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新冠、又是新冠。光是远远地观望德国的讨论就让人惊恐万分。政策举棋不定，首鼠两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了，特别是在今年复活节那一阵子局势更加明朗：没有任何适合带领人们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还是没有。有争论，有决策，但决策的半衰期越来越短。这让人感觉政客们并没有针对此次疫情采取行动，而是规避那些表面上一致达成的，理应结束此次恐惧的措施。因此，德国目前正处于该流行病的“高危阶段”，又一次，并且继续得过且过。
德国似乎真不擅长危机管理，也不懂得见贤思齐,学习他人如何应对挑战。或者说德国确实会左顾右盼，但因为邻国的情况还更糟糕，从而只会自吹自擂，而不是寻求改善行动效果的经验，例如中国的经验。是的，没错，我已经听到了愤慨之声：想向“极权主义监视制度”学习，这是什么想法!
如今在欧洲，人们也认识到，对付这种病毒只能采取一定的，实际上十分简单的措施。这些包括控制、跟踪、遏制和隔离，这本身就不是开玩笑。在中国就行得通,人们遵守纪律从而取得成功。采取行动，坚持不懈，任何情况保持怀疑。例如，去年十月国庆假期后，青岛市发现了整整12个新冠感染新病例。令当局惊愕的是，这些都是本地传播的案件。他们当机立断，安排所有市民在一周内进行检测。那可是一千万市民啊！全市各地紧急成立了许多移动检测中心。该决定一经媒体报道，人们就排起了队，自愿排队。仅过了两天，半数以上的人就已经接受了检测……然后他们的手机健康应用上立刻就有了已检测的证明。
而在德国呢? 先要通过条例，分条例。应该进行全面检测，但只能基于自愿的基础。当又讨论了几周关于检测的批准问题之后，像德国这样富裕的国家却证明，经批准的检测无法达到必要数量，于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样做没有用。
当德国的感染人数迅速飙升时，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的每日感染例数却屈指可数，且大部分为境外输入病例。据世卫组织统计，德国目前有270多万病例，死亡人数超过7.6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只有不到10.3万病例和4850人死亡。
诺伯特·洛特根 (Norbert Röttgen)等德国政客并未向中国学习——并非必须照搬照抄——而是喋喋不休地指责“监控之国中国”隐藏负面报道，德国今天的混乱局面也终究得归咎于中国。中国被指未能及时向世界公众通报，也只是为自己的失败找的借口。当武汉在去年春天加密安装隔离舱时，这成为了傲慢欧洲人的笑料。到处都认为他们是在夸大其词，即使病毒早已敲开了欧洲的大门。忘了吗？如今又为何说中国应该早点通告呢？欧洲人会认真对待吗？
在此次疫情的周年纪念日上，世卫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阿德诺姆·格布雷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显然感到失望，因为他一年前呼吁世界采取果断行动防止这一流行病的蔓延，但却无人理睬。用“如果”进行争辩当然不是最聪明的做法。但如果允许的话，是否能问一下，是否无法避免产生如此恐怖的病毒变异。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异主要产生在最初对如今所谓的野生病毒处理非常松懈的地方，而不是在采取了行动的亚洲，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 “独裁国家”。病毒就是会变异，这是自然规律，这一考虑肯定会被忽视。是的，可能是，但变异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环境。无论如何，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给突变留下任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