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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危机，信任是管理层及其团队彼此良好合作的基础。全球新冠大流行危机下，企业如何建立信任机制，保障业务稳定运行，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因疫情及相应防疫措施的影响，企业如何跨国招聘本地员工和外派专家成为中德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德国管理层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下属员工进行面对面交流。他们认为仅仅通过候选人远程线上云面试的表现，即电话或者视频面试，不足以决定该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入职。针对企业高管或经理人、专家职位，德国公司仍旧坚持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现场面试； 相比之下中资企业针对同等职位的招聘决策则更灵活机动、更果断。疫情危机下中德企业如何招聘和培训管理岗人才，基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相关行业经验， 企业内外信任挑战可通过以下五个策略解决。 运营成效和信息透明度是信任的前提 建立及扩大信任需要两个要素。 第一：公平竞争，提升运营成效。以绩效考核为尺度，建立公平考核机制，增强团队竞争意识，从而提升提升运营成效。例如，通过团队或部门之间的商业创意竞争，借由平等的考核制度统一评判（绩效考评审核委员会）。相较于于德国，中国的教育系统更侧重于针对学生的 “强记忆式“的知识传递，而不倾向于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竞争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对于解决危机下企业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员工即使在七千公里以外，也能够理解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员工应该清楚了解工作内容的三个「W」原则（三问：Warum为什么，Wie怎么做，Was做什么）。特别是中国员工在这里需要针对工作内容，获得相对更清晰、更全面的结构。因为他们在工作时会因为不了解整体项目框架，往往会针对项目细节进行主管判断，进行更多的微观调整（micro-management）。在这一点上德国本地的招聘管理人员在领导来自中国的员工时需要尤其注意。此外信息透明度在与中资业务相关的招聘过程中非常重要。相较德国公司中资企业参与人才就职过程的决策者要更多。在德国的中小企业，高管人才的招聘有时仅由常务董事或者公司所有者一次性决定。 企业氛围的安全性是员工信任的基石 在危机情况下，企业氛围和企业环境的安全是企业发展的重心。关于如何提供安全的企业氛围，中德员工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举例而言，针对负面信息中国员工和德国同僚相比时常会表现得更加负面。必要时中国员工会更早或提前表达离职意愿。因此疫情危机期间相比德国而言，中方员工如何表述和传递负面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一种透明、乐观和前瞻性的沟通方式更为重要。 “人”始终是信任的核心 如果管理岗候选人符合相应职位要求，德国公司通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招聘过程。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招聘经理级别或高管的职位过程中，由于双方在信任构建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招聘过程所花的时间则比德国公司多很多。 这样耗时较长的多轮招聘过程对于德国的候选人来说通常是比较少见的。中资企业在德国的高管或管理岗位候选人招聘的过程中，需要提早构建信任体系，尽早让相关职位候选人与中方员工团队接触。 当前新冠危机下，德国当地的经理人在远程领导中国团队的时候，需要考虑中国当地的具体情况，例如如何与中国当地员工更紧密，更乐观地沟通？ （在新冠疫情阴影下，人们应适当地询问员工父母健康及其亲属的状况）。员工和他的亲属有什么担忧？新冠疫情中员工个人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等。在中国个人受“单位”原则的指导，管理层作为“一家之主”式的人物，全面把控员工相关事宜。关于远程线上员工管理，经理人则需增加与中国员工交流的频率，灵活使用中国本地的远程沟通渠道，诸如微信等。 协作共赢是信任的目标 与德国的流行企业情境文化相反，中国员工团队更习惯于私下一起做很多事情。为了构建其乐融融的团队氛围，同事聚餐，团建活动和参与公司年会表演几乎是强制性活动。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工作或者领导中国团队的德国经理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中国团队更倾向于通过一个快速的集体式成功来激发团队士气。相比德国团队集体庆祝项目成功能够更明显激发中国团队的积极情绪。团队成员能够更有归属感；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 （比如周末主动加班）。而线上视频，如虚拟云庆祝则很难达到类似的员工激励效果。 对未来关键问题的研判决定信任可否持续 新冠疫情危机情境下，企业想要谋求发展必须以客户为导向。 与疫情前相比，我们的客户当下更需要什么？哪些行业领域将不再重要？ 在危机期间如何激发在华德企的本地员工的创新性？都是涉及企业信任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后针对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中德企业运营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中德两地团队发展创新驱动技术的密封技术的经验；云平台不断涌现，为全球形式变化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当下疫情隔离期间，中德两国项目合作参与者已通过微软的Zoom和Teams或微信已进行了五个月以上的接触。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表明德国公司也可以通过线上云技术手段，促进必要的工作创新提高工作效率。 结语 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危机时期，企业内外信任的构建与维系是企业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中德双方团队推动企业前进发展的温床。前文提及的五个中心要素，即运营绩效和信息透明，企业氛围安全，“人”的因素，合作共赢和针对未来的展望，需要企业管理层人员针对中德两国人文差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适当采用。企业管理层将该五大要素合理实践，针对性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有望摆脱因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招聘危机。

中国出色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物质主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所显现出的另一面是操纵，投机以及巨大的灰色资本市场。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是否合适遏制住经济成功的黑暗面呢？ Wirecard公司的丑闻在2020年震撼了德国金融市场，而且还在持续发酵。前董事扬·马萨莱克(Jan Marsalek)作为至少19亿欧元财务造假案的主要嫌疑人自去年六月以来已在逃。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让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仅在试点阶段就有1750万次机票订票请求和550万次铁路长途票预订因其过低社会信用值被拒绝。 当然， 让金融犯罪分子更难逃脱，并不是中国政府在2014年采用数据化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动机。在经济层面上，除了不可否认的控制因素外，还有试图解决许多个体行为者之间在家庭和关系等小圈子之外社会信任度过低的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公平并可预见的经济环境。原本计划于2020年强制实施的该信用体系由于新冠而被推迟，但综合系统提供的透明度使其难以操纵单个数字甚至整个资产负债表--就像Wirecard一案的情况。 三重簿记和获利的道德 目前，很多中国的公司实际上通常都有三本账簿：一本是给银行和投资者看的，一本是给税务局看的，还有一本是给老板看的，这里意思是“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以及总经理。在一起非常严重的丑闻中，一间公司从上市到欺诈曝光整整八年的时间都是在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里，甚至还为虚拟的收益缴纳了“真实”的税。 诸如此类的案例是中国在30年飞速发展中出现的获利道德所导致的：聪明的商人可以为了取得成功不折手段。失败者只是不够聪明，没能认识到风险。精明的投机商几乎可以一夜致富，而朋友和熟人则会注意到并加以模仿。因此，公司的库存现金没有安全的投资形式，而是经常流入灰色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最典型的投机目标是房地产和股票。预期的利润率通常明显超过20%年利率，甚至经常会出现投资成倍增长。 如果有机会投资地产、酒店或者有前景的上市公司，那诱惑还是大到足以忽视灰色市场的高利率而将钱借出去。许多公司会因为预期的高利润率而逐步改变商业模式，通常以老板的个人投资开始。在2005年到2010年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时期）大约有40个上市公司从他们最初的主营业务转入了房地产行业。 灰色资本市场的高压 只要交易是有利的，那任何参与者都不会有损失。相反，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原则上债权人可以在每年春节要求偿还贷款，然而，每年的还款威胁还是使得中国的灰色资本市场变得很脆弱。债务人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筹资，如果没有别的选择，那资产将会以低廉的价格被出售。年复一年，这在灰色资本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现金或者流动资金会突然变得更有价值。 在2012到2013年间，中国发展速度自千年之交以来第一次下滑到8%以下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房产价格停滞不前，二线城市甚至轻微下滑。资本市场也暂时失去了曾经让人欣喜的利润。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内地不允许新股上市。从外表上看起来完全没有崩溃或泡沫破灭的迹象，但是却严重打击了灰色资本市场，从而影响到了投机商。 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最重要的潜在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对获取信贷途径的改善。最理想的情况下，成长型公司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长期的为自己融资，每年的再融资压力会减小或者完全消除。由于还将会评估产品质量、环境保护或社会标准等因素，所以，特别是对于创新型公司来说，理论上甚至会获得超额好处。 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这些公司为榜样 由于私人投机交易首次出现在了公司环境中，因此投资者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如果他们不担心公司资金被挪用于私人交易，那么投资意愿就会增加。如果银行、股东和税务机关首先关注社会信用评分，那公司自己的簿记则对于不同的接收人来说都是无效的。当然，这些数据是可以被操纵的，但很少有公司会冒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风险。 通过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政府正试图将易贝(Ebay)、亚马逊(Amazon)、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这些企业的成功模式放在国家层面上来实施。这些平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数据的评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交易所必须的信任。与亚马逊相对应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参与建立评级系统也并非偶然。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可持续的社会资本只能通过自愿行为来创建，但是如果规则透明并不受歧视地发挥作用，那新系统将有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条件。 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的违规行为被发现或预防，人际关系和制度信任得到加强。 最糟糕的情况是，操纵从运营层面转移到系统层面，社会资本遭到破坏。不管是哪种情况，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将对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公司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文摘录自斯普林格·加布勒(Springer Gabler)在2020年出版的《Social Credit Rating: Reputation und Vertrauen beurteilen》纲要中的一篇专业文献。(ISBN: 978-3658296520)

您随即便可在新一期的电子杂志中阅读所有当前文章： 在本次的封面故事《买家时刻》中，我们分析了令人担忧的收购潮并未出现的原因。 其一，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托马斯·魏德利希（Thomas Weidlich）深入分析新法规，并列举了制定日益宽松，注释却越发严格的法规对德国经济的后果。 相反，收购中国公司的法规依旧未变。如果您作为中国集团的德国子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收购公司，那么您必须了解如何获得帮助：特思通集团收购安徽中鼎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中国的人事状况就有其特殊之处。邱少荣和克里斯蒂娜·霍巴赫（Kristine Horbach）在他们的文章《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中提到了需要对此多加留意的地方。此外，塞巴斯蒂安·温德克（Sebastian Wiendieck）还补充了在新冠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权的相关知识。 隐藏在当前危机的一个机会很有可能是更快地转型成现代在线交流模式。在专家访谈中，总编辑Georg von Stein与中国专家们就新冠危机中的商业交流进行了探讨。 即使与新冠肺炎无关也始终最前沿的话题：并购后重组。德国破产法在此处为中国投资者埋下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陷阱。倪思昊博士（Nils Krause）和Mirjam Rüve博士将告诉您在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 愿您读有所享，品有所悟！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店中轻松订购或订阅您的个人杂志。

博德宝(Poggenpohl)厨具制造商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惊人转折：在新冠大流行中不得不申请破产的奢侈品牌，被中国公司收入囊中。2020年6月中旬，破产管理人曼努埃尔·萨克（Manuel Sack）向英国高档厨房服务提供商Lux Group和德国家族企业Wolf提出收购要求。他表示：“最终，这笔交易没有实现。” 但是并未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这家拥有125年历史来自黑尔福德(Herford)的中型公司现在属于来自厦门的卫浴及厨具制造商九牧(Jomoo)。 举世闻名的成套厨房 博德宝(Poggenpohl)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家具品牌之一。沃尔特·路德维希（Walter Ludewig）在1940年至1987年以个人责任合伙人的身份管理公司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50年起，他开始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推广成套厨房，这和厨房系列生产系统的名字一致。1987年路德维希（Ludewig）将公司出售后，所有权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由于大流行期间订单和销售量大幅下降，该公司不得不在2020年4月申请破产。 从浴室用品到厨房家具 九牧(Jomoo)的总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厦门市。该集团为完全的私有集团，专注于浴室和厨房用品，相关金属制品，橱柜和家具的制造及销售。年营业额的5％用于研发。该集团在中国所有主要地区都设有生产设施，在全球拥有超过14,500名员工，并在2019年中获得了17亿欧元的年销售额。 在四大洲开设代理 如今，这家大型集团已在中国所有地区和城市拥有5,000家经销商和4000多家商店以及展示厅所构成的全国性网络。在国际上，九牧(Jomoo)的代表遍布48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北美地区还覆盖了欧洲，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三年前，九牧（Jomoo）在慕尼黑开设了欧洲运营中心。 高端细分市场的差距 对于中国人所持的长期、可持续市场及产品策略来说，覆盖顶级和高端细分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与一个公认的并代表高质量及著名设计声誉的品牌合作。” 九牧(Jomoo)德国总经理林晓伟解释说, “或者一个能获得这些优势的非常受欢迎的品牌。”理想情况下，这样一个品牌应该闻名全球，具有悠久的传统，并享有精湛工艺的良好声誉。林很高兴的说：“博德宝(Poggenpohl)符合所有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这家中型公司非常适合我们在厨房和浴室家具方面的发展战略。”  项目业务中的新机会 博德宝(Poggenpohl)的经理估计，德国厨柜专家和亚洲卫浴专家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将为自己的公司带来新的业务领域，例如在国际项目业务上。前总经理格诺特·曼格(Gernot Mang)离职前曾说：“厨房和浴室领域之间可能会产生有趣的协同效应，因为我们能够向将来的项目开发商为两个空间提供出自同一个设计师的设计。” 同时，博德宝(Poggenpohl)将打入豪华厨房领域，这样也将增加在黑尔福德(Herford)生产的厨房数量。 大多数员工可以留下 九牧(Jomoo)承诺将留下在黑尔福德(Herford)的总部，并将接收大部分以前的员工。但是，有些员工必须离开公司：除了前任总经理格诺特·曼格(Gernot Mang)之外，还有9名员工在金融投资商Adcuram接管公司后获得管理职位。 “这些人员变动意味着该公司在长期增长战略方面处于最佳位置，” 林这样解释说。这家高端厨柜制造商目前的雇员为270人。 欧洲和海外的增长计划 这家总部位于赫尔福德的公司将在中国公司旗下继续专注于产品设计和创新。“博德宝将继续是以黑尔福德（Herford）为生产总部的德国厨房品牌，它代表着精致的、现代的设计以及高标准的品质与可靠性。”新上任的总经理拉尔夫·马洛恩（Ralf Marohn）肯定地说， “我们的客户可以对高标准的品牌承诺绝对信赖。”新投资的重点之一将公司规模扩展到欧洲大陆的国家和区域海外市场，例如美国，中国，印度和中东。此外还计划进一步扩展现有分支机构和经销商网络，以此来维持产品以及B2B客户服务的高品质。 前景 在最后一秒钟，九牧(Jomoo)阻止了英国高档厨房供应商Lux的收购，并自己合并了博德宝(Poggenpohl)。这个例子再次表明了，中国人对享有盛誉的国际知名品牌非常着迷，不管他们的生产利润如何，也不管要为此付出多少钱。众所周知，中国公司的一大优势就是对非常好的产品按需求量调整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博德宝(Poggenpohl)必须在将来降低其厨房的制造成本以便能够立足于新的世界市场的原因。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法》”）于2020年12月1日生效。该法已于2020年10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通过。《出口管制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针对出口管制出台的全面法律规则——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重大影响。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两用”（如密码技术或人工智能领域产品）或“核”领域的各类物项及诸如生物或化学物项的出口管制，以及对有关物项清单均有所规定。新《出口管制法》现将出口管制并入一部法律，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其范围，并强化了管制与实施机关的地位。建议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深入考察自身作为中国出口管制物项的出口商、进口商或最终用户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必要调整。 涵盖的出口业务 该法不仅规定了从中国境内出口相关物项，其还包括向外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供应这些物项，以及这些物项的过境、转运和再出口。同时，只有在出口商事先获得相应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出口管制物项的出口业务才被允许进行。作为出口许可申请的一部分，出口商等有义务提交关于受管制物项的预期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文件。 出口管制物项 出口管制物项首先是指所有属于《出口管制法》第2条所列类别之一的物项（包括技术资料和其他数据）。除军事、核和“两用物项”（既用于民事，又用于军事）等外，还包括所有“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货物、技术和服务。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给了主管机关很大的裁量权。由于《出口管制法》本身未就所提及的物项清单作出（除一般定义以外）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如果公司想在具体的出口交易中评估是否遵守了《出口管制法》的规定，遇到的情况则更加复杂。特别是，该法并未对参见的出口管制物项目录作出具体规定。 相反，《出口管制法》第4条笼统地提及出口管制物项清单和目录。对于《出口管制法》生效后特定物项的出口管制规定（如针对两用物项）是否会继续适用，以及《出口管制法》和现有的特定物项出口管制清单是否重合的问题，只有主管机关的应用实践和公布的实施细则才能予以明确。但是，或许可以认为，至少在过渡时期，此前针对个别出口管制物项目录的特别规定仍会继续适用，而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复杂性。 根据《出口管制法》第12条，除《出口管制法》第2条界定的普遍受出口管制的物项外，根据《出口管制法》第9条的规定仅受临时出口管制的物项（不超过两年）也需获得出口许可（例如为实施针对特定国家的禁运）。更让公司头痛的是《出口管制法》第12条的额外规定，根据该条，出口商知道或应当知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物项，也应当视为出口管制物项。因此，即使公司在出口交易中因疏忽而未认识到安全风险或对中国利益的潜在损害，也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  域外效力 新《出口管制法》的核心要素是其域外效力范围。对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希望在出口管制领域也能与美国比肩。违反出口许可规定、改变出口管制物项最终用途或未经主管机关同意向第三方转售的最终用户（和间接进口商），将被列入“管控名单”。如果最终用户和进口商一般性地“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出口商和出口代理商因而不得与列入这份“管控名单”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交易。只有在存在正当理由的个别情况下，才能受到豁免。 此外，《出口管制法》第44条还包含一条其范围至今尚难以评估的域外效力条款。根据该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违反《出口管制法》的规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妨碍履行与个别武器制度相关的防扩散义务及其他国际义务的，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该等责任尚未明确。 管制权限与制裁 《出口管制法》赋予主管机关广泛的管制和调查权限，以发现、制止和制裁（潜在的）违反出口管制行为。其措施包括营业场所检查和对涉事公司雇员进行询问，对有关商业文件进行检查和复印，以及扣押出口货物。 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涉事的出口交易企业将面临重罚，罚款金额可高达出口营业额的十倍。此外，涉事的出口企业今后将被普遍禁止从事出口贸易。最后，如果出口企业与此前因违反《出口管制法》而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最终用户和进口商进行出口交易，则其将面临重罚。借此，中国任何类型产品的最终用户和进口商将被事实上切断。 对实践的影响 新《出口管制法》扩大了中国的出口管制，并通过“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这类模糊的法律概念赋予主管机关在适用法律时以广泛的裁量权。这给出口商、进口商及最终用户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法的不确定性。他们都面临着潜在的严重制裁。希望《出口管制法》能够在主管机关的实践及由此公布的更详细的实施细则中得以清晰化。在此之前，建议公司最好考虑《出口管制法》对其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交易的潜在影响，并相应调整其合规措施。

代理可能性概述 根据法律的基本设想，中国的资合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从事法律交易；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以公司名义作出并受领意思表示。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资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与德国的相应概念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此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特色，即公司可以通过特定印章的使用来作出意思表示。在此首先应提及 “公司公章”：通过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上加盖公章，公司可以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表示。此外每家公司都拥有一枚用于开具中国特殊的税务凭证（即“发票”）的“发票章”，以及一枚在与银行的法律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财务章”。另外，公司有时还会有自己的“合同章”，将其专门用于缔结合同，且在此范围内与公司公章一并存在。最后，许多法定代表人也会以自己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章”代替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从而同样起到由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作用。 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能够从事法律交易且不受其当前所在地影响，印章通常存放于公司住所并按照公司内部规范保管和使用。违反公司内部规范（如规避四眼原则或法定代表人的管控）在合同文件上加盖印章的，原则上不足以否定已订立并生效的合同的对外效力。 电子签名作为替代方式 目前，使用电子签名替代印章签署合同文件的方式在实践中受到较少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签名法”）为此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于2005年生效， 经过2019年最新修订，其适用范围得以扩大。自此，公司几乎可以在所有商业领域使用电子签名签订合同；2019年签名法修订后，不动产交易中也可以使用电子签名。但在与政府部门的往来中，除专利申请领域的个别例外情况外，外商投资公司尚不能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 根据签名法，“可靠的电子签名”在私法上与亲手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法与此同时规定了这种可靠的电子签名所需满足的一些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此外，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须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最后，签署后对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内容或形式的任何改动都须能够被发现。 签名法和公钥程序的技术中立性 签名法是以技术中立的方式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并不对制作可靠的电子签名的类型和方法加以限制。甚至，其更进一步地为合同当事人自行商定电子签名使用标准提供了可能。 实践中，非对称加密经常被用于创建和验证电子签名（即“公钥程序”）。为了确定签字人的身份并对其身份进行验证，会借助特许的权威认证机构的服务，比如CFCA（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或北京CA（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这些机构往往会通过所谓的“电子合同平台”的提供商参与仅使用电子签名订立合同的过程，这些平台作为服务提供商构成了合同当事人和权威认证机构之间的接口。中国国内现有的提供商大致有云签（yunsign.com），法大大（ fadada.com）或者e签宝（tsign.cn）。电子合同平台服务提供商通常还包含一个所谓的“时间戳服务中心”，用以将电子签名与时间戳联系起来。 通过公钥程序进行身份验证所需的私钥，实现了对使用电子签名进行公司内部访问限制。钥匙的持有者因此可以不受地点限制地以公司名义通过电子签名缔结合同。通过这一手段，公司在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旅行限制期间仍有能力从事交易，且同时能够减少印章的使用，从而降低印章被滥用的风险。 这一手段也使得公司内部代理权限在疫情结束后更易得到实施与控制。电子签名的应用也将使法定代表人在未来更多地参与合同的签订。当然，传统印章的使用也会继续成为中国商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论 电子签名的使用是对中国企业所常用的传统印章的一种有趣的替代或补充手段。通过公钥程序，以密码为基础的合同签署掌控在公司少数员工手中。由此，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职责得以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同时也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不受其身居国外的影响。并且，印章的交付与使用这一很容易被滥用的环节，也将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政府发布了在十大领域中占领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领导地位的计划。为此，他们将对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也同时加强国内经济。这一于2015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目前已进程过半了。是时候盘点、归类一下投资者当前的主要行动领域及其结论。   1.中国目前如何在关键领域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 罗茵如 (Corinne Abele)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中国媒体上"中国制造2025 "几乎不再上头条，也很少在活动中提及。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欲避免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给自足从而替代进口的目标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在与美国的技术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实施方案的帮助下，那些涉及生物技术、替代驱动技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新材料等十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中，资金也已到位。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越来越成为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表明，仅靠补贴并不能产生国际尖端技术，而且成本也很高。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打磨中国汽车制造商，并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技术主导地位 ，这也论证了特斯拉所以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看到了德国原装制造商（OEM）电动车的机会，它们将在2021年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同时，随着2019年约120万辆替代驱动系统汽车的销量， 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200万辆的中期销量目标。然而，即将到期的补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除特斯拉外其它车型需求的大幅下滑，它们的需求量才刚缓缓启动。 相比之下，5G通信基础设施、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建设仍然非常活跃。"中国制造2025 "战略所提及的跨领域课题也取得了中期成果，如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等。如在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SAMR）职责深远。此外，"中国标准2035 "的制定已初具规模。趋势是，在加强标准控制下，企业的行动范围和自我责任在提升。 安娜·霍尔兹曼（Anna Holzmann)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尽管自2018年夏季以来，“中国制造2025”这个标签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该战略已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倡议紧密结合。中国政府以此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创新体系的目标。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中国侧重在两个领域的技术部分不断奋斗。一个领域是朝阳产业，在这些行业领域内，中国不必因技术落后而不断追赶，而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自己制定全球标准。这包括现代信息技术，例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而在另一行业领域中，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例如高性能陶瓷等新型材料领域、复杂的生产装置和高性能芯片。对此，中期结论好坏参半：在5G领域，中国已经是全球先驱；但据估计，“中国制造”芯片到2025年只能占领中国市场的21％，而非预期的70%。 韦明柯博士（Dr. Mirko Wormuth） 中欧平行基金（Awesome Capital) “中国制造2025”这一话题已经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了，但是其核心本质仍然是被追寻的目标。目前在新基建这个关键词下可以找到大部分相似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进展：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仅今年就在全国建立了680,000个基站，比原计划增加了50,000个。 深圳市目前已由46,000个5G基站完全覆盖。在推进数字化的背景下，这些是促进5G商业化的完美条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今年内就还将向5G商业化注入9000亿元人民币。   2.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何影响？ 罗茵如 新冠危机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关注，这本来就是 "中国制造2025 "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全面思考数字化，并按照其愿景推动数字化：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接口很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德国企业也必须因地制宜。只需想一下疫情流行期间二维健康码的使用，数字支付程序或定向的跨境电子业务无纸化处理过程。 安娜·霍尔兹曼 新冠疫情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展：首先，作为稳定和振兴中国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扩建信息技术及其研究等现代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信息技术及其研究。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得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5G网络的扩建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等中国工业基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将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意义下继续进行。其次，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断，加上与美国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推向中心。对外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小，而国内的经济体系将不断强大。这也反映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替代甚至打压国外产品及技术。 韦明柯博士 与许多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工业领域一样，新冠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加速效应。数字化势不可挡，它给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科技巨头已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实施重要的部分，为整个国家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当然，生意还是要做的。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不久前，阿里巴巴在杭州开设了第一家数字“智能工厂”。该项目被称为“ 讯犀”，这是第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工厂，可按需在天猫(TMall)上为卖方进行生产，并且完全在5G物联网的基础上建立生产机器。但是，就算是因为Covid-19而在电子商务2.0方面再次得到加强的实时流媒体，同样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帮助了许多商人及其数百万员工在家中或空无一人的商店中得到收入，并更好地度过了危机。这个新渠道有望使未来的销售额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iResearch）估计，中国仅在今年就将通过直播业务实现超过1,360亿美元的收入。   3.德国的（或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前两个回答中分析出什么结论？ 罗茵如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数字竞争力进行严格和诚实的评估，并迅速做出反应：我是否拥有必要的硬件/软件和技术？如何保持对有竞争力的IT专家的吸引力？我能保证公司的数据安全吗？如何应对我这个行业内很重要的数字生态系统--从通过微信营销的可能性到用于自动驾驶的百度开放平台Apollo？这也包括关注对未来行业标准很重要的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在政府的倡导下成立的，例如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或5G领域。我公司内部是否也为5G在中国的快速推广做好了准备？例如，2019年，宝马已经将其在沈阳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汽车的三家工厂完全装备了5G；扩建工程正在规划和建设中。 同时，当地子公司必须向德国总部展示中国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数字化进步的动态，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发布的2018/19年大上海创新调查报告已经将德国总部视为在中国创新的主要障碍。 安娜·霍尔兹曼 如果您想在中国做生意或和中方谈生意，就必须仔细研读战略背景：中方合作伙伴追求哪些目标，这又将以何种方式跟上中国领导人实现目标的节拍？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中国在工业软件和高级医疗技术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的专业知识。例如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引导基金也能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此外，我还主张扩大决策范围，以便在长期创新竞争的背景下权衡短期利润前景以及无意识的技术转让风险。 韦明柯博士 即使在德国不那么受欢迎，我们也必须继续与中国一道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就像快速旋转的硬币一样，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正面和反面。我们对作为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的中国也必须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4.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未来五年内，企业的主要行动领域是什么？（特别是投资相关领域） 罗茵如 一切都将围绕着竞争力的安全保障，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所有行业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海尔、大疆、宁德时代、中粮集团，当然还有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名列前茅。此外，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等巨头也在国家下令的合并中脱颖而出。现在的中国，谁由于疫情危机，在技术和数字化上不下功夫，将在来自中国的挑战者面前失去市场份额--首先在中国，然后在全世界。 同时，德国企业必须适应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这只有通过投资创新才能做到。尽管可能出现脱钩的情况，但退出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之道。数字生态系统将加强中国和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能" 竞合"者，将行进在前列中。 安娜·霍尔兹曼 中国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数字化和物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内还是十分受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关键字“绿色制造”和环境技术——也将非常重要。习近平刚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领域带来了许多活力。有关经济领域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内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的更多细节预计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给出。 韦明柯博士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中国速度对我来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中国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在欧洲的我们速度太慢，变得迟钝了。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浪费了巨大的资源，以培养当地的冠军企业，以此来弥补内燃机发展中无法再扭转的落后局面。尽管如此，在数百家NEV初创公司中涌现了蔚来汽车 (Nio)，小鹏汽车(Xpeng)，威马汽车(WM Motors)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销售额不错并大有可为的品牌。我们在德国有多少个新的成熟并独立的电动汽车品牌呢？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一样，必须进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并寻求与现有平台的整合。谁能承受这种竞争压力，谁才能磨练其重要的数字肌肉。抱怨中国的商业惯例无济于事。中国商人之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速度，不断的创新和强大的合作伙伴才能在这里起到防御的作用。当然，脸皮厚也是有帮助的。     罗茵如...

经济研究员于2019年中期分析称，与德企合作或对德企进行的并购交易项目（M&A）大幅走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四月份发布的并购指数创下其自2005年首次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五月份指数也紧随其后成为历史第二低值。德国经济在2019年也仅增长了0.6％，为六年来最低。但至少去年共达成了219笔交易，仅比2018年减少了十笔，且交易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笔规模为E.ON集团收购INNOGY，该笔交易规模估计可高达245亿美元。 五年拉力赛急刹车 并购市场上的涨势在五年后停滞不前并非意料之外——尤其是当中国公司在前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后，如中国化工收购克劳斯玛菲（KraussMaffei）或美的收购库卡（KUKA）。 对醒目数据//图表的猜想：8.8％中国并购交易（包括香港）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11.4％降至2019年的8.8％。中国并购交易所占份额从去年的11.4％下降至2019年的8.8％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国国内及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十分艰难——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也是原因之一。其二，当前急缺满足以下要求的收购候选人：（a）能为当前产品组合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b）在允许范围内迎合中国政府目前支持的外商投资方向。此外，卖方对估值期待值提高也使投资者（包括中国）比在2016年景气时期变得更加挑剔。 德国外商收购壁垒更为森严 尽管如此，中国仍对德国的专有技术感兴趣。戴姆勒和吉利近期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以计划在中国生产纯电动汽车Smart，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中方竞标者也有时候根本没有决定权，除了对价格的预期值不同之外，这还归因于联邦政府如今愈发频繁地使用其否决权。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主要涵盖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当该清单对收购库卡一事的说明仍含糊不清，德国政府便从安全政策出发，禁止中国入股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当前关于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供应商名单之外的争论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时尚及体育用品：消费主导行业被看好 日益增多且乐于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希望在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减少对重工业和出口的依赖，并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投资项目是受中国政府鼓励的。 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时尚及体育用品、旅游服务和包装业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知名品牌在2019年也很受欢迎。例如中国综合性企业集团复星上头条的收购项目：该集团收购了时尚品牌TOM TAILOR以及英国旅行社托迈酷客（Thomas Cook）的冠名权和两家连锁酒店。传统的巴黎老牌时装屋卡纷（Carven）、瑞士奢侈鞋履制造商巴利（Bally）、法国时装品牌浪凡（Lanvin）以及奥地利纺织品商WOLFORD都已在去年被中国纳入麾下。 展望：2020年有何期待？ 尽管欧洲和德国的并购市场环境在“具有挑战性”一项被评估为“不足”，但2020年仍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1. 并购交易将在2020年升温 几宗较大型的并购交易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制药业和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形势正发生扭转。所有非未来核心业务将抓住机会，争取在2020年找到匹配的新买家。如慕尼黑的广告门户网站运营商Scout24于年前出售了其二手车分类信息平台Autoscout24和贷款中介平台FINANZCHECK。巴斯夫（BASF）将其颜料业务转让给了中国人，拜耳（Bayer）和朗盛（LANXESS）将化工园区运营商科伦塔（Currenta）出售给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的子公司MIRA；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也将启动电梯业务出售流程未来几个月内，大多数在德并购活动的出发点都可能是认识到了合作伙伴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出于该原因，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和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Citroën）最近进行了合并，两家化工巨头杜邦（DuPont）和陶氏（Dow）同业也进行了合并。 强制出售：属于金融投资者的时刻 放缓的经济增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英国退欧等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和媒体领域。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中型公司常常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焦点。这些金融投资者得益于利率水平而腰包鼓鼓。此外，许多私募股权公司在2019年发行了大型基金。因此，有大笔的资金正在寻求投资机会。 3. 收购复杂程度增高 鉴于交易规模、复杂程度或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等因素，并购交易不仅愈发频繁地受到卡特尔监管部门批判性的审视，涉及到跨境收购时，也愈发频繁地受到投资管制——且不仅针对目标公司的总部，有时还针对该公司活跃的其他地区。国际投资管制很快将不再是个例，交易双方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4. 中国买家的回归 一旦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开始缓解，中国买家将再次关注国内市场。在寻找专有技术和知名名牌的同时，他们除了将注意力放到德国技术公司和汽车公司外，也更加关注时尚界、食品业和制药业的潜在投资对象——因为德国技术完美地契合了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正是要在以上这些领域推动创新发展。从并购的角度来看，2020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作为一家投资银行，林肯国际股份公司（Lincoln International AG）为企业主在结构化销售过程中给予支持，同时也为中国的潜在买家提供服务。服务范围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到国有企业。董事长Michael Drill博士在这次采访中谈到了中德并购市场的发展。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收购公司的势头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从中期来看，他认为该势头将持续上涨。 中德投资平台：中方参与的公司收购近来呈现放缓迹象。德国并购市场上还有多少中国买家？ Drill：我们预计中德间的并购交易将再次显著增加。我们具体估计持续每年都有约40家德国企业被中国收购。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资本输出进行了管制，并十分重视对国内的大力投资，以克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朝着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目标迈进。也由于与美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和2019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终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然而，中国的经济景气度自入秋以来出人意料地迅速从新冠危机中复苏过来。2021年的GDP预计将增长8%。这一强劲的涨势--加上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将极大地增加政策和大企业对拥有特殊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欧洲公司进行收购的意愿。 就另一方面而言，会不会出现中国国企买空德国经济的情况？ 不会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中方在德国进行的公司收购和直接投资总共花费了约100亿欧元——相比之下，德国企业同期在中国的投资是这一额度的九倍左右，尤其是绿地工厂和合资企业。 德国企业目前在中国是否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企业更受欢迎？ 对的。我们观察到工业企业的吸引力仍尤其强劲。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和特种机械制造商克劳斯玛菲的收购绝对只是一个开始。两年半前，我本人为萨克森飞机制造供应商COTESA出售给中国安泰科技提供咨询服务。在这项交易中，高质量纤维复合材料部件的生产技术和专业知识是关键所在。 但德国政府难道不希望通过收紧对外贸易条例来阻止此类收购的发生吗？ 政客们担心“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操控的投资项目将助力中国经济崛起，有损德国利益。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于2020年12月禁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收购通信技术公司IMST也因而不足为奇。德国政府于2018年也利用否决权禁止了中国投资者对Leifeld Metal Spinning的收购。 您认为对外贸易条例在哪些情况下会带来交易问题？ 如果目标公司属于真正关键技术领域，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供应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对维护我国内部安全有决定性贡献，就很难得到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的必要批准。但这实际上只对少数交易有影响。   个人简介 Michael Drill博士是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Lincoln International AG的董事长，也是德语国家地区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地区的战略和运营业务主管。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活跃于并购、公开收购、公平意见和分拆公司领域。他的客户包括大型企业、中型家族企业和私募股权集团。

发生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中国人更愿意拥有自己的汽车，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受到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此外，在公共区域扩大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车队也被认为是市场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目前的数据证实了这一上升趋势。中国的机动车（不包括电动汽车）销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暴跌40％之后，从4月份以来又已经出现了增长。 针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汽车行业所采取的特殊援助措施包括在某些城市（例如：上海，杭州和深圳）增加新车注册，以及将对替代驱动汽车（新能源汽车NEV）的补贴延长至2022年或免除10％ 的销售税。 在中国的德国汽车生产商和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汽车制造商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商。2019年，市场领导者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创造了其全球销量的40％左右; 对于宝马和戴姆勒而言，中国市场也至关重要，这里的销售额大约占到30％。德国汽车供应商在国外同样也获得了其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约占65％），其中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德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合资企业。 中国的合资企业：从“强迫婚姻”到“恋爱婚姻”？ 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汽车行业外商设立合资企业的约束逐步废除。2018年7月以来，外商就可以设立新能源汽车和特种车辆的全资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WFOE），今年开始也允许外商设立商用车的全资子公司。2022年起，对乘用车生产的限制也将取消。但是，与中国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形式进行合作仍然可以继续保持优势，例如，为了更好地与电动汽车制造商接触。尽管宣布了终止合资企业约束，2018年仍掀起了一轮中德合资企业设立的浪潮，其中包括汽车供应商本特勒集团(Benteler)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FAW)，采埃孚公司(ZF)和安徽合力(HELI)，海拉公司(HELLA)和海纳川公司(BHAP)以及博世(Bosch)和中联汽车电子(Zhong-Lian Automotive Electronics)之间的合作。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FIL）于2020年生效，废除了先前的三部有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法律（所谓的FIE法），以便使公司法现在适用于在中国的所有投资形式。《外商投资法》主要的革新包括了改变合资企业的组织结构，增强拥有至少三分之二股份的大股东的决策权，以及与自然人合资的可能性。即使新的《外商投资法》现在正式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仍继续对（技术）合作施加影响。根据《外商投资法》第22条，技术合作原则上应基于双方之间公平和自由的谈判。对此还没有做出实际的检验。 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关键市场 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替代驱动汽车的最大销售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包括了电动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包括了氢燃料电池以及合成燃料等等。在这个领域的成长是基于中国政府的定向补贴，目的是让城市交通中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带有替代驱动装置的汽车，此外，政府需求也促进了大量的购买。自2014年以来，中国通过销售奖金和税收优惠为这个领域提供了支持（本该到2020年截止，现延长至2022年）。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的目标是，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应占到所有售出汽车的20％。随着国际原始设备制造商大规模进入电动汽车领域，以及中国政府对国家资金使用的集中和减少，这一部分有可能将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减少初创企业、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数量。在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有许多中德合作和合资企业。 “数字化vs马力”：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和技术巨头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新能源汽车相似，中国也是除德国以外有着明确战略目标的智能网联汽车（ICV）先驱。中国也希望到2030年成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外国投资者只能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ICV市场服务，例如大型互联网集团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或腾讯(Tencent)，他们必须与这些合作伙伴一起研发在中国运作的系统，或者必须与中国合作伙伴共享自己的系统。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百度运营的Apollo平台，有100多家国内外公司参与，其中还包括戴姆勒(Daimler)，博世(Bosch)，大陆集团(Continental)和宝马(BMW)。替代方案可能是完全依靠在中国开发的软件，但是即使那样，很大一部分的ICV技术基础设施也必须来自希望从外国汽车制造商或供应商的专业知识中受益的本地公司，当然还得愿意为使用他们的系统而付费。 为了阐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监管限制，我们选取四个对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构成特殊挑战主要类别： 增值电信服务（VATS）：中国所有类型电子通信的监管框架都很复杂，且往往不明晰；对颁发许可证有很高的资本要求和严格的前提条件。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领域，通常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 导航系统：中国的地理数据访问受到国家安全法律的严格管制，只有在非常严苛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许可证；外国投资者无法进入中心区域，特别是电子导航系统的自行开发。 数据保护：中国对此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中国的数据收集尤其对于外国公司而言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向国外传输数据是由职责范围很广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进行管控。 道路交通测试：这个方面对外国制造商（包括持有许可的宝马和戴姆勒）同样有很高的要求，这实际上与上述各领域密切相关 总结 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大量与行业内部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的合作。中国正处于从使用带内燃机的传统运输工具向按需出行主导的市场（滴滴出行）转变的过程中。此外，在中国正发生从燃油发动机到新型驱动器的转换，例如电动或氢气发动机，而且这个转换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大型市场都要快。谁想加入这个市场，就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是考虑到成本和复杂性，还鉴于中国的监管框架。

巴伐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内的合作中。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其合作。现在已经为这个集群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深入进行知识和技术转让的网络。典型的集群存在于像汽车，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传感器或环境技术这些关键性技术中。这也促成了例如巴伐利亚化工集群及其公司与中国石化工业所在地山东省东营的合作。 巴伐利亚 面积 70,550km², 占德国 20% 人口* 1310万, 占德国 15% 专利* 14,064个，位居德国第二 国内生产总值* 6330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3% 出口量* 1899亿欧元，其中339亿欧元是与中国合作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8323欧元，德国为41342欧元 进驻巴伐利亚的中国公司 超过400个 *2019   研究和发展组织：9所国立大学，17所应用科学大学，13座马普研究所和3个所属的服务机构，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两个中心和3个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10个研究所，另外还有12个研究机构以及大约10个研究协会。 巴伐利亚每年GDP的大约3％用于研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自由州进行研究，并与巴伐利亚的公司一起开发项目。华为技术公司在巴伐利亚州设有多个办事处，阿里巴巴已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总部，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甚至在这里设立了欧洲总部。中国一汽在慕尼黑建立了首家国外研发中心，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汽车研究中心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埃尔丁运营一个测试和认证中心。顺丰速运(SF Express)作为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通过对顺丰无人机德国有限公司(Amazilia Aerospace GmbH)的投资现也常驻在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们专注于研究针对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数字飞行控制及飞行管理解决方案。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来到了巴伐利亚，例如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Mech-Mind Robotics Technologies)或亮道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LiangDao)。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年的中德合作不仅将在数量上也会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在巴伐利亚引领直接投资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巴伐利亚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位于第一名。尤其是来自汽车，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医药行业的中国公司在巴伐利亚感觉特别愉快。 知名的企业从蔚来汽车(NIO)和知行汽车(BYTON)到阿里巴巴(Alibaba)和绿叶制药(Luye Pharma)。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即上海和广东之间。因此，巴伐利亚自由州已于1997年在山东成立了第一个代表处，2013年在广东又增设了第二个联络处。2018年7月，自由州甚至在中国中部城市成都架起了第三座支柱。 中国还是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的贸易额为339亿欧元。已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自由州入驻，超过2000家巴伐利亚中小型公司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 对于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宝马(BMW)，奥迪(Audi)和曼恩集团(MAN)这些巴伐利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是绝对关键的市场。每年在巴伐利亚和中国都会举行许多贸易展览会和活动，公司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的范围从慕尼黑国际展览公司（Messe München）组织的2020建筑设计展览会(BAU China 2020)到纽伦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 - 新市场上的交易(Seidenstraße – Handeln in neuen Märkten)。还有18个巴伐利亚城市和乡镇与中国城市保持了的伙伴关系，例如纽伦堡和深圳，雷根斯堡和青岛。现在，有近22,500名中国公民居住在自由州，其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慕尼黑大区。 从一开始就提供支持 为了使中国公司能够迅速在巴伐利亚立足，巴伐利亚自由州的落户机构“巴伐利亚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丝绸之路——听上去像一场奇遇之旅，让人不禁联想到异域香料、稀有材料、珠光宝石。通过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希望再创历朝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辉煌。除贸易利益和经济发展外，资源战略以及地缘政治的争权夺利同样是重点所在，但重中之重还是金钱，大笔金钱。数十亿资金正预备着流入到集装箱码头、航站楼、铁路线、道路、发电站和炼制厂的建造中。预计不久就能达到起初计划的9千亿美元投资规模；在2020年之前，资金需求甚至可能超过7万亿美元。 数字，唤醒欲望。尽管德国目前还不在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上百个国家之列，但其国内众多公司也希望能分到一块蛋糕。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对在华经商的德国成员公司所作的一份调查表明，2018年中有49%的受访者认为所谓的丝绸之路能对其产生积极影响。但目前为止，事实却事与愿违。十分之九的项目订单都分配给了中国公司——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的最新数据如此表明道。 中小企业迄今受忽视 就算有德国公司能抓住机遇参与其中，也只可能是大型企业。例如，西门子仅在2018年就与中国国企签署了十多项工业4.0和能源生产方面的合作协议；德国施瓦宾的机械制造商福伊特（Voith）为重建巴基斯坦水力发电厂以2亿欧元的价格提供了三台470兆瓦的涡轮机以及机电设备，而水坝工程正是连接中国西部和瓜达尔港口的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想在传统中小企业中找寻类似的成功案例，只能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当西门子为探讨全球范围内潜在的丝绸之路项目而经营着其“一带一路”北京工作小组时，小一些的企业却只有抱怨招标制度不够透明、缺乏公正的份。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晏思（Jens Hildebrandt）时常批评，中小企业由于完全没有获取项目信息的渠道而难以参与其中。他要求，规划局应在网上清楚公布待承接的订单，并提供更多信息。 然而，历经之路极为坎坷。尽管透明度有希望得以提高，但迄今为止中国能在集体协议中规避固定的制度规则也并非巧合。相反，中国依赖双边协议。通过利用其经济及政治实力，这些协议通常都被附加上了严苛的条件。德国政府批评这种行为并希望欧洲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从最近中国和意大利签订合同一事看来，期盼的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遥遥无期。这使得中小企业越发狐疑不决——无论如何，机械制造商的积极评价在2019年四月下降至30%。 成功案例及行动建议 尽管有再多的猜忌怀疑，仍旧有个别不同的案例。例如，克诺尔集团在争取订单方面就略有收获。至少从该倡议中争取到了刹车产品的订单。该慕尼黑制动系统专家起初就是中国新一代铁路车辆制造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外还希望参与更多项目。 来自纽伦堡的基础设施服务商GAUFF GmbH & Co. Engineering KG同样也有丰富的中德合作经验。在一个作为海上新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大型项目中全权负责质量及实施监控。而设计和施工则由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中国道路桥梁公司（CRBC）把控。在非洲建立起的长期可靠、值得信任的形象以及与主要国家客户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赢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总而言之，可总结出四项对中小型公司的行为建议： 联手大型企业 尽管几乎只有华企能担任总承包商，但德国中小企业可以作为供应商、服务提供商或合作伙伴主要通过联盟形式共同参与项目。最佳渠道是联合中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作伙伴，但作为西门子等全球玩家的分包商同样也能得到很好的机会。 构架政治网络 恰恰是那些已经在中国活跃的企业更有必要参与进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并与地方决策者建立起关系网络。每个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常都掌握着项目信息，且大多时候也参与分配订单的任务。 寻求有的放矢 中小企业在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参与的项目中拥有更多的机会。亚投行由于其国际结构——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已加入这一由中国成立的银行——能够确保招标的透明性。此次合作倡议的项目虽然并不享受优先权，但其潜在目标是提供信贷。 缔结利益联盟 部分公司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BVDSI），以协调利益关系并更敏锐地捕捉招标信息。此外，还能对德国政策施压，使其密切关注新丝绸之路相关项目，从而为中小企业铺路，争取更多机会。   最后，大型发电厂、铁路路线或者机场所在之处很大几率都有德国参与。无论如何，德国经济有必要搭上”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之帆——毕竟，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众多企业最重要的销售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弗伦斯堡和罗森海姆之间的数据也同样反映出了增长趋势。运输速度的提升催生了新的价值链。公司无需额外经营工厂，而在德国就能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例如，保时捷最近通过货运列车每周两次将汽车从不来梅港运往中国大都市重庆，同样，戴姆勒也在试点项目中利用到了铁路。一艘货船需要五周时间，而通过铁路运输大约只需14天。 展望——为何向前看？ 众多德国城市地区由于新的物流中心将其紧密相连而从中获益——杜伊斯堡尤为受益匪浅。作为新丝绸之路的终端，鲁尔区大都市在中国的知名度远大于柏林。中欧间约30%的贸易都经杜伊斯堡中转后再继续运往西欧各国。对于这个深受结构变化影响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长机遇。自2011年第一辆火车开通起，在当地驻扎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翻倍至上百家。不久，在港口附近将成立一个由300多家企业构成的中德贸易中心，约可创造2000余工作岗位。 若蔚来电动汽车等华企现在在德国致力研发智能驱动系统，则有一丝古丝绸之路神话再现的感觉。毕竟，造纸术、印刷术或火药等重大技术曾今都是经由古丝绸之路从亚洲传播至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