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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获得一项交易的合并审查批准只需一个月——这是德国买方收购一家在中国运营的公司时在交易交割前对审查程序所需时间的设想。实际情况是，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查，有关机构才决定批准交易。如果一项交易必须进行合并审查申报，则未经执法机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批准不得交割，鉴于此，中国合并审查程序可能对交割时间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合并审查程序拖延较久，主要原因在于审查程序的特殊性，这些特别之处需要在实务中格外注意。 准备工作需要时间 合并审查申报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执法当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并审查申报表要求提供与公司和交易相关的广泛信息以及详细的竞争分析。同时，全球和欧洲经济区的市场数据也需要计算并提交。否则，执法当局可能提出的极为耗时的数据提交要求。同时，当局一般还会要求提供第三方独立数据——因此如果您的中国顾问建议您进行“市场研究”，请一定不要感到惊讶。最后，全部文件都需以中文提交，而翻译工作也需要时间。 预审查阶段 提交合并审查申报后，程序还可能被进一步延迟：除实质审核阶段，中国合并审查还规定了预审查阶段。在该阶段，执法当局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检查申报是否完整。为此，当局往往会要求提供额外信息，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实务中可以注意到，执法当局的工作量（特别是在公众假期期间）对预审时间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预审查设置了内部时限：办案人员承担压力，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预审查。但如果实际情况不允许（见上文），实务中通常需要当事人撤回原申报并再次提交新申报，其后果是程序时限需要重新开始计算，并且已经过的时间期限在计算时会被排除在外。这又需要花费时间。 如果执法当局对材料满意，会以书面形式确认合并审查申请已完成。这时，实际审查阶段的时间期限才开始计算。正式审查阶段可持续长达180天，根据执法当局审查所需时间，审查最多可能包含三个连续进行的阶段：第一阶段（30天），第二阶段（额外90天）和第三阶段（额外60天）。 批准决定通常在第二阶段才会做出 在许多交易中，执法当局不会在第一阶段审查中就做出批准决定，而是要等当第二阶段才做出。无需经过各方当事人同意，当局就可以决定开启第二阶段审查。相反，第三阶段审查则需要各方当事人同意才可以开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般都会等待各方当事人申请才开始审查。通常，由于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保持良好关系对特定交易和未来的审查申报十分重要，因此各方通常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开启审查。 第三阶段审查中的决定 在特殊情况下，即使进入第三阶段审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可能无法得出审查结果。根据我们的经验，当事人只能选择接受禁止交易的决定或撤回并重新提交申请。这会导致所有经过的时间期限清零，新的审查阶段重新开启，这样就又可能需要180天。当然，在新的正式审查之前仍然有一个预审查阶段。执法当局通常会在第三阶段结束时承诺，若当事人各方撤回申请，当局将很快接受新申请。 那么，实务中合并审查又有哪些具体特色呢？ 第三方意见 多数情况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会因为反对某项交易而开启第二阶段审查。程序延期通常是因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需要征求第三方（如市场参与者、中国行业协会、其他相关中国政府）的意见。而这些往往不能获得及时合作。行业协会和其他当局内部存在层级制。仅批准一项已经形成的意见就要耗时很久。如果当事人各方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关系对当局施加影响，会对程序很有帮助。同时，当局放假的时间（例如中国农历新年或黄金周）也要在时间规划时予以考虑。 执法当局内部层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内部也有层级结构。负责的办案人需要得到其主管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其他部门的批准才能开启批准交易的投票程序。这之后，才能在通常每周进行一次的更高层级会议上对是否批准该交易进行讨论。如果会议的参与者同意批准，则必须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领导签字。该程序同样需要花费时间。 其他司法管辖区 实务中，中国与美国目前的紧张关系似乎也可能导致对涉及美国公司的交易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此外，在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而言特别重要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内（如欧盟）同时进行的合并审查程序也可能对在中国的审查造成延误。在结束中国境内的审查程序之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常会等待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当局还可能征求当事人各方同意，主动联系欧盟委员会。例如，如果欧盟审查程序因义务承诺而延长，则在中国进行的程序也会受到影响。中国执法当局希望确保他们不会忽视任何相关方面，并会在必要时要求收购方对中国达成与对欧盟层面上一致的承诺。 合资企业 另一个可能特别耗费时间并给当事人带来负担的中国特色是，即使交易仅涉及直接收购一家在相关市场没有经营活动的生产型合资企业50%的股权，中国合并审查程序仍将合资企业的合资方作为完全申报义务人看待。这样，相关收购方就有义务负责将该合资企业中其他未参与交易、甚至反对交易的合资方的必要申报信息（如客户、营业额等）在时限内提交给执法当局。这一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会为不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提供机会，使其能在交易中获得许多利益，因为如果不满足第三方要求，交易就可能整体受到阻碍。若果缺少不参与交易的第三方的有关信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很可能认为合并审查申报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全球性交易就不可能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交割。同时，合资伙伴的市场份额在会以不利于收购方的方式在计算收购方市场份额时被考虑在内。这种做法急需改变。特别是，如果收购方在被收购股权的合资企业所处的市场的上没有经营活动，其收购不会改变相关市场情况，上述做法会对当事人造成不适当的困难。 总结 如果在中国进行合并审查是公司交易的必要部分，交易合作伙伴应尽早针对需要进行的审查程序做好战略准备。特别地，对在中国进行合并审查的特殊之处以及审查的各个阶段需要特别注意并在时间规划上予以考虑。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飞行出租车公司Lilium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仍完成了2.4亿美元的融资。领投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这笔新到手的资金的一部分将被Lilium用以继续研发机器，从而能够按计划从2025年开始批量生产以及运营支线航班。 Lilium开发的电动飞行出租车Lilium Jet可垂直起飞和降落；但也像传统飞机一样需要借助机翼飞行。而像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或巴登州的Volocopter公司等竞争对手正致力研究电动客运无人机。去年年底，多位专家曾对Lilium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维甘德（Daniel Wiegand）现在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对此表示反对并批评了这项研究：一分钟后电池便会耗尽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Lilium还是需要更好的电池投入到以后的系列型号中，但Lilium Jet绝对不需要奇迹般的电池

中德并购交易平台: 请问您如何评价拜腾这轮融资的成功呢？ 马峻: 拜腾B轮融资的成功，我相信对于拜腾和投中都是意义非凡的。从合作之初，我们坚信从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融资计划的安排及投资人的沟通合作。最后的结果远超于之前的预期，本轮多元化战略投资人的加入反映了对公司团队、技术和产品的高度认可，更会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带来重要的资源。对于投中资本来说，我们也通过拜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宽了行业视野，坚定了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 投中资本和拜腾在这轮融资中面临哪些挑战？ 投中和拜腾的合作有很多的契合之处，首先我们双方的团队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而投中对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行业理解也是拜腾信任和选择我们的基础。本轮融资初期，投资人对于拜腾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德国制造和硅谷科技如何融合中国市场，等等这些问题还是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知道，拜腾生产总部在南京，而研发中心在硅谷和慕尼黑，而投中资本在这三地有紧密合作的团队。在本轮融资的过程中，我们和公司一起经历了拜腾品牌发布，美国CES概念车首发，北京车展等重要进程。这让我们对公司的研发、团队、产品和技术等等都有了非常全面，直观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即做到了对接全球范围的潜在投资人，也能给未能有机会前往海外实地考察的中国投资人更好的解答。 本轮融资当中主要投资者是一汽， 另外还有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以及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这些投资者为什么对拜腾感兴趣，愿意斥资几亿美元入股一家初创企业？ 第一是投资人对于拜腾来自德国制造业的基因还是很认可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汽。一汽作为一个中国汽车主机厂（OEM）能够领投，肯定是对拜腾技术与产品的高度认同，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拜腾顶尖的管理团队是完全受到投资人认可的，包括德国汽车的制造经验和硅谷的UI/UX研发经验。拜腾的供应商也都是相当顶尖的。OEM的核心优势并不是能把各种各样最尖端的零件拼凑到一起，就可以造出最好的车。因为这些车的零件，从硬件到软件，是需要相互匹配的，集成能力是需要多年经验沉淀的。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高水平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技能的。这个也是投资人比较看重，比较喜欢的点。 拜腾在本轮融资中募集到了5亿美元资金。这对于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在中国和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就市场运营来讲，中国现在做电动车的融资还是比较活跃的，包括拜腾的一些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地融资。因为接下来大家都要上生产线，都要开始进量产环节了。这次拜腾的融资，投资人都很积极，是超募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减少一些投资人的额度。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投资人对拜腾还是非常认可的。同时也帮拜腾准备了充分的子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拜腾在下一步顺利进入一个量产环节。而且从这轮融资来看，拜腾的定位还是很受到市场认可的。这对于拜腾今后的融资和国外市场的扩张，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中国，有许多初创企业活跃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并希望研发引领未来的智能交通。跟中国及国际许多其他的“探索新方向的初创企业”相比，拜腾具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拜腾的特点就是在设计和工艺制造上显然比一些其他的车企有优势。另外，在众多的初创企业中，拜腾的关注点是中高端的SUV。蔚来汽车也在重点布局这个领域。 但是中国有很多的EV Startup，目前在初始阶段每一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有些企业在做A0级的小车，还有些做经济型的SUV，和拜腾并不形成竞争。 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进一步融资和交易中，投中资本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吗？  首先，我们对电动车和新时代的出行方式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电动车本身，而是整个跟车相关的先进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包括跟电池、激光雷达、无人驾驶以及高精地图等相关的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目前正在为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客户服务。 投中资本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 第一，投中资本的行业定位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消费品以及数字新媒体产业。先进制造业包括像汽车和机械制造这样的传统工业。第二个定位是全球化，因为很少有中国投行像我们一样，不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欧洲范围内也在德国慕尼黑，美国的硅谷都设有办公室。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以色列非常活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初创企业融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当然，我只能说在目前我们在全球化方面是领先的，但我们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德国市场对于作为中国领先投资银行的投中资本意味着什么？ 投中资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呢？ 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对投中资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先进制造领域，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工业基础。所以说德国和中国的业务是有很多协同点的。很多德国企业也在考虑，该怎样发展自身的中国业务。这个时候，投中资本就可以给予这些企业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们对接中国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或者作为投资方或者合资方，给打算在中国落户的德国企业和中国当地政府牵线搭桥。 马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 投中资本管理合伙人马峻先生负责投中资本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布局，他拥有近20年金融投资从业经历，具有多年的企业融资、并购、上市及退市经验。自2012年加入投中资本以来，马峻先生领导完成了多笔并购和融资重要交易，其中包括凤凰旅游集团C轮战略融资、黑石集团收购环球资源、携程战略投资海鸥假期及纵横集团、百视通收购艾德思奇、蓝色光标收购亿动、去哪儿战略投资旅游百事通等。加入投中资本前，马峻先生任ROTH Capital美国罗仕证券中国首席代表六年，对中国企业境外IPO、增发和私有化有大量经验，并在此前服务于AIG及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位于上海的投资银行投中资本目前已完成超过120亿美元的交易。 自2017年初以来，投中资本在慕尼黑开设了办事处。Ernst Ludes博士是投中资本欧洲团队的负责人。 www.cvcapital.com

自2016年10月1日起，相关法律的修改从根本上简化了在中国设立和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程序。在此之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必须获得中国商务部事先批准，并完成工商登记。 从审批到备案程序 自去年十月以来，简化的备案程序取代了原有审批程序，其细节规定于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2016年10月8日生效）。只要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活动不属于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则只需事后进行备案登记。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可以参见新发布的“负面清单”，该清单载于7月28日生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可以通过商务部网站的在线系统进行，备案时间为在收到新的或经修改的营业执照之前或在收到后30天之内。提交的文件只需要在线上传，所需文件的数量明显减少。所有文件上传后，相关部门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但是，涉及外资的并购交易根据当时的法律仍需要经历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购交易并未纳入《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适用范围。 新发展：备案制度也可适用于并购交易 7月30日，商务部对《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并将外商投资备案程序扩大适用于并购交易。商务部在发布新订《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同时还一并发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37号公告”）。其中载有执行《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的细节，还包括经修改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申请表（设立申请）》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新规定的颁布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在颁布新规定前的两个月商务部刚刚公布了《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草案。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重大修改 目前，外国投资者收购纯内资企业的项目也适用备案程序，且目标公司的业务活动不属于负面清单规定范围的，该项目不需要经过审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也属于该办法规定的适用备案程序的情况。战略投资包括通过中长期战略并购A股上市公司或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A股股票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易。根据修订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外国投资者收购内资公司和对非外商投资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按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处理。在对公司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进行登记时，投资者须填写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表。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外商投资上市企业的，按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处理。如果并购交易的关键数据如付款方式或购买价格发生变化，也按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的情况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表格，变更必须在30天内报备。 对“返程投资”的强制性审批规定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内企业进行所谓的“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不适用新的《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这意味着，如果进行收购的公司是由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的，或者是由境内投资者控制，则该交易必须经商务部审查批准。中国政府通过保留对返程投资使用更严格的审批程序，旨在限制资金向境外流失。 新规定实施后的项目执行经验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生效后，申请备案所需要的文件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地方备案机关有权自由裁量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材料。最近的项目经验表明，需要企业额外提供材料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方的备案管理机构。 此外，修改后的备案管理规定也对提交的文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涉及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如股权置换），需提供获得境外公司股权的境内企业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此外需要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股权架构图，该结构图需要显示 “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根据实践经验，中国备案机构要求“最终实际控制股东”是自然人或上市公司。这个要求对私募基金而言是一个挑战。从至今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的地方备案机构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比如某地方备案机关把私募基金视为上市公司，不要求该私募基金出具持有基金份额的自然人名单；有的地方备案机关则不认同这种做法。如同许多涉及中国的项目一样，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同地方备案机关沟通和是否能说服地方备案机关。 总结 外国投资者对华直接投资的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改革后，审批制度只适用于在负面清单或“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范围内的并购或战略投资项目。备案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并购中国企业或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过程获得极大的简化，而程序的简化和加速有利于交易安全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并购中国企业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2020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完全恢复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但3月份的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再次改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2月份的历史最低点35.7上升至3月的52.0，从而略高于50的扩展阈值。服务业领域的指数从2月的29.6点升至3月的52.3。但是，整个2020年第一季度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萎缩，国内生产总值（BIP, 译者注: GDP）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这是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季度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更低一些，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1月至3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4％。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如此的情况，同比下降16.1％。（www.iwkoeln.de) 中国经济景气期望值有所上升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情况改善的前景似乎正变得明朗起来。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上海复旦大学4月份的民意调查中，经济景气期望值正在强劲增长。基于中国经济调查(CEP)的CEP指数有所上升，并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对中国未来十二个月的景气期望值，目前为36.5点，比前一个月高25.4点（2020年3月：11.1点）。然而，接受采访的专家们对2020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也降到了仅2.0％，而之前还是4.2％。“国民生产总值预测的下降归因于第一季度令人难以相信的糟糕发展。而在第三季度，中国的经济表现应当会再次增长4.2％。”来自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施罗德(Michael Schröder)这样解释到。此外，对2021年的增长预测降至5.1％，与上个月的预测相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在各行业层面反映出来的积极期望是有差异的：对重要工业部门（化学/制药，电子，机械工程和IT）的评估持续下降，而对汽车，消费/零售和建筑业则有更好的预期。 （www.zew.de）

通过该修正案，《对外贸易法》（AWG）将与2019年3月21日发布的欧盟第2019/452号条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相适应，该条例旨在建立针对外商在欧盟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在欧盟层面对投资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外商投资进行审查或处以禁令仍属于各欧盟成员国的责任。 新冠疫情下投资保护成为焦点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受到特别关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防护服、消毒剂、药品以及呼吸器的供应紧缺凸显了在危机时期为国民提供安全的医疗保障的重要性。在受疫情影响而削弱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成为容易的收购对象以及新冠危机相关的工业领域的公司面临出售的情况。此类担忧目前对于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或治疗药物的公司尤为明显。国际投资者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争夺赛已经开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25日要求其成员国保护制药行业的公司不受外国投资的影响，并在必要时修改国家法规，其中重点关注美国和中国。柏林在这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作为庞大的国家新冠疫情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已经启动了新的经济维稳基金，通过该基金，德国政府可以参股德国公司以防其被外国投资者收购。但是，这样的“强心剂”可能只在极端情况下发生。预计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将通过修改后的《对外贸易法》更加频繁地禁止交易。 《对外贸易法》以及《对外贸易条例》的主要修订 《对外贸易法》（AWG）和《对外贸易条例》（AWV）为审查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德国收紧外商在德投资政策，其中包括将特殊安全行业的投资审查门槛从外商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25%的投票权降至10%的投票权，并且将关键基础设施（例如能源供应商）纳入投资监管范围内。 迄今为止，若收购会对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实际并且足够严重的危害，则可以根据《对外贸易法》第5条第2款采取《对外贸易法》第4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与非欧盟收购方收购内资公司相关的限制和负加行为义务。而从现在开始，根据《对外贸易法》的修正案草案，只需要对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可能的侵害，而不需要造成实际的危害。与此同时，所保护的利益不再仅限于德国，而是延伸至整个欧盟及其成员国。此外，就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产品，不仅要审查其制造商和开发商，而且还要审查使用或改造此类产品的公司。联邦政府称，此项举措可以促成更具前瞻性的投资监管。 此外，该修正案草案将《对外贸易法》第15条第3款规定的“交割禁令”扩展至所有根据《对外贸易条例》（AMV）需要进行申报的法律行为。到目前为止，“交割禁令”仅适用于特定领域（军备和信息技术安全公司）的投资审查。相反，在《对外贸易法》修改之后，在审查期间，不能对跨部门领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负有申报义务的收购进行交割。该项新规定旨在防止“抢跑”，即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以及审查程序结束之前使其成为既成事实（如获得关键技术或安全相关的信息泄露）。 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外，联邦政府拟对《对外贸易条例》作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特别是，应对《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4条中所提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定义和编目。例如，可能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和量子技术包括其中，在上述领域中，若外商收购股份比例超过10%，则存在申报义务并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可能对其进行审查。在目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不排除该目录将扩大至医疗健康领域或其他领域。 对新修订的评论 与近年来对《对外贸易条例》的修改一样，《对外贸易法》的第三次修订受到了商界的广泛批评。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国工商总会（DIHK）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反对《对外贸易法》的再次收紧，并一致认为此举在当前全球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错误的信号。不断涌现的新监管障碍正在削弱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都凸显了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德国工业为能够保障充足的国民供应对开放市场的依赖度。 在未来，德国联邦政府将比以往更容易限制欧盟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并且通过目前所计划的法律修订干涉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自治。联邦政府早就表示要对“关键技术”采取与“关键基础设施”类似的限制规定，以便联邦政府未来能够在不通过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扩大相关领域的目录。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实际和足够严重的危害”这一饱受争议且未予界定的法律概念，将预计转为对公共安全或秩序的“可能的侵害”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随着投资管制的一再收紧和审查标准的不断放宽，德国距离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也越来越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要求，为满足宪法的禁止过度原则（Übermaßverbot），干涉性的规范必须足够确定。《对外贸易法》修正案草案未对德国监管机构广泛扩张的衡量空间进行具体化，尽管这是宪法所要求的，而这可能导致法律争议。但是，比上述法律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此发出的政治信号。尤其是在中国，人们警惕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影响德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应当就审查标准颁布具体的指示。 结论：对并购实务的影响 对于并购交易实务而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对相关各方都意味着不确定性。未来，在涉及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的交易中，需要更仔细地审查收购交易是否属于《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条例》的适用范围，或者是否主动申请“无异议证明”。修订后，所有依《对外贸易条例》负有申报义务的法律交易在审查程序结束前为效力待定的状态。因此，必须更多并且更早地对该问题进行关注。德国正在跟随世界趋势，而投资审查将成为跨境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您随即便可在新一期的电子杂志中阅读所有当前文章： 在本次的封面故事《买家时刻》中，我们分析了令人担忧的收购潮并未出现的原因。 其一，德国再次收紧投资监管。托马斯·魏德利希（Thomas Weidlich）深入分析新法规，并列举了制定日益宽松，注释却越发严格的法规对德国经济的后果。 相反，收购中国公司的法规依旧未变。如果您作为中国集团的德国子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收购公司，那么您必须了解如何获得帮助：特思通集团收购安徽中鼎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中国的人事状况就有其特殊之处。邱少荣和克里斯蒂娜·霍巴赫（Kristine Horbach）在他们的文章《针对危机需求的新招聘方法》中提到了需要对此多加留意的地方。此外，塞巴斯蒂安·温德克（Sebastian Wiendieck）还补充了在新冠危机期间中国的劳动权的相关知识。 隐藏在当前危机的一个机会很有可能是更快地转型成现代在线交流模式。在专家访谈中，总编辑Georg von Stein与中国专家们就新冠危机中的商业交流进行了探讨。 即使与新冠肺炎无关也始终最前沿的话题：并购后重组。德国破产法在此处为中国投资者埋下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陷阱。倪思昊博士（Nils Krause）和Mirjam Rüve博士将告诉您在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 愿您读有所享，品有所悟！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店中轻松订购或订阅您的个人杂志。

丝绸之路——听上去像一场奇遇之旅，让人不禁联想到异域香料、稀有材料、珠光宝石。通过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希望再创历朝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辉煌。除贸易利益和经济发展外，资源战略以及地缘政治的争权夺利同样是重点所在，但重中之重还是金钱，大笔金钱。数十亿资金正预备着流入到集装箱码头、航站楼、铁路线、道路、发电站和炼制厂的建造中。预计不久就能达到起初计划的9千亿美元投资规模；在2020年之前，资金需求甚至可能超过7万亿美元。 数字，唤醒欲望。尽管德国目前还不在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上百个国家之列，但其国内众多公司也希望能分到一块蛋糕。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对在华经商的德国成员公司所作的一份调查表明，2018年中有49%的受访者认为所谓的丝绸之路能对其产生积极影响。但目前为止，事实却事与愿违。十分之九的项目订单都分配给了中国公司——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的最新数据如此表明道。 中小企业迄今受忽视 就算有德国公司能抓住机遇参与其中，也只可能是大型企业。例如，西门子仅在2018年就与中国国企签署了十多项工业4.0和能源生产方面的合作协议；德国施瓦宾的机械制造商福伊特（Voith）为重建巴基斯坦水力发电厂以2亿欧元的价格提供了三台470兆瓦的涡轮机以及机电设备，而水坝工程正是连接中国西部和瓜达尔港口的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想在传统中小企业中找寻类似的成功案例，只能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当西门子为探讨全球范围内潜在的丝绸之路项目而经营着其“一带一路”北京工作小组时，小一些的企业却只有抱怨招标制度不够透明、缺乏公正的份。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晏思（Jens Hildebrandt）时常批评，中小企业由于完全没有获取项目信息的渠道而难以参与其中。他要求，规划局应在网上清楚公布待承接的订单，并提供更多信息。 然而，历经之路极为坎坷。尽管透明度有希望得以提高，但迄今为止中国能在集体协议中规避固定的制度规则也并非巧合。相反，中国依赖双边协议。通过利用其经济及政治实力，这些协议通常都被附加上了严苛的条件。德国政府批评这种行为并希望欧洲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从最近中国和意大利签订合同一事看来，期盼的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遥遥无期。这使得中小企业越发狐疑不决——无论如何，机械制造商的积极评价在2019年四月下降至30%。 成功案例及行动建议 尽管有再多的猜忌怀疑，仍旧有个别不同的案例。例如，克诺尔集团在争取订单方面就略有收获。至少从该倡议中争取到了刹车产品的订单。该慕尼黑制动系统专家起初就是中国新一代铁路车辆制造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外还希望参与更多项目。 来自纽伦堡的基础设施服务商GAUFF GmbH & Co. Engineering KG同样也有丰富的中德合作经验。在一个作为海上新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大型项目中全权负责质量及实施监控。而设计和施工则由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中国道路桥梁公司（CRBC）把控。在非洲建立起的长期可靠、值得信任的形象以及与主要国家客户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赢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总而言之，可总结出四项对中小型公司的行为建议： 联手大型企业 尽管几乎只有华企能担任总承包商，但德国中小企业可以作为供应商、服务提供商或合作伙伴主要通过联盟形式共同参与项目。最佳渠道是联合中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作伙伴，但作为西门子等全球玩家的分包商同样也能得到很好的机会。 构架政治网络 恰恰是那些已经在中国活跃的企业更有必要参与进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并与地方决策者建立起关系网络。每个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常都掌握着项目信息，且大多时候也参与分配订单的任务。 寻求有的放矢 中小企业在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参与的项目中拥有更多的机会。亚投行由于其国际结构——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已加入这一由中国成立的银行——能够确保招标的透明性。此次合作倡议的项目虽然并不享受优先权，但其潜在目标是提供信贷。 缔结利益联盟 部分公司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BVDSI），以协调利益关系并更敏锐地捕捉招标信息。此外，还能对德国政策施压，使其密切关注新丝绸之路相关项目，从而为中小企业铺路，争取更多机会。   最后，大型发电厂、铁路路线或者机场所在之处很大几率都有德国参与。无论如何，德国经济有必要搭上”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之帆——毕竟，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众多企业最重要的销售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弗伦斯堡和罗森海姆之间的数据也同样反映出了增长趋势。运输速度的提升催生了新的价值链。公司无需额外经营工厂，而在德国就能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例如，保时捷最近通过货运列车每周两次将汽车从不来梅港运往中国大都市重庆，同样，戴姆勒也在试点项目中利用到了铁路。一艘货船需要五周时间，而通过铁路运输大约只需14天。 展望——为何向前看？ 众多德国城市地区由于新的物流中心将其紧密相连而从中获益——杜伊斯堡尤为受益匪浅。作为新丝绸之路的终端，鲁尔区大都市在中国的知名度远大于柏林。中欧间约30%的贸易都经杜伊斯堡中转后再继续运往西欧各国。对于这个深受结构变化影响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长机遇。自2011年第一辆火车开通起，在当地驻扎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翻倍至上百家。不久，在港口附近将成立一个由300多家企业构成的中德贸易中心，约可创造2000余工作岗位。 若蔚来电动汽车等华企现在在德国致力研发智能驱动系统，则有一丝古丝绸之路神话再现的感觉。毕竟，造纸术、印刷术或火药等重大技术曾今都是经由古丝绸之路从亚洲传播至了西方。

预防和控制措施 中国的“公共部门”颁布了大量永久生效的法律法规，以在国家、省份和地方各层面遏制病毒扩散，进一步采取预防措施，保护雇员，减轻雇主负担等。而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也需履行特殊义务，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确诊或疑似感染的员工，必须监测所有员工的健康状况（尤其需要关注体温），撰写健康报告，并将员工出行记录告知当局。雇主必须确保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消毒，并准备充足的防护及卫生用品。不遵守规定可能会被严厉处罚。 员工保护措施 规定的停工休假日期过去之后，受限于旅行限制或其他措施，部分员工无法返工，这是许多公司面临的挑战。于是有了用以保护员工和避免裁员的法规，这些法规的效力大于雇主权利和劳动合同。因此，雇主无权召回或辞退正在隔离的员工。同理，雇主也不能向未感染的员工承诺更稳定的工作。如若员工出行受限，则在技术允许和组织安排合理的情况下，雇主可要求在家办公。如果员工对此拒绝，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工作岗位，雇主则可根据相应的内部规定采取纪律措施，轻则口头警告，重则解雇等。若劳动合同在治疗、隔离或其它国家紧急措施执行期内到期，则合同期限将自动延长至治疗或国家措施结束。 工资及病假工资 在国家规定的停工休假时间内，员工获得了也一直有权获得劳动合同中承诺的报酬。若在这几天内有工作，员工则有权获得加倍报酬（休息日加班）。若雇主的业务在此之后仍处于停工状态，则这些停工日期也将被视为工作日，且雇主需要发放第一薪酬期间（通常是当月）的工资，而从第二个薪酬期开始则可以降薪：例如，若无其它规定（休假规定等），则只需向员工支付能维持当地生活的最低薪资。这也适用于由于政府措施而在第二个薪酬期内无法返工的员工。 重新恢复业务时，雇主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报酬支付按规定所完成的​​工作。若雇主由于新冠肺炎而遇到经济困难，则可以在咨询并与相关员工达成协议后对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必须接受隔离或相关治疗的确诊或疑似感染员工通常有权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而无需隔离但需定期接受治疗的员工则仅能得到相应的病假工资，除非劳动合同中另有约定。 可以免除合同双方履行劳动义务的不可抗力的中国法律法规不适用于劳动合同。因此，雇主不得因新冠疫情——（在更多前提下）在中国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而拒绝支付工资，也不得终止雇佣合同。 为雇主减压 为了减轻雇主的经济负担，相关法律规定为雇主进行了减压，尤其是在社会保险上。根据要求，中小型公司以及湖北的公司最长可免缴五个月的养老金、失业险和意外险。大公司可申请三个月的折扣以及最多六个月的延期缴款。而医疗保险则可申请最多五个月的半折折扣。地方一级基本上采取了上述国家措施，但有时会存在其它规定，例如，2020年二月份的社会保险缴款需要之后补交以及其它行业可继续延期交款。 结论 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劳动法的相关措施减轻疫情造成的后果。这是介于避免（大规模）裁员且保护工人和经济停滞之间的艰难举措。正如中国大多数的法律规定，各种概念非常含糊，不能精确定义，且可能因地而异。因此，公司在当前这一危机时刻应该比平时更加密切关注法律变动，遇到不清楚的地方立即寻求法律建议。