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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已成为最受外国直接投资青睐的国度之一。地处欧洲中心整合欧洲大陆及全球经济网络，巨大的市场、雄厚的科研实力、世界领先的“高精尖”工业制品、相对较高的就业率以及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都成为了德国的优势所在。但在德国成功投资并非易事。在开设公司难易度的全球排行榜上，德国位于第107位。而在税务方面，这个国度也因为复杂的法律环境排名靠后，仅列第72位。外国投资者在进入德国市场前，必须全面彻底地了解德国的具体投资环境。 为了使外国投资者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德国市场，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出版了相关指导手册《在德投资》。这份英文出版物主要包括了公司法、财务申报、公司及自然人纳税以及劳动法的信息。在最新出版的2016年新版手册中，来自毕马威的专家重点关注了管理方面的最新变化，例如《税务变更法 2015》、《资产负债准则-转化法》、《变更及简化企业纳税法》等。这些法律性框架文件及其透明性对企业意义重大。同时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了解法律监管、资产负债及税务方面的有关规定，有助于企业作出正确的决定。 电子版手册(英文)请点击这里免费下载。纸制印刷版请联系毕马威德国中国业务发展中心总裁、审计合伙人Andreas Feege订购。

由于外交关系紧张，欧盟暂时不会批准与中国签订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中国和欧盟谈判了七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暂时不会获得批准。根据媒体的一致报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洛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其背景是由于相互施加制裁而导致最近的外交关系紧张局势加剧。 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伯迈尔教授(Prof. Gabriel Felbermayr)在一份有关当前发展的声明中对这一步措施表示遗憾。他认为，外交部长阿尔特迈尔(Altmeier)在2020年12月将该协定称为“贸易政治里程碑”时是正确的。“它（这项协定）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不过，这将使得欧洲公司在中国也同样享有中国投资者在欧盟早就享有的自由，而中国多年来对此是持否认态度的。就连在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领导下的美国也和中国签订了具有类似内容的协议，该协议已生效一年多，并且现任美国政府也将其保留了下来。相对于欧洲投资者，它说明了美国投资者明显的偏好，比如在金融服务领域。” 因此，希望中国和欧盟在螺旋式上升的制裁中找到一条路，能够让双方都保留面子。尤其是根据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的观点，中国不太可能受到制裁的影响。这也是前外交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所表示的观点。在接受Phoenix电视台采访中他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国家会改变自己，但不会因为别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而改变。” 停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可能会对欧盟造成损害 我们的专栏作家彼得·蒂查尔(Peter Tichauer)在四月就警告了相互制裁会产生的后果。他认为制裁带来的损害更多的会出现在欧盟方面。正如中国德国商会(AHK China)在今年年初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恰好是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对该协定寄予了厚望。尤其是该协定强调了进入市场将更容易以及所承诺的平等待遇。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也将为并购领域开辟新的机会。 此外，有合资企业约束的工业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但是，正如费尔伯迈尔教授(Prof. Felbermayr)在他为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的那样，损害仍然是有限的。反正欧盟议会还没有计划会在2021年底之前批准该协定。

2016年中国在德国的并购交易创下了历史新纪录。与之相比，德国在中国的收购数量大为逊色。在统计的八宗交易中，德国企业主要收购了其中国合作伙伴或行业竞争对手，而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在中国进行并购交易对德国企业而言有何优势？对此，我们采访了Fiducia Management Counsultants的业务部主管Stefan Kracht先生。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研究出了一种新型的贸易指标，该指标在四月份预测出中国出口将不再增长。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基尔贸易指标（Kiel Trade Indicator）可对国际贸易进行预测。该领先指标是基于集装箱船的实时数据，分析了它们在100个海域内的活动数据。该系统还对吃水深度进行了评估，以记录各船舶的利用情况。此外，500个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也是评估的一部分。然后利用人工智能通过专门研发的算法进行高频评估。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基尔贸易指标提供了一个质量和数量都前所未有的经济领先指标。”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说道，“高频数据可供我们读取以及预测时间误差极小的经济波动情况，从而可以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更早地对出现的经济动荡作出反应并采取控制措施。” 机器学习的基本方法可以不断改进算法，发现、纠正错误，并在之后的预测中避免相应错误。 该指标没有考虑到中欧之间的近来强劲增长的铁路货运量。但这与全球集装箱运输相比可能还不是特别重要。 指标显示中国出口下行 基尔贸易指标将每月更新两次。每月首次于20日左右发布该指标，计算本月和下个月的贸易数据，然后在每月3日左右更新数据。 2021年5月3日的最新更新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大幅下行。对集装箱船数据的分析表明，四月份的中国出口下降了8.8%。同时，进口温和增长了3.1%。 “这是一年来，集装箱船的活动数据展现出的结果首次与中国强劲的出口增长相背离。这可能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所引发的船舶延误所导致的。同时也可能是由于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上升，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且对餐饮等国内服务业的需求再次上升。”基尔贸易指标的负责人文森特·斯塔默（Vincent Stamer）如此说道。 中国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将在多大程度上印证这一预测，让我们翘首以待。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投资趋势观察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呈下降趋势。其中欧洲和美国受到的打击最大。相比之下，中国的FDI至少增长了4％，由此取代美国成为目前FDI的领先者。 报告中公开的2020年数据仍是初步数据，但结果已经十分明朗。总体而言，全球FDI历经新冠疫情后锐减42％。总交易量从1.5万亿美元（2019年）估计下降至8590亿美元。这一数据比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暴跌时还低30％。 跨境并购、绿地投资和项目融资方面的下降影响到FDI的所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下降幅度极其不均。拉丁美洲平均下降了37％，而非洲（-18％）和亚洲发展中国家（-4％）的下降幅度要小得多。 欧洲和美国跌幅最大 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遭受的打击最大，平均下降幅度达69％。尤其是欧盟的一些国家，其FDI甚至转负。仅荷兰的FDI就有1500亿美元的负值。德国虽保持正值，但与2019年相比仍下降了61％。英国的FDI几乎降至为零，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欧盟总共损失了40亿美元。 美国也备受FDI下降的影响，尽管不如欧洲国家所受影响严重，但数字仍令人震惊：美国2020年的FDI减半，锐减49％至1340亿美元。 中国FDI保持正值 在这种情况下，以4％温和增长的FDI足以使中国以163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高科技产业吸引了极大的投资兴趣，增长了11％。然而，2020年百分值最高的并非中国，而是印度。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2020年的FDI增长率为13％，是全球最高增长率。但必须指出的是，印度的起跑值明显低很多。从绝对数值看，印度目前570亿美元的FDI仍远远落后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 展望：2021年FDI 贸发会议最近对全球经济增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预计最早在2021年迎来缓慢的复苏。但FDI却没有那么乐观。投资者认为还应继续保持谨慎。他们尤其不想承担持续封城的风险，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新启动的项目突然中断。此外，大型投资项目的交付周期也很长。 因此，贸发会议预计FDI在2022年之前不可能有明显好转。此外，贸发会议还预计FDI重心将从新投资转移到跨境并购。这种趋势可能在2020年就已经能观察得到，因为下半年又上报了多起收购。技术和医疗领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低于工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活跃。若企业利用目前的低利率贷款，通过收购对手或较小的竞争者来开拓新市场，那么2021年的活跃度还将更高。

国企 业对于在国外收购企业（境外并购）有着浓厚的兴趣。2013年，中国企业（作为投资商）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的并购交易达220宗，交易额约合500亿欧元（来源：Mergermarket（并购市场资讯公司）/Squire Sanders（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安永会计事务所的一项研究表明，仅在欧洲完成的收购交易就达120宗（请参阅第12-13页）。2014年，仅在德国就已完成了约25宗交易。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几周，我与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进行了一次相当长的通话。这位联邦议院副议长是“中国之桥”协会的发起人。该协会成立于2019年，旨在通过中德对话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为共同面临的挑战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大意说道，尽管德国和欧洲各党派都满怀希望，但新总统仍将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他说得多么在理。拜登正继续贯彻其前任的政策，但自然使用了更老套的话语进行了包装。没有了特朗普式的聒噪，取而代之的是拜登式的笼络。但发条仍越上越紧，局势剑拔弩张。 拜登让其政府批准了一个两千多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整顿美国国内高科技水平，从而更配得上“高科技”的头衔。数月前还讨论过用几十亿美元支持企业将生产从中国迁回美国。这笔福利金当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这些项目让那些声称“按国际经济规则”行事的国家被自己打脸。中国企业不是一再因为得到了国家补贴且国外业务得到了政府贷款的支持而被指责不公平竞争吗？我们不谈究竟是谁来定义“公平”——拿扭曲的竞争当论点更成问题。 这套计划一出台，美国总统就启程前往欧洲，旨在结成联盟对抗亚洲这位强大的竞争者。啊哈，难道拜登在意的不也只是美国人那被当成是上帝赋予的领导角色吗？非也。因为他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决不能容忍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平等的高度上和他们“斗”，甚至在技术竞争中超越他们。为此，他现在想让欧洲人共同为其效力，不论这是否也有利于欧洲人。不同于前任的是，拜登吸取了教训：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更强大。应该补充一点：为了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他看起来几乎毫不在乎欧洲的利益。 原则上，一个国家奉行帮扶企业、促进科技进步的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无可厚非。但分外显眼的是这一理念：我们必须劝中国人收敛。相似的还有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三年前提出的工业政策倡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想起备受西方国家批评的“中国制造2025”项目。(阿尔特迈尔的倡议发展究竟如何？) 中国人不应在“中国制造2025”中表明要成为重要技术领域的“全球先锋”，这是一个经常被指责的问题。为什么争取名列前茅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需要一个解释。每个运动员训练和参加比赛都是为了最终站能站上奖台高处。没有人争当第二、第三或第四。但是，一个在四十年中实现了数次科技飞跃，不甘继续只给发达国家当廉价工厂的国家，显然没有资格处处获取顶级成就。中国制造2025与拜登的投资倡议和阿尔特迈尔的工业政策之间的区别，即便对盲人来说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想摘星揽月，而拜登、阿尔特迈尔等人想阻止中国摘星揽月，并且他们也这么表达出来了——直接、公开，且没有任何能稍稍掩饰意图的礼貌。 恐怕欧洲人为了让跨大西洋的天空重放光芒，真的会愿意为美国人效劳。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五月份提交的立场文件读起来像一本给德国经济政治家——他们可能在联邦议院选举后掌管德国命运，并计划尽早劝中国收敛——的指导手册。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要求自然并不新鲜：不要忽视亚太地区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增长市场，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德国创新能力等要求本就无可反驳。然而仔细琢磨，这些要求还是泛出一股陈腐枯燥的味道。毕竟，如果框架条件并非如中国承诺和欧洲要求的那样改变，这基本上是一个反对扩展中国业务的呼吁。而单凭在国内市场的潜力而言，中国对德国企业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基地和营业基地，这也是不变的事实。 我们不要让自己被骗了：无论是拜登还是欧洲的议员和政客都无法成功阻止中国驶向未来的科技道路——列车早已离站，这还是一辆高速列车。外界的压力越大，中国追求的目标就越发雄心勃勃。互相鞭策、共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将是更明智的做法。而无动于衷的论点将如同上文阐述的那样越来越单薄。

德国商业银行向其企业客户针对人民币对业务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年底将有大部分受访企业使用中国货币开具发票。 德国商业银行已第五次与调查机构forsa合作，向其220多家欧洲企业客户询问亚洲的业务情况。调查显示，人民币对德国商业银行的企业客户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于年销售额在2.5亿欧元以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货币意义重大。该规模的企业中有57%（2019年为46%）已在中国业务上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此外还有20%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采取调整。在年销售额为5千万欧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2%的企业在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26%的企业计划在一年内使用。对冲汇率风险仍然是开具发票的主要原因（64%）。对于受访企业来说有两大不相上下的优势。第一是“在中国开拓市场的优势”，其次是“价格谈判的优势”（各占50%左右）。 人民币的“常规”外币之路 新冠疫情给大多数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约四分之三的企业称其营业额下降幅度高达25%。但大部分的跌幅在这一年里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预计中国业务将呈现积极的发展趋势。约20%的企业表示，复苏后的水平仍将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目前，德国商业银行四分之三的客户都是通过欧洲网点开展中国业务。亚洲最受欢迎的驻扎点是上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明确的指示：人民币正日益成为企业客户的‘常规’外币，逐渐被这些企业的欧洲总部所使用。”德国商业银行的亚洲专家Michael Rugilo解释说道。

中国是第一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国家，现在也是第一个找到了逃离疫情通道的国家。就国内增长和收入前景而言，中国是从COVID-19中复苏过来的全球先锋。尽管复审共识收益的估计值呈现下降趋势，但预计中国——尤其是A股在岸市场——将比世界其他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抗打击能力。相应地，作为中国在岸市场的基准指数，沪深300预计今年将一如既往地增长8.1％，2021年将增长16％。 散户力挺中国国内增长 中国A股的特点是更加专注于国内市场，这使其在疫情期间及之后都超过了其它金砖国家和离岸同业。支持他们的是足够的流动性和当下的乐观情绪。当个人投资者主导资本市场时——例如在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们在这一市场中的高度参与也能在近几个月内攀升的市场速度中得以体现。市场速度是交易频率的一种度量，通常在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的市场中明显较低。这种系统性的行为模式（偏见）是个人投资者占主导的股票市场的典型现象。这是活跃投资者的机会所在。被错误估价的股票能提供回旋余地，从而产生阿尔法股票。 中国的资本市场持续开放 国际投资者获得中国市场准入越来越容易了。为了支持中国的国内增长，资本市场日益向外资开放。直接结果就是中国A股逐步踏入全球指数中。在去年纳入了中国A股20％的份额后，中国股票的总权重上升至明晟指数（MSCI）的41％。 晋达（Ninety One）中国股票策略联合投资组合经理马文昌对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作出了解释，并对投资者说明了需要注意的事项：“随着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我们看到了想投资中国的投资者的强劲需求。他们主要对进入A股市场的众多机会感兴趣。投资者应将重点放在具有良好业务和股价发展且估值具有吸引力的高质量公司上。我们的基金战略也将与这一准则保持一致，并相信这是长期产生阿尔法股票的最佳方法”。

中国的决策者与商业领袖感觉到中国需要更为创新和技术引导型的经济。为了迎合这一挑战，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建设产业集群，以及进行部分金融改革。

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企业都雇佣了外勤人员。对于需要大量实地工作人员的经营模式，正式注册的销售或服务分支机构的投资及维护成本也随之增加。企业需要通过这些分支机构才能在外省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因此企业一般都会尽量降低这笔费用，或者让员工在家办公。然而，2021年8月24日出台的一项新法规要求企业原则上都要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原则上，所有在中国的企业都需要营业执照，这样才能在中国各地从事其注册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然而，企业只被允许在其正式注册的企业地址开展业务。 如果企业在中国只有一个注册地址，那么无论经营活动是否应该或必须在外地进行，包括外勤员工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必须在该注册地工作。员工禁止在注册地以外的地方从事永久性或长期性的经营活动。因此，以租用办公室或在其它地区、城市或省份部署销售人员为形式的“销售或服务分支机构”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无论员工在自己的办公室、租用的商业场所还是在家办公。 原则上在中国必须设立分支机构 自2020年年底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对那些长期在外省未注册分支机构却雇用员工的企业加强管理。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强制设立分支机构相关的明确统一的准则。因此，目前仍不清楚当局如何评判哪些属于正式注册地以外被禁止的永久性经营活动。这因省而异，且在很大程度上视个别情况而定。 例如，一家企业的服务人员在外省客户处安装一条生产线——即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还是可能得到允许。而一家企业的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或省份经营的服务型工作室可能从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的。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供的服务明显是无限期的。 地方当局之前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就形成了这种习俗：企业让员工在家办公或租用办公室，从而让员工在当地工作。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为这些员工在当地设立自己的销售或服务办事处。 收紧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于2021年8月24日公布。该条例将于2022年3月1日生效，它规范了市场主体注册分支机构的义务。 注册分支机构的义务取决于该分支机构是否进行“经营行为”。然而，生效的法律法规并不包含这一术语的法律定义。若参照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对“经营者”的定义，则“经营活动”包括所有“以营利为目的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 此外，当局在实际中还考虑到分支机构是否进行与企业业务相关的“副业”。这包括广告、促销活动、以销售为目的的商品存储或展示，或为签署合同而向分支机构提供场所等。如果既借助“经营者”这一概念来理解“经营行为”这一概念，又参考当局对“副业”一词的解释，那么涉及到的范围将十分宽泛，从而登记分支机构的义务也十分普遍。尽管在本文发表时，法规尚未在国家层面生效，但一些省份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实施该法规。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受到了立法和政府做法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当局要求登记其经营活动。 由于在规定时间内建立分支机构的期限往往太短，当局的要求往往导致企业不得不暂时停止在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业务活动。今后可以预见，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如发现未登记的“销售或服务分支机构"，也将作出处罚。 当局有权对违反规定的公司处以最高50万元人民币（约67,000欧元）的罚款。此外，当局可以责令关闭未注册的销售和服务办事处，并没收其“违法”所得利润——如办事处的销售收入。为此，当局可以不经通知就进入办公室，复制文件并带走。而同时需要考虑到的是：违规行为也会在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替代方案？ 因此，如果一个公司决定在中国投资，它应该从一开始就在其（财务）规划中考虑到设立分支机构是在全国进行经营行为的前提。虽然这不像成立一个独立公司那样昂贵，但确实会造成额外的费用。企业尤其该仔细考量，如何能通过最少的分支机构覆盖到中国最多的地方，或者与企业相关的部分。此时还应该注意的是，不同省份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企业还应确认是否可以将业务直接分包给当地的服务商，或者服务和销售人员是否可以作为个体户，从而避免设立分支机构的义务。 人力资源服务商或“伙伴”公司往往会因此提出为企业雇用员工。 但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会在公司法上产生问题，而且会在税法和社会保险法上带来麻烦。 总结 对于投资者来说，文中所述的局势进展意味着，如果企业业务有大量外勤经营行为的需求，公司未来应该考虑到设立分支机构的必要性，并在财务规划中考虑进建设和组织成本。但与此同时，也应研究委托当地服务供应商或雇用服务和销售人员作为个体户的可能性。

对于每一个跨国界（尤其是跨文化）的合同签订场合来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谈判、合同签订以及合同本身是否需要或应在多大程度上迁就一方或另一方的国家习俗。在缔约对方来自中国时，应在合同当中特别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