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字货币之路

中国的数字货币之路

中国可能将成为第一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大国。其目的是更好地控制流通中的货币并提高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便最终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这将对未来的货币政策运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首席中国经济师王一对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如此表示道。他预测,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将成为官方货币部门引入的第一种数字货币。“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将使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与支付宝或微信等第三方支付网络提供商进行竞争,而后者占中国所有移动支付交易的90%以上。”,普华永道加密货币团队的Galen Law-Kun说道。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就在四大城市测试了数字人民币。该测试也算是为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做准备。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尚未宣布引入数字货币的正式日期。据国际清算银行一月份的一份报告称,20%的中央银行都希望在未来六年中引入自己的数字货币。
Bayern fördert Ansiedlung von Unternehmen aus China

巴伐利亚促进中国公司的进驻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中方监管部门促成大宗交易

中方监管部门促成大宗交易

亚太地区的并购交易在2 0 2 0财年第三季度达到2369亿美元,共计819宗交易,涨势十分乐观。交易量与去年相比上涨了76.3%。2020年的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共达成24 0 6笔并购交易,总交易额为4 9 2 8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宗交易,而这都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导向型转型。仅八笔交易就达到了1243亿美元。其中,第三季度的两大交易之一是中国化工与中化集团的交易。一个1466亿美元规模的能源巨头由此诞生。这笔交易的实现也得归功于中国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自由化。这些改革措施还旨在改善小型非国有油气生产商和贸易商的市场准入环境,同时还促成了国有石油公司将资产转移到新成立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于是,2020年最大的一笔交易便诞生了:中国石油以491亿美元将最重要的管道资产出售给国家管网。石油化工公司中石化也宣布将分别以67亿美元、59亿美元和44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三个油气管道公司股权出售给国家管网。由此,国家管网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国新控股等六个股东手中获得了348亿美元的注资。 www.mergermarket.com
中国与北威州之间的新生命科学桥梁

中国与北威州之间的新生命科学桥梁

根据安永的报告,2019年,德国生命科学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8.7亿欧元,其中仅北威州就占了约42%,员工人数增长了16%,达到33,706名员工,而研究及发展的支出则增长了21%,达到17.9亿欧元。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北威州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很庞大,2019年增至427.3亿欧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北威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200多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业,约占德国所有中国公司的一半。其中包括例如华为(西欧总部)(Huawei),中兴通讯(ZTE),三一重工(SANY Heavy)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此外,来自北威州的2700多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在那里进行投资或开设分公司,这大概占了所有德国在华投资的25%。中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之间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起许多桥梁,就像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那样。 对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多元化支持 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的明确目标是可持续扩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生物技术的实力。为此,它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成为青年科学家的联络点,加强技术转让,扩大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网络,并促进与生命科学公司以及中国对话伙伴的联系。为了促进交流,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组织了各种活动模式,例如 BIO.NRW.red的平台会议,BIO.NRW资助活动,BIO.NRW商业天使大会,MEDICA论坛以及在BIO USA和BIO-Europe的北威州代办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扩大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生命科学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与中国及其生命科学公司牢固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北威州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力推动地区发展。为此,北威州生物产业联盟(BIO.NRW)与北威州生物集群管理公司(BIO Clustermanagement NRW GmbH, 简称BIO CM)合作。2017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将BIO.NRW和BIO CM与合作伙伴国家中国选入了其“前沿集群国际化”的计划中,并资助了“ ChInValue”项目(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链)。该项目成功推动了新的行业合作。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中国生命科学公司之间的代表团频繁互访也促进了商业活动。总的来说,北威州与中国多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十年以上。遵循这一传统,BIO.NRW和BIO CM现在正努力建立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长期并成功的合作。 BIO CM依靠中国员工,他们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和关系直接访问中国网络和信息源。这样,以北威州为基础的中国生命科学公司将获得最佳的业务发展支持。作为服务提供商,BIO CM还在北威州和中国额外组织了商务研讨会,包括在中国主要活动中拥有展位套票的代表团出访,并帮助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公司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支持。BIO CM根据要求为中国和德国公司创建了这样的研究,其中包括北威州的高科技开发研究,市场和技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研究。因此,如果在中国和北威州生命科学领域交流框架内有需要,可以找到很多对话伙伴。 贸易战时期与中美开展安全的业务 2020年10月8日,由BIO.NRW出资的BIO CM第二届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主题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方法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这次在线活动首先是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德国商业杂志Handelsblatt的托斯滕·里克(Torsten Riecke)在他的报告“ 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决斗“中阐明了德国企业的影响。他的论点是:德国公司的经济危机和对中国及美国的依赖性已经随着新冠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在脱钩的背景下,也就是西方公司从中国撤离并点燃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技术战争”之时,里克(Riecke)建议将弹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一张新的好牌。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多达40%希望将来生产更接近其市场的产品。弹性供应链将被放到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中国作为市场仍然毫无争议地保持其重要性,尽管地位已经从合作伙伴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中国进入市场的权利和机会比起中国公司来说仍然更少。中国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仍然极度缺乏透明度,这使得他们挤占或收购竞争对手。 在讲座之后的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泰勒·韦辛(Taylor Wessing)的合伙人托马斯·帕特洛赫博士(Dr....

后台运行中的引擎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Lieferketten-mit-China-nach-Corona-©-tarapatta

对供应链的重新评估

从1月底到3月初,中国工厂相继关闭,3月底开始,欧洲工厂相继关闭,这导致了部分存在了多年的供应链突然中断。很多必要的零件不能再生产。这种生产中断主要出现在密切沟通协作或伙伴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维护的地方。而彼此之间沟通密切的地方,通过购买已生产的零件及其付款使得供应链之间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毕竟,过去几个月的经历是乐观的,伙伴关系重新恢复了增长。供应商应当主动要求代工工厂做出一些让步,例如将付款期限从60天减少到30天,以便增强自己的资金流动性。 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 作为大流行带来的后果,现在必须对已有的供应链,尤其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供应链进行重新审视,因为就算是新冠也不能遏制或逆转全球化进程。仅仅是在“新丝绸之路”项目上就将进一步缩短交货时间和运输路线。同时将会再次加强单个产品和组件在欧洲的采购。在经济生产委员会对250名德国企业领导人和供应链专家进行的调查中,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欧洲以及德国国内的采购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许多中型汽车供应商已经在亚洲开办了工厂,那么,对德国和中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则可以明显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样,如果金属部件或生产图纸中出现的材料变化只存在可忽略的微小差别时,便可以将它们统一标准化。这些中国工厂的产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运到欧洲,反之亦然。但是,汽车制造商为此必须接受他们要“自由操控”两个工厂,并且每个生产这些零件的地点都经过了认证和批准,以便能够为每个OEM工厂提供产品。根据这次大流行的经验,这种额外的灵活性能够在将来得到比过去更多的重视。由于汽车供应商基本上是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因此还得考虑与预防新冠相关的问题,例如“安全库存”以及紧密的沟通,或者像例如博世与宁德时代(CATL)之间基于伙伴关系的合作,乃至合并。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为欧洲、德国和中国之间供应关系提供的法律框架是绝对足够的。目前在美国以及中国部分地区所能看到的封闭,长远看来是供应链和经济的死亡。 经济稳定基金可以增强自有资本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那里大多数工厂又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产量,并且也重新开始盈利。相反,在欧洲供应商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损失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开销有所增加。出于必要并且为了获取现金,有些公司会在个别情况下考虑出售中国子公司。大流行造成的损失会让自有资本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许多中型公司的自有资本已经缩水到了很严峻的程度。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和国家担保可以对此提供急救。类似自有资本的资金,例如经济稳定基金(WSF)提供的资金也同样非常适合相关的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也是这样被稳定下来的。相反,在建立新的供应链时,经典银行融资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因为银行法规使融资决策变得极为繁琐。通过像公司债券这样不涉及银行的融资也将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汽车供应商施洛特集团(Schlote)或者Neue Zahnradwerke Leipzig公司几年前所成功发行的公司债券。这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公司债券筹集的部分资金来将其作为供应商的业务扩大到未来的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领域。 将交付安全性作为评级的一部分 目前,交付安全性对公司的评级会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将来会进一步增加。交货量下降对公司的价值和信誉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已发行债券的公司应当在季度报告中不断更新其供应链当前的情况,从而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总结 目前能感觉到在中国开设新工厂的意愿在大幅下降。由于在中国建立工厂的主要动机仍然是整个亚洲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汽车市场和相关的供应链最迟将在来年得到复苏。为此,必须对供应链进行重新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对于零部件的认证和许可进行统一标准化,例如 通过中国和德国工厂的双重许可,可以获得必要的灵活性,而这不仅仅是在新冠时期才需要。
Poggenpohl geht an Jomoo Group

博德宝(Poggenpohl):中国抢先英国奢侈品牌

博德宝(Poggenpohl)厨具制造商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惊人转折:在新冠大流行中不得不申请破产的奢侈品牌,被中国公司收入囊中。2020年6月中旬,破产管理人曼努埃尔·萨克(Manuel Sack)向英国高档厨房服务提供商Lux Group和德国家族企业Wolf提出收购要求。他表示:“最终,这笔交易没有实现。” 但是并未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这家拥有125年历史来自黑尔福德(Herford)的中型公司现在属于来自厦门的卫浴及厨具制造商九牧(Jomoo)。 举世闻名的成套厨房 博德宝(Poggenpohl)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家具品牌之一。沃尔特·路德维希(Walter Ludewig)在1940年至1987年以个人责任合伙人的身份管理公司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50年起,他开始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推广成套厨房,这和厨房系列生产系统的名字一致。1987年路德维希(Ludewig)将公司出售后,所有权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由于大流行期间订单和销售量大幅下降,该公司不得不在2020年4月申请破产。 从浴室用品到厨房家具 九牧(Jomoo)的总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厦门市。该集团为完全的私有集团,专注于浴室和厨房用品,相关金属制品,橱柜和家具的制造及销售。年营业额的5%用于研发。该集团在中国所有主要地区都设有生产设施,在全球拥有超过14,500名员工,并在2019年中获得了17亿欧元的年销售额。 在四大洲开设代理 如今,这家大型集团已在中国所有地区和城市拥有5,000家经销商和4000多家商店以及展示厅所构成的全国性网络。在国际上,九牧(Jomoo)的代表遍布48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北美地区还覆盖了欧洲,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三年前,九牧(Jomoo)在慕尼黑开设了欧洲运营中心。 高端细分市场的差距 对于中国人所持的长期、可持续市场及产品策略来说,覆盖顶级和高端细分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与一个公认的并代表高质量及著名设计声誉的品牌合作。” 九牧(Jomoo)德国总经理林晓伟解释说, “或者一个能获得这些优势的非常受欢迎的品牌。”理想情况下,这样一个品牌应该闻名全球,具有悠久的传统,并享有精湛工艺的良好声誉。林很高兴的说:“博德宝(Poggenpohl)符合所有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这家中型公司非常适合我们在厨房和浴室家具方面的发展战略。”  项目业务中的新机会 博德宝(Poggenpohl)的经理估计,德国厨柜专家和亚洲卫浴专家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将为自己的公司带来新的业务领域,例如在国际项目业务上。前总经理格诺特·曼格(Gernot Mang)离职前曾说:“厨房和浴室领域之间可能会产生有趣的协同效应,因为我们能够向将来的项目开发商为两个空间提供出自同一个设计师的设计。” 同时,博德宝(Poggenpohl)将打入豪华厨房领域,这样也将增加在黑尔福德(Herford)生产的厨房数量。 大多数员工可以留下 九牧(Jomoo)承诺将留下在黑尔福德(Herford)的总部,并将接收大部分以前的员工。但是,有些员工必须离开公司:除了前任总经理格诺特·曼格(Gernot Mang)之外,还有9名员工在金融投资商Adcuram接管公司后获得管理职位。 “这些人员变动意味着该公司在长期增长战略方面处于最佳位置,” 林这样解释说。这家高端厨柜制造商目前的雇员为270人。 欧洲和海外的增长计划 这家总部位于赫尔福德的公司将在中国公司旗下继续专注于产品设计和创新。“博德宝将继续是以黑尔福德(Herford)为生产总部的德国厨房品牌,它代表着精致的、现代的设计以及高标准的品质与可靠性。”新上任的总经理拉尔夫·马洛恩(Ralf Marohn)肯定地说, “我们的客户可以对高标准的品牌承诺绝对信赖。”新投资的重点之一将公司规模扩展到欧洲大陆的国家和区域海外市场,例如美国,中国,印度和中东。此外还计划进一步扩展现有分支机构和经销商网络,以此来维持产品以及B2B客户服务的高品质。 前景 在最后一秒钟,九牧(Jomoo)阻止了英国高档厨房供应商Lux的收购,并自己合并了博德宝(Poggenpohl)。这个例子再次表明了,中国人对享有盛誉的国际知名品牌非常着迷,不管他们的生产利润如何,也不管要为此付出多少钱。众所周知,中国公司的一大优势就是对非常好的产品按需求量调整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博德宝(Poggenpohl)必须在将来降低其厨房的制造成本以便能够立足于新的世界市场的原因。              
Vertrauen China Deutschland

疫情之下,更显“信任”之重

面对疫情危机,信任是管理层及其团队彼此良好合作的基础。全球新冠大流行危机下,企业如何建立信任机制,保障业务稳定运行,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因疫情及相应防疫措施的影响,企业如何跨国招聘本地员工和外派专家成为中德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德国管理层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下属员工进行面对面交流。他们认为仅仅通过候选人远程线上云面试的表现,即电话或者视频面试,不足以决定该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入职。针对企业高管或经理人、专家职位,德国公司仍旧坚持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现场面试; 相比之下中资企业针对同等职位的招聘决策则更灵活机动、更果断。疫情危机下中德企业如何招聘和培训管理岗人才,基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相关行业经验, 企业内外信任挑战可通过以下五个策略解决。 运营成效和信息透明度是信任的前提 建立及扩大信任需要两个要素。 第一:公平竞争,提升运营成效。以绩效考核为尺度,建立公平考核机制,增强团队竞争意识,从而提升提升运营成效。例如,通过团队或部门之间的商业创意竞争,借由平等的考核制度统一评判(绩效考评审核委员会)。相较于于德国,中国的教育系统更侧重于针对学生的 “强记忆式“的知识传递,而不倾向于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竞争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对于解决危机下企业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员工即使在七千公里以外,也能够理解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员工应该清楚了解工作内容的三个「W」原则(三问:Warum为什么,Wie怎么做,Was做什么)。特别是中国员工在这里需要针对工作内容,获得相对更清晰、更全面的结构。因为他们在工作时会因为不了解整体项目框架,往往会针对项目细节进行主管判断,进行更多的微观调整(micro-management)。在这一点上德国本地的招聘管理人员在领导来自中国的员工时需要尤其注意。此外信息透明度在与中资业务相关的招聘过程中非常重要。相较德国公司中资企业参与人才就职过程的决策者要更多。在德国的中小企业,高管人才的招聘有时仅由常务董事或者公司所有者一次性决定。 企业氛围的安全性是员工信任的基石 在危机情况下,企业氛围和企业环境的安全是企业发展的重心。关于如何提供安全的企业氛围,中德员工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举例而言,针对负面信息中国员工和德国同僚相比时常会表现得更加负面。必要时中国员工会更早或提前表达离职意愿。因此疫情危机期间相比德国而言,中方员工如何表述和传递负面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一种透明、乐观和前瞻性的沟通方式更为重要。 “人”始终是信任的核心 如果管理岗候选人符合相应职位要求,德国公司通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招聘过程。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招聘经理级别或高管的职位过程中,由于双方在信任构建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招聘过程所花的时间则比德国公司多很多。 这样耗时较长的多轮招聘过程对于德国的候选人来说通常是比较少见的。中资企业在德国的高管或管理岗位候选人招聘的过程中,需要提早构建信任体系,尽早让相关职位候选人与中方员工团队接触。 当前新冠危机下,德国当地的经理人在远程领导中国团队的时候,需要考虑中国当地的具体情况,例如如何与中国当地员工更紧密,更乐观地沟通? (在新冠疫情阴影下,人们应适当地询问员工父母健康及其亲属的状况)。员工和他的亲属有什么担忧?新冠疫情中员工个人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等。在中国个人受“单位”原则的指导,管理层作为“一家之主”式的人物,全面把控员工相关事宜。关于远程线上员工管理,经理人则需增加与中国员工交流的频率,灵活使用中国本地的远程沟通渠道,诸如微信等。 协作共赢是信任的目标 与德国的流行企业情境文化相反,中国员工团队更习惯于私下一起做很多事情。为了构建其乐融融的团队氛围,同事聚餐,团建活动和参与公司年会表演几乎是强制性活动。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工作或者领导中国团队的德国经理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中国团队更倾向于通过一个快速的集体式成功来激发团队士气。相比德国团队集体庆祝项目成功能够更明显激发中国团队的积极情绪。团队成员能够更有归属感;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 (比如周末主动加班)。而线上视频,如虚拟云庆祝则很难达到类似的员工激励效果。 对未来关键问题的研判决定信任可否持续 新冠疫情危机情境下,企业想要谋求发展必须以客户为导向。 与疫情前相比,我们的客户当下更需要什么?哪些行业领域将不再重要? 在危机期间如何激发在华德企的本地员工的创新性?都是涉及企业信任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后针对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中德企业运营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中德两地团队发展创新驱动技术的密封技术的经验;云平台不断涌现,为全球形式变化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当下疫情隔离期间,中德两国项目合作参与者已通过微软的Zoom和Teams或微信已进行了五个月以上的接触。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表明德国公司也可以通过线上云技术手段,促进必要的工作创新提高工作效率。 结语 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危机时期,企业内外信任的构建与维系是企业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中德双方团队推动企业前进发展的温床。前文提及的五个中心要素,即运营绩效和信息透明,企业氛围安全,“人”的因素,合作共赢和针对未来的展望,需要企业管理层人员针对中德两国人文差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适当采用。企业管理层将该五大要素合理实践,针对性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有望摆脱因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招聘危机。
Vertragsschutz China Deutschland Covid-19

新冠疫情期中德并购交易中的合同保护机制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很多公司并购的交易双方造成了打击。受疫情影响,对标的公司的估值及相关收购价格对买方而言可能不再合理。鉴于中德间并购交易多为中国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对于已签约的交易,投资者需要关注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寻求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或能够行使其他合同权利(如合同解除权)以保护自身利益。而有计划在德并购的中国投资者也应注意,未来哪些合同条款在中德并购交易中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调整 通常,公司收购协议会排除适用法定条款。因此,是否可以在签约后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主要取决于合同约定。如果并购协议中已经约定收购价格调整机制——通常通过约定所谓的交割账户——则卖方一般需承担标的公司在交割前财务状况恶化的风险。对投资者而言,若标的公司在交割前财务情况因新冠疫情受到不利影响,则上述机制可以对收购价格作出对其有利的调整。不过,一般情况下,作为最终收购价格计算基础一部分,投资者对标的公司商业发展机会的判断和商业预期并不能通过交割账户进行调整。在此前的并购交易实践中,德国卖方大多会要求固定收购价格,中国投资者在签约后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的空间很小。新冠疫情的出现可能改变这一交易实践。目前,已经可以在市场中观察到,中国买方使用交割账户条款的意愿更强烈。 未能满足交割条件 除调整收购价格外,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投资者何时可以解除整个收购协议。一种可能是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无法满足。若交割条件中包含取得政府批准(如反垄断许可或外商投资审查许可)或中国投资者公司内部决议批准,则未能获得该项批准可能导致相关交割条件无法满足。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交易完成最后期限日”,则一个或多个成交条件截至该日期仍未满足时,买方(或双方)可解除合同。 援引重大不利变化条款解除合同 最近几个月,所谓的 "MAC"(重大不利变化)条款被广泛讨论。并购协议中的这一规定使买方(或双方)在交易的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有机会在签约后和交割前解除合同。尽管此前在欧洲大陆公司并购协议中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很少见,现在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协议中加入该条款。从买方角度看,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应尽可能设置得宽泛和全面一些,既包括整体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包括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但在拟定条款时应注意,中国买方能否成功地援引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取决于相关连结点及其影响的设定是否足够宽泛,同时又能被具体证明。仅仅提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并不足以成为合同解除理由,也不能自动被解释为包含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适用范围内。不过,预计这类条款在今后中德并购交易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违反卖方陈述与保证 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可能影响卖方针对目标公司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例如,一般情况下,标的公司不存在申请破产的理由属于卖方基本保证,在交割时这项保证仍需成立。如果在此期间标的公司因疫情出现财务困难,不能排除潜在破产风险,则根据协议条款具体规定,卖方违反相关陈述与保证可能导致(事实上)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或成为买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中国投资者可能寻求将这类违反卖方陈述与保证的情形作为(调整收购价格的)谈判砝码。 违反“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条款 若交易从签约到交割相隔时间较长,则买方一般会要求卖方保证在这段时间内标的公司管理得当,且管理措施在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但近几个月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许多企业被迫采取了非常措施,如临时关闭工厂、大范围采取短期工作制,乃至申请国家补贴等。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违反并购协议规定的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条款、此类违约是否可以构成买方解除合同的理由,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判断。未来,对此类条款的谈判将变得更加重要,以确保一方面卖方仍可针对突发危机采取合理措施,另一方面买方在该条款下获得足够保护免受异常变化的影响。 总结 除非已经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权或收购价格调整机制,现有的公司收购协议中的条款无法为中国买方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提供更多谈判砝码。不过,这在事实上并不能阻止投资者寻求重新谈判。对此,德国卖方应有所准备。未来,预计中国投资者可能会要求在并购协议中加入重大不利变化条款等在此前的交易中较少使用的合同条款。
第一批欧宝:吕塞尔斯海姆的老爷车也十分吸引中国参观者; 照片:© "Drei gewinnt"

“反响使我们不知所措”

三方共赢是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劳恩海姆(Raunheim)和凯尔斯特巴赫(Kelsterbach)三个城市为打造共同的充满前景的商业圈和生活区而进行的联合。三方共赢的事务主任毕安妮(Anja Warnecke-Bi)十分清楚,如何在新冠时代创造这些地方和中方公司之间的全新凝聚力和双赢局面。 采访记者Georg von Stein 中德投资平台:新冠疫情对三方共赢有 何影响? 毕安妮:好的合作伙伴在紧急情况下会抱 团取暖。位于劳恩海姆的中德创新中心和 三方共赢的发展协会早在二月份就向内 江、成都和重庆运送了医疗防护用品。然 后,我们也在劳恩海姆得到了中方的支持。 吉利创始人李书福的基金会向该市捐赠了 六位数欧元的医疗用品,例如防护口罩、 防护眼镜、防护手套或防护服。这帮助了诊 所、老年人机构或救援人员,并通过当地药 房也直接帮助了市民。吉利才在2018年驻 扎在了劳恩海姆,如今却已与劳恩海姆市 保持着密切关系。 新冠疫情是否促进了与中国 及中国合作 伙伴建立新的数字关系? 对的。例如,我们现在通过在线模式更加 集中地展示这三个城市。我们在四月份的 时候通过在线研讨会用中文告知了中国公 司代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新冠应急援 助计划。100多个注册的反响使我们不知所 措。我们正计划在九月再举办一场类似的 在线研讨会,其中将包含许多基本信息:从...
Konsumverhalten in China

第一波新冠疫情之后的消费行为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调查了COVID-19疫情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消费者行为和计划。 在中国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推迟或者甚至取消购买昂贵物品的计划,例如珠宝,汽车,建房或翻修房屋等,现在更倾向于小的额购买计划。在疫情爆发前有购车计划的中国受访者中,50%都表示他们不会在2020年购买汽车。59%的人在购买珠宝的计划中也持有相同观点。相比之下,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推迟或取消了购买护肤产品的计划。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支出将少于之前的计划。 但是,价格和价值对于受访者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在计划购买小型家用电器的受访者中,将“多功能”作为左右购买决定的三个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比例增加了10%,该比例是将低价作为重要因素所占比例的四倍。这些结论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某些消费者群体在封锁和限制条件放松后又再次增加了支出。同时,不愉快和内疚感被认为是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三分之一的中国手机购买者也因此不愿购买手机。 www.mckinsey.com
Mittelstand und KMU "Made in China"

中型企业“中国制造”

煎香肠,幼儿园和中型企业有什么共同点? 这三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词:典型的德国出口热门词,而这些词很早就已进入其他语言和文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有很多自1978年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成立的许多中小型企业(KMU)。如今,中国估计有380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代表了60%的GDP,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力。 这些数字,跟我们在德国见过的类似,导致了针对中国创业人群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量的增加。它们如何促进创新和增长,与西方同行有何不同?在德国的实践经验中,通过职能划分和监督机构建立相互控制的体系越来越多,而典型的中国公司则由“老板”领导。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alter Boss(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和董事总经理。 轶事案例研究或顾问喜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最近由著名的西班牙IE大学中国中心进行的比较得出结论,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跟年龄,过去的经历以及领导风格相关的相似性。甚至倦怠率也差不多。与全球化和国际经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最突出的差异是,中国女企业家所占比例明显更高。这证实了其他的研究,并且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比较中相当高的女性劳动力比例有关。还有实施至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中国父母通常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这就有了以下的成功:全球约70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女富翁中,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IE研究数据还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欧洲企业家,虽然不多,但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还不说德国中型公司的员工每个工作日要消耗4.2杯咖啡。儒家的职业道德似乎比定期摄入咖啡因更有效。“996”是许多中国公司的常见做法:员工应每周六天从上午9:00到晚上9:00在办公室工作,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这种工作文化的支持者。 创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除了这些统计上可测量的差异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特性。创业是一个依赖路径的取决于历史条件的进化过程。战后经济奇迹就是这样塑造了德国中型企业的形象。谦虚,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和聪明才智等优势对当时环境下企业家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工作又非常注重细节的钻研者,大多扎根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奠定了当今许多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基础。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相对于技术工程技能来说首先要求的是实践技能。企业家必须能够灵活地做出反应并迅速做出决定。这也是有历史现实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地震般的巨大改变——19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改革。这个时期给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而且,它们也推动了整个社会适用这些变化。 改革从一开始就逐渐进行着,没有蓝图或时间表。这种实验性的创新方法总是被拿来与逐渐穿越一条宽阔的河道进行比较。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设计好这个目的的整体计划。其中大部分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家的行为。问题在于要同时关注多个项目并迅速抓住机会。通常有一个获胜的道德准则以及赢家的道德准则,即聪明的商人可以利用非常大量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输家对此刚好不够机警或没法聪明到察觉风险。 不断的寻找 灵活性和即兴创作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这与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的观点一致,他将企业家描述为一个不断寻找获利机会的人,并对此创造了“警觉”(“alertness”)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活力可能是与德国中型企业最大的不同。如果说德国众多公司的特点是非常深入地钻研特殊专长,归纳一下就是“螺丝钉之王”,那么中国企业家很少在经济领域有专研,而是不分行业地寻找好的商机。企业集团因此分布广泛,而根据定义在细分领域表现突出的隐形冠军则很少。2014年至2016年,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中国清点了68位这样的未知市场领导者。作为比较:在德国有1,307位。 但是,不要将不断寻求新的商机与缺乏总体战略相混淆。与中国国民经济的转型过程类似,果断的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意愿,这些都是务实的实验性方法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层面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交易速度通常比较快,但缓慢建立深刻持久的信任关系更受到高度重视 确实,“关系”,这种以不言而喻的承诺与交流规则为特征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仍然是每个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有弹性的关系网是能促进公司的成功。IE 大学的最新论文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 ,并不是没有指出,这与西方文化的共性相比,差异并不大。 在政治网络中 当然,德国的中型公司也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有些业务是没法做的。 然而,中国的关系网络是社会体系所固有的,并且显然更具政治性。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体制上的差距。信息不是免费提供的,资源通常是不可访问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企业家依靠他们的人脉网络这样的非正式机构来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政治交往起着跟预想一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成功的公司都与政党的决策以及供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中小企业司对中国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二分之一的中国B2B初创企业中都有一个团队成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与那些对政治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公司不同,国家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供给资金方面到现在仍然只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型公司也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资金,所以融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私下的人际网络进行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私人捐助者都对“老板”施加巨大影响和压力。虽然政党和公司的投资者很少参加谈判,但是,他们无需坐在谈判桌旁就可以支持合作或交易,或者让其无法成行。本质上,“老板”是中国公司内部对于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来说几乎是一个专制的决策者,而对于政治和融资利益相关者来说,他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完全看不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私营企业家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典型的德国中型公司中出现的时代的交替发展,新的数字产业的出现,女性高管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不同看法一样,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跟德国企业类似的后续主题。据估计,未来几年将有300万以上的中国企业家退休。但中国现在正好需要他的企业家们。经济成功故事的延续越来越依赖于内源性创新,但这只有在私营企业家愿意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 难怪中国政府正在日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例子是2 018年生效的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 企业家思想被表现为艰苦的工作,追求卓越,工艺,创新和社会责任。听起来真的很像“德国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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