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2%的企业在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26%的企业计划在一年内使用。对冲汇率风险仍然是开具发票的主要原因（64%）。对于受访企业来说有两大不相上下的优势。第一是“在中国开拓市场的优势”，其次是“价格谈判的优势”（各占50%左右）。 人民币的“常规”外币之路 新冠疫情给大多数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约四分之三的企业称其营业额下降幅度高达25%。但大部分的跌幅在这一年里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预计中国业务将呈现积极的发展趋势。约20%的企业表示，复苏后的水平仍将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目前，德国商业银行四分之三的客户都是通过欧洲网点开展中国业务。亚洲最受欢迎的驻扎点是上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明确的指示：人民币正日益成为企业客户的‘常规’外币，逐渐被这些企业的欧洲总部所使用。”德国商业银行的亚洲专家Michael Rugilo解释说道。

正如中国日报所报道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后，现在正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缩写为CPTPP。 CPTPP于2018年12月正式生效，由11个环太平洋国家组成。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一些中南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和秘鲁。这些成员国目前合在一起占到了世界经济产出的13%。如果中国加入这个协定，这个比例将上升到近28%。 加入该协定的门槛对比RCEP要更高一些，因为它涉及到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协定。重点在于服务业、投资保护以及政府采购等行业。CPTPP还将进一步完善对知识产权的相互保护。 该协定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在IT和电子商务领域。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位研究员说，这也将为全球公司提供更好更稳定的投资环境。 中国和CPTPP —— 竞争使企业更活跃 加入CPTPP不仅仅是中国在市场开放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它也符合旨在加强中国国内市场的双循环经济政策。因为它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而准备的。随着中国政府让外国供应商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制造商就必须改善他们的产品，以便能够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反过来，这些企业对于本国市场的买家以及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的买家来说，也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此举也是对英国宣布提出加入申请的回应。自从退出欧盟以来，英国政府就在世界范围内签订各种新的商贸协定，自然也包括了寻求与曾经的殖民地之间获得联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兴趣加入CPTPP。通过加入该协定，英国也将会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新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未提交相应的加入CPTPP的申请。作为第一步，中国先与已有的成员国进行了会谈，探讨了可能出现的相似性和冲突线。只有在这之后，中国才能决定进一步的行动。

中国法律保护机制不够健全、法制系统不够透明一直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一大担忧。但近几年来，中国正加紧立法改革，向一个法制强国大步迈进。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一些中国法律制度的改进，这些改进会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

家族企业Willy Bogner（威利·博格纳）不久就将出售公司。中国的私募基金公司复星国际(Fosun)对此表现出最大兴趣。商业新闻报道称，投资者Bernd Beetz也可能是一位潜在的买家。这两个投资者都会和为博格纳提供出售咨询的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 （高盛）进行最后的谈判。

中国中山市以国家的著名革命和政治领导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位于广东省南部，毗邻澳门和香港。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中山是中国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除此之外，中山的经济在广省排名第五，且连续三年是珠三角区域内生产增长幅度最大的城市。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中山的整体经济形势、优势产业以及投资机会进行更详细的介绍。阅读全文请点击这里。

最新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全球商业展望》（AHK-World Business Outlook）显示，69％的在华德国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经济将出现好转。该比例是所调查区域中的最高值。但供应链和物流领域仍然存在问题。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调查了其全球成员的业务状况及其短期内的预期。该调查结果发布于德国工商会（DIHK）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2021年春季全球商业展望》中。 总体而言，全球德国企业再次将其业务评为“良好” （45％）。只有14％的企业对其情况表示不理想（“差”）。其中工业领域的满意度最高。 平均而言，47％的受访公司中预计当地经济将会好转，21％预计当地经济会恶化。然而，在持积极态度的企业中只有极少数认为2021年仍有望实现持续的经济复苏。43％的企业预计2022年才能实现复苏，而四分之一的企业甚至预计在2023年才有望实现。而若按地域细分，则有更加差异化的现象：在位于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坚信未来12个月将实现增长的比例达到69％。这一全球最高的比例值与仅有30％而排名最末的东欧和东南欧形成鲜明对比。排在中间位置的欧元区仅有43％，仅次于亚洲（49％）和北美（64％）。 在华德企存在供应链问题 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和亚洲的氛围并非完全开朗。全球面临供应链和物流问题的受访企业平均有40％，而仅在中国就有53％。在平均值以上的还有整个亚太地区（47％）和北美地区（46％）。据企业称，除了生产停工以外，主要原因还有近几个月海运和集装箱短缺问题，这导致了交货时间延长以及运输成本上升。因此，71％的受影响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

香港贸易发展局与当地的商会合作，分别在法兰克福 （2014年9月9号）和慕尼黑（2014年9月11号）举行两场题为“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德国商业发展的金融中心”的推广活动。 在推广活动举办之前， 香港贸易发展局对作为此次推广活动的特邀演讲嘉宾， 中国银行（ 香港） 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裁和广北先生进行了独家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