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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

通过该修正案,《对外贸易法》(AWG)将与2019年3月21日发布的欧盟第2019/452号条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相适应,该条例旨在建立针对外商在欧盟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在欧盟层面对投资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外商投资进行审查或处以禁令仍属于各欧盟成员国的责任。 新冠疫情下投资保护成为焦点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受到特别关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防护服、消毒剂、药品以及呼吸器的供应紧缺凸显了在危机时期为国民提供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重要性。在受疫情影响而削弱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成为容易的收购对象以及新冠危机相关的工业领域的公司面临出售的情况。此类担忧目前对于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或治疗药物的公司尤为明显。国际投资者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争夺赛已经开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25日要求其成员国保护制药行业的公司不受外国投资的影响,并在必要时修改国家法规,其中重点关注美国和中国。柏林在这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作为庞大的国家新冠疫情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已经启动了新的经济维稳基金,通过该基金,德国政府可以参股德国公司以防其被外国投资者收购。但是,这样的“强心剂”可能只在极端情况下发生。预计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将通过修改后的《对外贸易法》更加频繁地禁止交易。 《对外贸易法》以及《对外贸易条例》的主要修订 《对外贸易法》(AWG)和《对外贸易条例》(AWV)为审查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德国收紧外商在德投资政策,其中包括将特殊安全行业的投资审查门槛从外商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25%的投票权降至10%的投票权,并且将关键基础设施(例如能源供应商)纳入投资监管范围内。 迄今为止,若收购会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并且足够严重的危害,则可以根据《对外贸易法》第5条第2款采取《对外贸易法》第4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与非欧盟收购方收购内资公司相关的限制和负加行为义务。而从现在开始,根据《对外贸易法》的修正案草案,只需要对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可能的侵害,而不需要造成实际的危害。与此同时,所保护的利益不再仅限于德国,而是延伸至整个欧盟及其成员国。此外,就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产品,不仅要审查其制造商和开发商,而且还要审查使用或改造此类产品的公司。联邦政府称,此项举措可以促成更具前瞻性的投资监管。 此外,该修正案草案将《对外贸易法》第15条第3款规定的“交割禁令”扩展至所有根据《对外贸易条例》(AMV)需要进行申报的法律行为。到目前为止,“交割禁令”仅适用于特定领域(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公司)的投资审查。相反,在《对外贸易法》修改之后,在审查期间,不能对跨部门领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进行交割。该项新规定旨在防止“抢跑”,即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以及审查程序结束之前使其成为既成事实(如获得关键技术或安全相关的信息泄露)。 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外,联邦政府拟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特别是,应对《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4条中所提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定义和编目。例如,可能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和量子技术包括其中,在上述领域中,若外商收购股份比例超过10%,则存在申报义务并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可能对其进行审查。在目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不排除该目录将扩大至医疗健康领域或其他领域。 对新修订的评论 与近年来对《对外贸易条例》的修改一样,《对外贸易法》的第三次修订受到了商界的广泛批评。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国工商总会(DIHK)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反对《对外贸易法》的再次收紧,并一致认为此举在当前全球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错误的信号。不断涌现的新监管障碍正在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都凸显了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德国工业为能够保障充足的国民供应对开放市场的依赖度。 在未来,德国联邦政府将比以往更容易限制欧盟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并且通过目前所计划的法律修订干涉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自治。联邦政府早就表示要对“关键技术”采取与“关键基础设施”类似的限制规定,以便联邦政府未来能够在不通过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扩大相关领域的目录。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实际和足够严重的危害”这一饱受争议且未予界定的法律概念,将预计转为对公共安全或秩序的“可能的侵害”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随着投资管制的一再收紧和审查标准的不断放宽,德国距离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也越来越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要求,为满足宪法的禁止过度原则(Übermaßverbot),干涉性的规范必须足够确定。《对外贸易法》修正案草案未对德国监管机构广泛扩张的衡量空间进行具体化,尽管这是宪法所要求的,而这可能导致法律争议。但是,比上述法律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此发出的政治信号。尤其是在中国,人们警惕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影响德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应当就审查标准颁布具体的指示。 结论:对并购实务的影响 对于并购交易实务而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对相关各方都意味着不确定性。未来,在涉及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的交易中,需要更仔细地审查收购交易是否属于《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的适用范围,或者是否主动申请“无异议证明”。修订后,所有依《对外贸易条例》负有申报义务的法律交易在审查程序结束前为效力待定的状态。因此,必须更多并且更早地对该问题进行关注。德国正在跟随世界趋势,而投资审查将成为跨境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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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机中的商务交流

中德公司之间目前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该怎么样来克服当前的挑战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在线会议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有时也可以通过Zoom进行,但它经常被封锁。这期间还有更多用于虚拟设计工作流程的应用程序得到使用,例如Trello,Slack等,以及用于数字合法签名的工具。这里必须考虑到,书面协议通常对中方并不那么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此类和其他中国特色,安排有中国当地员工的德国公司是具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安排。因此,即使在危机过后,德国公司仍将加强对中国本地管理人员的雇用。这需要建立信任,尤其是对他们的服务。这两者在简化为虚拟通信的交流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德国的员工可以和大家分享从生日或度假照片到新的厨柜等许多私人物品。该平台促进了人际关系,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交流只能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情况下。 王紫云 公司中的参与者很难估计所有当前流程在将来的势头和造成的结果。战略互动也因此已尽可能被抑制。交流几乎完全涉及对危机的即时应对,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建立可靠的进出口渠道。危机开始时,许多专家还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通过这次大流行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许多公司会将放在中国的生产重心带回欧洲,现在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迅速地并且以对商业友好的方式控制住了这场危机。如今,中国的生产重启也帮助在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免受COVID-19感染。尽管如此,危机中经历的脆弱性将引起对德国以及中国生产链的再三考虑,并且更加看重自给自足的话题。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中国在危机应对方面领先几周,因此德国公司要以中国的经验为指导。 一份佑思(UNICEPTA)在对危机爆发后前四周里中国媒体上的公司报告做出的分析向在德国的交流负责人表明了,主题的焦点是如何从旅行经由捐赠转移到危机的影响上来的。例如,汽车公司虽然都已停产,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捐赠和现场销售活动获得加分。但是,如果向错误的目标群体进行了捐款或捐款太少,声誉就会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在企业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德国南部的一个技术集团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中使用。这场危机凸显了首席执行官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交流可以减轻恐惧感,显示出可靠性,甚至给人希望。例如一家中国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在网上(shangzhibo.tv)直播业务成果,并参加了通过Zoom进行的关于商业道德的小组讨论。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头和视频会议,一家德国北部科技公司的控股经理就很担心,首席执行官和一些董事会成员会随便散漫或者临时安排出现在会议里——这里更多是指的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如何塑造这样的虚拟交流,以使得中德双方的公司能够在例如合同谈判,旅行限制等方面继续工作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首先:必须预先为虚拟会议花很多时间来考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哪些限制或放松等等这些问题。第二,虚拟空间隐藏了文化障碍,建立信任,距离等这样的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大,良好的音响效果和可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如果连接断开,则需要更多的理解。第三,如果虚拟会议速度较慢,那就需要耐心和更多的时间来提问以及更详细地解释那些内容。你应该向中国人表明,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会议开始时,请留出空间进行真诚感兴趣的交流,询问中方合作伙伴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条件。在会议结束前留出时间,用来确认大家的状况都一致。中国人的交流通常都比较间接,许多人在提出问题这方面都比较谨慎。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视频还是聊天,每个人都要明白,希望大家都来提问。同时,当人们在中国进行家庭办公时,有祖父母在镜头前走过,你也不应该感到反感。 王紫云 这目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小企业的大多数外贸订单已被取消,许多公司正在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其他公司则试图快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旅行限制,目前与德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谈判主要都通过Zoom或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许多德国公司而言,却不一样。相互的交流毕竟只能在拥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持续保持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任是所有沟通的关键。正常情况下已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大流行之后,公司也应牢记这一点。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销售人员抱怨很难感知到许多非语言符号,而这些符号通常会有助于销售谈判中对对方做出评估。此外,当时装公司在中国采购面料时,有些东西是图片不能代替的,这里关系到最细微的色差和触感。一家德国南部时装公司的中国经理描述了这些困难:缺乏联系会阻碍设计团队的灵感和创造力,决策过程会被延迟。而中国子公司也感觉到,在德国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也导致了他们与总部的距离更加遥远。甚至现在都与中国的同事在线上进行“Flurfunk”。一家施瓦本地区的通讯社有着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现在,他们一起在微软的Team会议中一起享用。矛盾的是,居家隔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促成了更强烈的国际认同和合作。不断增加的超越国界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将特定国家邮件清单替换成共同的国际通讯组列表——这样就没有人会被遗漏掉。 中德公司之间可能会在将来出现哪些新的最佳交流实践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今后,公司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以及协作工具上开发适当的虚拟结构,以便简化双方的合作。在培训跨文化技能时,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虚拟空间和在线会议中的行为上。为此,应该采用中国人很喜欢的游戏化手段,例如,可以通过Trello建立看板桌面来插入要执行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这样,项目工作也可以通过相互间的接触获得有激励作用的游戏性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清晰的基本规则有意识地将企业文化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去。 王紫云 通过目前的大流行,人们也学习到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许多业务谈判。这种经验可以使将来的交流效率变得更高,例如,不断减少不必要的私人会面谈话次数。当然,这种合作方式要求有高度的互相信任。这点在工作中也适用。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意味他们需要在数字化谈判形式中更紧密地遵循结构化流程,准备好的步骤以及商榷好的细节,而不要过于频繁地改变职位,从而阻碍项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德国公司需要更多的学习使用Zoom,微信,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数字平台。只有双方都准备好了,它才能对未来的合作以及商业文化的相互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这场危机像催化剂一样推动了变革,尤其是在数字化方面。例如,德国南部的科技集团将本来在今后才切换Microsoft Office 365的计划迅速提前完成了,这使得现在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从任何一个终端设备上进行工作。数百名“大使”帮助解决了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并展示了使用案例。例如:所有培训课程现在都将在线进行并记录下来。同声传译应用程序让大家能够以任何一种语言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视频会议平台上能够在德国使用的系统并不是都可以在中国使用。反之,德国的IT经理担心在像DingTalk,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中国解决方案中的数据安全性。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新冠危机期间的劳动权

预防和控制措施 中国的“公共部门”颁布了大量永久生效的法律法规,以在国家、省份和地方各层面遏制病毒扩散,进一步采取预防措施,保护雇员,减轻雇主负担等。而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也需履行特殊义务,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确诊或疑似感染的员工,必须监测所有员工的健康状况(尤其需要关注体温),撰写健康报告,并将员工出行记录告知当局。雇主必须确保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消毒,并准备充足的防护及卫生用品。不遵守规定可能会被严厉处罚。 员工保护措施 规定的停工休假日期过去之后,受限于旅行限制或其他措施,部分员工无法返工,这是许多公司面临的挑战。于是有了用以保护员工和避免裁员的法规,这些法规的效力大于雇主权利和劳动合同。因此,雇主无权召回或辞退正在隔离的员工。同理,雇主也不能向未感染的员工承诺更稳定的工作。如若员工出行受限,则在技术允许和组织安排合理的情况下,雇主可要求在家办公。如果员工对此拒绝,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工作岗位,雇主则可根据相应的内部规定采取纪律措施,轻则口头警告,重则解雇等。若劳动合同在治疗、隔离或其它国家紧急措施执行期内到期,则合同期限将自动延长至治疗或国家措施结束。 工资及病假工资 在国家规定的停工休假时间内,员工获得了也一直有权获得劳动合同中承诺的报酬。若在这几天内有工作,员工则有权获得加倍报酬(休息日加班)。若雇主的业务在此之后仍处于停工状态,则这些停工日期也将被视为工作日,且雇主需要发放第一薪酬期间(通常是当月)的工资,而从第二个薪酬期开始则可以降薪:例如,若无其它规定(休假规定等),则只需向员工支付能维持当地生活的最低薪资。这也适用于由于政府措施而在第二个薪酬期内无法返工的员工。 重新恢复业务时,雇主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报酬支付按规定所完成的​​工作。若雇主由于新冠肺炎而遇到经济困难,则可以在咨询并与相关员工达成协议后对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必须接受隔离或相关治疗的确诊或疑似感染员工通常有权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而无需隔离但需定期接受治疗的员工则仅能得到相应的病假工资,除非劳动合同中另有约定。 可以免除合同双方履行劳动义务的不可抗力的中国法律法规不适用于劳动合同。因此,雇主不得因新冠疫情——(在更多前提下)在中国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而拒绝支付工资,也不得终止雇佣合同。 为雇主减压 为了减轻雇主的经济负担,相关法律规定为雇主进行了减压,尤其是在社会保险上。根据要求,中小型公司以及湖北的公司最长可免缴五个月的养老金、失业险和意外险。大公司可申请三个月的折扣以及最多六个月的延期缴款。而医疗保险则可申请最多五个月的半折折扣。地方一级基本上采取了上述国家措施,但有时会存在其它规定,例如,2020年二月份的社会保险缴款需要之后补交以及其它行业可继续延期交款。 结论 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劳动法的相关措施减轻疫情造成的后果。这是介于避免(大规模)裁员且保护工人和经济停滞之间的艰难举措。正如中国大多数的法律规定,各种概念非常含糊,不能精确定义,且可能因地而异。因此,公司在当前这一危机时刻应该比平时更加密切关注法律变动,遇到不清楚的地方立即寻求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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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后重组:中国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德国企业的投资一般采取收购股份和/或提供贷款融资的形式。如果标的公司陷入危机,则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及贷款清偿请求权均会受到影响,因为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一般清偿顺位靠后。除投资损失,中国投资者及中方总经理还可能因为破产危机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损失 德国破产法的最高准则是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破产程序一旦启动,决定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继续经营,或将公司资产作为持续经营企业出售,取决于哪种方案能最大限度满足债权人权益。因此,若中国投资者在收购股份的同时为标的公司提供股东贷款,则企业破产时投资者地位将十分不利。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清偿顺位靠后,只有当所有担保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后,股东贷款才能获得清偿。 清偿股东贷款的破产撤销权 除清偿顺位靠后,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股东因股东贷款清偿所获款项也可由破产管理人撤销,这笔款项须返还并计入破产责任财产中。此外,破产撤销权还适用于股东因其贷款所得到的担保利益——这种情况下,撤销权甚至可以追溯到提出破产申请前十年。一般而言,股东贷款的具体发放形式及其还款方式对减少企业破产危机时的责任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如果股东先放弃担保,再获得贷款清偿,其责任会相对较小。 若股东为第三人向公司的贷款提供了担保----无论是通过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让与担保、还是其他人身或实物担保,股东都必须向第三人清偿该笔贷款。股东的清偿责任无论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是否曾向第三人做出清偿,也无论公司此前是否已经无力清偿第三人贷款。 同时,对集团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和担保也需注意。尽管关联公司本身并非德国标的的直接股东,仍会受上述撤销权规定的影响,因为该规定不仅适用于股东,同样也适用于与股东有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公司。 股东因提供财务援助导致破产申请延期的责任 同样,在德国标的公司出现破产危机时,若中国投资者未经审核就提供(进一步)贷款,也将面临破产法上的责任风险。如果债务人即德国标的在贷款发放时已经具备成熟的破产条件,且其明知或已做好破产准备,而中国投资者的贷款造成或纵容了本应履行的破产申请延期,则可能承担协助和教唆延期破产的责任。因此,在提供贷款时中国投资者需要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并对此进行细致记录和存档,以便日后一旦发生纠纷,能够核实标的公司在提供贷款时的财务状况和中国股东的意图。 股东因告慰函承担的责任 就资合公司而言,德国法本身并未规定可以直接请求中国股东以个人财产承担公司债务。然而中国投资者可能因合同条款,特别是公司间协议和告慰函而就德国标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特别是出具告慰函时,股东往往未经谨慎考虑,既不设时间限制,也不设金额限制。而当公司不再需要时,告慰函常被“遗忘”,没有及时解除。公司破产时,告慰函对中国投资者会造成极大风险,其一因为解除告慰函须经允许,其二解除告慰函仅对未来有效,对此前的时间没有追溯效力。我们建议中国投资者在出具告慰函时最好只给定一年期限,并设置金额限制,这样可以随时有意识地重新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对德国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提供何种程度的支持。 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除上述股东责任风险,如果德国标的公司管理层由中国投资者选任的中方代表组成,则中方管理人员还存在额外责任风险。根据德国破产法,公司管理者有义务审查是否需要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在破产危机和后续的破产程序中,如果总经理常驻国外并不在标的公司当地工作,则一般会怀疑其对公司仅进行了表面上的管理且管理存在疏漏。特别是公司破产申请延迟,在公司具备成熟破产条件时仍做出支付行为,不缴纳社保费和税款,以及在公司明显无法履行合同时的欺诈行为,都可能导致中方总经理需承担个人责任。这种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并不避讳要求公司总经理包括中方总经理承担责任。对此董事及高级经理人员责任保险也无法提供全面的保障。 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适用于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无论法定的公司代表权规定、内部业务管理分工或职能范围如何,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均承担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必要时,总经理或董事必须自行提出破产申请——无需股东同意,同时股东的指示也不能免除总经理或董事履行提出破产申请的义务。 但是,对于中方总经理、特别是非长期驻德的中方总经理而言,审查是否需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往往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中国投资者往往在交易后把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德方继续管理,故而中方总经理对标的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了解不足。另一部分原因是中方总经理对德国法律缺乏了解,不知道自身作为公司管理者应负有的避免公司破产的监督义务。再者,中方总经理对于在技术层面上如何核实破产条件不具备相关经验。实践中中方总经理往往也并不了解因失职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 这里,特别需要中方总经理注意的是,法定申请破产的期限十分紧迫:德国破产法要求申请必须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提出,但不得迟于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或资不抵债情形发生后三周内提出”。实践中常被忽视的一点在于,上述三周期限只有在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消除破产程序启动的原因,且这些措施有可能在这一期限内取得成功时才可以适用。 中国式面子文化 除法律层面的挑战,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还可能受到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愿意向中国总部报告德国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做会被认为“丢面子”。因此,中国总经理在审查德国标的流动资金或破产申报时大多只是被动行动而非主动发现、及时解决问题,这也给中方总经理造成额外风险。 总结 与许多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一样,德国破产法要求投资人及公司管理层对收购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密切监控。中国投资者需对破产法规定的相关义务特别注意,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时记录并严格规划。针对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德国新冠病毒破产中止法已于2020年3月1日生效,该法对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破产申请义务、支付禁令、针对股东贷款的破产法撤销权等均进行了特别修订,在此特别建议中国投资者对投资标的的资金流动性进行监测,记录新冠危机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及时处理标的可能出现的破产危机。   本文是在我们平台合作伙伴DLA Piper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发行的中德投资平台2020年2印刷版的独家预发行版
China stock market graph ticker

中国控股的D股——即刻投资?

长期以来,中方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青睐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这支经典的中国控股的D股值得拥有。新年初始前不久,有关中方将增持股份的传闻不绝于耳。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北汽集团迟早将成为该斯图加特集团的最大股东。 北汽计划以此在该施瓦本集团的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戴姆勒的合伙人,北汽才在2019年7月宣布持有该汽车制造商5%的股权,之后显然又在英国主流银行汇丰银行的支持下计划扩大持股,将至少拥有戴姆勒10%的股份。这将超过其本国竞争对手吉利: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大约在两年前购买了9.69%的股份,且长期以来因结构问题违反了现行的申报义务。早在收购沃尔沃一案时,吉利便或多或少拥有话语权。 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优势 此次新冠肺炎危机可能有利于这两位中国大股东的扩张计划。由于股市的抛售潮,戴姆勒股价自年初以来时而下跌超半成,其市值目前还不到300亿欧元。暂时停产以及车厂关闭将在上半年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危机偏巧碰上戴姆勒集团还面临着重大挑战、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经费问题以及柴油丑闻负面后果的阶段。 在此期间,许多上述问题似乎成为了影响股价的因素,此外戴姆勒目前为止还未接受国家援助,同时2月份宣布每股0.90欧元的股息也计划保持不变——但也不排除其改变主意。即使今年销量下降30%,该斯图加特汽车制造商的收益仍将达到1200亿欧元左右。这将相当于0.25的市销率。         戴姆勒小结 这两位中国投资者自然有可能以当前的优惠价增持股份, 该施瓦本集团将必须与他们进行协商。 追随财富——目前看来,投资戴姆勒似乎很有吸引力。 饶有兴趣的中国投资者 戴姆勒并不是唯一值得投资的一支中国控股的D股。仅2017年一年,中国公司就向德国公司投资了近121亿欧元。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统计共计40例投资并购项目。德国的技术知识似乎对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极有价值:联邦经济部在几个月前就宣布将收紧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或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法规。目前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法规已经相当严格。德国政府现已准备了价值高达十亿元的救助基金,用以避免股市崩盘后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单位被廉价出售。 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中国公司似乎由于国际贸易冲突而变得相对谨慎起来。而从去年年底起,购买兴趣再次明显攀升。 2019年前六个月仅登记了14笔交易,而下半年则登记了25笔,这39笔交易的总投资额为46亿欧元。而去年共进行了35笔交易,交易额总计107亿欧元。在欧洲范围内,德国是中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英国(31笔)、法国(18笔)和意大利(14笔)名列其后。 “投资大项目的热情明显在升温,”安永德语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轶表示道,“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当前也有很大的需求——不管是对于欧洲强大的利基供应商,还是对于成长缓慢的公司,中国都是他们的战略投资者。”孙轶认为投资率还不算高,但她也观察到中国公司的“学习曲线十分陡峭”。 反例:库卡 中国公司也将从先前的交易中吸取教训。尽管对许多公司来说,交易目的重在技术转让而非盈利。但一部分事实是,中方投资者此前对德国的投资和收购也并非全部走运。最好的例子是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中国公司美的自2017年起持有其94.5%的股份。这家来自远东的家用电器制造商斥资45亿欧元(合每股115欧元)高价购买股份。 大约三年后,库卡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的其放缓的迹象:2018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大幅下降之后,其董事会下调了2019财年的年度目标。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管理层目前无法对2020年进行展望。整个集团目前的股票市值不到12亿欧元,与收购价相比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三。         库卡小结 目前?)无需着急进行投资。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库卡就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而这些问题如今可能将发展为海啸之势。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投资者也尚未找到战略投资的秘籍。 汽车供应行业必须面对利润空间小的问题,因而在好天气时与航天业相差甚远。但对航天业来说,每次暴风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海航集团在德意志银行的短暂客座 中方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事业也不容乐观。海航集团在2007年初以高达7.55亿欧元的首笔投资额购买了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足足3%的股份,随后将其持股比扩大至9.9%。中方的加入从一开始就饱受非议——一方面是因为该集团的主业在航空、旅游业和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因为政、商两界担心中国对德国最重要的信贷机构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而今,这些担忧已不复存在了:中方于2019年底彻底退出了。官方说法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但决定性原因当然还在于,海航集团近来不得不进行金融扩张,但其在德投资到目前为止几乎无利可图:与2017年初刚投资时相比,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市值到2019年底蒸发了近60%。         迷失在转变中? 然而,管理层认为目前这种情况还远不能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我们的股本比超过13%,流动资金达2000亿欧元,没有外债,今年开了个好头。”首席执行官Sewing在3月中旬表示道。根据去年12月份在资本市场日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前景以及来自美国的新的大股东的演讲称,股价可在此期间上涨近60%,并能在2月份再次达到10欧元以上,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好成绩——当然,这是在没发生新冠肺炎的前提下。而目前的情况,股价自然又是介于5到6欧之间。 德意志银行小结 有理由认为,中方与该德国先锋行业进行的买卖遇上了不利的时机。该法兰克福集团目前的市值仅为114亿欧元(!),是热门的收购对象。德国的政策也永远不会允许德意志银行破产——第二大银行商业银行便是一个例子。如此分析看来,该股票绝对值得购买:不论是否有中国投资者。当然,也可经由(其他)中国投资者购买。 有转机潜能的二线股 在过去几年中,并不是所有中方投资者的投资都像投资德国银行业巨头那样饱受怀疑。例如2017年春季,汽车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对中国宁波继峰敞开怀抱。当时,中方持6千万欧元的可转换债券入股格拉默,向这家正陷入媒体斗争中的来自巴伐利亚东部安贝格的公司伸出了援手。一年之后,宁波吉峰提出了全面收购要约,自此便掌控了84%以上的股份——然而考虑到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这笔交易目前再次处于详细的审查中。 但目前,让格拉默愁颜不展的不仅仅是检察院的调查:在去年营业终于恢复增长之后,如今又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后果,管理层预计2020年的增长将明显放缓。格拉默去年的营业额上涨了近10%达到20亿欧元,净收益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350万欧元(合每股3.56欧元)。 格拉默概要:无精确判断 而今年要达到这一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行业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以及全球范围内爆发的COVID-19疫情导致尚无法预料的后果已经给我们202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席执行官Thorsten Seehars解释道。尽管前段时间暂时停工的中国工厂如今已经恢复生产了,但目前大部分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却关闭了。然而,与宁波继峰在采购领域的强化合作还是令人振奋的。两家公司都期待在未来几年内能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支。       海德堡印刷机械的最后生机? 作为中方投资者在德国新一批投资对象之一的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Heidelberger Druckmaschinen)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转型。多年来,该印刷机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印刷产品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淘汰危机。为了对抗这一趋势,该传统企业更换了管理层并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尽管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新上任的CEO于三年前在第一次总结性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至少30亿欧元营业额和1亿欧元以上利润额的中期预测目标应该在去年春季已经达成——这算是给了中国长荣集团一个的奇怪的见面礼。该集团于2019年初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每股2.68欧元,是过去八年来最高估价之一——购买了海德堡印刷公司8.5%的股份。大约一年后,该股下跌了80%,至0.58欧元。因此,3月中旬宣布的重组可能是这家传统型公司扭转趋势的最后机会。         为给目前预计将达到3亿欧元收益的2019/20财年计划提供资金,并偿还1.5亿欧元的高息债券,需从成立于2005年的海德堡养老金信托的信托基金中取回3.75亿欧元的流动性资金。目前市值不到2亿欧元。 海德堡印刷机械小结 这个例子又一次印证了中国人在数字变革方面并不一定比“老欧洲”更在行。抛开市销率等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又将在2020年下滑——印刷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并非一日两日。该股的股价处于20年来的最低点,这也并非毫无道理。 BioNTech:抗击新冠肺炎的生物技术项目 当大部分经济体遭受疫情重挫时,BioNTech等生物技术股却给人们在抗击病毒方面取得医学突破带来希望。这家位于美因茨的初创公司目前不仅在研发针对Covid-19的有效疗法,也在研发可预防感染的疫苗。该公司计划在获得卫生局批准后,从4月底起在人体上开展名为BNT162的mRNA疫苗候选物临床试验。         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的分析师Shanshan Xu认为 BioNTech凭借广阔的发展平台,在全球疫苗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许多大型制药公司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兴趣。与美国,BioNTech能与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共同合作,在中国也有复星医药与其并肩作战。复星医药对中国市场上药物的临床开发、批准和商业化有丰富的经验,而这对于这家年轻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而言将是极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方面。在此次交易中,复星将提供高达1.2亿欧元的合作研发资金。作为回报,复星除了获得疫苗在中国市场上的商业化权外,还将获得158万股股票,合计4400万欧元,0.7%的股份。这相当于不足28欧元每股的价格。 而目前,该股票的交易价格几乎是其两倍——J.P.摩根等许多咨询公司认为该股票中被提前赋予了众多期望。据专家称,所有货币化选项已得到确定。BioNTech的市值约为120亿欧元,超过了一些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或在DAX上市的德意志银行。 BioNTech小结 一般而言,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比那些多年来历经改革斗争的行业——如上述印刷行业或汽车供应商行业——更有价值。等其股价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在45欧元以下,甚至40欧元以下——BioNTech是一直值得推荐的股票。预计该股自2019年上市后仍有一段上升趋势。 总结 与2019年年初的中美关税冲突一样,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可能也将暂时抑制中国在德国的活跃度。全年的交易数量和规模取决于全球范围内有效控制病毒的时间。若在未来几个月内一切能恢复正常,中国公司的购买意愿也会升温。再加上如今急剧下跌的股价为并购和投资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这比过去几年彻底克服2008/09年金融危机后的“Superbooms”阶段更有优势。这不仅是对于中国财务实力雄厚的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有战略导向的投资者。我们的统计也表明,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都无法在糟糕的时机或对行业前景的错误判断中全身而退。而这些挫折也应该能鼓舞每个私人投资者和企业家,或激发他们去思考。
Truck aus Lichtern

图森未来(TuSimple)和采埃孚(ZF Group)正在计划自动驾驶卡车

卡车初创公司图森未来(TuSimple)和德国汽车供应商采埃孚(ZF Group)计划一起研发自动驾驶卡车,目标是量产化无人驾驶卡车技术平台。有关工作应于四月开始, 目标市场是北美、欧洲和中国。该平台将包括融合摄像头(VIS和红外摄像头的组合),LIDAR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和无人驾驶控制系统等技术。然而,核心技术将是仍处于开发阶段的中央处理平台ZF ProAI,它将实时处理来自传感器的所有信号并控制相应的卡车。这个软件系统将由两家公司共同研发。 物流市场极具吸引力,仅中国和美国的货运业就价值1.5万亿美元。自主平台已经在仓库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它们也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长距离运输,这就是图森未来(TuSimple)和采埃孚(ZF Group)计划共同研发自动驾驶卡车来服务于这个新兴市场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图森未来(TuSimple)创始人侯晓迪表示,无人驾驶技术将是确保安全运营和成本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罗伯特·贝格(Robert Berger)咨询公司证实了侯先生的评估,并预计可节省高达40%的成本,以此来实现物流领域中的自动驾驶。 街道上的自主物流 由于货物运输相比个人运输的主要优势在于运输路线大多很熟悉并且可预知,这让专家们都一致认为,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驾驶平台(5级)将由物流运输商推向市场。因此,许多物流公司很早就找到了相应的定位。例如,联合包裹服务(UPS)参与了图森未 TuSimple)的第一轮融资,筹集了3亿美元。 在2019年9月进行的第二轮融资中,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账户中又被注入了1.2亿美元的资金。图森未来(TuSimple)的总部位于北京和圣地亚哥。该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由40多辆自动驾驶卡车组成的车队,并且每周在该公司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之间的测试物流线上进行约20次试驾。除此之外,图森未来(TuSimple)还在上海新的自由贸易区南汇新城(原临港)推行了另一条测试路线。
Leerer Flughafen

中国发布全面入境限制

在COVID-19持续传播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于上周末宣布了针对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全面入境限制。自3月28日(星期六)起,禁止外国公民进入中国。这也适用于所有持有有效签证,APEC商业名片或有效居留证的人。该禁令还涉及到过境和其他短期免签证停留。只有外交、官方、礼节或C签证的持有人才可免于入境禁令。 尽管该禁令不会影响到2020年3月28日之后签发的入境签证,但是中国使领馆目前显然仅针对必要的经济,贸易,科学或技术活动目的,以及基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所需的入境签发入境签证。这些措施本质上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按照目前形势的要求一直有效。 同时,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空运输受到严格限制。从3月29日(星期日)起,中国各航空公司每周只有一架航班能执行去往一个国家中一个城市的一条航线。同时,外国航空公司每周只能运营一次飞往中国的航班。因此,往返中国的空中交通减少到了每周约130架次。所有的航班只能装载75%,以此将每天入境的乘客数量从大约25,000人次减少到大约5,000人次。中国民航总局已明确表示保留进一步削减航班的权利。 中国政府通过不断增加的感染COVID-19的入境者人数来证明这些严厉措施是合理的。尽管在整个湖北省包括武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该病毒,并且据报道,此次流行病在中国其他地区已得到控制,但政府仍然担心会通过“输入COVID-19”造成第二次的流行病传播。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输入病例在两周内从88例(3月12日)增加到了一共595例(3月26日)。 但是,根据中国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增加的病例中,外国人只扮演了次要角色,因为90%的受感染入境者是中国公民,其中40%是回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些严格的措施与在国内所宣传的恢复经济活动以及看似逐渐回归的日常生活相抵触。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需尽快地重新促进在2020年第一季度被严重摧毁的经济。 外国人无法回到在中国的岗位工作,以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际商务旅行的无限期限制,将使期望恢复经济活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入境中国的旅游业几乎停滞了,并且与中国的设想相反,在这种流行病于欧美蔓延之前逃往中国的“新冠难民”实际上是没有的。入境禁令反而首先影响了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所谓的侨民,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受雇于外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并且大多在那里担任高级职位。外资公司一如既往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比例很大的份额。目前尚不清楚在没有负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将如何尽快完全恢复其业务运转。由外国人输入病例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让入境禁令的均衡性对这一人群来说显得更成问题。 由于外国人现在因其国籍而不可以再进入中国,让空中交通管制最终只能以尽可能防止大量的中国公民回国为目的。这项措施同时影响到在中国有业务的德国公司以及在德国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在德国的许多持中国护照的雇员将无限期无法实现去中国出差的安排。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在完全没有这些参与者的情况下走上正常的道路,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Claudio Chiandussi

为何中国对“德国制造”热情依旧

经济研究员于2019年中期分析称,与德企合作或对德企进行的并购交易项目(M&A)大幅走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四月份发布的并购指数创下其自2005年首次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五月份指数也紧随其后成为历史第二低值。德国经济在2019年也仅增长了0.6%,为六年来最低。但至少去年共达成了219笔交易,仅比2018年减少了十笔,且交易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笔规模为E.ON集团收购INNOGY,该笔交易规模估计可高达245亿美元。 五年拉力赛急刹车 并购市场上的涨势在五年后停滞不前并非意料之外——尤其是当中国公司在前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后,如中国化工收购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或美的收购库卡(KUKA)。 对醒目数据//图表的猜想:8.8%中国并购交易(包括香港)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11.4%降至2019年的8.8%。中国并购交易所占份额从去年的11.4%下降至2019年的8.8%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国国内及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十分艰难——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也是原因之一。其二,当前急缺满足以下要求的收购候选人:(a)能为当前产品组合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b)在允许范围内迎合中国政府目前支持的外商投资方向。此外,卖方对估值期待值提高也使投资者(包括中国)比在2016年景气时期变得更加挑剔。 德国外商收购壁垒更为森严 尽管如此,中国仍对德国的专有技术感兴趣。戴姆勒和吉利近期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以计划在中国生产纯电动汽车Smart,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中方竞标者也有时候根本没有决定权,除了对价格的预期值不同之外,这还归因于联邦政府如今愈发频繁地使用其否决权。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主要涵盖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当该清单对收购库卡一事的说明仍含糊不清,德国政府便从安全政策出发,禁止中国入股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当前关于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供应商名单之外的争论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时尚及体育用品:消费主导行业被看好 日益增多且乐于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希望在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减少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并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投资项目是受中国政府鼓励的。 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时尚及体育用品、旅游服务和包装业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知名品牌在2019年也很受欢迎。例如中国综合性企业集团复星上头条的收购项目:该集团收购了时尚品牌TOM TAILOR以及英国旅行社托迈酷客(Thomas Cook)的冠名权和两家连锁酒店。传统的巴黎老牌时装屋卡纷(Carven)、瑞士奢侈鞋履制造商巴利(Bally)、法国时装品牌浪凡(Lanvin)以及奥地利纺织品商WOLFORD都已在去年被中国纳入麾下。 展望:2020年有何期待? 尽管欧洲和德国的并购市场环境在“具有挑战性”一项被评估为“不足”,但2020年仍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1. 并购交易将在2020年升温 几宗较大型的并购交易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制药业和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形势正发生扭转。所有非未来核心业务将抓住机会,争取在2020年找到匹配的新买家。如慕尼黑的广告门户网站运营商Scout24于年前出售了其二手车分类信息平台Autoscout24和贷款中介平台FINANZCHECK。巴斯夫(BASF)将其颜料业务转让给了中国人,拜耳(Bayer)和朗盛(LANXESS)将化工园区运营商科伦塔(Currenta)出售给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的子公司MIRA;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也将启动电梯业务出售流程未来几个月内,大多数在德并购活动的出发点都可能是认识到了合作伙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出于该原因,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和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Citroën)最近进行了合并,两家化工巨头杜邦(DuPont)和陶氏(Dow)同业也进行了合并。 强制出售:属于金融投资者的时刻 放缓的经济增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英国退欧等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媒体领域。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中型公司常常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焦点。这些金融投资者得益于利率水平而腰包鼓鼓。此外,许多私募股权公司在2019年发行了大型基金。因此,有大笔的资金正在寻求投资机会。 3. 收购复杂程度增高 鉴于交易规模、复杂程度或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等因素,并购交易不仅愈发频繁地受到卡特尔监管部门批判性的审视,涉及到跨境收购时,也愈发频繁地受到投资管制——且不仅针对目标公司的总部,有时还针对该公司活跃的其他地区。国际投资管制很快将不再是个例,交易双方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4. 中国买家的回归 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开始缓解,中国买家将再次关注国内市场。在寻找专有技术和知名名牌的同时,他们除了将注意力放到德国技术公司和汽车公司外,也更加关注时尚界、食品业和制药业的潜在投资对象——因为德国技术完美地契合了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正是要在以上这些领域推动创新发展。从并购的角度来看,2020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VW Logo

中国仍然是大众最重要的市场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VW)在其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其2019年全球汽车销售总额为1097万辆,实现销售额2526亿欧元,营业利润170亿欧元;与上一年相比,分别增长了7.1%和21.8%。

复星子公司Hauck & Aufhäuser接管传统银行Lampe

Hauck & Aufhäuser首席执行官Michael Bentlage表示:“此次收购将使我们成为德国领先的私人银行之一。”合并后的银行将拥有约1400名员工,总资产约为1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3亿元)。其直接管理资产将达约350亿欧元,“管理资产”(包括基金和其他第三方管理的资金)预计将达到约1350亿欧元。银行的最终新名称尚未确定,但两家传统公司的名称仍将被保留在新品牌中。
Hapag Lloyd Containerschiff

赫伯罗特将天津与北欧连接起来

来自德国汉堡的物流公司赫伯罗特(Hapag Lloyd AG)中国分公司宣布,本周起运行天津和北欧之间的直接运输。新线路将进一步助力天津和欧洲之间的物流,更多来自欧洲的商品将运抵天津及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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