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决策者认为，与他们的中国竞争者相比，德企有着更好的市场竞争力。尽管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为这样的想法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根据预测，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将比之前要好。
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决策者们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和中国企业竞争的准备。由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中国市场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受访经理们认为德国企业在几乎每一项评估中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制造复杂产品、创新产品工艺、打造品牌效应、流程管理和尖端人才管理方面，德国企业的优势十分巨大。而亚洲企业只有在与官方机构打交道、生产“足够好”的产品以及融资方面更为强大。
纵观整个中国市场后，乐观主义很容易在受访者们中蔓延开来。尽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势持消极态度，但对比上一季度的预测已经好了许多。他们还认为中国企业对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将会继续扩大。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也在增加：不断增长的工资成本可能会使产品售价升高。
中国现在也重视生产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这不仅仅涉及传统行业、也涉及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等新兴行业。这会给中德两国的公司都带来新的合作机会，不过，仍存在一些空白的问题尚待答案。
受德国“工业4.0”政策的启发，中国国务院于2015年5月19日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下称“该计划”），该计划是一个在十年内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建设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行动纲领，重点是制造业基础技术的数字化和现代化。
十大重点领域，其中包括医药与生物技术
该计划重点强调了从高技术到航空的十大重点领域，其中生物制药及先进医疗器械尤为重要。具体而言，
生物产业（包括生物制药）已被称为中国十二五计划（2011-2015）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长期以来想以提高创新能力来缩小和跨国生物制药公司之间的差距。
台湾机械制造企业东台精机有限公司收购了奥地利mbi集团76%的股权。同时，东台也成为了mbi集团旗下知名工具机场Anger Machining GmbH和位于奥地利克恩腾州的精密组件制造商Hellmerich公司的独资股东。交易额达到2千万欧元。Anger Machining公司的两位负责人将以各占mbi集团12%股份的形式继续留在该公司。本次收购时东台公司第一次在奥地利投资。
Anger公司专攻汽车领域精密零件的自动化加工。去年，企业陷入了财政困境，因此去年一直在寻找投资人，但并没有成功。通过这次和东台公司建立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Anger公司的前景开始变得乐观。该公司称， 工作岗位首先会被确保。
Anger想通过东台公司来更容易地进入亚洲市场——首先是中国市场。未来几年， Anger想要在亚洲市场接下该公司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订单。东台精机有限公司是台湾的一家上市公司，拥有约1600名员工，年销售额在3亿欧元左右。此次收购，奥地利的Eisenberger & Herzog律师事务所和Binder Grösswang律师事务所为东台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法律保护机制不够健全、法制系统不够透明一直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一大担忧。但近几年来，中国正加紧立法改革，向一个法制强国大步迈进。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一些中国法律制度的改进，这些改进会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
改进包括以下方面：
等等
作者简介:
Fabian Knopf是协力管理咨询的德国业务主管，他观察到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发生变化。他负责给China Briefing编写德语文章。Fabian Knopf担任协力管理咨询公司的国际商业顾问，在北京、上海和中国南部地区都有工作经验。他的专长包括：中国、印度和东盟国家的企业重组、审计、税务、合规、人力资源和薪资管理。此外，他也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在深圳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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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的结识过程有些与众不同： OHE矿山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破产顾问在中国的一场信息交流会上遇到了北京华海基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代表。经过几次磋商之后，双方清楚地认识到由华海来收购OHE所带来的益处。Thomas Muencher（托马斯·慕尼黑尔）著
不论是来自Hattingen的特种机械生产商，还是来自北京的投资者都会从交易当中获利：OHE能够保住自己在Hattingen的基地，并且还可以通过华海打开通往中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的大门。而中国企业也可以获得德国的尖端技术，并利用德国机械制造的品牌效应在全球进行营销。
在矿业领域的悠久历史
这家于1946年创建于德国鲁尔区的机械生产企业在过去近七十年里为矿业领域提供机械以及技术。他们的产品包含液压和电动液压控制装置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液压过滤器和阀门。此外，他们也生产电子控制系统、液压缸以及井下用柱塞。一年多以前，OHE被迫宣布破产：“由于俄罗斯的政治框架条件不利以及在中国的竞争压力增大，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atalia Ponomarenko解释道。
乌克兰危机对出口东欧造成了压力
破产对于OHE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02年，公司就必须找到替代Hennlich的投资人。德国石煤开采行业的衰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矿井关闭浪潮使得这家供应商首次陷入经济困境。之后，新的公司领导层主要将希望寄托于产品出口——出口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捷克以及中国。新的救助机制在2014年9月变成了普通破产机制：不断减少的订单以及客户无法支付欠款导致企业振兴计划无法成功。破产法庭指定Thorsten Klepper为首席执行官Ponomarenko提供法律支援，Thorsten Klepper是破产法专业律师，在位于哈根的Klepper & Partner律师事务所任职。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共同寻找能够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的措施。其中包括生产流程的改善，这一举措导致20名员工被裁减。
在进入国外市场时，中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着诸多挑战。郭育芳先生在欧洲有着近30年从事海外并购的经验，因此，他了解到了许多进展不顺的并购案例及其原因。作为一名律师，他清楚地知道企业家和顾问们的缺点在哪里。不过，他也看到了中德合作非常吸引人的一面。采访记者：Stefan Gätzner (斯特凡．葛茨纳)
Unternehmeredition (企业家杂志)：您在今年上海跨境投资并购峰会的一次论坛上批判了中国公司在欧洲并购后的态度和行为，您能具体说说中国公司在这方面有哪些缺点吗？
郭育芳：中国投资者到海外投资最大的缺点就是盲目。他们自己对欧洲不了解。但由于这些企业家在中国已经很成功了，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完全可以复制到欧洲的。他们来欧洲之后就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有些企业家带着自己的董秘、副总来和欧洲企业的总裁见面洽谈后，就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些应该做的企业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就被忽略了。这样一来，交易本身的风险就非常高。另一个问题在于，并购在中国需要一定的审批程序，比如外汇投入需要经过审批，这在时间上会造成一定的拖延。中国企业为了避免这些拖延，就采取变通的方式把资本投入欧洲市场，之后又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不对交易进行相关的权利保障措施，导致了许多投资亏损。这样的案例非常多见。在国内的盲目自信和来到国外以后盲目投资，是中国企业家的一大弱点。
根据我们的经验，也有许多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并购。您认为刚才您所说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还是仅是个例？
这是普遍的。成功的并购是特殊现象。
所以您认为中国企业在并购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还不够。他们是不愿意接受服务机构的协助吗？
不是的，一般中国企业都会找服务机构的。而且他们一般都喜欢找一些比较有名的、比较大的投行，他们认为那样是有质量保证的。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和咨询公司之间关系本身就不正常。因为中国企业对服务机构的费用方面要求是很苛刻的。而且有的时候一些中国企业家认为，既然对方已经有律师和会计师了，为什么我自己还要请。所以中国企业在并购案中和他们的服务公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非常难处的。在一个多月前上海的第二届并购高峰论坛中您也听到，无论是律师、会计师还是投行都抱怨说他们和中国企业家的关系非常难处。这个问题本身就让服务质量大大降低了。而且欧洲的咨询服务商对中国企业家并不是完全了解，因此他们给中国客户提供的服务也具有盲目性。所以当时我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是“盲人骑瞎马”的状况，“盲人”就是中国企业家，“瞎马”就是海外服务商。海外服务商一方面不了解中国企业家，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和欧洲企业匹配度上的判断不准确。因此造成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失败案例远远大于成功案例这样的局面。
Der Startschuss für chines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m Ausland fiel recht spät – deutsche Konzerne und Mittelständler waren da schon lange in China engagiert. Jetzt aber geben die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auch in Deutschland bei Greenfield- und M&A-Projekten Gas. Immer wieder stehen sie dabei vor der Frage, wie sie den optimalen Standort für ihr Projekt finden.
Vergangenes Jahr war China erstmals das Land mit den meisten Investitionsprojekten in Deutschland. Für die chinesischen Unternehmer ist Deutschland das attraktivste Zielland in Europa. Und es wird von ihnen als immer wichtiger angesehen. Gefördert durch die „Going out“-Strategie der Regierung in Peking zeigt sich bei den Investitionen der Unternehmen aus China eine differenzierte Entwicklung. So geht die Tendenz hin zu Fusionen und Übernahmen von gut laufend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nachdem zuvor die Akquisition insolventer Betriebe im Fokus stand. Auch erweitert sich das Spektrum von M&A-Transaktionen über Branchen wie den Maschinenbau hinaus auf Bereiche wie IT und Telekommunikation sowie erneuerbare Energien und Umweltschutz.
Vor jeder Investition stellt sich den Unternehmen die Aufgabe einer Standortanalyse, die sowohl die Marktaussichten der Branche im Zielland als auch die Bedingungen am konkreten geografischen Ort der Investition einbezieht. Dies umfasst eine Analyse und Bewertung der Informationen zum Markt, des Angebots an Finanzdienstleistungen und Beratung sowie der Steuerpolitik. So ist die Gewerbesteuer bedeutender Faktor für die Standortwahl. Diese unterscheidet sich in Deutschland von Ort zu Ort. Ob sich ein chinesisches Unternehmen letztlich für einen bestimmten Standort entscheidet, hängt daneben häufig auch stark von den Bemühungen der örtlichen Verwaltung ab. Wenn man mehrere Städte als möglichen Standort zur Auswahl hat, werden das Investitionsumfeld, die gesamte Infrastruktur an 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in der Nähe sowie die Reaktionsgeschwindigkeit und die unkomplizierte, effiziente und verlässliche Arbeitsweise einer Verwaltung oft zum Zünglein an der Waage.
Die Entscheidung für einen Standort wird wesentlich vom Geschäftsfeld bestimmt. Traditionell lassen sich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in drei Hauptgebieten nieder: Erstens, die Region Hamburg im Norden mit den Vorzügen einer Hafenstadt und günstiger Verkehrsanbindungen. Dieser Investitionsstandort ist bei der Handels- und Logistikbranche beliebt. Zweitens, das Ruhrgebiet mit seiner hohen Bevölkerungsdichte und seinen ausgereiften Wirtschaftsstruktur. Firmen mit chinesischem Kapital lassen sich dort vor allem in Düsseldorf und Köln nieder. Drittens, der Raum um Frankfurt, der Finanzhauptstadt mit dem Flughafen als Drehkreuz. Dies ist ein Gebiet, in dem sich Banken und Airlines aus China konzentrier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fand der Süden, insbesondere der Raum München, sowie Stuttgart mit einer hohen Dichte an mittelständischen Unternehmen und einem ausgeprägten Hightech-Sektor bei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immer mehr Beachtung. Beide Städte sind für den Aufbau vo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wie auch als Produktionsstandorte für Unternehmen aus China zu bedeutenden Regionen geworden.
瑞士国际空港服务有限公司目前由法国投资公司Pai Partners控股，并将被中国企业收购。收购方是中国海航集团，其总部在海南省省会海口市。收购价格为27.3亿瑞士法郎，折合25.7亿欧元。
但是收购交易还未被卡特尔当局批准。瑞士国际空港有限公司上周四称，他们被海航集团收购后，将继续独立运营。他们的加入将给海航集团的现有业务带来补充，比如在航空、机场管理、物流和旅游领域。
中国投资者已经开始在德国的邻国进行疯狂并购了吗？这周伊始媒体就披露，在瑞士SIX交易所上市的医疗保健公司SHL Telemedicine将被中国大型集团——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在今年二月，大连万达集团就已经收购了瑞士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传媒集团(Infront Sports & Media AG)。
海航集团旗下有11个分支机构，在全球约11万名员工。集团包括几个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如海南航空）。2014年，海航集团的销售额达到250亿美元。集团现经营10个机场，包括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瑞士国际空港服务有限公司是瑞士航空的地勤公司。公司在全球45个国家拥有约260个分支机构，超过55000名员工。由于瑞士航空破产，公司已经转手多次。
几周前，复星入股德国农业集团KTG，不久后又趁热打铁，收购了私人银行Hauck & Aufhäuser的多数股权。现在，这家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又出人意料地要收购BHF银行。目前，复星在BHF银行的股份份额被限定在28.6%，这让复星难以对BHF银行的决策产生影响。
在今年六月，媒体就已经披露，BHF银行的股东内部有所争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股东都同意董事会发言人Robens（罗本斯）的离开。复星原本和罗本斯站在同一阵营，现在强烈指责他的离职。罗本斯因为金融危机，和监事会主席Leonnard Fischer（雷欧纳德·费舍尔）闹翻了。他的继任者将会是Merck-Finck银行前主席Alexander Mettenheimer（亚历山大·梅腾海姆），他会过渡性接替罗本斯的工作。BHF银行监事会主席费舍尔最迟会在一年内找到新的董事会主席。
现在中国投资方复星为收购事宜造访BHF Kleinwort Benson（克莱沃特·本森）银行余下的股东，因为其内部有所争执。据比利时证券监管局报道，复星出价5.1欧元每股，收购由前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费舍尔建立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BHF克莱沃特·本森银行在布鲁塞尔交易所的市价就将达到6.75亿欧元。如果传闻属实，复星收购BHF银行成功，那么在BHF银行将和它的竞争对手Hauck & Aufhäuser银行同处一个投资组合中，这将会非常精彩。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集团）将它手上持有的德国施瓦本地区消防设备生产商Albert Ziegler公司40%的股份卖给了中国消防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消集团）。这笔5600万欧元的交易是通过换股的方式完成的：中集集团出售其手中Ziegler公司40%的股份给的中消集团，与此同时，中集集团将获得中消集团30%的股份，从而成为中消集团的大股东。
Ziegler公司专门生产消防产品，比如消防车。这家位于施瓦本地区的公司总部在巴登符腾堡州的金根市(Giengen)，在欧洲和亚洲拥有生产基地。它给全球的志愿消防队、消防部门、机场、工业和政府提供消防设备。对于Ziegler来说，与中消集团成为合作伙伴是它在中国市场迈出的一大步，有利于建立市场形象。此外，Ziegler还能因此进入重要的销售服务网络，获得竞争优势。
中集集团是一家上市公司，其总部在深圳。2013年，这个从事集装箱运输的集团就收购了当时已经濒临破产的德国传统企业Ziegler。出售过程历时两年，公司在破产前进行了全面重组。Ziegler的品牌效应是当时中国投资者选择收购它的最重要原因。几年之后，Ziegler在经济上又重新回到了正轨。
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Dentons担任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出售股份的咨询顾问。在此之前，Dentons已经为其在2013年收购和重组Ziegler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
德国的中小企业在海外享有极好的声誉。通过创新和可靠的产品，德国企业成功地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市场份额的一席之地。为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愿意参与到这个成功之中。
德国与中国拥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双边的贸易额在2014年达到了近1540亿欧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10%。同时作为一个投资地，德国显著的优势：一流的基础设施、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以及杰出的法律框架条件，不仅仅只被中国企业家发现，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中，也认同这些优势并在德国投资落户。
外商投资项目数量不断增长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在海外推广德国作为经济与技术投资地的优势并为有意在德国投资落户的外国企业提供咨询。去年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统计，在德国投资的项目数量近1200个，为此德国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这些项目可以至少创造16000个工作岗位，投资的金额超过32亿欧元。中国在其中独占鳌头以190个绿地投资项目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美国（168个）和瑞士（130个）。如果算上外国企业收购与并购德国企业的项目，那么去年有近1700个投资项目在德国完成——这同样也是一个新记录。在并购领域美国以114个项目名列第一。 中国在2014年有27个并购项目排名第七——这与前一年（第14名）相比是一个明显的飞跃。在2013年中国在德国的并购项目只有7个。
2008年，德国百福工业机械有限公司(Pfaff)濒临破产。为企业重组，科妮莉亚·马斯特女士(Cornelia Mast)进入董事会，她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投资者。当时她找到了中国缝纫设备巨头——上工申贝集团来投资百福。科妮莉亚·马斯特女士在名为“中国投资者在德国——收购百福公司经验交流会”的活动上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个活动于7月15日在慕尼黑举行，主办方为Pöllath + Partners律师事务所。
“中国的资金注入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今的百福公司负责人科妮莉亚·马斯特女士如是说，“我们之前已经权衡过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当时，百福公司的压力是巨大的，公司不仅急需资本，还面临着在联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的巨额债务。银行不愿意再贷款给百福公司， 出售资产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发行债券也只是在拖延时间。起初，建立合资企业也被纳入考虑范围，但是应该找怎样的合伙人呢？因此，百福这个德国传统企业向出售企业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也是唯一有前景的一步。2013年3月6日，百福公司出售给了中国上工申贝集团。“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压力太大了”，科妮莉亚·马斯特女士说道。除了压力大， 百福对新的战略合作伙伴抱有的希望也很大。无数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了公司出售，他们对新投资者有着种种担忧。要求清单很长，此前，百福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者（中捷股份），但这个投资者中途又退出了。联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给百福公司施加压力。因为百福拖欠款项，供货商们忧心忡忡，对于客户们来说，百福的未来也不甚明朗。“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给供货商们打电话，尝试建立信任关系” ，科妮莉亚·马斯特女士讲述道。她在演讲中经常说到“信任”一词。那么，收购成功的关键在哪里？科妮莉亚·马斯特女士的回答非常清楚：沟通、透明和公开。百福与上工申贝的谈判也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展开的，最终成为了有并购德国公司经验的中国企业再次并购德国企业的成功案例。早在2005年，中国企业上工申贝就收购了德国企业Dürkopp Adler，由此熟悉了德国市场。马斯特女士强调，这一点大大简化了上工申贝和百福的谈判。上工申贝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敏先生被视为“中国连环收购者”，他不仅熟悉欧洲人的思路，还亲自用英语进行所有谈判。但是，即使你已经熟悉一个中国投资者，你要怎样与你的头号宿敌合作呢？Dürkopp Adler和百福公司已经竞争了的152年。“最终，母公司必须设定战略”马斯特女士如是说，“必须让竞争双方认识到，他们应该把市场份额从竞争的第三方手里抢过来，而不是自相残杀。”从那以后，这两家公司就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合作态度。
这个成功案例告诉我们，只要双方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德国中小型企业对中国投资者普遍存在的担忧是站不住脚的。与中国合作伙伴谈判时，人们必须多一些耐心。百福公司的负责人讲了中国人的智慧，并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一切成功的关键在于耐心。不要把蛋壳敲碎，而是要等小鸡自己从鸡蛋中孵化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