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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金属集团旗下的科尔本施密特有限责任公司(KS Kolbenschmidt GmbH)和来自中国及日本的合作伙伴在南京开设了技术中心。 通过在上海附近的南京开设自己的技术中心，莱茵金属的“材料和贸易”事业部正在进一步拓展中国公路用车和非公路用车的市场渠道。这标志着科尔本施密特公司朝着现代钢制活塞领域的全球布局目标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同时，他们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上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地位。 “动力缸系统联合技术中心”是科尔本施密特公司和其合作伙伴公司中凯内思汽车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ZNKS Automotive New Power System Co. Ltd., ZKNS)，以及理研株式会社(Riken Corporation)的一个联合项目。中方ZNKS自2018年以来获得授权生产并销售科尔本施密特品牌的成套商用车钢质活塞。而与日本的活塞环制造商理研公司从2015年以来便开始了持续性的合作。 莱茵金属计划在中国组建国家队 新的技术中心将致力于打造在中国研发活塞整套系统的可持续战略性高素质专家队伍。科尔本施密特公司及其合作伙伴计划在中国、德国和日本的管理人员指导下组建一支研发和销售的国家队。员工们将在获得全球资历认证之后在南京的联合技术中心开始工作。技术中心的目的在于改善当地的客户服务，提高研发速度。 3月30日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南京市政府代表，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秘书长邢敏，以及来自发动机研发领域的客户代表。莱茵金属中国公司总经理魏培德(Peter Willemsen)也出席了开幕仪式。其他的参加者由于旅行限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表了致辞。其中有科尔本施密特公司总裁萨沙·普茨(Sascha Putz)，科尔本施密特公司研发和技术副总裁约亨·穆勒(Jochen Müller)，以及理研株式会社社长兼首席运营官前川马克(Mark Maekawa)。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中德公司之间目前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我们该怎么样来克服当前的挑战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在线会议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有时也可以通过Zoom进行，但它经常被封锁。这期间还有更多用于虚拟设计工作流程的应用程序得到使用，例如Trello，Slack等，以及用于数字合法签名的工具。这里必须考虑到，书面协议通常对中方并不那么具有约束力。为了应对此类和其他中国特色，安排有中国当地员工的德国公司是具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管理职位上的人员安排。因此，即使在危机过后，德国公司仍将加强对中国本地管理人员的雇用。这需要建立信任，尤其是对他们的服务。这两者在简化为虚拟通信的交流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德国的员工可以和大家分享从生日或度假照片到新的厨柜等许多私人物品。该平台促进了人际关系，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交流只能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情况下。 王紫云 公司中的参与者很难估计所有当前流程在将来的势头和造成的结果。战略互动也因此已尽可能被抑制。交流几乎完全涉及对危机的即时应对，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建立可靠的进出口渠道。危机开始时，许多专家还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通过这次大流行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许多公司会将放在中国的生产重心带回欧洲，现在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迅速地并且以对商业友好的方式控制住了这场危机。如今，中国的生产重启也帮助在德国的卫生工作者以及民众免受COVID-19感染。尽管如此，危机中经历的脆弱性将引起对德国以及中国生产链的再三考虑，并且更加看重自给自足的话题。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中国在危机应对方面领先几周，因此德国公司要以中国的经验为指导。 一份佑思(UNICEPTA)在对危机爆发后前四周里中国媒体上的公司报告做出的分析向在德国的交流负责人表明了，主题的焦点是如何从旅行经由捐赠转移到危机的影响上来的。例如，汽车公司虽然都已停产，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捐赠和现场销售活动获得加分。但是，如果向错误的目标群体进行了捐款或捐款太少，声誉就会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在企业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德国南部的一个技术集团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中使用。这场危机凸显了首席执行官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领导力和交流可以减轻恐惧感，显示出可靠性，甚至给人希望。例如一家中国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在网上(shangzhibo.tv)直播业务成果，并参加了通过Zoom进行的关于商业道德的小组讨论。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摄像头和视频会议，一家德国北部科技公司的控股经理就很担心，首席执行官和一些董事会成员会随便散漫或者临时安排出现在会议里——这里更多是指的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如何塑造这样的虚拟交流，以使得中德双方的公司能够在例如合同谈判，旅行限制等方面继续工作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首先：必须预先为虚拟会议花很多时间来考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哪些限制或放松等等这些问题。第二，虚拟空间隐藏了文化障碍，建立信任，距离等这样的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很大，良好的音响效果和可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如果连接断开，则需要更多的理解。第三，如果虚拟会议速度较慢，那就需要耐心和更多的时间来提问以及更详细地解释那些内容。你应该向中国人表明，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会议开始时，请留出空间进行真诚感兴趣的交流，询问中方合作伙伴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条件。在会议结束前留出时间，用来确认大家的状况都一致。中国人的交流通常都比较间接，许多人在提出问题这方面都比较谨慎。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视频还是聊天，每个人都要明白，希望大家都来提问。同时，当人们在中国进行家庭办公时，有祖父母在镜头前走过，你也不应该感到反感。 王紫云 这目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小企业的大多数外贸订单已被取消，许多公司正在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其他公司则试图快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旅行限制，目前与德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谈判主要都通过Zoom或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许多德国公司而言，却不一样。相互的交流毕竟只能在拥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持续保持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任是所有沟通的关键。正常情况下已是需要遵守的规则，在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大流行之后，公司也应牢记这一点。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销售人员抱怨很难感知到许多非语言符号，而这些符号通常会有助于销售谈判中对对方做出评估。此外，当时装公司在中国采购面料时，有些东西是图片不能代替的，这里关系到最细微的色差和触感。一家德国南部时装公司的中国经理描述了这些困难：缺乏联系会阻碍设计团队的灵感和创造力，决策过程会被延迟。而中国子公司也感觉到，在德国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也导致了他们与总部的距离更加遥远。甚至现在都与中国的同事在线上进行“Flurfunk”。一家施瓦本地区的通讯社有着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现在，他们一起在微软的Team会议中一起享用。矛盾的是，居家隔离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促成了更强烈的国际认同和合作。不断增加的超越国界的思考方式也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将特定国家邮件清单替换成共同的国际通讯组列表——这样就没有人会被遗漏掉。 中德公司之间可能会在将来出现哪些新的最佳交流实践呢？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Dr. Sabrina Weithmann) 今后，公司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以及协作工具上开发适当的虚拟结构，以便简化双方的合作。在培训跨文化技能时，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虚拟空间和在线会议中的行为上。为此，应该采用中国人很喜欢的游戏化手段，例如，可以通过Trello建立看板桌面来插入要执行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这样，项目工作也可以通过相互间的接触获得有激励作用的游戏性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清晰的基本规则有意识地将企业文化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去。 王紫云 通过目前的大流行，人们也学习到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许多业务谈判。这种经验可以使将来的交流效率变得更高，例如，不断减少不必要的私人会面谈话次数。当然，这种合作方式要求有高度的互相信任。这点在工作中也适用。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意味他们需要在数字化谈判形式中更紧密地遵循结构化流程，准备好的步骤以及商榷好的细节，而不要过于频繁地改变职位，从而阻碍项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德国公司需要更多的学习使用Zoom，微信，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数字平台。只有双方都准备好了，它才能对未来的合作以及商业文化的相互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艾琳·恩格瑟博士( Dr. Evelyn Engesser) 这场危机像催化剂一样推动了变革，尤其是在数字化方面。例如，德国南部的科技集团将本来在今后才切换Microsoft Office 365的计划迅速提前完成了，这使得现在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从任何一个终端设备上进行工作。数百名“大使”帮助解决了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并展示了使用案例。例如：所有培训课程现在都将在线进行并记录下来。同声传译应用程序让大家能够以任何一种语言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视频会议平台上能够在德国使用的系统并不是都可以在中国使用。反之，德国的IT经理担心在像DingTalk，VooV 会议，阿里云会议等中国解决方案中的数据安全性。   萨宾娜·魏特曼教授(Prof....

©kras99 - stock.adobe.com Unter dem Motto „Neue Modelle deutsch-chinesischer Investitionen“ lud die 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 am 05. August zum Auftakt ihrer virtuellen Veranstaltungsreihe „Investment-Dialog“ ein. Hochkarätige...

您随即便可在新一期的电子杂志中阅读所有当前文章： 在本次的封面故事《买家时刻》中，我们分析了令人担忧的收购潮并未出现的原因。 其一，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托马斯·魏德利希（Thomas Weidlich）深入分析新法规，并列举了制定日益宽松，注释却越发严格的法规对德国经济的后果。 相反，收购中国公司的法规依旧未变。如果您作为中国集团的德国子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收购公司，那么您必须了解如何获得帮助：特思通集团收购安徽中鼎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中国的人事状况就有其特殊之处。邱少荣和克里斯蒂娜·霍巴赫（Kristine Horbach）在他们的文章《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中提到了需要对此多加留意的地方。此外，塞巴斯蒂安·温德克（Sebastian Wiendieck）还补充了在新冠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权的相关知识。 隐藏在当前危机的一个机会很有可能是更快地转型成现代在线交流模式。在专家访谈中，总编辑Georg von Stein与中国专家们就新冠危机中的商业交流进行了探讨。 即使与新冠肺炎无关也始终最前沿的话题：并购后重组。德国破产法在此处为中国投资者埋下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陷阱。倪思昊博士（Nils Krause）和Mirjam Rüve博士将告诉您在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 愿您读有所享，品有所悟！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店中轻松订购或订阅您的个人杂志。

发生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中国人更愿意拥有自己的汽车，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受到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此外，在公共区域扩大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车队也被认为是市场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目前的数据证实了这一上升趋势。中国的机动车（不包括电动汽车）销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暴跌40％之后，从4月份以来又已经出现了增长。 针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所采取的特殊援助措施包括在某些城市（例如：上海，杭州和深圳）增加新车注册，以及将对替代驱动汽车（新能源汽车NEV）的补贴延长至2022年或免除10％ 的销售税。 在中国的德国汽车生产商和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汽车制造商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商。2019年，市场领导者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创造了其全球销量的40％左右; 对于宝马和戴姆勒而言，中国市场也至关重要，这里的销售额大约占到30％。德国汽车供应商在国外同样也获得了其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约占65％），其中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合资企业。 中国的合资企业：从“强迫婚姻”到“恋爱婚姻”？ 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汽车行业外商设立合资企业的约束逐步废除。2018年7月以来，外商就可以设立新能源汽车和特种车辆的全资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WFOE），今年开始也允许外商设立商用车的全资子公司。2022年起，对乘用车生产的限制也将取消。但是，与中国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形式进行合作仍然可以继续保持优势，例如，为了更好地与电动汽车制造商接触。尽管宣布了终止合资企业约束，2018年仍掀起了一轮中德合资企业设立的浪潮，其中包括汽车供应商本特勒集团(Benteler)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FAW)，采埃孚公司(ZF)和安徽合力(HELI)，海拉公司(HELLA)和海纳川公司(BHAP)以及博世(Bosch)和中联汽车电子(Zhong-Lian Automotive Electronics)之间的合作。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FIL）于2020年生效，废除了先前的三部有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法律（所谓的FIE法），以便使公司法现在适用于在中国的所有投资形式。《外商投资法》主要的革新包括了改变合资企业的组织结构，增强拥有至少三分之二股份的大股东的决策权，以及与自然人合资的可能性。即使新的《外商投资法》现在正式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仍继续对（技术）合作施加影响。根据《外商投资法》第22条，技术合作原则上应基于双方之间公平和自由的谈判。对此还没有做出实际的检验。 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关键市场 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替代驱动汽车的最大销售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包括了电动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包括了氢燃料电池以及合成燃料等等。在这个领域的成长是基于中国政府的定向补贴，目的是让城市交通中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带有替代驱动装置的汽车，此外，政府需求也促进了大量的购买。自2014年以来，中国通过销售奖金和税收优惠为这个领域提供了支持（本该到2020年截止，现延长至2022年）。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的目标是，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应占到所有售出汽车的20％。随着国际原始设备制造商大规模进入电动汽车领域，以及中国政府对国家资金使用的集中和减少，这一部分有可能将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减少初创企业、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数量。在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有许多中德合作和合资企业。 “数字化vs马力”：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和技术巨头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新能源汽车相似，中国也是除德国以外有着明确战略目标的智能网联汽车（ICV）先驱。中国也希望到2030年成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外国投资者只能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ICV市场服务，例如大型互联网集团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或腾讯(Tencent)，他们必须与这些合作伙伴一起研发在中国运作的系统，或者必须与中国合作伙伴共享自己的系统。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百度运营的Apollo平台，有100多家国内外公司参与，其中还包括戴姆勒(Daimler)，博世(Bosch)，大陆集团(Continental)和宝马(BMW)。替代方案可能是完全依靠在中国开发的软件，但是即使那样，很大一部分的ICV技术基础设施也必须来自希望从外国汽车制造商或供应商的专业知识中受益的本地公司，当然还得愿意为使用他们的系统而付费。 为了阐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监管限制，我们选取四个对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构成特殊挑战主要类别： 增值电信服务（VATS）：中国所有类型电子通信的监管框架都很复杂，且往往不明晰；对颁发许可证有很高的资本要求和严格的前提条件。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领域，通常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 导航系统：中国的地理数据访问受到国家安全法律的严格管制，只有在非常严苛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许可证；外国投资者无法进入中心区域，特别是电子导航系统的自行开发。 数据保护：中国对此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中国的数据收集尤其对于外国公司而言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向国外传输数据是由职责范围很广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进行管控。 道路交通测试：这个方面对外国制造商（包括持有许可的宝马和戴姆勒）同样有很高的要求，这实际上与上述各领域密切相关 总结 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大量与行业内部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的合作。中国正处于从使用带内燃机的传统运输工具向按需出行主导的市场（滴滴出行）转变的过程中。此外，在中国正发生从燃油发动机到新型驱动器的转换，例如电动或氢气发动机，而且这个转换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大型市场都要快。谁想加入这个市场，就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是考虑到成本和复杂性，还鉴于中国的监管框架。

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对国企的保护。中国欧盟商会主席Joerg Wuttke向我们解释了，并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产能过剩这一难题，以及某些海外收购所带来的问题。

来自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中国蒙泰集团从原股东GP Holding、金融投资者Guido Pühse的家族办公室、前总经理Frans Kurvers以及Yinglei Wang Holding的手中接管了这家位于蒙海姆的铝部件制造商apt。交易之前还有一个投标流程。双方均同意不透露购买价格。apt集团在德国有三家工厂，在荷兰和捷克分别有一家，共有1000名员工。这家集团开发并制造用于建筑业、汽车业以及运输业等行业的铝产品。其 2019年的销售额约为2.5亿欧元。此前，它已有过一任中国股东：2015 年，来自北京的盛德基业收购了海乐有限公司（Hiller GmbH），该公司自此名为盛德罗宝科技。2019年，其69.9％的多数股权又被GP Holding收购了。前总经理Frans Kurvers现保留25％的股份，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Yinglei Wang Holding现保留5.1％的股份。

奥迪集团继续保持积极的业务发展。除了2021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大幅回升外，奥迪还在中国和美国创下了新的销售纪录。 与其他的公司一样，奥迪也从去年因大流行而产生的低数据中受益——按纯百分比计算——当时这家总部位于英戈尔施塔特的企业报告了31%的增长率。鉴于全球汽车市场的平均增长是20%，奥迪公司从新冠危机中复苏的速度明显比其他的竞争对手快很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和大众公司(VW)不同，奥迪并没有提供危机前的数据进行比较。 在2021年第一季度售出的462,828辆奥迪品牌汽车中，仅往中国就销售了其中近一半，创下了新的销售纪录。来自英戈尔施塔特的车型不仅在中国销售得很好，奥迪公司在美国的经销商也报告了55,000辆的季度销售新高。同时，在欧洲的销售量下降了6.1%，这家英戈尔施塔特的企业将原因归咎于大流行导致的各种限制以及持续的半导体短缺。 中国和美国对于奥迪公司来说越来越重要 如果不仅是考虑销售量，还考虑卖出的车型的话，中国和美国作为销售市场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豪华车型Q7、Q8、奥迪e-Tron和A6主导了海外市场，而在欧洲，则是相对便宜的Q3。 尽管2.85亿欧元的销售额比去年（5.3亿欧元）低，但中国的优秀业务也再次对财务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标继三月份下降之后近来又再次上升了。 曼海姆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在其最近的报告中称，其自2013年起与上海复旦大学共同在中国收集的CEP指标于三月份再次上升至46.3，同比上月增长3.5。然而，对比目前为止在二月份达到的最高值（64）还相差甚远。CEP指标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未来12个月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估情况。 在为制作指标而展开的调查中，受访专家也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评估。该指标在四月份轻微下降了0.3至42.6。但中国的经济前景依旧十分乐观。 因此，中国今年以及2022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测值也再次大幅上升。目前，2021年的GDP预测值是6.8%，同比上月增长0.8。2022年的预测值也再次从5.2%上升至5.6%，但上升幅度较小。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预测值的变动并不出人意料。毕竟，中国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其2021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同比去年创下了18.3%的增长纪录。“然而这一增长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中国在一年前遭受了众所周知的经济滑坡。”负责ZEW“国际金融市场及金融管理”研究部调查问卷的Michael Schröder博士说道。在他看来，尤其有说服力的是对比上季度的增长速度。例如，自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增长仅达到0.6%。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个季度已经放缓了。“因此，2020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的高季度增长率是否会在2021年再次实现，还有待观察。” Schröder补充道。

根据发动机制造商道依茨股份有限公司(Deutz)的报道，2021年内，其在中国的产量将翻番。 道依茨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了2020年间的业务数据。由于新冠的影响，这家来自科隆的发动机制造商的销售额下降，不得不蒙受经营亏损。不过同时，该企业在2020年第四季度已有复苏的趋势。 道依茨CEO弗兰克·希勒博士(Dr.Frank Hiller)表示说：“我们在这样艰难的一年中仍然坚持了战略性增长规划。我们与三一重工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积极发展，以及与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在年末所宣布的发展合作，都表明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未来。我们基本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主要的客户市场应当会表现出改善的趋势。尽管在目前看来，要恢复危机之前的水平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道依茨-三一重工-合资企业有利可图 道依茨和中国最大的建筑机械集团三一重工在2020年一月完成了合资企业 的建立，并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实现盈利。现在这对合作伙伴希望在整个2021年将产量从大约20000台发动机增加到大约40000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它现在就已经符合合资企业的计划产量。此外，该公司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道依茨公司已经在2020年第二季度末将中国的销售目标从5亿欧元增加到了2022年的8亿欧元。 2022年计划在位于长沙的新建工厂里生产75000个发动机，该工厂将在2021年投入使用。这些发动机将会提供给合资公司伙伴三一重工的重卡。 道依茨继续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位于长沙的工厂不是道依茨在中国进行生产的唯一地点。2020年9月，这家来自科隆的公司在北京附近的海港城市天津完成了一座工厂，该工厂同样也是在2021年投入使用。这里已经被道依茨公司当作亚洲市场的生产中心。他们将在这里和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北内公司(BEINEI)共同进行生产。未来，这家科隆公司还将在天津生产用于升降平台、叉车和小建筑机械的发动机。

In Peking soll eine Börse für kleine und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eröffnet werden. "Wir werden die innovationsgetriebene Entwicklung kleiner und mittlerer Unternehmen weiterhin unterstützen, indem w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