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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VW）在其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其2019年全球汽车销售总额为1097万辆，实现销售额2526亿欧元，营业利润170亿欧元；与上一年相比，分别增长了7.1％和21.8％。

中国对德国企业的投资一般采取收购股份和/或提供贷款融资的形式。如果标的公司陷入危机，则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及贷款清偿请求权均会受到影响，因为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一般清偿顺位靠后。除投资损失，中国投资者及中方总经理还可能因为破产危机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损失 德国破产法的最高准则是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破产程序一旦启动，决定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继续经营，或将公司资产作为持续经营企业出售，取决于哪种方案能最大限度满足债权人权益。因此，若中国投资者在收购股份的同时为标的公司提供股东贷款，则企业破产时投资者地位将十分不利。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清偿顺位靠后，只有当所有担保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后，股东贷款才能获得清偿。 清偿股东贷款的破产撤销权 除清偿顺位靠后，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股东因股东贷款清偿所获款项也可由破产管理人撤销，这笔款项须返还并计入破产责任财产中。此外，破产撤销权还适用于股东因其贷款所得到的担保利益——这种情况下，撤销权甚至可以追溯到提出破产申请前十年。一般而言，股东贷款的具体发放形式及其还款方式对减少企业破产危机时的责任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如果股东先放弃担保，再获得贷款清偿，其责任会相对较小。 若股东为第三人向公司的贷款提供了担保----无论是通过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让与担保、还是其他人身或实物担保，股东都必须向第三人清偿该笔贷款。股东的清偿责任无论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是否曾向第三人做出清偿，也无论公司此前是否已经无力清偿第三人贷款。 同时，对集团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和担保也需注意。尽管关联公司本身并非德国标的的直接股东，仍会受上述撤销权规定的影响，因为该规定不仅适用于股东，同样也适用于与股东有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公司。 股东因提供财务援助导致破产申请延期的责任 同样，在德国标的公司出现破产危机时，若中国投资者未经审核就提供（进一步）贷款，也将面临破产法上的责任风险。如果债务人即德国标的在贷款发放时已经具备成熟的破产条件，且其明知或已做好破产准备，而中国投资者的贷款造成或纵容了本应履行的破产申请延期，则可能承担协助和教唆延期破产的责任。因此，在提供贷款时中国投资者需要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并对此进行细致记录和存档，以便日后一旦发生纠纷，能够核实标的公司在提供贷款时的财务状况和中国股东的意图。 股东因告慰函承担的责任 就资合公司而言，德国法本身并未规定可以直接请求中国股东以个人财产承担公司债务。然而中国投资者可能因合同条款，特别是公司间协议和告慰函而就德国标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特别是出具告慰函时，股东往往未经谨慎考虑，既不设时间限制，也不设金额限制。而当公司不再需要时，告慰函常被“遗忘”，没有及时解除。公司破产时，告慰函对中国投资者会造成极大风险，其一因为解除告慰函须经允许，其二解除告慰函仅对未来有效，对此前的时间没有追溯效力。我们建议中国投资者在出具告慰函时最好只给定一年期限，并设置金额限制，这样可以随时有意识地重新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对德国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提供何种程度的支持。 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除上述股东责任风险，如果德国标的公司管理层由中国投资者选任的中方代表组成，则中方管理人员还存在额外责任风险。根据德国破产法，公司管理者有义务审查是否需要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在破产危机和后续的破产程序中，如果总经理常驻国外并不在标的公司当地工作，则一般会怀疑其对公司仅进行了表面上的管理且管理存在疏漏。特别是公司破产申请延迟，在公司具备成熟破产条件时仍做出支付行为，不缴纳社保费和税款，以及在公司明显无法履行合同时的欺诈行为，都可能导致中方总经理需承担个人责任。这种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并不避讳要求公司总经理包括中方总经理承担责任。对此董事及高级经理人员责任保险也无法提供全面的保障。 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适用于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无论法定的公司代表权规定、内部业务管理分工或职能范围如何，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均承担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必要时，总经理或董事必须自行提出破产申请——无需股东同意，同时股东的指示也不能免除总经理或董事履行提出破产申请的义务。 但是，对于中方总经理、特别是非长期驻德的中方总经理而言，审查是否需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往往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中国投资者往往在交易后把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德方继续管理，故而中方总经理对标的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了解不足。另一部分原因是中方总经理对德国法律缺乏了解，不知道自身作为公司管理者应负有的避免公司破产的监督义务。再者，中方总经理对于在技术层面上如何核实破产条件不具备相关经验。实践中中方总经理往往也并不了解因失职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 这里，特别需要中方总经理注意的是，法定申请破产的期限十分紧迫：德国破产法要求申请必须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提出，但不得迟于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或资不抵债情形发生后三周内提出”。实践中常被忽视的一点在于，上述三周期限只有在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消除破产程序启动的原因，且这些措施有可能在这一期限内取得成功时才可以适用。 中国式面子文化 除法律层面的挑战，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还可能受到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愿意向中国总部报告德国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做会被认为“丢面子”。因此，中国总经理在审查德国标的流动资金或破产申报时大多只是被动行动而非主动发现、及时解决问题，这也给中方总经理造成额外风险。 总结 与许多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一样，德国破产法要求投资人及公司管理层对收购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密切监控。中国投资者需对破产法规定的相关义务特别注意，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时记录并严格规划。针对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德国新冠病毒破产中止法已于2020年3月1日生效，该法对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破产申请义务、支付禁令、针对股东贷款的破产法撤销权等均进行了特别修订，在此特别建议中国投资者对投资标的的资金流动性进行监测，记录新冠危机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及时处理标的可能出现的破产危机。   本文是在我们平台合作伙伴DLA Piper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发行的中德投资平台2020年2印刷版的独家预发行版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成为中国首家获准在华经营的外商独资保险公司。

这周周中，中国人民银行（PBoC）再次提供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作为支持中国中小企业措施的一部分。其中的利率仅为2.95％，比3月份最后一次流动性注入的利率低了20个基点。这意味着，中期信贷条件目前处于2014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北京是首次利用信贷服务工具。但是，比起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利率仍然相对较高。换句话说，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人民银行仍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进行经济刺激。 上周，北京已经将小型区域性银行的最低准备金要求降低了50个基点，使其更容易进行放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仅在本周就预备了总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流动资金。有了下面令人沮丧的数据就不会对此觉得奇怪：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这是自中国发布这一经济指标以来经济增长首次出现下滑。 贷款将增加 除了扭转利率和准备流动资金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上市公司可以延迟提交其年度帐目：他们可以在4月30日之前提交第一版本，而最终版本须在6月31日之前公布。另外，他们还得到了明确的税收减免以及采取递延措施的承诺。国家银行将按指示，让贷款比去年增加30％。 另一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推出了一项方案，允许中小企业无需政府批准即可借入不超过500万美元的外币。该方案目前仅限于被列为高科技初创公司或在上海自由贸易区（FTZ）注册的公司。但是，对相应方案的扩展已经在计划中。同时，还在讨论降低外国投资机构的最低资本要求，目前为10亿美元 这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支持，而且与中国为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所做的努力是一致的。这里还包括了为跨境电商强制建立所谓的试验区。这样的区域已经有了59个，现在将再添加46个。对在这里经营的公司和经销商免征增值税，并且，他们还享有其他的税收和行政优势。这些试验区同样也是针对中小型企业以及自主营业者。 中国中小企业亏损严重 正是这一群体，在大流行的爆发和随后的措施中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因此，中国的大多数措施也都集中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上。清华大学（北京）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小型公司在今年三月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平均70％。旅馆，饭店和教育机构遭受的打击更大，他们的销售损失大概在平均88％。虽然在困难中看到了第一缕希望：“业务恢复指数”从2月份的33.3点相对明显地上升到3月份的41.1点，但是，这离暗示恢复正常仍然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方面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支持经济即将采取的进一步措施：5月中旬将对最低准备金要求进行下一次削减

中国国资委对100余家中央管理企业进行监管。因而国资委也负责审查这些国企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审查这些投资是否符合国家的投资重点。最新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明确指示，中国经济在某些产业里应成为全球技术的领导者，其中包括环保型汽车、新能源、能源效率、新材料开发、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还有针对性地补充了中国工业全面升级的内容。该战略还特别鼓励国企在这些产业进行海外投资。 对盈利能力的要求 在这个官方规定的策略背后，国资委于数月前对其监管的国企的海外投资设定了额外的要求：这些海外投资的标的企业必须即刻具有盈利能力。国资委就此情况作出回应：过去中国在海外并购中主要聚焦于获取先进技术、收购知名品牌和进入西方市场等方面，而标的企业的盈利能力则没得到足够重视。与之相反：在过去数年的竞标过程中，中国企业常常以高额的收购价，对维持营业点和就业岗位作出大量的保证来保障成功收购海外企业。这样做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投资者想极力摆脱“技术强盗”的恶名，即在西方购买廉价的企业，把生产线搬回中国并在西方裁员。中国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中国的投资者以其可靠性而享誉世界，他们只对海外投资企业进行温和的干预并给当地的管理层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亏损情况加重 从企业经营状况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有时是灾难性的。例如对工作岗位和营业点进行广泛的保证经常会导致标的公司迫切需要的重组推迟数年。个别收购项目的亏损年复一年已达到上亿欧元。 新指标 这种因海外标的企业盈利能力不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状况应该画上句号了。那么国资委对国企境外投资的具体指标是怎样的呢？海外收购企业必须能产生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投资回报。不仅仅要考察标的企业总公司的情况，而且被收购的集团中的所有子公司也会是考量的对象。因而由国资委监管的国企在进行海外并购活动的时候，除了考虑获取技术、知名品牌和市场准入之外，也会越来越重视标的企业实际的盈利能力，而不仅仅是在并购流程中所承诺的盈利能力。 执行问题 对于已进行投资的项目，如果不能满足上述的条件，就意味着要进行重组。而在采取何种重组方式的问题上，国企可自由选择。也就是说，国资委仅会给出指标，但不会干预国企的业务决策。可以考虑的就有典型的成本削减计划，例如整合营业点和/或裁员，又或者是公司法上的措施，例如把一家亏损的公司合并到另一家盈利的公司。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奏效，最终就只能出售或变卖相关的公司。 影响广泛 那么对私企的海外投资以及那些例如省级政府所属的国企又适用哪些规定呢？由于国资委的权力只局限于央企，所以新的国资委指标目前对于这些企业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类新指标表达了国家政府的基本意愿。所以可以预期，这个规定无论如何也会影响到发改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对并购进行审查时实际的判定。大型的国营银行也会在决定是否放出并购贷款时会考虑到新的国资委指标。 结论 新的国资委指标总共表达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国资委规定了国企的投资管理要专业化。对于持续亏损的企业，即使是西方投资者，除非并购后马上采取严厉的重组措施，否则也不会进行投资。其二，通过国资委这个措施，巩固了市场上已经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并购中不再会是困境企业的救星。

来自上海的酒店集团华住宣布，通过其新加披旗下全资子公司China Loding Singapore 收购德意志酒店集团（Deutsche Hospotality）的全部股权。

中德并购交易平台: 请问您如何评价拜腾这轮融资的成功呢？ 马峻: 拜腾B轮融资的成功，我相信对于拜腾和投中都是意义非凡的。从合作之初，我们坚信从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融资计划的安排及投资人的沟通合作。最后的结果远超于之前的预期，本轮多元化战略投资人的加入反映了对公司团队、技术和产品的高度认可，更会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带来重要的资源。对于投中资本来说，我们也通过拜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宽了行业视野，坚定了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 投中资本和拜腾在这轮融资中面临哪些挑战？ 投中和拜腾的合作有很多的契合之处，首先我们双方的团队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而投中对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行业理解也是拜腾信任和选择我们的基础。本轮融资初期，投资人对于拜腾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德国制造和硅谷科技如何融合中国市场，等等这些问题还是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知道，拜腾生产总部在南京，而研发中心在硅谷和慕尼黑，而投中资本在这三地有紧密合作的团队。在本轮融资的过程中，我们和公司一起经历了拜腾品牌发布，美国CES概念车首发，北京车展等重要进程。这让我们对公司的研发、团队、产品和技术等等都有了非常全面，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即做到了对接全球范围的潜在投资人，也能给未能有机会前往海外实地考察的中国投资人更好的解答。 本轮融资当中主要投资者是一汽， 另外还有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以及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这些投资者为什么对拜腾感兴趣，愿意斥资几亿美元入股一家初创企业？ 第一是投资人对于拜腾来自德国制造业的基因还是很认可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汽。一汽作为一个中国汽车主机厂（OEM）能够领投，肯定是对拜腾技术与产品的高度认同，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拜腾顶尖的管理团队是完全受到投资人认可的，包括德国汽车的制造经验和硅谷的UI/UX研发经验。拜腾的供应商也都是相当顶尖的。OEM的核心优势并不是能把各种各样最尖端的零件拼凑到一起，就可以造出最好的车。因为这些车的零件，从硬件到软件，是需要相互匹配的，集成能力是需要多年经验沉淀的。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高水平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技能的。这个也是投资人比较看重，比较喜欢的点。 拜腾在本轮融资中募集到了5亿美元资金。这对于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在中国和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就市场运营来讲，中国现在做电动车的融资还是比较活跃的，包括拜腾的一些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地融资。因为接下来大家都要上生产线，都要开始进量产环节了。这次拜腾的融资，投资人都很积极，是超募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减少一些投资人的额度。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投资人对拜腾还是非常认可的。同时也帮拜腾准备了充分的子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拜腾在下一步顺利进入一个量产环节。而且从这轮融资来看，拜腾的定位还是很受到市场认可的。这对于拜腾今后的融资和国外市场的扩张，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中国，有许多初创企业活跃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并希望研发引领未来的智能交通。跟中国及国际许多其他的“探索新方向的初创企业”相比，拜腾具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拜腾的特点就是在设计和工艺制造上显然比一些其他的车企有优势。另外，在众多的初创企业中，拜腾的关注点是中高端的SUV。蔚来汽车也在重点布局这个领域。 但是中国有很多的EV Startup，目前在初始阶段每一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有些企业在做A0级的小车，还有些做经济型的SUV，和拜腾并不形成竞争。 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进一步融资和交易中，投中资本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吗？  首先，我们对电动车和新时代的出行方式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电动车本身，而是整个跟车相关的先进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包括跟电池、激光雷达、无人驾驶以及高精地图等相关的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目前正在为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客户服务。 投中资本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 第一，投中资本的行业定位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消费品以及数字新媒体产业。先进制造业包括像汽车和机械制造这样的传统工业。第二个定位是全球化，因为很少有中国投行像我们一样，不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欧洲范围内也在德国慕尼黑，美国的硅谷都设有办公室。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以色列非常活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初创企业融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当然，我只能说在目前我们在全球化方面是领先的，但我们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德国市场对于作为中国领先投资银行的投中资本意味着什么？ 投中资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呢？ 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对投中资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先进制造领域，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工业基础。所以说德国和中国的业务是有很多协同点的。很多德国企业也在考虑，该怎样发展自身的中国业务。这个时候，投中资本就可以给予这些企业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们对接中国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或者作为投资方或者合资方，给打算在中国落户的德国企业和中国当地政府牵线搭桥。 马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 投中资本管理合伙人马峻先生负责投中资本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布局，他拥有近20年金融投资从业经历，具有多年的企业融资、并购、上市及退市经验。自2012年加入投中资本以来，马峻先生领导完成了多笔并购和融资重要交易，其中包括凤凰旅游集团C轮战略融资、黑石集团收购环球资源、携程战略投资海鸥假期及纵横集团、百视通收购艾德思奇、蓝色光标收购亿动、去哪儿战略投资旅游百事通等。加入投中资本前，马峻先生任ROTH Capital美国罗仕证券中国首席代表六年，对中国企业境外IPO、增发和私有化有大量经验，并在此前服务于AIG及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位于上海的投资银行投中资本目前已完成超过120亿美元的交易。 自2017年初以来，投中资本在慕尼黑开设了办事处。Ernst Ludes博士是投中资本欧洲团队的负责人。 www.cvcapital.com

Hauck ＆ Aufhäuser首席执行官Michael Bentlage表示：“此次收购将使我们成为德国领先的私人银行之一。”合并后的银行将拥有约1400名员工，总资产约为1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3亿元）。其直接管理资产将达约350亿欧元，“管理资产”（包括基金和其他第三方管理的资金）预计将达到约1350亿欧元。银行的最终新名称尚未确定，但两家传统公司的名称仍将被保留在新品牌中。

新欧洲数据保护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之前就引起了全球企业的轰动。根据GDPR，当局现在必须对数据泄露处以罚款。处罚额度可达该企业过去一年全球营业额的4%。因此，当交易涉及数据保护时，都必须特别注意这个新规定。 交易与GDPR之间的交接点 数据保护与交易的相关性在哪里？在收购过程当中，标的公司的员工数据以及销售和客户数据是收购方在进行尽职调查时的关注重点。即使这些仅能在电子数据室中使用的数据无法被下载，把相应数据提供给潜在收购方（或在资产交易的情况下进行转让）还是构成了把个人资料转移给潜在收购方的行为。在尽职调查中，把相应数据提供给潜在收购方的行为必须符合数据保护法。同时，澄清标的企业是否遵守新的数据保护法以及是否与当局、自然人或竞争对手存在争议，也是尽职调查的一部分。 员工数据 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常常会通过尽职调查的方式去了解标的公司的员工情况，而这几乎都会涉及到个人数据:例如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绩效表现、外观、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等。这就造成了雇主权益（出售公司）与雇员权益（保护雇员数据）之间的冲突。 虽然，对这一紧张局势进行评估的法律依据现已发生了些变化，但是与旧法律所规定的一样，数据转移必须合法。此外，数据转移不能违背当事人的利益或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虽然该原则此前就已在实际操作中应用，但现已被明确地写入了GDPR中。也就是说，在新的法律制度中，转移员工数据时必须在标的公司的利益与员工数据保密的问题上进行衡量。 交易的形式不同，衡量的方式根据交易的形式不同也有差异。因为对于买卖双方而言，股权交易（即收购目标公司股份）与资产交易（销售与转让企业资产）的利益是不同的。在股权交易中，员工被作为股权的一部分被“出售”，因此员工的个人数据大多不会被差别对待。因此，在股权交易中，员工通常十分注重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卖方只被允许向买方提供匿名或化名的数据。在个别情况下，卖方也被允许进行随机采样。这对欧洲员工而言理所当然的数据保护水平却一直很难被中国投资者所理解。 由于在资产交易中只有个别员工被转让给买方，因此买、卖双方对于转移员工个人数据的需求远远超出进行股权交易的情况，这就合理化了转移详细信息这一步骤。 客户数据 除员工数据外，收购方通常也对标的公司的销售以及客户数据抱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一般的交易而言，公司的客户群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在进行尽职调查时向潜在买家披露客户数据的方式与披露员工数据的情况类似，只要在披露数据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客户的个人数据，那就必须在维护信息转移的权益与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之间进行衡量与折衷。这一点在B2C业务中自然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平衡权益时可以假设，随着交易的推进，买方对客户数据的兴趣会较尽职调查阶段时更加浓厚。因此，在竞拍过程的最后阶段，卖方可披露比发送信息备忘录时更多的数据。 标的公司的数据保护合规性此外，GDPR的新规定还重新定义了数据保护领域的规范总则，这直接影响了尽职调查的执行。为了最好地识别并降低收购方的风险，必须审查标的公司的合规结构是否符合新的数据保护法规。这对那些主要从事处理个人数据的公司而言尤为重要：例如能源供应企业、电话服务供应商，互联网集团，银行和保险公司。 标的公司如果达到了以下指标，通常都符合GDPR的合规结构： 任命一名官方的数据保护官， 对工作人员进行数据保护相关的培训， 有相关数据操作的最新目录， 对违反数据保护条例所造成的损害进行投保， 由符合GDPR规定的服务供应商处理订单数据，  出示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报告， 出示当前的隐私政策。 作为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必须严格审查上述要点，并识别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果发现风险，应写到股权收购协议中。对顾问而言，因为上述许多问题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或不以这种形式所存在，顾问则必须向中国投资者进行详尽的解释。 能否由竞争对手检举GDPR违规行为 自GDPR生效以来，尚不清楚数据保护违规行为是否应该仅由主管的监管机构进行检举还是也可由竞争对手直接进行检举。对此，过去几个月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法院判决。虽然欧盟司法专员在2018年10月作出的陈述以及2018年底发布的一些法院裁决表明，原则上不建议由竞争对手来检举，但如果他们不完全合规，公司仍有成为检举对象的风险。在尽职调查中，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更严厉的的惩罚迫使行事更谨慎 总体而言，新数据保护法规虽然改变了交易过程中合法处理个人相关数据的法律依据，但是，关于尽职调查所需的个人数据转移，仍然是根据个案进行的权益衡量和折衷。与所有其他市场参与者一样，标的公司本身也面临着更严峻的状况：遵守GDPR的规定将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新规定的爆炸点却在其他地方：如开头所述，数据保护机构可能施加的惩罚要高很多。竞争对手是否可以有目的地攻击数据保护不力的对手，也没有得到最终澄清。因此，随着经济总风险的急剧提升，意味着在进行权益折衷（对于数据转移的必要性）和尽职调查（对于目标公司的合规性）时需要设定更高的标准。只要与金钱相关的事情，中国投资者通常都会竖起耳朵聆听：违规可能很昂贵！

卡车初创公司图森未来（TuSimple）和德国汽车供应商采埃孚（ZF Group）计划一起研发自动驾驶卡车，目标是量产化无人驾驶卡车技术平台。有关工作应于四月开始， 目标市场是北美、欧洲和中国。该平台将包括融合摄像头（VIS和红外摄像头的组合），LIDAR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和无人驾驶控制系统等技术。然而，核心技术将是仍处于开发阶段的中央处理平台ZF ProAI，它将实时处理来自传感器的所有信号并控制相应的卡车。这个软件系统将由两家公司共同研发。 物流市场极具吸引力，仅中国和美国的货运业就价值1.5万亿美元。自主平台已经在仓库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它们也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长距离运输，这就是图森未来（TuSimple）和采埃孚（ZF Group）计划共同研发自动驾驶卡车来服务于这个新兴市场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图森未来（TuSimple）创始人侯晓迪表示，无人驾驶技术将是确保安全运营和成本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罗伯特·贝格（Robert Berger）咨询公司证实了侯先生的评估，并预计可节省高达40％的成本，以此来实现物流领域中的自动驾驶。 街道上的自主物流 由于货物运输相比个人运输的主要优势在于运输路线大多很熟悉并且可预知，这让专家们都一致认为，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驾驶平台（5级）将由物流运输商推向市场。因此，许多物流公司很早就找到了相应的定位。例如，联合包裹服务（UPS）参与了图森未 TuSimple）的第一轮融资，筹集了3亿美元。 在2019年9月进行的第二轮融资中，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账户中又被注入了1.2亿美元的资金。图森未来（TuSimple）的总部位于北京和圣地亚哥。该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由40多辆自动驾驶卡车组成的车队，并且每周在该公司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之间的测试物流线上进行约20次试驾。除此之外，图森未来（TuSimple）还在上海新的自由贸易区南汇新城（原临港）推行了另一条测试路线。

中国企业收购又一德国机器人企业。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投资公司崇德投资（CRCI）共同收购了德国焊接机器人领军企业克鲁斯集团（Carl Cloos Schweißtechnik GmbH）。埃斯顿是中国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商之一，也是驱动系统和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全球供应商。

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额逐年增长，2015年首次超越外商对华投资数额，2016年更是创下超2千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随着中国对海外投资监管政策的调整，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出减缓之势。究其原因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对境外投资的管控逐渐放宽，而自2016年年底以来又逐步收紧。政策收紧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的暂时疲软、中国资本的严重外流以及中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中期的近4万亿美元急速降至2016年年底的3万亿美元。此外，企业界不断增长的负债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担忧。 对外投资政策的收紧 为了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推动境外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进而带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政策自2016年底开始趋于审慎，对外投资规定也相应被修改。2016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在就境外投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在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应防范对外投资风险。2017年1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强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应专注于主营业务，原则上不允许从事非主业投资。2017年8月，《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公布。2017年12月初，《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出台。2017年12月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修订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国家境外投资监管制度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新《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17年12月26日，发改委公布了新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新办法》”）。《新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新办法》主要修改了备案、核准的监管机关和审批时限，并在“敏感行业”中增加了兜底条款。 此前的规定（201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9号令”）） 根据目前的规定，进行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如果投资项目属于敏感区域或行业，必须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其中投资总额20亿美元及以上的，需要由国家发改委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其他境外投资项目则实行备案管理，中央管理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改委备案；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各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监管机关的部分变化 《新办法》取消了国务院的审批权，自2018年3月1日起，所有敏感类项目全部由国家发改委负责核准。不涉及敏感区域或行业的投资项目，无论投资总额的多少，仍采用备案制度，且保留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监管权限的3亿美元门槛。此前，由国家发改委审核、备案的投资项目必须由省级政府发改部门初审后再转报国家发改委。《新办法》取消了这一要求，地方企业可通过网络系统直接向国家发改委递交申请材料，而无需地方政府发改部门的介入。 敏感行业的兜底条款 《新办法》为“敏感行业”增加了兜底条款，规定“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也属于敏感行业。修改后的《新办法》符合2017年8月公布的《指导意见》的思路，尤其是《指导意见》中对限制类和禁止类投资项目所进行的归类。例如，限制类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投资项目，禁止类包括涉及重要的军事技术和产品领域的投资项目。根据《新办法》，发改委还会发布敏感行业目录，预计也会将《指导意见》中所述的限制类、禁止类行业纳入其中。 取消预先报告制度 目前，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中方投资主体在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或者递交具有约束力的报价之前必须向国家发改委递交项目信息报告。只有符合中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项目，才会予以批准并出具确认函。修改后的《新办法》取消了这一规定，即使是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也无需再撰写项目信息报告，不必经过国家发改委的预先审核，也不用提前获得确认函。 核准或备案的时间要求 根据《新办法》的规定，中国投资主体只要在投资项目实施前（例如为项目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前）能够获取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便可。而按照目前的规定，要在签订投资项目的合同之前获取，或至少在签署的合同中声明，只有当取得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后合同才生效。当然，中国企业现在也可以尽早提出申请。需要留意的是：如果中国投资者在签订合同之后不能出具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在履行合同时会造成延迟。因为中国的外汇管理局、海关或银行在没有有效的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的情况下，不会办理相关手续。尤其是收购海外企业的款项无法从中国汇出。 核准或备案期限 对于需要核准的投资项目，发改委在受理申请文件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应在4个工作日内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咨询机构的评估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个工作日，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评估时限，延长的时限不超过60个工作日。在《新办法》颁布之前，咨询机构的这一评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40个工作日。如果无需委托咨询机构，核准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文件后20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下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如果仅涉及需要备案的投资项目，投资主体在材料被受理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可收到备案证明。 间接投资的报告义务 《新办法》还新增规定，如果中国企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不涉及中国企业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开展3亿美元及以上的非敏感类投资项目，必须向国家发改委报告相关情况。涉及敏感行业和区域的投资项目，依然实行核准管理。投资总额低于3亿美元的非敏感类投资项目，无需报告也不需要备案。至于报告中需要包含的信息和事项，还有待发改委进一步公布具体要求。在实践中，报告与备案究竟存在何种差别，也尚不明确。 展望 在中国政府收紧境外投资监管政策后，就涉及核准的项目，原则上只有符合国家方针和中国产业政策时才会获得批准。但《新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投资者的负担：取消了省级发改委的转报程序，直接向国家发改委递交申请，从而加速整个流程；较大型的投资项目，无需预先报告获取确认函；只有特定情况下的境外投资才需要核准，大部分投资项目适用备案程序且可以通过网络系统提交相关文件。但是，敏感行业的兜底条款尚不明确，有待发改委公布具体的敏感行业目录，以便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更好地规划。不明确的还有，对于需要备案的项目，在申请中需要递交哪些具体的信息和资料，是否会对备案项目进行实质性审查。预计发改委还会对此发布实施细则。虽然根据《新办法》的规定，中国投资者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后、合同执行之前出具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但实践中我们仍建议根据项目情况在签订合同之前就提交相关申请材料，以便及早获得交易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