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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联合清华紫光集团创立了一项私募股权基金。TCL旗下投资部门，即TCL创业投资有限公司（TCL Capital）于2月22号表示，该基金计划筹集100亿人民币（14亿欧元）的资金。其投资重点涉及、电子，TMT、工业4.0、“互联网+”以及网络化生产。在去年10月，机械制造企业三一重工就已经建立了企业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启蒙资本（Enlightenment Capital）。

2021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上涨43.8%，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值。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1年第一季度FDI的上升幅度是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上一次还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达到了相似上升幅度。然而，创纪录的增长幅度是以去年2020年的同季度作为基准，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同比2019年下跌了10.8%。因此，商务部也提供了2019年的参考数据。 不考虑金融行业，中国FDI同比2020年第一季度增长43.8%。其中，欧元投资上涨39.9%达到387亿。与2019年相比，24.8%的增长幅度仍然十分显著。 此外，商务部也公布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中国初创企业数量。商务部仅在三个月内就登记了10263家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同比增长47.8%。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一年前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若将2021年一季度公司成立情况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增长幅度就缩减至6.8%。 欧洲对中国的FDI持续增长 2021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家对华投资同比增长7.5%。商务部没有在此次发布会中提供与2019年的比较数据。考虑到2020年的下跌情况，能得出的结论更可能是FDI十分稳定而非有实际增长。不能排除的是，相互制裁的初效已经在数据中有所体现，这令欧洲投资者十分不安。 就在本周，中国专家狄沛（Peter Tichauer）在他的专栏《青岛视野》中向我们解释了这些制裁有多么的无效。

在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都很担心COVID-19对他们在本国以外地区增长计划的影响。所有受访者还一致表明，流动性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涉及到销售，融资或利润返还。22％的受访者认为供应链故障和中断是个问题，这在COVID-19危机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21％的受访者还预测收入将会下降。德国财务经理在流动性问题上特别敏感，并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 然而，32%的受访者表示，在危机时期对于本国以外监管框架相关信息和建议的需求仍然是最大的挑战。39％的首席​​财务官对此特别关注，而接受调查的其他财务经理中只有29％对此表示关注。 德国财务经理专注于优化营运资金 当被问及什么是国内市场以外的增长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时，德国首席财务官比其他受访者（占12％）更频繁地提到对冲汇率风险（占20％）。对于德国经理而言，商业模式的转型比整体而言更为重要。但是，在被问及前三大挑战时，商业模式转型在德国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从25％降至17％。这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据首位。 确保流动性对于德国财务经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11％的德国经理表示，收入下降并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而这个比例在所有受访者中是21％。但是，在收入方面，德国受访者明显比整个受访群体敏感得多。例如，有31％的德国经理表示，逾期应收债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在所有受访者中只占17％）。这说明了德国财务经理非常重视优化运营资源。其中74％的人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希望与供应商重新协商付款协议（总体为61％）。 由于新冠危机，建立与纯优化运营资源相关的稳健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德国公司现在应避免过多增加供应商的成本压力。否则，供应链会有再次被中断的危险。新冠危机导致许多公司更加专注于为运营资源建立区域或全球融资计划。这包括了例如供应链融资（反向保理），它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欧洲人更喜欢银行贷款 与美国同行相比，在对本土市场以外的增长进行融资时，欧洲公司更加依赖银行贷款。75％的欧洲公司会使用银行贷款为国际扩张提供资金。与美国同行相比，这个比例要高出12个百分点。44％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将公司现金用于国际扩张。对于欧洲公司来说，只有39％是这样进行的。同样，在美国，像私募和私人股权投资这样的风险资本使用分布得更为广泛，这个市场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成熟。 32％的受访者表示，在接下来的6-12个月中，他们的头等大事是将其供应商基础分散到本国市场以外。他们想以此提高供应链的抵抗力和灵活性。此外，诸如贸易数字化，汇率波动管理以及为改善对供应链的控制而进行的纵向一体化等等目标也被升级为高度优先事项。 一共采访了300名财务经理，他们平均分布在欧洲（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土耳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美洲（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个小组由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30％）以及区域/全球财务经理（70％）组成。他们所在公司的销售额在5亿美元及以上。其中有28％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行业中（没有金融服务提供商）出现最多的是制造业（19％），医疗保健（14％）和技术（10％）。 总结 德国财务经理的想法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是不同的。渣打银行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将来必须在优化运营资源和建立弹性供应链之间找到有益的平衡。因为Covid-19危机已经表明，供应链中断不仅仅是会造成高昂的成本，还可以动摇整个商业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工作重点必须放在重组供应链以及比以前更有力地约束供应商上面，而这也将带来更高的成本。

2020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完全恢复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但3月份的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再次改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2月份的历史最低点35.7上升至3月的52.0，从而略高于50的扩展阈值。服务业领域的指数从2月的29.6点升至3月的52.3。但是，整个2020年第一季度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萎缩，国内生产总值（BIP, 译者注: GDP）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这是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季度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更低一些，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1月至3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4％。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如此的情况，同比下降16.1％。（www.iwkoeln.de) 中国经济景气期望值有所上升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情况改善的前景似乎正变得明朗起来。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上海复旦大学4月份的民意调查中，经济景气期望值正在强劲增长。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数有所上升，并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中国未来十二个月的景气期望值，目前为36.5点，比前一个月高25.4点（2020年3月：11.1点）。然而，接受采访的专家们对2020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也降到了仅2.0％，而之前还是4.2％。“国民生产总值预测的下降归因于第一季度令人难以相信的糟糕发展。而在第三季度，中国的经济表现应当会再次增长4.2％。”来自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施罗德(Michael Schröder)这样解释到。此外，对2021年的增长预测降至5.1％，与上个月的预测相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在各行业层面反映出来的积极期望是有差异的：对重要工业部门（化学/制药，电子，机械工程和IT）的评估持续下降，而对汽车，消费/零售和建筑业则有更好的预期。 （www.zew.de）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中国商务部）预计，与去年相比，中国今年的进出口总额将会大幅增长。 中国商务部于上周五公布， 2019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86万亿元（约3660亿欧元），创下2019年单月最高水平。2019年1至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8.5亿元，同比增长2.4%，全年进出口总额有望首次达到30万亿元（约3.86万亿欧元）。中国出口贸易总额显著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增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占比提高至近60%，其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提高至近30%，其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民营企业出口额首次占据中国总出口额多数，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增长了3.6%，达到14.65万亿元，其占比是总出口额的51.4%。

舍弗勒集团今天发布报告称其今年第四季度业绩十分可喜。然而，2020年的营收在排除货币换算影响后下降了10.4%，因为舍弗勒集团经营的四个地区中只有“大中华区”实现了增长。 全球汽车和工业供应商舍弗勒公布了2020财年的业绩。由于全球新冠疫情，该集团的营收从上一年的144亿欧元左右下降到126亿欧元。排除货币换算影响后的销售额因而下降了10.4%。这一不利局势影响了舍弗勒的所有部门。不过该集团从下半年开始，尤其是第四季度的业绩较上半年有明显改善。但各地区差异很大。舍弗勒集团的全球业务分布在四个地区：美洲、欧洲、亚洲/太平洋和大中华区。中国经济复苏最快，排除货币换算影响后的年末收入增长8.7%。但其它地区的营收走势均有所下行。涨势最强劲的为风能产业集群中的工业部门。该领域的中国区营收同比增长了18.1%。 在华电动汽车是舍弗勒的发展要素 舍弗勒集团报告称，汽车技术部门的涨幅虽小，但营收绝对值较高。虽然整个集团在该领域的营收也下降了11.6%，但与其它市场相比，取得了超过四个百分点的业绩。同样，舍弗勒集团在该领域也只有大中华区呈现涨势——2020年营收增长5.8%。电动汽车部门共拿下了27亿欧元的订单量，远远高于15亿至20亿欧元的目标值。 舍弗勒集团通过其所谓的“谨慎的市场估计”预计2021年排除货币换算影响后的营收将大幅上涨7%以上。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VW）在其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其2019年全球汽车销售总额为1097万辆，实现销售额2526亿欧元，营业利润170亿欧元；与上一年相比，分别增长了7.1％和21.8％。

本文中文版本即将上线 Die gestiegenen Absatzzahlen in China haben positive Auswirkungen auf die Robotikindustrie weltweit. In 2020 wuchs Chinas Roboterabsatz um 19 Prozent, berichtet die IFR. Die Robotikindustrie...

最新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全球商业展望》（AHK-World Business Outlook）显示，69％的在华德国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经济将出现好转。该比例是所调查区域中的最高值。但供应链和物流领域仍然存在问题。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调查了其全球成员的业务状况及其短期内的预期。该调查结果发布于德国工商会（DIHK）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2021年春季全球商业展望》中。 总体而言，全球德国企业再次将其业务评为“良好” （45％）。只有14％的企业对其情况表示不理想（“差”）。其中工业领域的满意度最高。 平均而言，47％的受访公司中预计当地经济将会好转，21％预计当地经济会恶化。然而，在持积极态度的企业中只有极少数认为2021年仍有望实现持续的经济复苏。43％的企业预计2022年才能实现复苏，而四分之一的企业甚至预计在2023年才有望实现。而若按地域细分，则有更加差异化的现象：在位于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坚信未来12个月将实现增长的比例达到69％。这一全球最高的比例值与仅有30％而排名最末的东欧和东南欧形成鲜明对比。排在中间位置的欧元区仅有43％，仅次于亚洲（49％）和北美（64％）。 在华德企存在供应链问题 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和亚洲的氛围并非完全开朗。全球面临供应链和物流问题的受访企业平均有40％，而仅在中国就有53％。在平均值以上的还有整个亚太地区（47％）和北美地区（46％）。据企业称，除了生产停工以外，主要原因还有近几个月海运和集装箱短缺问题，这导致了交货时间延长以及运输成本上升。因此，71％的受影响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

自1962年以来，Klaus Korte GmbH＆Co. KG一直专注于为德国市场生产定制标牌以及提供标识解决方案。该北威州的标牌制造商希望此次通过与美声商标及包装集团的合并打入亚洲地区和其它国际市场。此外， Klaus Kort有限公司可借助美声集团的产品扩大现有的服务范围。新范围包括高技术含量的RFID解决方案。通过这一技术可实现无形、无接触、全自动地进行产品识别。 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上海的美声集团已经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站点。收购Klaus Korte有限公司同时也可以扩大其全球生产力。除了Korte特别感兴趣的RFID解决方案外，该集团还生产价格牌和自己的标签。但到目前为止，其商业重心更多在热转印标上，而非Klaus Korte 有限公司的织标。因此，此次合并也产生了新的协同效应。包装行业的解决方案也完善了这家中国集团的服务。 收购之前，还从2019年底开始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试运行，以测试两家合作企业是否合拍并能提前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试运行圆满结束后才由位于伦敦附近的布伦特福德的美声集团进行了正式收购。 Klaus Korte有限公司的美声集团收购事宜的顾问是杜塞尔多夫并购咨询公司Mayland AG。

代理可能性概述 根据法律的基本设想，中国的资合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从事法律交易；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以公司名义作出并受领意思表示。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资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与德国的相应概念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此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特色，即公司可以通过特定印章的使用来作出意思表示。在此首先应提及 “公司公章”：通过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上加盖公章，公司可以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表示。此外每家公司都拥有一枚用于开具中国特殊的税务凭证（即“发票”）的“发票章”，以及一枚在与银行的法律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财务章”。另外，公司有时还会有自己的“合同章”，将其专门用于缔结合同，且在此范围内与公司公章一并存在。最后，许多法定代表人也会以自己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章”代替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从而同样起到由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作用。 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能够从事法律交易且不受其当前所在地影响，印章通常存放于公司住所并按照公司内部规范保管和使用。违反公司内部规范（如规避四眼原则或法定代表人的管控）在合同文件上加盖印章的，原则上不足以否定已订立并生效的合同的对外效力。 电子签名作为替代方式 目前，使用电子签名替代印章签署合同文件的方式在实践中受到较少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签名法”）为此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于2005年生效， 经过2019年最新修订，其适用范围得以扩大。自此，公司几乎可以在所有商业领域使用电子签名签订合同；2019年签名法修订后，不动产交易中也可以使用电子签名。但在与政府部门的往来中，除专利申请领域的个别例外情况外，外商投资公司尚不能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 根据签名法，“可靠的电子签名”在私法上与亲手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法与此同时规定了这种可靠的电子签名所需满足的一些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此外，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最后，签署后对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内容或形式的任何改动都须能够被发现。 签名法和公钥程序的技术中立性 签名法是以技术中立的方式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并不对制作可靠的电子签名的类型和方法加以限制。甚至，其更进一步地为合同当事人自行商定电子签名使用标准提供了可能。 实践中，非对称加密经常被用于创建和验证电子签名（即“公钥程序”）。为了确定签字人的身份并对其身份进行验证，会借助特许的权威认证机构的服务，比如CFCA（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或北京CA（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这些机构往往会通过所谓的“电子合同平台”的提供商参与仅使用电子签名订立合同的过程，这些平台作为服务提供商构成了合同当事人和权威认证机构之间的接口。中国国内现有的提供商大致有云签（yunsign.com），法大大（ fadada.com）或者e签宝（tsign.cn）。电子合同平台服务提供商通常还包含一个所谓的“时间戳服务中心”，用以将电子签名与时间戳联系起来。 通过公钥程序进行身份验证所需的私钥，实现了对使用电子签名进行公司内部访问限制。钥匙的持有者因此可以不受地点限制地以公司名义通过电子签名缔结合同。通过这一手段，公司在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旅行限制期间仍有能力从事交易，且同时能够减少印章的使用，从而降低印章被滥用的风险。 这一手段也使得公司内部代理权限在疫情结束后更易得到实施与控制。电子签名的应用也将使法定代表人在未来更多地参与合同的签订。当然，传统印章的使用也会继续成为中国商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论 电子签名的使用是对中国企业所常用的传统印章的一种有趣的替代或补充手段。通过公钥程序，以密码为基础的合同签署掌控在公司少数员工手中。由此，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职责得以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同时也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不受其身居国外的影响。并且，印章的交付与使用这一很容易被滥用的环节，也将被减少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