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18.3%。然而，这是基于2020年的低值比较数据运算得出的结果。
据国家新闻社新华网报道，中国2021年一月份至三月份的经济同比增长18.3%。这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三十年来的最高值。
中国商务部在前一天发布了中国2021年第一季度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数据，该数据的增长幅度达到1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得人们已经对GDP的发布抱有高期望了。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数据都是与去年的低值比较数据进行对比。2020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幅下行。当时，中国经济从2019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了6.8％。
因此，新华社也提供了2019年之后的平均增长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自2019年以来，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了5%。这依旧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但低于通常追求的6%以上的增长目标。
Volocopter携手吉利科技集团首次在华展示了其空中出租车模型2X。
总部位于布鲁赫萨尔的空中出租车制造商Volocopter在2021年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借吉利科技集团（吉利）的展位首次在中国展示了其最新机型2X。自2019年以来，吉利一直是Volocopter的投资者之一，且近期还参与了该公司的D轮融资。这两家公司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交通领域进行专业交流，以确定引进电动空中出租车服务的合理地点。
在吉利展台上展示2X旨在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电动空中出租车服务在中国城市空中交通（UAM）中的实际应用进行实际演练。同时，这也是为了强调Volocopter和吉利的共同工作成果。
“吉利在中国的领先地位和对新型出行产品的前瞻性考量，使该公司成为我们的重要战略投资者，也使吉利成为一个共同将UAM引入中国——全球最有前景的新型交通市场之一——的理想合作伙伴。”Volocopter公司首席执行官Florian Reuter说道。
此次展会上还提到了于三月初宣布的Volocopter与沃飞长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沃飞是吉利的一家子公司，将接管中国的飞行出租车运营业务。Volocopter公司表示他们已经申请了所需的营业执照，这意味着合资公司不久就能成立。
“Volocopter是为全球各城市的空中出租车服务提供安全、可持续且实用的电动垂直起降（eVTOL）解决方案的先驱和市场引领者。”吉利科技集团旗下的下沃飞长空科技（Aerofugia）CEO靖超表示道，“我们共享技术和生产方法，以在中国城市推进城市空中交通生态系统的建设。”
Volocopter为商业运营打造的“ VoloCity”机型目前正于欧洲航空安全局进行认证。根据现有的协议，Volocopter公司在欧洲成功获得批准后，有望迅速获得在中国投入使用的许可。这意味着，Volocopter最早将于2024年在中国实现商业用途。而VoloCitys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为城市带来新貌。该公司计划首先专攻商业人士、活动组织者和旅游供应商等人群，当空中出租车成为一种普通的运输工具时，才会在第二阶段着手大众市场。
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标继三月份下降之后近来又再次上升了。
曼海姆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在其最近的报告中称，其自2013年起与上海复旦大学共同在中国收集的CEP指标于三月份再次上升至46.3，同比上月增长3.5。然而，对比目前为止在二月份达到的最高值（64）还相差甚远。CEP指标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未来12个月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估情况。
在为制作指标而展开的调查中，受访专家也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评估。该指标在四月份轻微下降了0.3至42.6。但中国的经济前景依旧十分乐观。
因此，中国今年以及2022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测值也再次大幅上升。目前，2021年的GDP预测值是6.8%，同比上月增长0.8。2022年的预测值也再次从5.2%上升至5.6%，但上升幅度较小。
预测值的变动并不出人意料。毕竟，中国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其2021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同比去年创下了18.3%的增长纪录。“然而这一增长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中国在一年前遭受了众所周知的经济滑坡。”负责ZEW“国际金融市场及金融管理”研究部调查问卷的Michael Schröder博士说道。在他看来，尤其有说服力的是对比上季度的增长速度。例如，自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增长仅达到0.6%。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个季度已经放缓了。“因此，2020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的高季度增长率是否会在2021年再次实现，还有待观察。” Schröder补充道。
汽车供应商伟巴斯特（Webasto）在中国2021年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展示了一款概念车。
不仅Volocopter在上海展示了新机型，伟巴斯特也带着自己的一辆车亮相。然而，这家来自上巴伐利亚行政区高廷市的汽车供应商带来的是一辆纯粹的概念车。伟巴斯特通过这辆展车展示了一整套自动驾驶技术解决方案，这套解决方案也将提供给中国。其中包括带有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的车顶传感器模块、一个开放式的全景车顶、一个智能轻质的前部模块、电池和充电解决方案以及一个集成的热管理系统。
参展的还有新一代的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系统，其重要性对伟巴斯特及其中国业务来说，至少与概念车不相上下。该系统由伟巴斯特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共同开发，并将在上海附近的嘉兴进行生产。新的电池系统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制造商。相反，它可以适应不同车型和车身的不同安装要求。
“我们继续始终如一地奉行加强核心业务领域和发展新业务领域的双重战略，精准应对流动性的趋势和变化，” 伟巴斯特中国总裁Jan Henning Mehlfeldt说道，“我们公司不仅成功地在华开拓了车顶系统业务，而且加强了其研发工作，并成功地启动了电动汽车产品的生产。”
伟巴斯特称其进入中国市场20年来已经成为了这里的车顶市场先锋。从上海的第一家分公司发展到如今的全国11家分公司。早在2004年，伟巴斯特就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以了解和应对当地客户的趋势和需求。
除了现有的核心业务外，伟巴斯特还认为其电气化车辆产品在中国有良好的发展机会。例如，于2019年竣工的武汉工厂是伟巴斯特为亚太市场提供高压加热器和充电解决方案的中心生产基地。开头提到的嘉兴工厂也于同年开张，并自此开展车顶项目、电池项目和全面的研发活动。
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来说，中国市场脱颖而出。北威州生物产业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简称BIO CM）的董事总经理Garthoff博士在访谈中介绍了他们如何帮助这些初创企业驻扎中国，并在中国开拓业务。
Garthoff：我们为北威州的生物科技行业提供帮助，搭桥牵线，并与BIO.NRW紧密合作。BIO.NRW是北威州的官方联合机构，受州政府委托执行该任务。我们主要协助BIO.NRW为有中国业务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及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为此，BIO CM每年三月份都组织BIO.NRW投资天使大会，今年举办了第十届大会，也首次在中国进行了直播。
对于BIO CM而言，与中国的互动并不新鲜。自2015年起，我们就与BIO.NRW一起积极参与由联邦教育及研究部资助的项目，以在中国培养国际卓越集群。尤其是德国企业通过该项目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得到了BIO CM的支持。自2021年起，BIO CM和BIO.NRW加入EIT Health 正开始实行的全球桥头堡项目，能接触到更多想进入中国市场的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等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
Garthoff：该项目帮助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领域的欧洲初创企业更轻松地进入新市场。桥头堡欧洲项目能帮助进入欧洲的新市场，桥头堡全球项目能帮助进入全新的非欧洲市场。初创企业可以在春夏两季申请参与该项目，期限为12个月。该项目的核心是通过精心挑选的“催化剂”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支持。
Garthoff：催化剂就是集群、网络或孵化器，例如BIO CM。他们是各目标国的专家，通过知识和当地（例如在中国）的联系帮助初创企业进入市场。催化剂将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高达4万欧元（全球）或3万欧元（欧洲）的资助。BIO CM就是桥头堡全球项目针对中国市场的催化剂。我们为初创企业提供他们各自的需求，并为他们解答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监管方面、财务方面还是文化方面。
我们在市场准入和人事法、公司成立、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上提供帮助，同时也提供与合作伙伴的联系方式。BIO CM包括中国员工在内的专家在中国和德国都有本地办事处。欧洲和远东地区之间的这种联系使员工对双方的市场和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他们从而能更有效地帮助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人物介绍
Bernward Garthoff博士曾是北威州的生物技术集群经理，目前是BIO CM的董事总经理。此前，他曾在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制药公司拜耳股份公司中担任过各种职务。
此外，他还领导了拜耳股份公司收购安万特作物科学公司，并且曾是拜耳作物科学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2021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上涨43.8%，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值。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1年第一季度FDI的上升幅度是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上一次还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达到了相似上升幅度。然而，创纪录的增长幅度是以去年2020年的同季度作为基准，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同比2019年下跌了10.8%。因此，商务部也提供了2019年的参考数据。
不考虑金融行业，中国FDI同比2020年第一季度增长43.8%。其中，欧元投资上涨39.9%达到387亿。与2019年相比，24.8%的增长幅度仍然十分显著。
此外，商务部也公布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中国初创企业数量。商务部仅在三个月内就登记了10263家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同比增长47.8%。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一年前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若将2021年一季度公司成立情况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增长幅度就缩减至6.8%。
欧洲对中国的FDI持续增长
2021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家对华投资同比增长7.5%。商务部没有在此次发布会中提供与2019年的比较数据。考虑到2020年的下跌情况，能得出的结论更可能是FDI十分稳定而非有实际增长。不能排除的是，相互制裁的初效已经在数据中有所体现，这令欧洲投资者十分不安。
就在本周，中国专家狄沛（Peter Tichauer）在他的专栏《青岛视野》中向我们解释了这些制裁有多么的无效。
博世与庆铃汽车合作，共同为中国市场开发燃料电池，为此成立了合资企业“博世氢能动力总成系统（Bosch Hydrogen Powertrain Systems）”。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博世）宣布与中国高端商用车制造商庆铃汽车有限公司（庆铃）成立合资公司博世氢能动力总成系统（博世氢能）。据该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汽车供应商称，这家总部将位于中国中部重庆的公司的将助力“燃料电池作为无排放驱动解决方案实现全球突破”。
博世氢能的任务将是为中国市场开发燃料电池系统。其开发的产品也将在中国生产，并提供给所有中国汽车制造商。博世认为，燃料电池在中国的市场潜力非常大。汽车供应商指出，中国汽车工程师协会预测，中国在2030年可能有100万辆以上的氢气驱动汽车。
“我们现在在燃料电池的产业化方面确实在提速。集团董事会成员、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业务部门主席Stefan Hartung表示：“创新技术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快速实现道路交通碳中和目标的理想驱动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博世将在2021年开始小规模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组件将在2020年于上海附近的无锡建立的燃料电池中心进行生产。
博世氢能还计划在2021年为70辆庆铃卡车配备燃料电池，并在中国上路测试。燃料电池将自2022或2023年起被投放到市场。
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CIMT）上，德马吉森精机股份公司（DMG Mori AG）宣布将在中国新建一座生产工厂。
这家德日合资金属切削机床制造商借参加于北京举办的CIMT行业展览会的机会，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一家新工厂。高度自动化且全数字化的生产工厂将选址在上海南部的平湖市。
“我们斥资7500万欧元在平湖建设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厂，并充分展示了我们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的潜力：灵活的自动化、全面端数字化、最先进的流程装配与5轴铣床的AGV。” 德马吉森精机的董事会主席Christian Thönes说道。
新工厂的口号是“中国造——为中国”，从而精准契合中国政府新的“双循环”经济战略。德马吉森精机打算从2022年底开始，在该工厂每年为当地市场生产2200台机器。新工厂的建设面积为7万㎡，预计总成本为7500万欧元。该公司称，德马吉森精机希望通过此次投资强调其在中国的发展计划。
德马吉森精机目前在中国已经有500多名员工。到目前为止，生产基地一直是北京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而研发工作已转移到上海的一个技术中心。此外，在全国有8家销售公司和服务公司（北京、沈阳、重庆、西安、上海、宁波、苏州、深圳）。
在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Ifw Kiel)最新一期“基尔焦点(kiel Focus)”中，作者分析了新的五年计划对中德之间关系的影响。另外，他们预计会有更多的德国公司被中方收购。
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的刘宛鑫Wan-Hsin Liu和弗兰克·比肯巴赫(Frank Bickenbach)认为，今后对于德国以及欧洲的企业来说，要在中国市场成功可能会更艰难。背景问题是最近确定下来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是要加强中国企业的独立性和创新能力。目的是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刘宛鑫说：“中国的目标并不是新制定的，但现在正越来越有力地追求它。简而言之，中国公司未来应当能够以最前沿的技术来进行生产，并能加强自己在决定性技术创新上的产量。中国的消费者也应当能够消费得起这些产品。”
作者根据近期观察认为，中国内部市场需求的增加对于外国企业来说也应当是有利的。然而从中期看来，他们预计销售机会会变差。当中国本土公司在技术和质量上赶上西方公司时，这种情况就有应该会出现。到时，来自德国和欧盟的出口商以及当地的外国公司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符合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依赖从国外转移知识和技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本土的企业一如既往地在很多技术领域离所需的技术领导能力还很远 。
这就是为什么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中国不仅将继续吸引外国公司和人才。他们还预计，中国将加快计划收购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领先的外国公司。因此，德国和欧洲未来将不得不预计到这类收购的增加。
此外，刘宛鑫还认为，与过去相比，研发活动或者生产都将更多地从欧洲迁往中国。
然而，作者还是建议欧盟不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的孤立反应。对于企业收购也不要继续增加更多的难度。相反，批准最近签定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有利的。最后，它将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并公平地对待外国公司。而后，欧盟能够对这些承诺进行监管和要求。同时，欧盟则必须加强自己企业的创新能力。作者说，这需要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现代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法》”）于2020年12月1日生效。该法已于2020年10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通过。《出口管制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针对出口管制出台的全面法律规则——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重大影响。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两用”（如密码技术或人工智能领域产品）或“核”领域的各类物项及诸如生物或化学物项的出口管制，以及对有关物项清单均有所规定。新《出口管制法》现将出口管制并入一部法律，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其范围，并强化了管制与实施机关的地位。建议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深入考察自身作为中国出口管制物项的出口商、进口商或最终用户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必要调整。
该法不仅规定了从中国境内出口相关物项，其还包括向外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供应这些物项，以及这些物项的过境、转运和再出口。同时，只有在出口商事先获得相应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出口管制物项的出口业务才被允许进行。作为出口许可申请的一部分，出口商等有义务提交关于受管制物项的预期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文件。
出口管制物项首先是指所有属于《出口管制法》第2条所列类别之一的物项（包括技术资料和其他数据）。除军事、核和“两用物项”（既用于民事，又用于军事）等外，还包括所有“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货物、技术和服务。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给了主管机关很大的裁量权。由于《出口管制法》本身未就所提及的物项清单作出（除一般定义以外）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如果公司想在具体的出口交易中评估是否遵守了《出口管制法》的规定，遇到的情况则更加复杂。特别是，该法并未对参见的出口管制物项目录作出具体规定。
相反，《出口管制法》第4条笼统地提及出口管制物项清单和目录。对于《出口管制法》生效后特定物项的出口管制规定（如针对两用物项）是否会继续适用，以及《出口管制法》和现有的特定物项出口管制清单是否重合的问题，只有主管机关的应用实践和公布的实施细则才能予以明确。但是，或许可以认为，至少在过渡时期，此前针对个别出口管制物项目录的特别规定仍会继续适用，而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复杂性。
根据《出口管制法》第12条，除《出口管制法》第2条界定的普遍受出口管制的物项外，根据《出口管制法》第9条的规定仅受临时出口管制的物项（不超过两年）也需获得出口许可（例如为实施针对特定国家的禁运）。更让公司头痛的是《出口管制法》第12条的额外规定，根据该条，出口商知道或应当知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物项，也应当视为出口管制物项。因此，即使公司在出口交易中因疏忽而未认识到安全风险或对中国利益的潜在损害，也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
新《出口管制法》的核心要素是其域外效力范围。对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希望在出口管制领域也能与美国比肩。违反出口许可规定、改变出口管制物项最终用途或未经主管机关同意向第三方转售的最终用户（和间接进口商），将被列入“管控名单”。如果最终用户和进口商一般性地“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出口商和出口代理商因而不得与列入这份“管控名单”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交易。只有在存在正当理由的个别情况下，才能受到豁免。
此外，《出口管制法》第44条还包含一条其范围至今尚难以评估的域外效力条款。根据该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违反《出口管制法》的规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妨碍履行与个别武器制度相关的防扩散义务及其他国际义务的，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该等责任尚未明确。
《出口管制法》赋予主管机关广泛的管制和调查权限，以发现、制止和制裁（潜在的）违反出口管制行为。其措施包括营业场所检查和对涉事公司雇员进行询问，对有关商业文件进行检查和复印，以及扣押出口货物。
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涉事的出口交易企业将面临重罚，罚款金额可高达出口营业额的十倍。此外，涉事的出口企业今后将被普遍禁止从事出口贸易。最后，如果出口企业与此前因违反《出口管制法》而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最终用户和进口商进行出口交易，则其将面临重罚。借此，中国任何类型产品的最终用户和进口商将被事实上切断。
新《出口管制法》扩大了中国的出口管制，并通过“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这类模糊的法律概念赋予主管机关在适用法律时以广泛的裁量权。这给出口商、进口商及最终用户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法的不确定性。他们都面临着潜在的严重制裁。希望《出口管制法》能够在主管机关的实践及由此公布的更详细的实施细则中得以清晰化。在此之前，建议公司最好考虑《出口管制法》对其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交易的潜在影响，并相应调整其合规措施。
欧盟在三月份中旬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新疆制裁”几个小时后，布鲁塞尔就收到了中方的回应。将当今中国和清朝中国清楚区分开的清晰立场将西方民主捍卫者的满腔义愤推至顶点：“不妥”是大家一致的呼声。然而，布鲁塞尔究竟在期待什么呢？哪有一个国家不回应其他国家的制裁呢？欧盟真以为中国会对制裁置若罔闻？或者只能做出令欧盟不堪一笑的回应？
欧洲的行动者正义愤填膺地努力扭曲因果关系。类似的说法有：中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坏与欧盟艰苦谈判的投资协议。就在摊牌前几周，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在接受青岛中德生态园经济杂志《China insight》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坚信中国会批准该协议。“百分百确信，”他还说：“我认为我们欧洲的问题更多……欧洲把条约看作是一个总方案。这不仅涉及到市场准入的保障，还涉及到人权问题。希望这不会成为欧洲的竞选主题。可惜经济无法对此进行干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必要的讨论。”
我们要记住：2020年年末的协议后的署名还笔墨未干，在欧洲就批评声四起。显而易见，是欧洲人盼着协议失败。为了讨好大西洋彼岸的“大哥”，他们故意拿经济机会去冒险。因为——再次引用欧盟商会主席的话——相比起欧洲，“中国在交易中的收益相对较少”。
因为每过一天，情绪就水涨船高。例如，对欧洲体育用品制造商和纺织厂宣布不再采购新疆棉的行为，中国消费者立即作出了反应。H&M或Zara等零售连锁店，为了能够进行廉价销售而对第三世界打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漠不关心，也遭到了抵制。怒气也对准了阿迪达斯、耐克。最后是谁吃亏，还有待观察。中国人有足够的选择。“国外制造”早已不再是追求的巅峰。中国品牌早已能够与西方品牌竞争，且不局限于服装行业。
终究这大概才是关键所在。可以说是被猜测和推测，而非证据(显然不存在) 确凿的新疆问题只是一个为了阻碍这个在西方干涉下仍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且还在努力争取第一的竞争对手继续发展的借口。没有人喜欢被从过去认为的领导地位上赶下来。因此，这场战役打得十分激烈。
制裁有用吗？历史告诉我们：没用。我们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我们需要合作，而不是改变合作伙伴。应该明确的是，对抗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强大，而欧洲不能。一方面，这将迫使中国人更加重视他们以往松懈对待并且曾经可以松懈对待的创新能力，例如在芯片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市场在去年疫情中崩溃时，是中国人帮助德国汽车制造商取得了可观的销量成绩。欧洲人和中国人互相需要。此时此刻，比起中国人对欧洲的需求，也许欧洲人更需要中国人的帮助。
联邦统计局 (Destatis)发布了2021年2月的出口数据。由于欧洲需求上升和中国的强劲增长，德国对外贸易缓慢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德国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份德国出口额与上个月相比上升了0.9%，达到1078亿欧元。因此，自2020年4月新冠大流行造成最低点以来，德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在持续增长。
与欧盟国家的对外贸易再次接近危机前的水平，而与非欧盟国家（不包括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仍略低与上一年的数据。与美国的对外贸易表现不平均。出口方面只比2021年2月的数据低0.6%，而在进口方面下降更为明显，达到12.6%。
比较之下，与如今不再属于欧盟的英国之间对外贸易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全年出口下降12.2%，进口下降26.9%。
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英国形成鲜明对比。出口同比增长25.7%，达到85亿欧元，进口增长则高达32.5%（99亿欧元）。
联邦批发贸易、对外贸易、服务业联合会(BGA)主席安东·布纳(Anton F.Börner) 在一份有关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的声明中对积极的数据表示满意。它将其解释为欧盟经济复苏的良好迹象。然而与此同时，他警告称：“与前一个月的灾难性的状况相比，英国脱欧带来的损失已经大幅下降。这给企业带来了能够越来越适应新形势的希望。让人担忧的是，美国的经济复苏目前对德国出口的影响不大，而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则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开启一个新的跨大西洋贸易协定，以便这些差距今后不会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